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第四国际（下）
泰德·格兰特面对群众政党的工作方法和打入主义
在打入主义问题上，所谓的第四国际领导们的政策不再是基于政治原则，而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包袱。在英国，他们提出了战后应该打入工党，因为他们当时认为在一场经济崩盘即将到来的情况下，工党内部会产生一个强大的左翼！托洛茨基倡导革命家们应该以坚持政治原则的前提下赢得先进分子的支持，而第四国际领导们则完全相反。他们采取的政策是在没有坚实政治纲领的情况下试图赢得先进分子。他们淡化了他们的纲领，以便迎合左翼改良派的领导人物。
他们从来没有维持马克思主义的明确纲领。恰恰相反，他们迎合了没有群众支持的改良派政治人物。他们采用了所谓的“深入打入主义”（Deep Entrism）政策。在将客观和主观因素混淆在一起，并在没有考虑到群众意识的发展过程的情况下，他们向成员们解释他们有办法将一批左翼群众组织起来。如果组织群众成败纯粹是靠官僚伎俩，博弈和奥步的话，那么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就是正确的。
撇开不正确的政策，即使有正确的战略，政治和战术，群众意识的发展也不是任意的。它所遵循的自身规律，取决于在经验和事件发展的基础上发展意识的分子性过程。第四国际领导们为了屈服于大环境压力而将自己乔装成左翼改良派的尝试，虽然取得部分成功，但导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真的变成了左翼改良派。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是灾难性的，并为未来转向极左主义的方向埋下伏笔。毕竟，机会主义和极左主义皆源自于一方面无法坚持原则，而另一方面无法看清客观情势，并正确的在客观事件发展中注入主观因素。
当然，事态发展本身并不能解决组织成长的问题。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势力只有在基于理解客观过程并根据当下进步劳工意识的走向作出正确的组织面向，才有可能成长、茁壮。群众之间的左翼潮流首先将沿着左翼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路线上发展。革命势力可以在群众左翼的发展中发挥作用，但随着群众开始动员，意识模糊的左翼改良派或中派[6]终究会浮上台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在运动早期阶段成为领导，只有群众经过了经验的考验加上马克思主义批判才会导致既有的领导被马克思主义干部取代。
直到今天，第四国际的“领导们”还没有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常识。在英国，他们每年都不断宣布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这种说辞与1951年大选中工党领袖的机会主义宣传，声称丘吉尔胜选将带来世界大战互相呼应！因此，领导们的路线不但没有提高他们所接触的劳工们的政治理解程度，反而迷惑了后者。同样在1951年，他们大喊英国在12个月内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就是面临法西斯主义。任何读过“社会主义劳工联盟”（Socialist Labor League）[7]或者是其前会员发表的文宣的人，都可以看出他们从来没有读过托洛茨基或是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阶级势力动向的分析。
法西斯主义不是取决于统治阶级主观作出的各种决定，相反，它取决于中产阶级，劳工阶级和统治阶级本身的关系平衡。
不仅在英国，“领导们”从未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而且他们重复在其他地方采取相同策略，并不可避免的遭受失败，无法达成他们的目标。
这是因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期成长，并导在二十世纪内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国和英国等国得到重振，而斯大林主义法国和意大利等地得到复苏。在自身理论破产和客观迫使之下，第四国际书记处发展在世界各地普遍打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理论，以较强者为优先。这项策略在当下情势下是正确的。但不幸的是，如同在英国，他们在其他地方采取了机会主义策略。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内，他们屈服于斯大林主义，没有提出坚定的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即便环境困难，他们也该公开将党领导政策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政策进行对比。
客观情势和革命势力的弱小让打入主义成为必要，但领导们以纯粹的机会主义方式从事它。因此，在法国和意大利，他们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他们脱离共产党时的人数几乎与他们打入时的人数相同。一如既往，他们从迎合党领导的机会主义突然转向到极左的位置，断绝了通往社会基层的道路。在德国，英国，荷兰和比利时的社会民主党派内，他们屈服于左翼改良主义。在成果乏善可陈的情况下，第四国际领导们实际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宣布他们先前打入的政党不再是劳工群众政党，借此采取了完全极左政策。不幸的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仍然得到了劳工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几乎没有人听得到这些极左抱怨，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出走了。
以凯恩斯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
在二战刚结束时，第四国际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犯下了极左的幼稚错误。他们否认了战后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可能性，但是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政策不可避免的会为复兴资本主义奠定了政治前提。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无法重建，并告诉我们战后将会来一场资本主义崩盘，资本主义已经走投无路了！当我们引用列宁指出如果不将其推翻，资本主义总能找到出路时，他们嘲笑我们的论点。当他们的申论被事件证倒时，仍然道貌岸然地一一介“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力存在着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即是资本主义在战前时期达到的最高水平。这些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将不幸地发现，他们所谓的“上限”很快就会被世界经济的复苏打破。
他们宣称美帝国主义不可能向其竞争对手提供援助。他们讽刺性地笑着问：美国怎么能会支撑其对手？资本主义慈善家有可能支援他们的竞争对手吗？换句话说，他们对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俄国和美国之间的力量关系一点理解都没有。他们对这个时期的经济分析，与1930年代斯大林主义者们宣布资本主义进入“第三阶段”的拙劣理论水平相去不远。
新时期要祭拜新鬼神。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由于他们粗略的“理论”被证倒，他们随即做了一个新的翻筋斗。一方面他们不承认自己先前的分析是错误的，但承认资本主义显然发生了变化。他们暗地里相信，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已不再重要。但他们不敢公开宣布这一点，因为他们怕被谴责为修正主义者，但他们实际上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假设，即国家干预和赤字融资可以避免经济衰退。这一倾向可以从他们过去20年来发表的文献中看出。在他们于1965年世界大会上发表的文件“西欧资本主义的演变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中，他们明确指出：
“如果这种繁荣持续到1965年和1966年上半年，西欧很可能不会出现普遍的经济衰退。相反，如果美国在1965年或1966年初爆发经济衰退，这很可能与西欧的普遍衰退同时发生，这也会造成自二战结束以来所有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第一次同步化。然而，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也只会是经济衰退，而不是像1929年或1938年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这个情势的主要原因在国际上先前文件中充分检视过了：帝国主义必须以不断降低货币购买力为代价增加国家开支来缓冲危机。”（第3页，我们的重点，译者自译）
今天，就连最严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普遍否定这个立场。联合书记处没有解释经济上升的发展，相反，它迎合了来自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压力[8]。他们后来也随着这些主张被证伪为改变立场。他们完全被经济事件发展所惊讶，并因此迎合了社会民主主义，斯大林主义甚至资产阶级思想潮流，将一系列折衷谬论充当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关于战争的问题
在我们于二战后发表的论文中中，我们解释了由于革命浪潮的来临，世界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或即将发生针对苏联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欧洲的资产阶级只能通过向群众给予民主权利的让步来巩固自己，从而允许强大劳工阶级群众组织的存在和加强。因此，西方攻击苏联或中国革命的政治先决条件是不存在的。与此同时，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内，由于来自基层士兵的压力和国内民意也迫使英美军队复员。因此，从各方正规军实力看来，苏联在欧洲大陆上目前取得了戏剧性的优势。
苏方动员了200个师，而西方部队人数仅稍微高于这个规模的四分之一。一旦欧洲爆发正规战争，俄军可以以比希特勒扫荡法国更快的速度占领整个西欧。他们无论在坦克，飞机和枪支数量上都占绝大优势，西方军队可以动员的力量几天内就会被[华沙公约国军]扫出德国，几周内扫出法国。
在亚洲，中国是大陆上最巨大的军事力量。在这里，由于革命或半革命战争的力量，通过赢得农民拥护，中国军队也可以横扫亚洲。这导致了世界力量平衡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利于帝国主义。从列宁和托洛茨基学说中学不到一丁点东西的第四国际“领导们”，这些自命不凡的战略家，只能继续重复“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的陈词滥调。这个道理，任何一位读过列宁文章的12岁小学生都懂。但是这个公式并没有说明世界大战将如何，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爆发。作为战略和战术的指南，它对我们毫无帮助。特别是在现代，战争不仅是权力关系的问题，更牵涉到了阶级之间的关系。统治阶级只有成功以决定性和血腥的方式震慑劳工阶级后，才有可能推行世界大战。
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劳工的失败以及他们组织的破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路。自战后以来，劳工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帝国主义者也相应地保持警惕。
确实，自二战以来，每年都发生了反对殖民革命或是小国之间的局部战争。但是一战后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战争，直到1939的最后一次大屠杀后才停止。
所有其他因素之外，核武和其他可怕毁灭性武器的存在也极其重要。资本家不会无谓的发动战争，而是为了扩大他们的权力，收入和利润。战争的目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征服他们。于敌人同归于尽是没有收获的。核战争意味着的劳工阶级的毁灭，而这对资本家来说是杀鸡取卵的行为。当然，相互毁灭的战争也会带来统治阶级的灭亡。
因此，只有极权法西斯政权如此完全绝望和不平衡的社会才会走这条道路。而这又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资产阶级不会轻易将他们的命运交给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样的新兴独裁狂人。无论如何，在它们能够这样做之前，它需要劳工阶级遭受血腥挫败。
因此，以认为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为前提来看待世界局势的观点，不仅意味着对所有多重社会和军事力量关系缺乏了解，而且只会产生最悲观的纲领。幻想只有战争才能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就像心胸狭隘的德国斯大林主义者一样，以为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的掌权将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实际上，世界大战的爆发将意味着劳工阶级的决定性失败。核战浩劫更可能意味着国家和阶级的相互毁灭。充其量，少数幸存者可能成功地创造某种形式的奴隶国家，并再次开始物质生产力的必要发展。生产力和劳工阶级是建立社会主义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波萨达斯派只是将巴布洛，韩生，杰曼[曼德尔]，希里和其他人的观点发展到其自身逻辑的最极端而已[9]。
无论如何，他们无法看到帝国主义者自身利益之间仍然存在的矛盾。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理想的资本主义或美帝国主义的胜利并不感兴趣，而是优先顾及自己的既得利益。一场世界大战顶多意味着西欧遭受如被美军轰炸夷为平地的韩国和越南一般的毁灭。因此，这些帝国主义列强对发动一场在他们自己领土上毫无胜算的战争没有兴趣，甚至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战争只会让美国帝国主义得利。
而对美国人来说，新一场传统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可怕的前景。开启一场从法国加来市到中国上海，从印度加尔各答到俄国海參崴的战线将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核战也意味着美国本土也会首次被卷入战事，导致破坏他们的后勤基地：美国城市和工业力量。因此，第四国际领导们提出的“战争会带来革命”的说辞不仅是反动的，也是痴人说梦。他们流派的立场显示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与战争有关的真实社会因素，这是他们至今尚未理解的问题。在每次危机中，在苏联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每次冲突中，他们都喧嚷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实际上，越战和韩战以及战后以来的其他战争，都受到帝国主义与中国/俄国官僚机构之间的蓄意安排所局限和限制。在整个时期，帝国主义一直在抵抗殖民革命的扩散，并以军事、工业和策略性手法抑制苏联和苏联官僚的实力。
极左主义和学生主义
由于他们的所主张的“打入主义”版本所带来的成果乏善可陈，他们现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转向极左主义。他们没有从打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经验中诚实地汲取教训，而是现在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朝向极左政策前进。然而，他们设法将其与一定程度的机会主义相结合。他们的一个支持者写道，1964年在英国的威尔逊（Harold Wilson）政府揭示了一个“左翼社会民主政府”的出现。此人的观点得到了其英国支持者的热情拥护而不是否定。然而事件发展很快地让他们失望。同时，声称英国威尔逊政府与西德布兰特政府之间存在一些（实际上不存在的）根本区别。
折衷主义不可能走远。即使布兰特和威尔逊两人之间存在任何重要差异，个人之间的差异也不是重要的。在英国，第四国际领导们在工党内的机会主义政策，只不过是为日后同样毫无益处的极左冒险埋下伏笔。
在德国，他们拒绝与社会民主青年大众合作，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学生运动。这是一个战术问题，虽然错误，但仍然是战术性的。当然，他们应该对学生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但主要目的是教育学生们理解他们转向劳工运动的必要性。德国的劳工阶级和他们在英国的兄弟一样，必须经历社会民主政府的经历，才能理解改良主义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法西斯主义的经验以及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政策重挫了德国劳工阶级的意识，只有他们在目睹了改良主义政府受到检验后才有可能教授他们革命理念。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再一次的为学生之间的可造之材提供错误的教育，前者迎合了后者的偏见，而不是承担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必要工作。这也意味着学生而后必然将丧失斗志而退出。这些人倾向于责怪劳工阶级而不是承认他们自己的问题。在这方面，就像所有事情一样，这个流派只取得了最糟糕的成果。在德国，革命家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进一步接触社会民主劳工，尤其是社会民主派青年。但第四国际领导们过去的失误也防止了他们如此行事的可能。
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意大利，美国和世界各地，这个流派已经沉溺于所谓的学生主义之中。世界各地学生开始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裂当然是进步性的现象，而革命家当然要认识到这点并说服最有潜力的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最重要的是，应该向学生解释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症状，这也是全世界社会一般开始左倾的表征。在殖民地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波拿巴工人国家内，都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
学生运动是社会危机的晴雨表，但除非它在工会和劳工阶级运动中扎根，否则它注定是无效和无用的。除非学生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训练，否则运动将变得无用，并堕落为各种形式的乌托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学生可以为传播革命思想形成有用的酵母，但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理解学生自身的局限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他们才能发挥正面作用。
法国[1968年5月]的事件为革命运动中的所有趋势提供了一种新的，也许是决定性的考验。革命是所有革命家的试金石。在这个坩埚中，革命思想黄金将很快会其他庸俗元素和合金分离。在整个历史时期，第四国际领导们由于否认了西方革命的可能性，他们自然对法国的事件感到震惊。从对西方国家劳工阶级潜力的深刻悲观观点出发，他们转向了最不负责任的极左主义。他们完全没有理解，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期内，各国共产党将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也将他们注定他们走向宗派主义的深渊。他们居然对法国开始展开的革命过程爆发几周或几天后大声谴责，显示他们对革命缺乏基础常识。他们不理解革命势力微弱是影响事态发展的因素之一，也不理解接触共产党旗下群众的必要性。相反，为了迎合学生左翼中的各种疯狂想法，他们做出一系列极左姿态和行动。他们抵制选举和对学生选举的抵制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这完全成全了共产党领导们的计划，让他们仍然获得绝大多数劳工阶级的支持。
第四国际领导们完全没有想到，法国共产党作为当下戴高乐政党以外的唯一政治选择，将有办法一时从他们之前的挫败中复苏。到目前为止，第四国际“领导们”还没有为新一时期的“人民阵线主义”做好准备，而资产阶级将会利用人民阵线来瓦解劳工阶级新发动的攻势。然而，我们的趋势已经充分分析了法国革命的发展。由于此革命仍然处于其早期状态，我们不需在此重复我们的分析。只需补充的是，法国革命左派的所有趋势目前都在没落，因为他们未能分析和理解革命的变化潮流。他们不了解那些平静，甚至是反动的时期，将为群众的革命性动员和新一波革命攻势铺路。
事件表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任何共产党成为劳工阶级主要政党的其他国家内，只有共产党内部发生大规模分裂才能造就大规模另类革命政党的形成。在社会民主主导劳工力量的国家内，类似的考虑因素也适用。过去五到七十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了此一分析的正确性。
1965年第四国际世界大会内的主要讨论，包括对整个英国支部的驱逐，都收录在我们趋势提出的论文和关于我们被开除的声明中。这些证据显示领导们没有能力容忍他们队伍中真正诚实的马克思主义趋势。他们拒绝作出讨论，或是容忍他们旗下的马克思主义派系，表明这个组织内部的真实进程，以及它对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有机倾向。
锡兰（斯里兰卡）支部的历史为革命流派无法在各个时期汲取教训的后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教训。它是第四国际的唯一群众组织，是作为锡兰劳工阶级的群众党。但正因为如此，它成为所有堕落趋势所觊觎，受到任何群众组织都会受到的敌对阶级压力。所谓的第四国际国际领导在执行了25余年的错误路线后，完全没有能力控制锡兰支部的国会议员和支部领导。第四国际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微小的团体，而领导们只能用政治威信而不是组织权威来说服锡兰同志们。但是由于他们自己政治威信已经破产，他们毫无效用的组织制裁手段只会引来反感。
如此的手段造就了第四国际与斯里兰卡平等社会党（Lanka Sama Samaja Party）于1964年对当地联合政府采取机会主义立场时的立即分裂，这只会孤立革命分子并使他们成为无能为力的极左派。结果是增强了平等社会党机会主义领导的地位，而后导致进一步的分裂和没落。任何活动于平等社会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直接任务应该是面对劳工的群众组织，在当地情况下仍然是平等社会党。然而，政治威信只有通过多年以来能够证明其方法、分析和理念正确性的革命领导手法获得。第四国际领导们当然缺乏这点。他们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取代这个真正的威信，这只会导致一系列羞辱和衰弱的分裂。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
在1965年的联合书记处第四国际大会上，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理论，即资本主义和“强势”政府论。这是他们暨[1945]波拿巴主义国家将在西欧蔓延理论的延伸，断言资本主义不再允许民主权利的存在，因此只能在西欧建立独裁政权。他们恢复了这一在过去从未被正式抛弃的理论，并以“强势”政府的用词包装成新一版本。在法国，德国，英国，甚至全世界，资产阶级将用波拿巴政权取代民主。
这种分析没有考虑到劳工阶级组织的能力和力量，阶级之间力量的关系变化，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这些条件下，资产阶级不但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社会，整个社会反而倾向于左倾。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提高价格和收入管制政策的企图往往会破裂。除了希腊（由于特殊原因）以外，西方国家政府不但没有取得独裁权力，反而朝着相反方向发展。
我们在部分国家内目睹了群众激进化的发展，却在哪里都看不到资产阶级得以透过建立一个军警国家来强加其统治。被第四国际领导们寄予厚望的学生激进化运动，恰恰反映了与他们观点相反的发展。欧洲最近唯一的“强势”政府，亦即法国戴高乐政府迅速地被劳工阶级第一次的群众运动震撼。无论如何，戴高乐的波拿巴主义是迄今为止存在的最民主的波拿巴主义形式，这也不是意外。它的弱点表达了劳工阶级手中握有的巨大力量。
工业的发展反而意味着劳工阶级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统治阶级在采取决定性反动方向，必有要先与劳工阶级血腥地一决雌雄。但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以资产阶级的命运作为赌注。因此，资产阶级将极不情愿采取这条道路。放眼世界，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存在着如二战前，尤其是1930年代那样的强大法西斯组织。在经历过法西斯狂热分子之后，资产阶级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极其不情愿地将自己置于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之下。
另一方面，波拿巴主义形式的“强势”政府状态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是不能长期维持自己的。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目前的章程可能会是推动反动方法和法律，而不是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在资本主义日落西山下的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劳工阶级和革命运动会面对的不是“强势”政府，而是极其脆弱和瘫痪的国家机器。
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所谓的“议会外反对派”的整体策略是只不过是口头反对的表现。它们是中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标志，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学生和激进分子的任务通常是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的清醒思想来教育自己，然后更接近群众，而不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咆哮。第四国际书记处对这种言语激进化手法的投降，体现了他们对阶级斗争的辩证和阶级觉醒方法完全缺乏理解。革命家的任务是在同时保持理论上的坚持和战术的灵活性，以便更接近劳工阶级。不理解这一点的第四国际领导宗派的整个历史都是不光彩的。
我们现在回到了一个接近我们起点的位置，即与机会主义倾向斗争的小团体。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运动由于隔离于群众运动而萎缩。
一方面，我们在历史上是幸运的。如果第四国际领导们在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拥有10,000到50,000名成员的组织，而不是现在跟随他们的微小宗派，那他们的极左路线以及遵循相同路线的团体将会对群众运动造成巨大的伤害。这可能就像共产国际在1930年代的极左阶段政策一样，由于当时的政策和对群众组织的轻视导致他们自己孤立于劳工阶级之外。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是以这种方式准备的。如今，法国所有宗派的滑稽动作极大地促进了共产党领导层和改良主义者在劳工阶级之间重拾声望和权力。在其他国家，这些宗派们如果有足够实力，它们也只会促成将学生与劳工运动隔离开来的效果。
声称代表第四国际的集团的理论匮乏和基本政治错误可以追溯到战后时期。从托洛茨基学说学得不多的他们，无法将托派运动重新定位，为未来巨大事件做准备。如果他们当时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了诚实的自我批评，并对他们的错误和这些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彻底的分析，他们本可以建立坚定基础的运动。但是，他们通过重复他们认为是托洛茨基的食谱而烧伤了他们的手指，这些厨师们开始认为是这本“革命食谱”本身不足，并且毫不客气地将大师的教诲抛之门外。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纯粹在经验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基础上行事。
我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任务基本上与过去两代人的任务基本相同。这项任务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革命思想的辩护和延伸。各个宗派，尤其是那些挥舞着联合书记处旗帜的人们所经历腐化的原因在于我们时代的历史发展。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压力，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东方的斯大林主义的暂时巩固，以及殖民革命内的各式变态发展，正如上述解释的那样，是这些自称第四国际的宗派经历堕落的原因。
但解释不是借口。必要是有两面性的。在文初回顾的历史中，由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影响，第二和第三国际的堕落并不能证明领导人放弃马克思主义是正当的。历史发展并没有正当化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同样，所谓的第四国际领导人超过一整世代所犯下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罪行，是没有道理的。偶然犯错是一回事。即使是最具革命性和最有远见的趋势，也会犯错。但是，不断重复错误，在机会主义和极左主义之间不断的摇摆，不再是一个错误，而是一种倾向。这是我们分析过的历史。像他们面前的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一样倾向于拒绝分析其，纠正他们自己的错误。
这种倾向永远无法执行历史带给我们的任务。他们将继续无休止地分裂和互斗，并在与政治经验毫无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威严“。这种倾向永远不会继承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即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这些传统是我们继承的肥料，但领导们不但不把它用于栽培革命果实，反而把它荒废在光天化日之下任由其发臭。许多年轻人可能会成功摆脱这种有毒的环境，并协助建立新的国际组织。要有一个群众性的革命趋势组织，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方法和政策，也有必要让这个趋势与历史合流。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办到的。
然而，对于一个微小的革命趋势组织而言，在绝对必要保持基本思想的同时，在经验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和公开地扩大组织的规模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一点，那这个趋势作为一个革命力量将是死路一条。如果这个趋势组织无法从事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那么注定要继续宗派化，并引发运动的进一步失败和瓦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联合书记处错误的不断演替绝对没有任何借口。错误是严重的，但未能纠正错误是致命的。
为了保持理论的尖锐性作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前沿，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任何理论上的错误都进行了细致的纠正。像联合书记处那样的流派永远无法应对历史带来的任务。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有群众组织。马克思主义者拥有革命理论，在历史上他们将从少数质量转变为革命数量。既没有群众组织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会有未来。这种流派在历史上注定要失败。在事件发展的每个阶段，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以正确的方式行事。就各个基本问题而言，我们的文件可以出版、发表，作为过去25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托派势力在建立一个可行的国际组织过程中遭到的失败可以从以整时代的经验来理解。同时发生革命和反革命，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组织的存在下临着巨大的障碍，在创造大规模革命趋势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法国革命开辟的新时期开启了无产阶级发展的全新阶段。群众抗争行动将使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强大组织受到考验。在这些事件中，群众组织将挤出一个革命性或准革命性的侧翼，但它们注定要向左和向右发生一系列灾难性的分裂。在这段经历中，劳工们不仅要考验改良派和斯大林主义的群众组织，还要考验各种宗派主义和中派主义倾向：毛派，卡斯特罗主义者，格瓦拉派和其他因为台面上没有马克思主义趋势而激增的潮流。事件发展将政治上暴露出各种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不足和无效。在学生和更重要的劳工阶级之中，新一代人将寻求革命道路。
在事件发展的基础上，西方国家的大规模革命倾向，将在作为主流的斯大林主义或是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内形成。托洛茨基在战前时期自信地预见到的时期现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展开。我们为整整一代人所保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将在劳工阶级之中开始有听众。
在国内和国际上，我们趋势的思想可以在这个时代获得大众支持。我们建立这一运动的斗争将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我们的任务是在英国建立一个可行的趋势组织，这种趋势将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威信在全世界的先进分子中获得注意。我们不可能详细说明如何做到这一点，但凭借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可以成功地传播我们趋势的影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黑暗时期，马克思主义者被沦为极少数，但在事件的基础上，他们在1917年经历了俄国的胜利革命，并为建立群众革命政党铺路。从历史上看，由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影响，布尔什维克保持着革命思想的坚持。随着不利的历史潮流，这些理念被扫除了。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些理念将再次被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丰富经验所强化，赢得大众之间的听众。声称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其他宗派将也受到考验。他们将在事件的淬炼中沦为灰烬。
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将陷入僵局。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越发暴露了它在非资本主义国家内与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不相容性。资产阶级和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这种僵局反映在他们的理论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贫瘠之中。斯大林主义者在他们拥有权力的国家和他们所反对的国家中陷入战争国家集团的崩溃，表明斯大林主义已经破产。
另一方面，改良主义在改良派当政的国家以及他们作为在野党的国家内都表现其恶劣的影响。这些趋势对劳工运动的统治已经将其腐败影响扩大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弱小流派之内。对于认识到他们除了巨大革命道路之外没有其他出路的年轻人来说，托洛茨基主义理念将越来越有吸引力。 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虽然没有隶属于一个已经存在革命国际组织，却在方法，理念和以革命国际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他们一直是国际主义者。英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最重大的国际任务是建立一个具备国际主义原则和传统的强大革命趋势，这有助于在国际间建立可行的趋势组织，并为创建真正的第四国际做好准备[10]。
如何将革命国际组织起来？
列宁和托洛茨基曾多次指出，如果错误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就可能会变成一种趋势。本文的分析表示，25年来，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接二连三地犯错。从一个错误的政策走到其同样错的反面，然后再回到更高程度的错误。这是小资产阶级趋势彻头彻尾的标志。至于这个集团，至少在其最高领导层，这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有机本身。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已经被25年来所犯的错误所塑造，成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就连称这个趋势为“中派”都算是一种恭维。
作为具有群众运动性质的第二国际，其堕落可以由社会的压力及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历史来解释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领导者与基层成员的隔阂以及他们与群众基础的疏远。
第三国际诞生于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最激进的群众潮流，是一个国际性的、革命性的大众趋势组织。在（同时充满着革命和反革命）的革命时代，国际组织的腐化——撇开俄国政党的问题不说——我们已经在许多文献中解释这源自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官僚压力。在国际范围内，第三国际的堕落始于他们拒绝学习和分析事件的教训，不愿纠正斯大林主义领导的错误。在所有因素中，这一点十分重要。
托洛茨基主义作为史上最具革命性和最诚实的趋势，透过对此进程的分析展开了它的工作。从没有广大群众基础开始，我们只有通过对理论和事件的认真态度才能成为一种革命趋势。这是列宁文章中给我们的教训，托洛茨基的写作和活动在理论衰落和堕落时期，可能更是深化了这一教训。放弃这一宝贵遗产，且没有革命群众压力的纠正的联合书记处和其他类似的流派，都变得不负责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认真考虑，而是成为领导集团随意突发奇想的一部分借口。二十五年来的这一进程表明，这些人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无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有机改进。
记录他们季诺维也夫主义式的组织博弈是一件令人不快的苦差事。在此提及我们在1965年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委大会上被驱逐时发表的文件就足够了。列宁轻蔑地称第二国际为邮局而非国际组织。这个集团甚至连邮局的尊严也没有。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他们都完全破产了。
那么革命国际将如何建成？我们多次指出，在英国，运动只能建立在事件发展的基础上。这同样适用于建立国际组织的问题。
在许多文件中，我们解释了事件将如何给群众性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政党带来危机。东方和西方的事件发展将发挥其作用。但最重要的是，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发展将是决定性的。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和意大利目前的动荡只是一个开始。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日本和美国以及其他重要中心，阶级之间危机的轮廓现在已经显现出来。
在事件的锤炼下，先前支持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群众内发展出中派团体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趋势的大规模分裂将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内达成。俄国境内发生的事件可以改变整个国际形势。美国和其他西方工业国家也是如此。随着群众中派团体的出现，大量劳工正在摸索着革命的领导，这将成为群众热烈讨论或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利环境。我们必须尝试用托洛茨基的理念和方法在国际间接触这些人。
正是在这些组织内部发展的这些群众力量中，革命国际的群众力量才会到来。巨大的事件将使我们的理念和政策在这些阶层中更容易被接受，尤其是在劳工之间。与这些人联系将是我们未来工作的重要部分。
事件发展还将使其他声称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流派中的年轻和更聪明的份子对我们的想法产生兴趣。许多年轻人将在这些条件下加入我们。
这将类似于西班牙革命的重演，但是这是在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有机危机浮上台面的前提下发生。现在的劳工阶级更加强大，国际反动势力更弱小，因此为劳工的进击奠定了基础。在随后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失败和某种形式的反动，以及取得重要的收获和成功后，劳工阶级将会作出更大的飞跃，为创造群众中派潮流做好准备。
俄国革命是在九个多月内发展、造就的。这首先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力量。而西班牙革命发展了六到七年。由于革命党力量的弱小，一个漫长的革命时期很可能就像法国已经显示的那样发生。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参与，接触将要发展的群众中派政党内将寻求连贯革命思想，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革命分子。
正是这一点强调了我们继续和扩大国际工作的必要性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发展并扩大我们在其他国家内与其他团体或个人的联系人工作。我们的对其他流派的批评和对比应该会给我们赢得打下组织基础的可能。因此，这仍然是我们趋势在英国和国际间活动的重要部分。
然而，国际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英国建立一个可行的趋势组织。这就是为什么组织总部，出版物和专业人员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在英国，更是我们的国际工作中。联合书记处和其他人对我们的主要批判从来都不是对我们理论的批评，而是对我们工作的诋毁。 “他们算老几？”，“他们建造了什么？”，“他们无法建立一个趋势”;这是他们在年轻同志之间，特别是在幕后，诽谤我们的主调。在英国建立一个可行且强大的趋势组织，不仅可以实践中证明我们的理念的正确性，而且还可以证实我们的工作方法和组织方式的正确性。他们的诽谤会在实践中被驳斥。英国革命共产党的崩溃给英国和国际运动带来了打击，我们现在正处于修复过程中。
通过十月革命的成功，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国际上得以成长。这反过来又取决于俄国党的组织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思想和政策。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一个类似的过程，当然要把持分寸感处理事情，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并建立一个群众性趋势组织。
比起其他任何时期，工业发达国家的革命爆炸的必要前提已经更佳发达，至少在英国是这样的。在革命发展的基础上，劳工们会急切地抓住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其他国家爆发革命形势的情况下，我们在这里从事的活动也一样可以得到丰硕的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比以往更加有条件影响事件的发展，因为我们已经有会说各个欧洲主要语言的同志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角色将在即将到来的时期越来越重要。但这也关系着财务和资源的问题。我们对美国社会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SWP）虽然持有许多批评，但就算他们现在处在美国革命浪潮的初期，且只有在学生之间有基础，但据说他们光是在纽约就有60名全职人员！
要在国内和国际间从事的最基本工作，我们至少需要十几名专业人员。凭我们当下小小的成功来讲，我们政治趋势的真正历史可以说才刚起步；但一旦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自己的办公室和更多的专业人士，就真的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更加实际地发展我们的工作。有了这种等次的资源，我们就可以开始详尽分析其他流派的政策，以得以影响海外人士。我们不仅可以用英语，而且可以用其他语言，开始出版这些材料以及我们自己的分析和理论文件。我们可以开始认真地工作。因此，把将组成新国际的要素汇集在一起的任务，与建立我们自己的组织这一任务是息息相关的。
完笔于197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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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作者注：直到1947年，在笔者与当时第四国际书记处英国支部的一位领袖斯图尔特[山姆·戈登（Sam Gordon）]努力解释当时情势的变化时，他居然断然回应：“啊，是的，但现在只是1947年，距离托洛茨基的预测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被验证。”他和他在第四国际书记处的同僚们完全无视于战争和战后时期的所有事件发展。
1938年，工人国际联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成立于英国。这个组织成立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作为第四国际正式英国支部的）“战斗社（Militant Group）”基于一些组织问题而开除了一批同志。同年下旬，工人国际联盟拒绝（在第四国际领导指示下）参加不同托派团体无原则合并。这些团体有些从事打入主义，有些没有，而合并则是在故意模糊这两种策略的前提下进行。按照工人国际联盟当时的臆测，这样的合并将会带来组织的瘫痪和进一步的分裂。这是将三个组织合并为十个的公式。随后事件证实了这一点。帮助实现这种“团结”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坎农（James P Cannon）和领导人就此与领导工人国际联盟的同志们结下怨恨。
在[1944]英国革命共产党的创始会议上，（以希里为首的）第四国际领导的支持者们庄严地宣称，所有托派分子已经融合在一起，没有政治分歧了。因此，他们宣布他们的“国际主义派”派系正式解散。这个举动反而遭到了参与创党大会其他同志的讥笑，令这一派人的代表恼羞成怒地抗议。他们“宣布解散”的举动并没有阻止他们与美国支部和国际代表Phelan [Sherry Mangan]当晚在他下榻的酒店内秘会，以决定如何最好地踢走英国革共党既有的“反国际主义”且“必须被歼灭”的领导团队！
由于其他原因，包括工党，斯大林主义者和工会领导人对战争时期联合政府的支持，以前工人国际联盟为主要基础的英国革命共产党得以迅速地成长。它采取灵活的策略以及正确的方法和政策，成功地在该国所有主要工业区内获得小而可观规模的支持。英国革共党在其全盛时期是整个英国劳工阶级少数而重要的部分。它崩溃的原因不是本文的主题，但在日后将会发表的英国托派历史介绍中会加以分析。
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工人国际联盟没有出席第四国际于1938年创建大会，但我们有受邀派遣代表，只是由于财务原因而无法照办。然而，工人国际联盟仍然向创建大会发送一篇声明，而该声明却被坎农篡改，借此拒绝工人国际联盟申请成为第四国际同情组织。尽管工人国际联盟当时是正式在第四国际之外的组织，但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攻击过我们，反而由于我们发行他的小册子《西班牙的教训》和获得一部印刷机向我们寄了一封致贺信。
在组织问题上，第四国际始终被季诺维也夫主义的遗毒，亦即派系恶斗，幕后交易，“老大”政治等等劣质文化所困扰。尽管坎农是一位有才的劳工领袖，他和其他人却要为了造成这一局面而负责。这种手段的泛滥，总是因为领导的理论落后和，归根究底，他们错误的政策造成的。国内和国际领导层的任务是通过讨论和经验来说服基层同志。挥动组织纪律的大棒是没用的。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时代，即使他们在国际间拥有不可估量的政治权威，他们也总是努力讨论理论问题，并通过说服而不是强压他们的政策来赢得人们支持。托洛茨基总是强调需要一个干净的旗帜，但在他死后，季诺维也夫主义的手段已经悄悄进入了声称代表第四国际流派的政治文化内。然而，本文件并非旨在处理组织问题，而是阐明第四国际在过去三十年中脱离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本政治分歧。
英国革共党及其前身工人国际联盟提供了关于如何解决组织问题的范本。革共党以灵活的策略参与了劳工运动。在特定条件下，以自己的旗帜开展工作，但始终面对群众运动。关于革共党的完整历史及其成就还没被写成。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领导层甚至利用已经相当有限的资源追求集团政治，以确保整个国际接受他们的想法。因此，在很小的方面，传承了季诺维也夫主义的政策。
[2]作者注：在1965年的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世界大会上，我们组织的代表团挑战了国际领导提出的文件“中苏交恶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nd the Situ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中下列的申论：“在中国，为工人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和其政权，除非通过足够规模导致政治制度发生质变的的反官僚斗争，是无法获胜的“。（英文原文第8页，译者自译）
当时我们要求文章作者们澄清这是否意味着第四国际领导们认为政治革命是中国朝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先决条件。 代表国际书记处多数派（也就是弗朗克、曼德尔、巴布洛和他自己的）“多数派”迈坦（Livio Maitan），回答他们认为政治革命不是必要的，而美国的社会工人党则认为它是。因此，该文件的表述是一种“妥协。”
[3]编者注：美国社会工人党，以及英国希里派和法国兰伯特派，于1953年从第四国际书记处分离出来。1963年，美国社会工人党重新加入了第四国际书记处，后者更名为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USFI）。巴布洛自己在1964年从联合书记处分裂出来。
[4]译者注：在此，社会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指的是在十月革命成功前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等政党共同存在反对沙皇的政党，是为一个基于俄国农民群众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政党。在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发生左右分裂，其右翼忠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而其左翼则一同与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并联合组阁苏维埃政府，直到俄国内战前夕其中一部分加入布尔什维克，而另一部分则加入白军反动势力。
[5]译者注：“个人征收（Individual Expropriation）”泛指以个人从事偷窃或抢劫的方式获取统治阶级的财富，而不是动员整个劳工阶级以群众性方式夺取生产资料。
[6]译者注：“中派”或是“中派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中指的不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中间派系，而是在左翼改良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潮流。
[7]译者注：社会主义劳工联盟（Socialist Labor League）是以希里为首的英国宗派在放弃“深入打入”工党路线后成立的极左组织。
[8]作者注：对此问题更全面的解释，请参阅“经济崩盘会再次出现吗？(Will There Be A Slump?，格兰特著）。”
[9]译者注：波萨达斯（J Posadas）是为阿根廷托派领袖之一，而后出走。以其声称世界核子大战将是不可避免的申论著名。
[10]译者注：在此，格兰特将革命家当下的目标解释称“建立真正的第四国际“，是因为由托洛茨基创建的第四国际在达成革命群众组织的高度前就已经没落，也因此一个群众性的第四国际仍然有待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