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列夫·托洛茨基（中）
艾伦·伍兹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社会主义国际各党派领导人决定支持“他们的”资产阶级，这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最大的一次背叛。它的到来如同晴天霹雳，深刻地震撼了社会主义国际的队伍，使其迷失了方向。第二国际领导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立场，标志着第二国际事实上的崩溃。从1914年8月起，战争问题成了各国社会主义者注意力的焦点。
在这个时候，极少有人能够成功地保持自己的方向。俄国的列宁、德国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爱尔兰的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和苏格兰的约翰·麦克兰（John Maclane），这些人都是例外。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明确的反对战争的革命立场，正如他在《战争与国际》一书中所表述的那样。在1915年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所有反对战争的社会主义者都聚集在了一起，托洛茨基被安排负责起草《宣言》。尽管与会代表们之间存在分歧，但《宣言》还是得到了全票通过。
在巴黎，托洛茨基出版了一份捍卫革命国际主义原则的俄文杂志《我们的话》（Nashe Slovo）。他们只有少数几个合作者，更没有钱，但他们却以巨大的牺牲，成功地实现了这份杂志的每日出版，这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成就，是俄国运动中的其他任何倾向，包括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都无法比拟的。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在审查员的监视下，《我们的话》如履薄冰地存在着，直到法国当局在俄国政府地压力下关停了这份杂志。当俄国舰队在土伦发生兵变时，部分水兵被发现持有托洛茨基的文章，法国当局便以此为借口将托洛茨基于1916年底驱逐出境。托洛茨基在西班牙短暂地待了一段时间，被关在西班牙的监狱里，之后又被驱逐到了纽约，在那里他与布哈林（Bukharin）和其他俄国革命者合作，出版了报纸《新世界》（Novy Mir）。当第一篇关于彼得格勒起义的混乱报道传来时，他还在为这份报纸工作着。第二次俄国革命开始了。
1917年的列宁和托洛茨基
革命政治是一门科学。研究过去的革命，是我们为未来做准备的一种方法。理论不是可有可无的额外内容，而是行动的必要指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托洛茨基辩护称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比在西欧更早实现时，没有人把他当回事。直到1917年10月，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才体现出了其优越性。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正在瑞士，而托洛茨基在纽约。尽管他们距离革命和彼此很远，但他们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托洛茨基在《新世界》里的文章和列宁的《远方来信》在有关革命的基础问题上其实是完全相同的：在对待农民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在临时政府的问题上，以及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
尽管斯大林主义者企图通过描述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隔阂，以此来篡改真实情况，但事实是不言而喻的：在革命本身的决定性时刻，“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完全是一回事。对于列宁来说，和对于托洛茨基一样，1917年是决定性的转折点，它使过去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一切论战都不再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1917年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它们。在对俄国共产党的最后叮嘱（即著名的《列宁遗嘱》，被斯大林主义者隐藏了几十年之久）中，列宁警告说，托洛茨基非布尔什维克的过去不应该成为对他不利的因素。这是列宁对1917年以前托洛茨基及其与布尔什维克党之间关系的遗言。
除列宁外，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没有弄清形势，而是被事态搞晕了。在革命形势下，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层，总是会受到阶级敌人、资产阶级“舆论”，乃至工人群众的偏见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这是一个历史定律。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抗这些压力。没有人提出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指出这是推动革命的唯一途径。他们所有人都放弃了阶级观念，采取了庸俗的民主立场。斯大林赞成“批判地”支持临时政府，以及与孟什维克融合。加米涅夫、里科夫（Rykov）、莫洛托夫（Molotov）等人也持有同样的立场。
只有当列宁赶到俄国，围绕着他在《真理报》上署名发表的《四月提纲》进行了一场内部斗争之后，布尔什维克党才改变了其立场。没有人准备好了能认同这个立场。事情的真相是，他们还没有理解列宁的方法，而是痴迷于1905年的口号。托洛茨基的“罪行”在于，他早在事情展开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切。1917年，不断革命论被事实本身证明是正确的。
从这一刻起，没有什么还能把托洛茨基和列宁在政治上分开了。过去的一切分歧都不复存在了。1917年5月，当托洛茨基回到彼得格勒时，列宁和季诺维耶夫参加了由区联派（Mezhrayontsy，区际委员会）组织的欢迎仪式。在这次会议上，托洛茨基宣布，他不再支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统一。只有那些与社会爱国主义决裂的人，才应该在此时团结在新国际的旗帜下。事实上，从托洛茨基到达的那一刻起，他就在言行上与布尔什维克保持着一致。布尔什维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Raskolnikov）在评论这一点时，回顾说：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当时还不是我们党的正式成员，但事实上，从他从美国来的那一天起，他就不断地在党内工作着。无论怎样，在他在苏维埃发表了第一次讲话后，我们都立刻把他视作了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无产阶级革命》，1923年，第71页）
关于过去的争论，这位作家说道：“战前时期的旧分歧的回声已经了然无存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战术路线之间不存在任何分歧。这种融合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可以看到，而在托洛茨基返回俄国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彻底绝对地完成了。从他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开始，所有我们这些老列宁主义者都觉得他就是我们自己人。”（出处同上，第150页）
如果说托洛茨基没有立即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并不是出于任何政治上的分歧（他曾在与列宁及其同事的讨论中宣布愿意立即加入），而是因为托洛茨基希望拉拢区联派（“区际小组”）的组织，该组织由大约4000名彼得格勒工人和许多著名的左派人物组成，例如乌里茨基（Uritsky）、约夫（Joffe）、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Ryazanov）、沃洛达尔斯基（Volodarsky）等等，他们后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他在对杜威委员会的证词中所解释的那样：
“我在和布尔什维克党一起工作。在彼得格勒有一个团体，它在纲领上和布尔什维克党一样，但在组织上是独立的。我征求了列宁的意见，是让我立即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好，还是让我加入这个有着三四千名革命成员的优秀工人组织好。”（《列夫·托洛茨基案》，第21页）
6月初，在仍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主导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爱·哈·卡尔（E.H. Carr）在谈到托洛茨基和区联派时指出：“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是‘联合社会民主党人’的十位代表之一，他们在整三周的代表大会期间，坚定地支持布尔什维克。”（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一卷，第89页）
为了加快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步伐，面对着部分领导层的反对，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写下了如下声明：“在我看来，目前[即七月]区联派和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原则上和战术上都不存在分歧。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让这些组织分别独立存在。”（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
1917年5月，甚至在托洛茨基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列宁就提议让他担任《真理报》的主编，并顺便回顾了《俄罗斯报》（托洛茨基于1905年接手的报纸，后被改造为《开端报》）的一流质量。这一事实公布于1923年的《红色纪事》（Krasnaya Letopis）第三卷第14期上。尽管这个建议没有被《真理报》编委会采纳，但它准确表明了列宁此时对托洛茨基的态度。他非常急切地希望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加入布尔什维克，以至于他愿意为他们提供党内的领导职位，并且不对他们提出任何条件。
当“区联派”于布尔什维克党融合后，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身份被追溯到了最初加入“区联派”的时候，这也就是公开承认两个团体之间并没有过什么重大区别。俄国革命后出版的对列宁著作的一项注释写道：“在战争问题上，区联派采取了国际主义的立场，而在战术上也接近布尔什维克。”（《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448页）
七月流血事件后，主动权一度落到了反动势力手里。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当党被迫转移到地下时，党列宁和季诺维耶夫被迫离开俄国前往芬兰时，当加米涅夫被捕入狱时，当布尔什维克被无耻地污蔑为“德国特务”时，托洛茨基公开为他们辩护，并声明自己的立场与他们一致。在这个困难而危险的时刻，托洛茨基给临时政府写了一封信，而因其对1917年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关系作出了重要说明，这封信值得全文引用。这封信写于1917年7月23日：
“部长公民们：
“我得到通知，因涉嫌7月16-17日（旧历）事件，你们签发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几位同志的命令，但却没有逮捕我的命令。因此，我认为必须提请你们注意以下事实：
（1）我与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持有同样的原则立场，我在《前进》（Vpered）杂志上、在我的所有公开演讲中都阐述了这个立场。
（2）我对7月16-17日事件的态度，与上述同志的态度是一致的。
a）关于机枪团和其他团队提议的发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志和我都是在7月16日局里[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初次得知的。而且我们为了阻止士兵出动，也立即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在这个意义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与布尔什维克有所联络，而我也与我本人所隶属的“内联”组织[即区联派]的同志进行了联系。
b）在示威游行还是举行了的情况下，我与这几位布尔什维克一样，频频在塔夫利达宫前讲话，表达自己完全支持示威者的基本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同时也坚持呼吁示威者以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式返回各自的部队和军营。
c）7月16-17日深夜，在于塔夫利达宫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和行政区组织的会议上，我支持加米涅夫同志的建议，即应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在7月17日再次举行示威游行。然而，在前往各区的鼓动者通知团队和工厂已经决定发动，在消除政府危机前没有任何阻止群众的可能性后，会议的全体参加者才一致决定全力以赴地把示威活动引到和平示威的轨道上，请求群众不要手持武器上街。
d）在我在塔夫利达宫度过的7月17日一整天中，我和在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对示威者讲话，敦促他们走上这条道路。
（3）我之所以没有参加《真理报》工作，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组织，不是因为政治分歧，而是因为我们党过去的一些条件限制，而这在今天已经不再重要了。
（4）有报纸试图说我与布尔什维克‘无关’，这和说我请求当局保护我免遭‘群众的私刑’，以及那家报社的数百个其他虚伪传言一样，都纯属虚构。
“上述一切清楚地表明，你们所签发的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命令，没有任何理由能把我排除在外。在你们心中毫无疑问，我与上述同志一样，是你们绝不肯妥协的政敌。你们不逮捕我，只会凸显你们在攻击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背后掩饰着的反革命的专横。”（《不断革命的年代》，第98-9页，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
在这整个时期，托洛茨基曾在几十个场合表示赞成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于是，他又一次被关进了监狱。
托洛茨基与十月革命
本文远远不够我们完整公道地记述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期间的作用。今天，他的作用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但我们可以说的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主观因素（即领导层）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是决定论的，但不是宿命论的。就旧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和恐怖分子都是“唯意志论者”和空想主义者。他们想象着整个历史都取决于个人、“伟人”和英雄的意志，独立于客观形势和历史规律。普列汉诺夫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无情的斗争。
话虽如此，有时在社会历史上，当革命所需的一切客观因素都已经发展起来了的时候，主观因素，即领导层，便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在这些时刻，整个历史进程都取决于一小部分人，甚至是某一个人的活动。恩格斯解释说，有的历史时期二十年如一日，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无论多少活动都无法改变其情况。但他也指出，还有一些时期，使得二十年的历史可以浓缩成几周甚至是几天。如果没有一个拥有革命领导的革命党能够利用形势，那么这个时机可能就会被错过，而下一个时机可能就需要十年或二十年后才会出现。
在1917年2月至10月这短短的九个月里，阶级、党和领导问题的重要性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布尔什维克党是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政党。然而，尽管它有着充足的经验和积累起来的领导力量，但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彼得格勒的领导人却动摇了，陷入了危机之中。说到底，革命的命运还是落到了两个人的肩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如果没有他们，十月革命就不可能发生。
乍一看这句话，似乎与马克思主义对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理解相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在随后的形势下，如果没有党，列宁和托洛茨基就会完全无能为力。建立并完善党这个工具，在工人阶级中获得权威，在群众中、工厂里、军营里和工人阶级地区都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些事花了二十年的工夫。一个孤立的人，无论他多么伟大，都不可能取代这个工具的地位，而这个工具也永远不是能被即兴创造而成的。
工人阶级需要一个党来改变社会。如果没有革命政党能够有意识地领导阶级的革命能量，那么这种能量就会被浪费掉，就像如果没有能够利用其能量的机器的话，蒸汽也会被浪费掉一样。另一方面，每个党派都有其保守的一面。事实上，革命者有时可能是最保守的人。这种保守主义作为多年来例行公事的结果，是绝对必要的，但也会导致某些习惯和传统，而如果领导层不对其加以克服的话，就会在革命形势下造成刹车一般的影响。在决定性的时刻，当形势要求党的方向发生急剧变化，从例行公事转向夺取权力时，旧的习惯就会与新形势的需求相冲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层的作用便至关重要了。
一个政党，作为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斗争的机关，可以与军队相提并论。因此，党也有它的将军、中尉、下士和士兵。在革命中，就像在战争中一样，时机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无疑也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但代价会是什么呢？革命不可能登上几年的时间来让党改正错误，而动摇和拖延的代价就是失败。这一点在1923年的德国得到了清晰的说明。
要理解托洛茨基在1917年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只要读一读当时的任何一份报纸，或者读一读当代的任何回忆录或历史，不论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就足够了。比如下面这段话，写于布尔什维克上台后仅仅十二个月：
“所有与组织起义相关的实际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可以肯定地说，党需要首要地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因为他让守军迅速地走到了苏维埃这一边，并有效地组织起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上面这段话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写的。后来，这位斯大林又会写道：“托洛茨基同志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十月的起义中，都没有发挥什么特殊的作用，而且作为一个在十月还对我们党比较陌生的人，他也不可能发挥什么特殊作用。”（《斯大林全集》，莫斯科，1953年版）
再到后来，不仅托洛茨基，列宁的所有总参谋都被指控为了希特勒的特工，一心想要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在十月革命后七十四年的那次事件中，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言的那样，是斯大林的继承人对苏联和革命的所有成果进行了清算。
事实上，即使是斯大林早期的评价，也不够说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之大。因为在九月至十月的关键时期，列宁大部分时间还在躲藏之中，所以为起义做好政治和组织准备的重担就主要落到了托洛茨基的肩上。大多数列宁以前的追随者——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斯大林——不是反对夺取政权，就是至少立场模糊摇摆不定。就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而言，他们对十月起义的反对甚至到了在非党报刊上公布起义计划的地步。哪怕是最粗略地读一读列宁与中央委员会之间的通信，我们就足够看出他要想克服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阻力，需要做出怎样的斗争。他一度甚至威胁说要辞职，并越过中央委员会向党内的各层级发出呼吁。在这场斗争中，托洛茨基和区联派坚决支持列宁的革命路线。
关于俄国革命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约翰·里德（John Reed）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列宁在其导言中，称这本书是“最真实、最生动的展示”，建议将其重印“几百万册，并翻译成所有语言”。然而，在斯大林的统治下，约翰·里德的书从苏维埃和外国共产党的出版物中消失了。其原因并不难看出。瞧一眼目录页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共提到列宁63次，托洛茨基53次，加米涅夫8次，季诺维耶夫7次，而布哈林和斯大林则只有2次。这或多或少地准确反映了事情的真实情况。
党内斗争一直持续到了十月及以后。调解者的主要论点是布尔什维克绝不能单独夺取政权，而是必须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结成联盟。但这个政策就相当于把权力还给资产阶级，就像1918年11月以后在德国发生的那样。约翰·里德描述了这种激烈的争论，其中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复地发生冲突：
“代表大会将在一点钟开始，会议厅里早已坐满了人，但直到七点还没有看到主席团的影子……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开会。整整一个下午，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在为了反对妥协而斗争。相当一部分布尔什维克赞成让步，直到要建立起一个全社会主义的联合政府。‘我们坚持不住的！’他们喊道，‘对我们不利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没有人手。我们会被孤立，而整个事情就会垮掉。’加米涅夫、里亚扎诺夫等人也这样说。
“但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像岩石一样坚定。‘让那些妥协者接受我们的方案，然后他们就可以进来了！我们一寸也不会让步的。如果有的同志没有勇气和意志敢于做我们敢做的事，就让他们和其余的懦夫、妥协者们一起离开吧！在工人和士兵的支持下，我们将继续前进。’”（《震撼世界的十天》，第168-9页）
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就是这么团结，而他们在人民心目中也是完全等同的，以至于布尔什维克党经常被称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党。在1917年11月14日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列宁谈到了党的领导层中调和主义倾向的危险性，这种倾向即使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构成了威胁。在11月14日，即胜利起义后11天，中央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诺金）为抗议党的政策而辞职，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建立起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否则，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政治恐怖的手段，维持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声明的最后，他们以“全体苏维埃政党的政府万岁！”的口号为基础，呼吁工人们“立即和解”。
队伍中的这场危机似乎有可能摧毁十月取得的全部成果。为了应对危险的局面，列宁主张驱逐主要的不法分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发表了结尾如下的演讲：“不要妥协！要一个同质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列宁演讲的原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于联合，我没法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托洛茨基早就说过，联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明白了这一点，而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
列宁去世后，执政集团，即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始了系统性的篡改运动，旨在贬低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作用，并抬高他们自己的地位。为此，他们不得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传说，在托洛茨基和列宁及“列宁主义者”（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立场之间打上隔离的楔子。平庸的历史学家们从积累起来的旧论战的垃圾堆里钻来钻去，而那些垃圾早已被参加论战的人们遗忘了：遗忘，是因为当时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已经被十月的经验解决了，因此除了抽象的历史意义之外，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但是，篡改者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障碍之一便是十月革命本身。这个障碍是通过逐步从历史书上删去托洛茨基的名字，通过重写历史，最终通过彻底压制一切，甚至是最无害的对托洛茨基作用的提及，来最终得以被移除的。
托洛茨基与红军
革命之前，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军事战术都不甚了解。在革命形势极度危险的时候托洛茨基被要求控制军事事务。旧的沙皇军队已经崩溃了，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而代之。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已经遭到了21支帝国主义干涉军的入侵。这个苏维埃国家一度沦为了旧莫斯科大公国（即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周边地区）的领土。然而局势得到了扭转，这个工人国家得以生存了下来。这一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在创建红军方面不屈不挠的工作。
1918年9月，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当苏维埃的力量达到最低谷时，政府通过了一项特别法令，宣布社会主义祖国正处于危险之中。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托洛茨基被派往决定性的东部战线，而那里的军事形势正是灾难性的。辛比尔斯克和喀山已经先后落入了白军手中。托洛茨基的装甲列车最远只能开到喀山郊区的辛比尔斯克。敌军在人数和组织上都占有优势。一些白军连队完全由军官组成，事实也证明他们远胜于训练不足、纪律涣散的红军。恐慌在部队中蔓延，他们正在胜利的反革命面前混乱地撤退。“就连土地也好像被恐慌所感染了，”托洛茨基后来在自传中这样回忆道。“新生的红军支队以旺盛的情绪到达，但立即就被撤退的惯性所吞没了。当地农民中开始流传着苏维埃注定要失败的言论。牧师和商人们抬起了头。村庄里的革命分子都躲了起来。一切都在崩溃，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东西。形势看起来毫无希望。”
这就是托洛茨基及其反叛者们到达时的情况。然而一周后，托洛茨基就从喀山凯旋，取得了革命中第一次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在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次演讲中，他这样描述前线的情况，以呼吁志愿者参加红军：
“此时画面仍能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喀山前最悲壮、最惨烈的一个夜晚，稚嫩的新鲜力量在恐慌中撤退。那是在八月，在前半个月里，我们遭受到了挫折。一支共产党人的队伍到来了：他们有五十多人，我想应该是五十六个人。其中有些人在那天之前从未拿过步枪。有四十多岁的男人，但大部分都是十八、十九、二十岁的孩子。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个面容光滑的十八岁的彼得格勒共产党员，在晚上出现在总部，手中拿着步枪，告诉我们一个团如何抛弃了自己的营地，而他们如何已经占据了其位置，然后他说：‘我们是公社社员。’在这五十人的分队中，回来的有十二个人，但是，同志们，他们创建了一支军队，就是这些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们，他们以五六十人的分队前往废弃的阵地，而回来的只有十二个人。他们和大多数工人阶级的英雄一样，无名地牺牲了。我们的问题和职责，就是努力在工人阶级的记忆中重新树立起他们的名字。许多人在那里牺牲了，他们的名字已经不为人所知，但他们为我们造就了红军，那支保卫苏维埃俄国、保卫工人阶级的战果的军队，那个堡垒，那个我们苏维埃俄国现在所代表的国际革命的堡垒。从那时起，同志们，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在东部战线的处境获得了极大的改善，而那里的危险是最大的，因为有捷克斯洛伐克人和白军从辛比尔斯克和喀山前进，一边向下诺夫哥罗德进发，一边又向沃洛格达、雅罗斯拉夫尔和阿尔汉格尔行进，与英法远征军会合，以此来威胁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力量被引向了东部战线，而这些力量取得了良好的战果。”（《列夫·托洛茨基论说集》，第126页）
在喀山、辛比尔斯克、赫瓦伦斯克和伏尔加地区的其他城市解放后，托洛茨基被赋予了在这片辽阔国土上协调和指挥多条战线战事的任务。他精力充沛地重新组织了革命的武装力量，甚至撰写了红军誓词，每个士兵在其中都宣誓效忠于世界革命。但他最了不起的成就是取得了大量旧沙皇军队士官的合作。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找到必要的军事干部来为不同战线上不止十五支军队来提供人手。当然，其中有些人被证明是叛徒。还有些人则是不情愿地或出于常规地服役。但是，出乎意料地，相当多的人被说服到了革命一边，并忠诚地为革命服务。有些人，比如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一个军事天才——成为了坚定的共产党人。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斯大林谋杀了。
就连列宁都对托洛茨基在这些旧军官上的成功程度感到意外。当列宁在内战期间询问托洛茨基，是不是最好把受政委控制的旧沙皇军官换成其他共产主义者时，托洛茨基回答道：
“可你知道我们现在军队里有多少那样的人吗？”
“不知道。”
“大概的数字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不少于三万。”
“什么？”
“不少于三万人。每有一个叛徒，就有一百个可靠的人；每有一个逃兵，就有两三个为国捐躯的人。我们怎么把他们全部换掉？”
几天后，列宁就建设社会主义联邦的问题发表讲话。他是这样说的：“当托洛茨基同志最近告诉我，在我们的军事部门里，军官的人数有数万人时，我就具体地理解了什么是合理利用敌人的秘诀……理解了怎样利用被汇集起来与我们对立的资本，建设共产主义。”（《我的生平》，第464-5页）
托洛茨基的成就甚至得到了革命的敌人的认可，包括德国军官和外交官。马克思·鲍尔（Max Bauer）称赞托洛茨基是“一个天生的军事组织者和领导者”，并补充道：“他如何在严酷的战斗中白手起家地建立起一支新军，然后组织并训练他的军队，这绝对是拿破仑式的。”霍夫曼将军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使是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人们也会惊讶于新招募的红军竟然能在白军将领的军队依然强大的时候，将它们的兵力粉碎并完全消灭。”（引自爱·哈·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第三卷，第326页）
尽管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Dimitri Volkogonov）对布尔什维主义抱有敌意，但他还是不得不对托洛茨基在内战中的作用表示敬意：“他无处不在，”沃尔科戈诺夫写道，“他的列车从一条战线开到另一条战线；他努力为部队争取物资，而且他亲自参与调动前线军委的行为也带来了积极的成果。此外，军队首长们还将他看作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人’，看作是主要的政治和国家官员，一个具有极大个人威严的人。因此，他在战略领域起到的作用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托洛茨基——永恒的革命者》，第140页）
关于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和内战中的作用，让我们把最后的发言权交给卢那察尔斯基，即日后成为苏维埃第一任教育和文化委员的老布尔什维克：“如果认为俄国革命第二伟大的领袖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他的同僚[即列宁]，”他写道，“这是错误的：例如，在某些方面，托洛茨基无可争议地超过了他——他更聪明、更清晰、更积极。列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适合担任人民委员会上的主席，用他的天才领导世界革命，但他永远也无法应付托洛茨基肩负的重大使命，那种从一处到另一处的闪电般的行动，那些惊天动地的演说，那些临场命令的号角，也无法像他那样一瞬不停地对孱弱的军队加以刺激，这一刻在这里，而下一刻又到了那里。在这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取代托洛茨基。”
“每当一场真正伟大的革命发生时，一个伟大的民族总会找到合适的人来扮演其中每一个角色，而我们革命之所以伟大的标志之一，就是共产党从自己的队伍中产生了，或者从其他党派那里借来了足够的杰出人物，并把他们纳入了自己的组织当中，而每个人都无可替代地能够胜任各自所需担任的政治角色。
“而强中之强的，完全与自己的角色融为一体的两个人，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阿·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剪影》，第6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