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轮经济衰退将开启动荡和斗争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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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在美申请破产保护的消息传的沸沸扬扬，它所背负的2.4万亿债务约占中国GDP的2%，这一消息同时为房地产敲响了最后的丧钟。一系列暴雷、房地产衰退、失业率飙升和人民消费水平迅速下降，这些事实揭穿了官僚鼓吹的“经济强劲复苏”骗局。无论权力再怎么集中，中共官僚也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此一现实已经被越来越多工人和青年们领会到。

穷途末路的房地产

恒大集团作为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标杆，曾经的“万亿帝国”，其董事长许家印于2017年登顶中国首富。自2021年的首次暴雷，到2023年8月17日其在美申请破产保护，经过两年多的垂死挣扎到如今的奄奄一息，这段历程其实是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变化的缩影。

7月17日晚，恒大发布了公司业绩公告。公告显示，恒大2021年-2022年，两年净亏损合计8120.3亿元。截至2022年底，中国恒大负债总额约2.4万亿元，资产总值为1.8万亿元，资不抵债，其2.4万亿的负债约占中国GDP的2%。

根据市场规律，恒大的破产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但是官僚对于恒大的态度非常暧昧不清，准确的说，其采取的是鸵鸟战术，把头埋进沙子里拖时间。出于维稳考虑，中国既不会允许恒大立刻破产，留下千百处未交付的楼盘和项目；也不会拿国家信用冒险，用行政命令阻止债权人追讨或直接下场介入重组恒大。如今官僚已黔驴技穷，他们犹豫万分，恒大若是破产，保交楼交不出必然导致民怨四起。接手恒大的烂摊子则是一桩伤筋动骨的赔本买卖。

但恒大不是唯一的“倒霉蛋”。8月12日，碧桂园宣布旗下11只境内公司债券将停牌。并且碧桂园仍未能支付应该于8月7日支付的两笔美元债的票息。号称全国第一房企，且曾被政府和业界共同奉为“模范企业”的碧桂园已然命悬一线。

中国的一众房企都站在刀尖上，这是整个产业的衰退。地产泡沫破碎是资本主义社会可预见性的未来，而疫情加速和恶化了这一进程。

房地产投资几十年来一路高歌猛进，哪怕在疫情期间都维持了8%-10%的增长，2022年房地产投资却同比下降超10%。而2023年才过一半，投资同比已下降了8.5%。70家A股以及港股房企披露了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有超过六成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

中央对现状麻木不仁，只停留在“协商”、“建议”和“呼吁”，地方的反应则十分强烈。8月3日，郑州出台了“15条”，通过减税、取消限售、实行“认房不认贷”等政策，试图挽救当地房地产。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学习郑州经验，四川雅安市甚至违反了“禁跌令”，但是见效甚微。

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火车头，行业体量最大，对GDP增长直接贡献最高；产业链条最长、关联行业最多。抵押贷款超10万亿的上市银行的抵债资产中，房地产占比高达76.4%，金融资本屹立在其背后。房地产是官僚和资产阶级合流的最大管渠，财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规模增长至6.5万亿元，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例提升至66.5%。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房地产不可逆转的衰退代表着中国经济不可逆转的进入危机。

中植、影子银行和危机扩散的必然

今年七月底传出，中国最大民间资产管理企业中植集团（其管理将近一万亿元的资产，雇佣员工万余名）出现现金流问题，并聘请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KPMG）对其资产负债表进行审计。此消息立即引起广泛关注。不到几周后，中植系内的中融信托开始被爆兑付违约。几家曾购买中融信托发行的投资产品公司也相继公告“踩雷”，未得到应被给付的本金和投资收益。一小批抗议者甚至挺险前往中融公司要债。

中植危机的意义相当深远——中植是被誉为中国最大的“影子银行。”这是在中国经济体制内尤其突出的现象。即实业起家的某些企业在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开始通过融资和金融手法来赚取利润，实际上扮演着金融资本的角色。到一定时期，许多这些“影子银行”的金融交易比他们的本业还要赚钱。

这一切现象的成因和后果，诚如《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在恒大两年前暴雷时就解释道：

信贷允许资本扩张超出其自然极限，并暂时克服它的危机——但代价是，当这些债务必须偿还的时候，其则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发行的债务越多，它的效果就越差。现在需要大约 4 美元的债务才能使中国经济产生额外的 1 美元的增长，而在刺激计划之前，大约需要 1.4 美元。这是因为额外的债务主要被用于偿还现有的、不可持续的债务，而不是用于创造新的生产力。

中植虽然实际上自2021年起就开始出现问题，但如今期面临的危机之深，则显示了上文内“更大危机“的时代已经来临。中植暴雷可能波及的范围和造成的后果究竟有多广目前则因为影子银行的神秘本质而难以估算，但很可能出乎外界预料之外，也非常可能超出中共政府能负荷的极限。

“神秘”的失业率

在巨大资本相继暴雷的同时，中国工人阶级则同时顶着另一个社会矛盾。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内所解释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资本积累的伴随以及需要，大批的失业者将作为产业后备军。因此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必要因素。“货币中性”学派经济学家将5%定为所谓社会“最优失业率”，新自由主义学者喊着：如果超过5%社会将不稳定，但是若是比5%小，经济就完了！滞胀将卷土重来！

官僚捡到了这张狗皮膏药，当成无价之宝牢牢地贴在了额头上，痴呆地复读资产阶级的鬼话。不管何时，在政府网站上都能看见一个坚定的数字“5%”！并附带有无耻的坚称：“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5.5%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了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就业、追求共享发展的执政理念。”官方声称2023年上半年中国失业率只有5.3%。但是这个5.3%是怎么得来的呢？是通过将每周工作一小时作为就业标准得来的；是通过把农民工划为“灰色畜生”得来的；是通过将2亿“灵活就业”与“斜杠青年”计算在内得来的。如果不是通过如此有天赋的计算，官僚怎么能在大批应届毕业生失业；疫情三年10%以上的在职员工失业；16-40岁绝对失业人口比疫情前增加6.2%-7.5%的情况下还能得出那个神奇的5%来。耶稣行至以色列显圣，用五张面饼喂饱了五千个人。官僚坐镇中南海造假，用5%蒙骗着十四亿人。

7月的16-24岁青年失业率为21.4%，即每十个16-24年龄段的青年就有两个处于失业状态，实际失业率远超这个数字。面对7月毕业潮的冲击，8月干脆就暂停了数据公布，统计局声称遇上“技术困难。”他们不是遇上了技术困难，而是遇上了造假困难，青年就业难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劳动者对青年的失业率更敏感，有着直观的感受。青年失业率创造的太离谱会被群众一眼看穿，创造的贴近真实水平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全国失业率等其他数据失真。因此他们失去了粉饰太平的胆量，只好采取同样的“拖”字决，过一段儿时间发布的数字自然就相对“好看”和“真实”了。

官僚没有能力解决失业率的问题，归根究底，他们所捍卫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解决失业的。毫无疑问，随着资本主义危机下的经济衰退，未来的青年就业形式会更加严峻。

经济衰退和消费降级

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尽管官僚的叫喊声震耳欲聋，他们统计的数据却不情不愿地拆台了。

投资、出口和消费被称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和出口这两架马车的马已经气喘吁吁，精疲力竭了。

7月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增长为3.4%，增速自3月的5%迅速减缓；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高于50%代表产业扩张，低于50%代表收缩。）为49.3%，自4月以来一直低于50%。

据海关统计，7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8.3%。今年前7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3.4万亿美元，下降6.1%。美国和欧洲继续推进与中国经济脱钩，前7个月中美贸易下降了15.4%。萎缩的外贸对仍相当仰赖出口的经济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而消费这架马车的马无影无踪了，只剩下马车靠惯性慢慢往前滑。

解封以来，居民消费在今年前4个月经历了报复性增长，增速在4月时达到顶峰18.4%，之后立刻开始呈指数下降，7月消费增速只有2.5%。7月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统计直观地反映出了居民的消费降级，只有食品、烟酒和药物等生活必需品呈增长趋势，其他绝大部分商品的消费都在下降，以往能正常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正变成需要精打细算的奢侈。

这种恐怖的衰退和消费疲软把官僚们吓到了，他们马不停蹄地发布了《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二十条”），这篇雄文毫无新意，不切实际，充斥着无意义的大喊大叫。其中的一些政策在劳动者角度看来是不可理喻的，比如鼓励居民借贷加杠杆来扩张消费等。官僚没有选择给劳动者发补贴和消费券，只发了一纸空文。至于这篇空文能否刺激消费，时间马上会给我们答复。

资本中国荣景不再，革命才有未来

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衰退。区别于零八年危机，那时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居民和政府负债率低，工业处于快速扩张时期。当下的经济危机是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站稳脚跟后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的全面衰退，而官僚对此手足无措。不仅如此，近一期的一系列暴雷，更直接证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论据，即资本主义的矛盾可以透过国家强制介入（“党的伟大领导”）而被有效管控。这一次，中共介入不仅无法解决恒大危机，更无力防止新暴雷的发生。碧桂园和中植绝对会不是最后一例，影响更大的企业危机将接踵而至。

对于这些暴雷，中共当局大多避免了直接救助或是接手，而是动用一系列台前幕后的手段促使其他民企来为暴雷企业解套。这种缓兵之计不但不会解决问题，也不可能避免国家终将下场动用纳税人钱实施救助的命运。呼吁政府直接救助的声音正在兴起。然而，一旦树立了救助先例，日后更多深陷危机的企业都将坐等政府援助。中共目前进退两难，这也是全世界捍卫资本主义这一垂死体制的统治者们的共同境遇。

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经济危机是无药可治的顽疾，是最恐怖的象征，它向上下两边撕裂着社会，令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中共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对资产阶级和官僚们来说，“维稳”和“秩序”是他们的唯一目标。佳士罢工、河南银行暴雷、富士康罢工等事件用血淋淋的教训告诉了我们：警棍和枪炮下的稳定是千千万万无产阶级的苦难，森严井然的秩序下是千千万万无产阶级的血泪。

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表明，资产阶级无法控制他们的制度，也不了解它。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僵死的物质写照；是资本主义无力发展和利用其创造的生产力的历史证明。

在中国，这个危机的展现对整个社会前景有更具体的意义。中共身为一介“共产党”却能够主动拆解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果并重建资本主义，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对工人阶级撒下的弥天大谎，即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中国只会越来越富裕。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看似兑现了这一承诺。短短20年以后，已然到来的危机正向工人阶级展示：“稳定增长”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随之而来的就是来自社会底层的阶级意识和斗争同既有制度的冲撞。

社会中存在着让所有人能够体面生活的资源，物质基础已经足够充足，科学技术已经足够发达。只有工人阶级通过革命推翻中共和其背后的资本主义体制，建立民主的计划经济，以取代资本主义的混乱的和无政府的市场经济。才能够将中国和世界从资本主义的野蛮深渊中解放出来，并释放已经存在的生产力潜力，创造无阶级、无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

青年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危机中首当其冲，其中的一大部分将不可避免地开始寻求社会革命。要实现这份愿景，他们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组织成一个革命的干部组织，为更广阔的工人阶级提供理论和政治的革命领导。心怀激情和不平的青年们，正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先锋：

“当一个政纲或一个组织衰亡的时候，负担这政纲和组织的一代人也和它们一道衰亡了，革命运动要靠那些对过去不须负责的青年人来恢复活力了。国际特别关心于无产阶级青年一代。它的全部政策都力求唤起青年相信他们本身的力量和未来。只有青年人新鲜的热情和进取的精神，才能保障斗争的初步胜利；而只有这些胜利才能把老一代的最优秀份子送回革命的道路。过去如此，将来亦是。”（托洛茨基：《过渡纲领》，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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