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第四国际（中）
泰德·格兰特殖民革命 - 阿尔及利亚
第四国际领导们由于缺乏成功（主要是由于客观情况，部分原因是错误政策）而气馁，并将失败的责任置于劳工阶级的肩上。他们实际上说，劳工们因经济繁荣而变得腐败和美国化。他们的政策表明这是他们所相信的观点。因此，他们寻找新的法宝来更新和恢复国际和劳工阶级的命运。他们在殖民革命中找到了如此的“法宝。”
我们派系最近发表的文件解释了殖民革命的重要性及其内部的发展。这就足以说明所谓的第三世界的动荡源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无法在这些地方将生产力发展到最大可能程度的僵局。但鉴于世界情势，强大波拿巴工人国家的存在，以及帝国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这些地区的发展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定不移地把持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借鉴中国，南斯拉夫和古巴的经验，并与所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划清界限。
在阿尔及利亚，第四国际领导们几乎完全将自己臣服于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FLN）的旗帜下。尽管他们对此的立场优于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algérien，MNA）的法国兰伯特派（Lambertists）和英国希里派（Healyites）。MNA从一开始看似是从左翼反对FLN的组织变成法国帝国主义的代表。第四国际对FLN提供批判性支持是正确的，但是将当地支部的工作完全臣服于民族主义运动，只能意味着他们微弱的势力会溶解于解放战争浪潮之中。在充分支持从法国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的同时，阿尔及利亚托洛茨基主义者们有必要保持国际主义的主张。只有这样，民族解放斗争才能与法国劳工阶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同时创造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与社会主义法国联系的可能性。尽管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组织的背叛导致了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民族主义倾向，但我们并没有理由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主张。
应该很明显的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击败法国后，尽管这是一大进步，但是在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建立工人民主是不可能的。在当地几乎没有任何工业，人口被战争摧毁，没有强大的本国劳工阶级，一半人口失业，缺乏革命阶级政党的情况下，结果将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所有这些因素，如果没有法国和国际工人阶级的援助，就意味着除了移除帝国主义外，阿尔及利亚人民并没有其他的出路。
第四国际领导们幻想并散布阿国劳工可以在被法国遗弃的农业地区建立工人控制的错误分析，显示了他们对这个问题完全缺乏理论上的把握。工人控制本质上必须来自工业工人，而不是基于趁着法国经理们逃跑而执掌财产的半农业工人协会。这些顶多是被美化的原始合作社，而不是工人控制和工人管理的例子。就其本质而言，它们是临时性的机构，没有任何真正的未来。鉴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扩展到发达国家，它们注定只能是在社会发展中的昙花一现，表明了农业半无产阶级的本能企图。过去在许多国家发生大规模群众觉醒时，都出现过这样的运动。
1965年7月以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为首集团发动的政变震惊了第四国际领导们，尽管在阿尔及利亚，类似于这种事件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在驱逐帝国主义霸主的斗争取得成功的所有殖民地国家中，都发生了类似的过程。虽然已经获得了政治独立，但在经济上它们仍然依赖于工业化国家。这当然标志着殖民地人民的发展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尽管如此，民族独立仍然发生在一方面被帝国主义统治世界市场，另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波拿巴主义的力量主宰的世界内，这意味着在民族面临着巨大的新课题。本土资产阶级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非洲的前殖民地，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区以及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各式各样的军事政权开始掌权。这些政权的内部危机则迫使他们向无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波拿巴主义移动。
虽然第四国际领导们集中关切殖民革命作为解决第四国际问题的办法，但同时盲目的他们却无法理解这一过程的辩证。由于西方革命的滞后（包括美国和日本），殖民革命的整个发展呈现出扭曲的形式。马列主义势力由于先前勾勒出的历史因素而造成的薄弱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反过来意味着随着社会革命在殖民世界的成熟，各种形式的怪异畸变也从而发生。马克思主义领导层有责任承认这一进程，并在殖民世界中领导马克思主义的年轻和薄弱势力。第四国际书记处，尽管把持着托洛茨基从中共与中国国民党的经验中得到的分析，以及在南斯拉夫，中国，俄国和非洲国家的丰富经验，却未能得出必要的结论，在强大的殖民革命之前鞠躬。当然，我们应当参与而不是反对这些革命，但是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无差别地融合，屈服于中产阶级的乌托邦，就是要将无产阶级先锋臣服于民族主义的瘴气。
拉丁美洲 - 古巴
第四国际领导们对古巴革命的态度表明他们的做法完全缺乏马克思主义方法。国际书记处表示，古巴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范例。实际上，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军队是建立在参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纲领上，他旗下主要包括农业工人，农民和流氓无产阶级份子。卡斯特罗最初是以美国为模范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劳工阶级的参与是在古巴斗争进入最后阶段时进行的，当时卡斯特罗正在向哈瓦那进军。试图协助他的劳工们则发动了总罢工。哈瓦那旧政权的垮台意味着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政权旗下被全民憎恨的军队和警察的崩溃。权力则紧紧掌握在卡斯特罗的游击队手中。
古巴破坏资本主义和地主主义的制度的发展并不是出于有意识的，完善的计划。相反，正是美帝国主义的失误推动了卡斯特罗走上征收资本的道路。
由于美国资本家控制了90％的古巴经济，美国统治阶级在卡斯特罗只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时候对古巴施加了禁运封锁。控制古巴的垄断企业反对卡斯特罗为了获得改革资金而希望征收的税收。虽然这些税收仍然低于他们在美国境内支付的税率，但他们愤怒地反对卡斯特罗，并向华盛顿求援。
古巴政权以夺取了美国在古巴的资产来回敬美国施加的封锁。这意味着十分之九的农业和工业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古巴政权随后将剩余的十分之一国有化。他们遵行了南斯拉夫，中国和俄国的模式，并建立了这种形象的政权。古巴在任何时期都没有工人民主。政权的波拿巴主义体现在卡斯特罗的统治和在革命广场举办的会议中，群众能够对卡斯特罗只有唯命是从。古巴始终是一个一党制国家，没有苏维埃，也没有劳工对工业或国家政府的控制。
因此，古巴变得越来越官僚化。有鉴于革命的孤立和革命的发展方式，这是不可避免的。工人民兵已被解除武装，官僚 - 特别是高级官僚 - 与劳工阶级之间的分化正在稳步发展。独立和和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国家机器迅速肥大。在幕后，卡斯特罗试图与美国帝国主义就承认主权和经济援助协商。在下一个时期两方达成协议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将结束卡斯特罗对拉丁美洲各国的“革命呼吁。”在与世界各国和阶级的关系中，古巴领导们的思维将受到狭隘岛屿观点的束缚。
事实上，俄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每天提供古巴100万英镑的援助，没有这些支援，古巴政权就无法生存。苏联官僚不会为一个真正的工人民主政权提供一分一毛。正是因为古巴政权在其基本面上变得越来越像其他所有波拿巴工人国家的政权，苏联官僚才决定可以对古巴提供“兄弟援助。”
错误的理论起点只会导致一错再错。因此，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USFI）[3]完全无法了解古巴岛上发生的社会进程。他们拒绝正视古巴不可避免的极权主义退化和腐败的问题，并坚持他们对落后的农业古巴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反动幻想。显然，古巴只需要进行小规模的改革就可以成为模范的工人民主制度！他们没有解释一场政治革命才能带来劳工对工业和国家的控制，而是重申了工人民主可以以其他神秘的方式建立起来。对他们来说，我们只需要通过说服卡斯特罗批准工人民主的必要，就可以让劳工阶级获得对工业和国家的控制！
另一方面，他们以最晦涩的方式争辩说工人民主已经存在。不仅如此，古巴比1917年至1923年的俄国更加民主。实际上，如果卡斯特罗试图采取这样的行动，就会马上被官僚们移除。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背景的卡斯特罗，认为他所建立的政权是“社会主义。”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盲点，他就无法发挥他如今扮演的角色。但是，没有实际上受到官僚压力的“托派”宗派们，却自动屈从于斯大林主义的这种变体，自欺欺人。
直到今天，与过去25年来的经历一样，他们这种流派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也忘记了一切。在拉丁美洲，他们重复在阿尔及利亚犯下的错误，并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对中国，南斯拉夫和古巴的错误分析。现在，玻利维亚已成为改变世界局势的神奇法宝。他们与小资产阶级游击队合并，试图重复古巴的经验。他们企图遵循卡斯特罗这位“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位马克思主义的新弥赛亚的榜样。没有考虑到环境的变化，不同的条件，统治阶级的意识和帝国主义，他们支持格瓦拉的冒险行动，企图人为地向农民注入游击战。
格瓦拉的英雄气概不该让我们无视于他理论上的破产。在拉丁美洲国家内重复古巴卡斯特罗主义的政策实际上是反对国际劳工阶级的罪行。马克思主义文献充分解释了不同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他们来说，显然，这些理论都是不必参考的。马克思主义解释道，在殖民革命中是无产阶级实际发挥了主导作用。无产阶级劳工在生产过程中被迫互相合作。他们被迫结合起来保护自己免受剥削者的侵害。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力量。
但在无产阶级为了自己利益而组织起来之前，它也只是等着被剥削的原料。阶级意识是随着整个阶级的社会经验和为争取更好的环境抗争之中所发展起来的。即使达到阶级意识，他们也需要劳工阶级的党和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阶级不能发挥独立作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前马克思主义者在农民战争的基础上得以组织斗争，但由于这种斗争的阶级性质，其意识水平只能是相当有限的。在如南斯拉夫和中国由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民族和社会解放军得以推翻腐败的半封建政权，是基于我们上述的历史进程。这一点已经在我们发表的许多论文中解释过。
确实，列宁已经想象出部落社会的非洲直接走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但这只能在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帮助下进行。它不能基于自己的资源实现共产主义。任何殖民地国家都不存在独自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只有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退才能为世界落后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 这些自封“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教训颠倒过来。他们反而采用了俄国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4]的政策，无意识地调整了他们的思想，以妥协不同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对于巴枯宁来说，农民和流氓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社会上最具革命性的阶级。这一概念源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整个方法和理论。随之而来的还有透过个人行动来宣传的想法，即恐怖主义和“个人征收”[5]。
游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正是在这整个环境中，以及共产党和拉丁美洲的改良派完全失信于群众的前提下，农村游击战争，甚至更糟的是“城市游击队”的点子被发展出来。托洛茨基主义在当地的年轻弱势力量，在过去25年的曲折中迷失了方向，已被抛入这一混乱局面内。在拉丁美洲，他们本该教授据进步意识的知识分子，学生和劳工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拉丁美洲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运动，如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瓜地马拉和当地其他国家只能靠工农群众运动推进。绝望的勇武抗争和绑架，抢银行等手法只会导致年轻勇敢和真诚的革命力量消散于毫无成效的策略内。这些人不能单枪匹马同统治阶级旗下的军队和特务作战，而罔顾了真正能推翻寡头集团和腐败警察的群众斗争。
组织劳工阶级看起来较为困难，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但这也是在争取国家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唯一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手法，因为它将让革命健康的路线上发展。由于历史因素的多样性和阶级力量的特殊世界关系，理论上不能排除农民游击战可能成功，但透过那样的模式不会导致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在1917年达到的胜利，而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产生中国或南斯拉夫这样的政体。
在这些拉美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是完全有可能的。最近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总罢工证明了这一点。革命马克思主义趋势必须建立在这些观点之上，准备大规模起义作为城市运动的高潮。这可能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现今条件下，迅速将革命蔓延到整个拉丁美洲。
我们必须以1917年俄国的经验教导和发展无产阶级的干部，而不是遵循中国，古巴或南斯拉夫革命的相反例子。革命家们应该遵循马克思的理念以城市的无产阶级为革命主力，以农民战争为辅来实现革命。在这些国家内，革命家的主要任务是耐心地解释无产阶级在争取工人政权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主导作用。
这并不是城市游击主义，而是由劳工阶级的武力和组织的群众力量，作为对抗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主力。同理，必须要以有组织的劳工阶级反击来自军警独裁统治的攻势。一旦劳工阶级理解这种手法的必要性，他们将揭竿起义。在如此群众面前被派遣镇压的军队，由于其基层组成是农民，也不可避免产生内部分裂，其中一部分加入革命行列。农民军队可以通过土地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来赢得胜利，但这些当然也是劳工阶级阵营旗帜下的目标。
屈服于来自绝望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所有压力，就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使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以极其友善的方式同理想主义者辩论。不论他们无论多么真诚，他们的路线将会令自己和革命引向致命的死胡同。我们必须同无政府主义的方法和政策作出进行坚定的斗争。但这些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亵渎者远非这样做，而是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手的思想及其堕落的后代，而不是根据几个世纪的阶级斗争经验和民族解放运动坚持自己的路线。
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是支持分离于劳工阶级运动的农民战争，这点是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和工作应主要集中在城市劳工阶级之间。当然，在任何条件下，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斗争必须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
考虑到过去30年的经验，农民游击队的论点至少在表面上是成立的。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仅仅是推翻资本主义政权，而是要为全人类的社会主义未来铺路。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和地主主义的破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提高了全人类的水平。但恰恰是因为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无法胜任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它只能其成功夺政后的道路上遇到新的障碍。
有鉴于当今世界上的力量对比以及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危机，农民战争的胜利可能导致一种畸形的工人国家形式。它不能导致工农有意识控制地控制工业和农业，因为在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尚未形成。任何在这种特殊环境前提下造就的发展潜能都是因为可以发展世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已经在国际层面上成熟。社会主义必要的技术，产能和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存在。这也让不仅在殖民地区建立健康劳工阶级专政成为可能，也让反转在中国，南斯拉夫和古巴的堕落现象创造契机。但是，如果革命是以扭曲的形式进行的，或者遭遇俄国革命的经历，亦即起始于健康政权形式，但在落后和孤立的条件下，而造成国家政府和精英凌驾于工农大众之上的斯大林主义独裁统治-波拿巴主义。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以发动新的政治革命才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为代价。在中国，南斯拉夫，古巴和俄国，劳工阶级必须发动政治革命才能造就国家机器的逐渐式微和消亡。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世界革命问题息息相关。
在拉丁美洲，对着外来理论鞠躬并逐渐淡化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理念，意味着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这意味着放弃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困难条件下，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会迷失于来自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冷嘲热讽，并逐渐放弃了对于劳工阶级的信心。最重要的是，这样会放弃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所依据的世界革命视角。为了迎合小资产阶级行动而放弃国际主义就等于放弃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
拉丁美洲的劳工阶级，尤其是巴西，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墨西哥的劳工们，已经足以在革命中发挥主导作用。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必须集中在这个阶级之内。知识分子和学生们必须接受可以说服他们脱离中产阶级传统，理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僵局的政治教育。只有在与所有其他趋势斗争中，托洛茨基主义才能培训必要的干部，尤其是先进劳工干部，才能引领革命走向成功。
在此之前，必须首先对古巴官僚主义发展和卡斯特罗主义华丽过度行为进行坚定批判，作为拉丁美洲革命家意识形态重新武装的重要课堂。在捍卫古巴革命成就和强调其正面成果的同时，也必须点出其对先进工人和青年的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对抗拉丁美洲受卡斯特罗主义影响的幼稚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