当今中国青年面对的资本主义困境和为未来的斗争

本文发布于IMT（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官方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作为青年人的我们，放眼望去，这个世界满目疮痍，充斥着动荡、苦难与不公。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感到巨大的紧张、压力和焦虑——痛苦。我们青年人不妨问问，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又要怎么办？

祖国病入膏肓

对于青年人而言，过去三年的新冠疫情对于中国而言像是一个双关语：它曾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危机，从此象征着中国资本主义逐渐病入膏肓。这场社会危机首先使得工人阶级和青年蒙受巨大的痛苦，正如我们先前报道的：

国家将它维持“清零政策”的徒劳努力强加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身上。【数亿人】每天的生活就是被不断的核酸检测所搅扰，那些不幸感染了病毒的人（或者他们的邻居）则会被送到环境极差的方舱中去。【无数人】失了业或是被迫休无薪假，食物的价格在隔离区域则飞速上涨。许多被要求呆在家里的人也无法正常获取生活必需品。

对于当代青年而言，疫情更暴露出中国资本主义过去隐藏甚好的那些最丑陋的方方面面。如此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招来的并非是国家政府耐心聆听民怨、科学地调整政策，而是用弥天大谎、警棍暴政来维持自己的政治脸面。

面对资本国家的独裁暴政，年轻人之间流行着一种逃亡主义的情绪，俗称“润学”。许多媒体发现，2022年，当局每每加强其武力来迫使无可奈何的群众服从清零政策时，群众中移民的情绪就受刺激不断高涨。例如，2022年4月上海封城期间，有关“移居加拿大条件”的搜索量激增冲到登峰，环比上涨了2846%，2022年4月3日官方宣布“严格坚持社会面清零不动摇”之后，当天移民的整体搜索指数上升440%，视频相关来源也暴增1455%。

年轻人所展现出更可贵的另一种反应便是反抗。未曾见证过危机的这一代青年人从政治的迷惑和冷漠中醒悟过来了，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国资本主义的残暴面孔，并与1989年以来过去数个世代人的犬儒主义断裂，积极参与了反抗独裁统治的社会运动。去年11月，全国至少21个省、207所高等院校的学生参与了抗议活动。得益于他们的抗争，工人阶级的动员以及新冠疫情当时的无药可救，中国政府终于决定放弃清零政策。但是当局对劳苦大众所造成的伤害和疫情所暴露出的阴暗面，将永远地刻在青年人的记忆中：在年轻人眼中，这个国家早已病入膏肓。

疫情过后，还有许多人和国家官僚一样，曾希望经济情况会有所好转。然而半年过后，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复苏，仍不断地沿着危机的轨道走向不归路。本文并不需要中国经济的最新走势做出长篇分析，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们先前的针对分析。此处，我们只需点出几点，就能大概刻画出这一危机情势的总体图景——制造业连续五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复苏乏力；房地产行业亏损巨大，危机加深；投资、出口保持疲软不堪，而消费逐渐收缩；国内GDP增长连年降速。正是在这一恶劣的经济背景下，年轻人的就业自然看不到希望。

就业希望散尽

今年三月，孔乙己作为中文文学中“穷困落魄的知识份子”的这一经典形象再一次被中文互联网挖掘出来，富有创意的网友们造出了“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这一用语。这一用语将孔乙己的长衫比作年轻人的学位证书，描述了高学历的中国年轻人是如何难以用学习的知识在萎缩的劳动力市场上谋得一份合乎技能水平的体面岗位，因而只能放弃知识份子的自尊和身段、以及对体面的白领工作的追求，为了生计不得不融入更低级的职位和行业。“孔乙己的长衫”也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可见这一观念是如何流传一时，充分表明出了当代中国青年人对就业当中遭到的剥削、压迫的广泛不满。

身为老板的鞭子，当局急匆匆地驱散、鞭挞着年轻人返回岗位，继续为老板发财而奋斗。3月16日，央视网发文，称“长衫……是心头枷锁”，要求年轻人不应将工作视为“三六九等”，应该懂得适时放下身段、敢于自力更生去奋斗。言下之意，即是青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跟中国就业市场所营造的这样恶劣的就业环境——工作强度极高、工作时间超长、工资水平低下、劳动法几乎不施行——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居然出在年轻人“娇生惯养”的态度，都怪他们不够努力。

那么，真的是中国青年人从小到大不够努力吗？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学生们期望着上大学就能找到好工作，为了难度极大的高考寒窗苦读十二年，与上千万人一同竞争，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如此努力的学生们进入社会后，却往往陷入了劳动投入与实际收入愈发难成正比的这种“内卷”的情况；近三年来，甚至连合适的工作到找不到。因此，他们借孔乙己的形象抱怨道，寒窗苦读十二年，如果还是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还要去放低姿态去“打螺丝”，那努力都是为了什么？因此，这种愤慨是不会被官媒的胡言乱语唬住的，青年人纷纷做出了他们的反击。

3月25日，一位贫困潦倒的网络歌手依照流行歌曲《阳光开朗大男孩》改词翻唱一曲《阳光开朗孔乙己》发布于哔哩哔哩网。视频对当局的虚伪和胡话作的讥讽，获得了数百万的观看量和巨量的点赞、收藏、转发，有力地展现了年轻人的愤慨。当局自然容不下这样的“意见领袖”，这位艺术家和他的作品随后一同遭到当局的全网封杀。

在央视网那篇文章的结尾，官僚的写手自我催眠道：“孔乙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代有志青年绝不会被困在长衫中。”而这句话的根据是什么呢？竟然是“经济正在复苏，就业形势正在逐渐改善，青年一代将会有更广阔的平台、更多样的机会和选择。”那么，官方缔造的这段“春天的故事”，到今年夏末已经破产。当今，中国不断向经济衰退滑落，青年失业率自然也水涨船高。根据官方统计，今年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以来逐月上涨，从1月的17%，逐渐涨到到7月的21%，即约每五位青年就有一位失业；这还是建立在官方极其草率、糊弄了事的统计方法（每周工作一小时即为“就业人口”）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实际的失业率远超这些数据。北京大学的一位经济学者将青年求职困难的非在校人口部分也加入统计，并根据公开的城镇居民失业率作辅助佐证，指出：早在三月份，青年中实际找不到工作的人已经高达46.5%。

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年轻人只能另求出路。报考公务员、研究生成为了一股愈发火热的潮流，数以百万计年轻人挤破了脑袋想要在政府机关、大学校园中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纵使这些考试的难度极大：2022年的国级单位的公务员考试，只在在200万左右的考生中录取了1%左右，而2021年的省级考试超500万人报考，录取率也仅为2%；研究生考试难度虽然稍小，但是随着报考人数不断暴增，2023年的录取率也将降至16%。每年考研、考公结束后，依然有数百万考生将继续失业。而同时，由于求职、工作竞争不顺，许多年轻人放弃了工作，甚至暂时回到了父母身边，成为了依靠家庭支持的全职儿女。然而，这种“全职”实质上是依然是慢性失业。

讽刺的是，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人找不到工作，许多公司由于整体经济下行而运营不善，仍在进行大规模裁员。科技业首当其冲。据端传媒报道，2022年三大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和腾讯净流失28000人；2023年第一季度互联网行业裁员达1万人。实业行业如汽车也难以免俗。五月份，福特在中国裁员超过1300人。甚至连金融业中也发生了大裁员，华尔街也在从中国市场退出。中国经济的轨迹再次表明，失业和市场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养家糊口没出路

即使是有幸找到工作，如果中国青年想要养家糊口、成家立业，获得一份体面的生活，那么噩梦依然没有结束。

纵使是公务员的职位、研究生的学位，也并不能保证年轻人能体面地养家糊口。近年来中国国家财政困难，许多地区的公务员工资、津贴锐减，而未来经济下行，还公务员的收入将继续降低。许多人读了研，但依然需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来维持生计。而读研对于许多人而言，不过是延迟失业的办法，许多人毕业后仍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一线城市，超过39%的求职者比应聘职位学历要求多出两年以上的教育，而在其他城市的比例接近70%。河南中烟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它表示其旗下的工厂有三分之一的新进员工有硕士学位。

其次，是我们先前的报道所谈及的，中国市场本身的问题：

形同虚设的劳动法与吃人的资本主义市场将榨干青年们的最后一丝剩余价值，而后视其为草芥弃之。以互联网行业为例：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企业会以各种形式迫使员工延长劳动时间，更别提迫在眉睫的裁员大潮了。就算被老板开除了，失业者也领不到任何的失业补助金，因为在官方的口径里“自由职业者”并不是“失业者”，失去工作的工人们只能被高昂的生活费用放尽最后一滴血。

高昂的生活费用到底有多高呢？一个检测的指标就是房价同收入比例。根据全球数据库Numbeo，2023年中国的房价同收入比例中位数是33.0，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家庭需要花33年才能用可用收入在中国买到一套90平米大的标准套房。这一点警醒着年轻人，从零开始买房是基本不可能的。许多人只能通过利率高额（中国的利率普遍为5-6%）的贷款买房。

房价如今天文数字，不论是成家还是立业，对于年轻人都是希望渺茫的。在中国，传统家庭的联姻通常要求一定量的资产——往往是房产——才能顺利进行。《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年》指出，2013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结婚率由千分之九点九不断下降，至千分之五点八，降幅40%。而房价同一系列其他的生活成本的飙升是重要推手。而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育儿养女是与稳定的家庭相关的，因此同期，自2016年以来，出生率也一同不断滑落。除开社会的其他发展，生活和育儿成本的攀升显然也严重打压了年轻人对生育的热情。去年，中国人口数十年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

资本主义的剥削使得青年人对成家立业、繁衍生息感到绝望，新生儿的减少有力地将中国推向人口结构老龄化——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定性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青年人（大多数是独生子女）需要承担更多压力来赡养家中的长辈，老年人口抚养比正在不断上升。

生活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使得居民负债率飞速增长。自2009年至2020年的十一年内，中国的居民杠杆率（即每个家庭的负债占其资产总额的比例）从20%提升到60%，上升速度属全世界前列——如果不是第一的话；横向对比，美国花了40年、日本花了24年才到达同一杠杆率。而纵向对比，中国向来是储蓄率较高的国家。

由于诸如此类的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债务成山，近年来青年人与工人阶级的收入吃紧，被迫转向能省就省（网传的“六大戒律”，戒烟戒酒戒外卖，戒婚戒娃戒恋爱）、崇尚共享商品使用的反向消费习惯。这一点在市场竞争中有充分表现。正如我们先前指出的：

7月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统计直观地反映出了居民的消费降级，只有食品、烟酒和药物等生活必需品呈增长趋势，其他绝大部分商品的消费都在下降，以往能正常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正变成需要精打细算的奢侈。

敏感、愤懑的激进一代

资本政府独裁暴政、经济下行繁荣不再、就业工作困难无比、生活成本持续上涨，这就是青年人正在进入的一个下沉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病入膏肓而疲惫不堪的国家。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他们将不像其他年龄层更有经验和准备，而将会是首当其冲。并且，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将更加敏感、更加刺激性地体会危机的苦难，这与他们的成长经历离不开关系。今年18-24岁的他们出生于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逐渐扎住脚跟的2000年左右，而童年则生长在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2010年代。繁荣年代的童年本该塑造的是一代青年人原本乐观的生活态度，然而中国资本主义在他们渐入世事时逐渐颓势俱现，又在2020年遭遇上了新冠疫情危机，使得整个世代幻想破灭、对资本主义陷入绝望。对心理状态的系统性研究可以用数据来证明年轻人的痛苦是多么广泛。2023年3月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著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发现，青年是中国成年人群中抑郁风险检出率最高的人群：18-2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高达24.1%，而稍微年长一些的25-3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也并不低，为12.3%。这些数据表明，超过3.6亿（占中国人口四分之一）的18-35岁的中国青年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压力，约四分之一者在医学上检出抑郁的风险。

不难看出，当今的中国社会不缺少滋生愤懑的土壤，而青年则既是这些愤懑的亲历者和代言人。疫情三年，青年从各种苦难中开始发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可怖面孔，便逐渐将不满的火从互联网，烧到了高等院校中，发起了许多试探性的斗争。离他们下定决心与中国资本主义的黑暗作坚决的斗争，缺的是引发他们愤怒的导火索性事件，正如去年11月的抗争所证明的。

随着经济衰退的前景愈渐逼近，中国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还将继续被暴露出来，阶级斗争也将因此愈演愈烈。青年中的一大部分必将转向清除中国资本主义的野蛮、追求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完成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不过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青年们必须要掌握社会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政治领导，并从工人阶级开始完成这场革命。不愿意屈服于资本主义统治的青年们，加入我们，一起为这个目标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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