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列夫·托洛茨基（下）
托洛茨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是第一次——如果排除掉巴黎公社的短暂经历的话——被压迫的群众开始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自己承担起重建社会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与历史上所有其他革命都完全不同，因为主观因素第一次成了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对此的解释，可以从不同的生产关系中找到。在资本主义下，市场的力量以不受控制的方式运作，没有任何计划或国家干预。社会主义革命结束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社会的这一部分加以控制和计划。于是，在革命之后，主观因素，即阶级的良知，同样也是决定性的因素。用恩格斯的话说，社会主义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但是，群众的意识不是脱离物质生活条件、脱离文化水平、脱离工作日……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当孟什维克抗议十月革命，认为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时，他们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客观条件在世界范围内确实存在。
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国际主义不是一个感性的问题。列宁上百次重复说，俄国革命要么蔓延到其他国家，要么就会被粉碎掉。事实上，俄国革命后，许多国家（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法国……）都出现了革命浪潮和革命前的形势，但由于没有革命群众党的存在，他们被打败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被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背叛了。由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背叛，俄国革命被孤立在了一个落后的国家，那里群众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仅仅在一年内，就有600万人死于饥饿。当内战结束时，工人阶级已经筋疲力尽了。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所反应。所取得的成果并不符合群众的期望。重要的一批相对觉醒、相对激进的工人在内战中牺牲了。其他人则忙于管理工业和国家的事务，逐渐脱离了阶级的其余成员。在群众日渐疲惫、灰心、迷茫的氛围中，国家机器渐渐地开始将自己抬升到了工人阶级之上。工人阶级的每一步倒退，都进一步鼓励了官僚和野心家们。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个满足于自身地位、不赞成世界革命的“乌托邦”思想的官僚阶层。这些分子热衷于1923年首次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解释说，思想不会从天而降。如果一种思想被提出并且得到了群众的支持，那么这种思想必然会反映阶级或社会阶层的利益。现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试图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一场关于理论问题的“辩论”，其中由于不明原因，斯大林赢了，而托洛茨基输了。然而，历史的决定因素不是思想之间的斗争，而是阶级利益和物质力量之间的斗争。斯大林的胜利并不是因为他在思想上的优势（事实上，在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斯大林在理论问题上是最平庸的），而是因为他所捍卫的思想体现了正在形成的新官僚主义阶层的利益和特权，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所捍卫的则是十月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而面对着官僚、小资产阶级、富农……所发起的进攻，工人阶级正在被迫退缩。
斯大林的思想和行动也不是事先制定和计划好的。在早期阶段，他并不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事实上，如果他在1923年就知道了自己所领导的进程会把他带向何方，他很可能根本就不会走上这样的进程。列宁意识到了危险，并试图对官僚主义的危险发出警告。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向党提出了对国家机器官僚化的尖锐控诉：
“如果我们想想莫斯科，”他说，“以及那里的4700名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如果我们再想想那个庞大无比的官僚主义机器，我们不得不产生疑问：是谁在指挥谁？我非常怀疑能否如实地说，是共产党员在指挥那一坨东西。说实话，他们不是在指挥，而是在被指挥着。”（《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88页，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
为了开展从国家和党的机构中清除官僚和野心家的工作，列宁发起成立了工农检察院（RABKRIN），由斯大林负责。列宁认为需要一个强大的组织者来确保这项工作得以彻底实行；斯大林作为党的组织者，其履历看起来似乎使他有资格出任此职。在短短几年内，斯大林在党内担任过许多组织性的职务：工农检察院的负责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组织局以及秘书处的成员。但他狭隘的组织观念和个人野心使得斯大林在很短的时间内，占据此职位时不是作为官僚主义的敌人，而是成了党内领导层官僚主义的首席代言人。
早在1920年，托洛茨基就批评了工农检察院的工作，因为它从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工具，反而变成了官僚主义的温床。起初，列宁反对托洛茨基，为工农检察院辩护。他的病情使他无法意识到国家和党内在他背后所发生的事情。斯大林的地位使他能够挑选人员出任国家和党内的领导职位，并利用这个职权悄悄地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群盟友和唯命是从的跟班，这群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人感激他的提拔。在他的手中，工农检察院成了他树立自己的地位、消灭政治对手的工具。
直到列宁发现斯大林处理与格鲁吉亚关系的真相时，他才意识到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在列宁和政治局不知情的情况下，斯大林和他的爪牙——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y）和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一起在格鲁吉亚发动了一场政变。格鲁吉亚布尔什维主义最优秀的干部被肃清，党的领导人拒绝与列宁接触，而列宁却被斯大林灌输了一连串的谎言。当他终于知道真相时，列宁大发雷霆。1922年底，他在病床上向速记员口述了一系列便条，关于“臭名昭著的自治化问题，似乎也就是被官方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
列宁的便条是对斯大林及其集团的官僚主义和沙文主义傲慢的严厉控诉。但列宁并没有把这一事件当作偶然现象，而是当作苏联官僚机构腐朽的、反动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列宁关于国家机器的话值得我们完整引用。
“有人说，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机器。这种确信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它不是来自同样的俄国机器，也就是我再日记的前面一节里所指出的那样，是我们从沙皇主义那里接管来，并稍稍施以苏联润滑油的机器吗？
“毫无疑问，应该推迟这项举措，直到能保证我们的机器是我们自己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拍着良心承认事实与此相反；我们称这个国家机器是我们的，但实际上它对我们来说仍然相当陌生；它是个资产阶级和沙皇主义的烫手山芋，而在过去五年中，由于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军事行动和与饥荒作斗争，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摆脱它的。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据以为自己辩护的‘脱离联盟的自由’不过是一张废纸，无法保护非俄国人免受那个真正的俄国人，那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的攻击，他在实质上是一个流氓、暴君，正如典型的俄国官僚那样。毫无疑问，苏维埃和苏维埃化的工人中的极小部分将会被淹没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乌合之众中，就像牛奶中的苍蝇一样。”（《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605页，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
格鲁吉亚事件之后，列宁倾其所有，全力以赴，争取解除斯大林在1922年斯维尔德洛夫死后所担任的党总书记职务。然而，列宁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担心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领导层的公开分裂可能会导致党按阶级的划分产生分裂。于是，他试图把斗争限制在领导层以内，没有公开相关笔记和其他材料。列宁秘密地写信给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全心全意”地承担起他们反对斯大林的事业。由于他无法亲自追究此事，列宁便写信给托洛茨基，要求他承担起在中央委员会里对格鲁吉亚人的保障。在他病情末期，为了抗击官僚化进程，他甚至要求托洛茨基与他组成一个集团，以在党的二十一大上与斯大林作斗争。但列宁还没来得及实施他的计划就去世了。他在《致大会的一封信》中称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最能干的成员，并要求罢免斯大林的党总书记职务，但这封信遭到了领导集团的压制，几十年都没有被发表。
“一国社会主义”
即使有列宁的参与，这个过程也不可能发展出不同的结果。其原因不在于个人，而在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迟迟没有到来，造成了一个落后挨饿的国家在客观上出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列宁逝世后，最初由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和斯大林组成的领导团体（“三驾马车”）对列宁的建议置若罔闻，转而开始了反对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而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列宁和十月革命思想的否定。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反映了崛起的特权官员的压力，这些人在革命中表现出色，希望结束那个充满着风暴、紧张和工人民主的时期。小资产阶级对十月的反映，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中，尤其是在“一国社会主义”这个反列宁主义的理论中，得到了相应体现。
如果有成功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紧随着这样的革命而来，那么俄国身为一个落后国家这件事也就不会成为问题。那正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目标。国际主义不是什么感性的姿态，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国际特征之中。用托洛茨基的话说：“社会主义就是组织起有计划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生产，以满足人类的需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它的法律前提。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能抽象地脱离生产力的问题，而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生产力在本质上就是世界性的。”（《俄国革命史》，第1237页）十月革命被认为是世界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开始。
“一国社会主义”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斯大林在1924年秋天阐述而生，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所宣扬的一切都背道而驰。怎么可能在仅仅一个国家建立全国的社会主义呢，更何况还是像俄国这样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直到1924年前，这样的想法从来没有进入过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脑袋，包括斯大林。1924年4月，斯大林还能在他《列宁主义的基础》一书中写道：“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足够了——我们自己的革命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为了社会主义最终的胜利，为了组织起社会主义生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此，我们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者的努力。”然而，在几个月内，这些话就被收回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相反的思想。“在巩固了自己的力量、领导了觉醒的农民之后，胜利国的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列宁主义的基础》，第39页。北京，1975年）
这样的阐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写过的一切都背道而驰，在列宁在世的时候会是不可想象的。这表明了官僚主义对十月的背离已经严重到了何种地步。这在统治集团三人中间产生了危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对事态的这一转折感到震惊，他们与斯大林决裂，并与托洛茨基结成了联盟，成立了联合左翼反对派。1926年，在反对派的一次会议上，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痛心疾首地评论道：“如果弗拉基米尔在这里，他会被关进监狱的。”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群众的情绪，他们同情反对派，但由于长年的战争和革命，已经被消耗得精疲力竭了。
新的统治阶层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革命的孤立是斯大林和官僚主义崛起的主要原因，但这同时也导致了国际革命新的失败：保加利亚和德国（1923年）；英国总罢工的失败（1926年）；中国（1927年）；以及最可怕的一次失败，即德国（1933年）。国际革命的每一次失败，都加深了工人阶级的灰心丧气，并进一步鼓励了官僚主义者和野心家。1927年中国的可怕失败可以直接归咎于斯大林和布哈林，而在此之后，对反对派的驱逐就开始了。甚至在此前，反对派的支持者就受到了系统性的迫害，他们被从岗位上解雇，被排斥，有时甚至被逼自杀。
斯大林主义者的恶行完全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传统。这些恶行包括利用流氓来驱散会议、在官方媒体上散布恶毒的谎言和诽谤、迫害托洛茨基的朋友和支持者，使得许多出色的布尔什维克因此去世，例如格拉兹曼（因勒索而被逼自尽）和著名的苏联外交官约夫，后者被剥夺了必要的医疗途径，最终自杀。在党的会议上，斯大林政治机器组织起了一群类法西斯暴徒，对反对派发言人实施系统性的流氓行为，以此恐吓他们。法国共产主义报纸《反潮流报》在20年代报道了斯大林主义者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党内讨论”的方式：
“俄国党内的官僚们在全国各地都组建了吹哨团伙。每当属于反对派的党内工作人员要发言时，他们就就在大厅周围部署下名副其实的一圈手持警哨的人。反对派发言人一开口，哨声就响起来了。这样的噪音会一直持续到反对派发言人把发言权让给另一个人为止。”（《俄国的真实情况》，第14页脚注）
鉴于革命在可怕的落后条件下处于孤立状态，而且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已然筋疲力尽，斯大林官僚主义的胜利是必然的。这并不是斯大林的聪明才智或远见卓识的结果。恰恰相反，斯大林什么也没有预见，什么也没有理解，而只是凭经验行事，正如他不断的朝令夕改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斯大林和他的盟友布哈林把路线拐向了右边，企图以“强农”（即富农）为其基础。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坚持不懈地对这种政策的危险性发出警告。他们主张采取工业化、五年计划和以身作则进行集体化的政策。在1927年4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对这一提议表示了鄙视。他甚至把反对派的电气化计划（第聂伯河计划）比作是“给农民提供留声机而不提供牛”。
反对派的警告被证明是正确的。富农的危险在一场粮食罢工和大破坏中体现了出来，其威胁有可能推翻苏维埃政权，让资本主义反革命成为了当时的风气。在慌乱的反应中，斯大林被迫与布哈林决裂，开始了极左的冒险。在轻蔑地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利用五年计划来发展苏联经济的提议后，他突然在1927年来了个180度空翻，开始鼓吹疯狂的“在四年内完成五年计划”，以及通过强制集体化来“清算富农阶级”。这一突然的转变迷惑了许多反对派，让他们以为斯大林采纳了反对派的政策。但斯大林的政策只是对反对派政策的拙劣仿效。它排除了任何回归列宁主义苏维埃民主常规的可能性，导致了官僚集团统治阶级地位的巩固。
从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开始，一个又一个的前反对派成员向斯大林投降，希望以此被接纳回党内。这只是一个幻象。他们对自己信仰的放弃只是为新的要求和新的投降铺平了道路，最后以莫斯科审判的屈辱而告终。在那里，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和其他老布尔什维克承认自己犯下了最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即使这样的举动也没能拯救他们。在用污秽蒙住头之后，他们走向了自己在斯大林刽子手之下的死亡。
托洛茨基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尽管他并不幻想自己能赢得这场斗争，因为他在那样的势力对比中处于绝对劣势。但他是在为了给新一代留下一面旗帜、一个纲领和一个传统而斗争。正如他在自传中解释的那样：
“反对派的领导集团在面对这一结局时，眼睛是大睁着的。我们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要想让我们的思想成为新一代的共同财富，不能通过手腕或逃避，而是要通过进行公开的斗争，不回避任何实际后果。我们前去迎接了不可避免的溃败，然而我们深信，我们是在为我们的思想在更遥远的未来取得胜利而铺平道路。”（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31页）
国际左翼反对派
1927年，托洛茨基被流放到了土耳其。斯大林还没有充分巩固自己的地位，还不能直接杀掉他。1927年至1933年，托洛茨基在流放地[先是内部流放，后来又被驱逐出了苏联]把精力投入到了组织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工作中，目的是重建苏联和共产国际。斯大林在苏联的极左转向通过所谓“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在国际领域表现了出来。这本应要在世界范围内迎来资本主义“最后的危机”。根据莫斯科的指示，第三国际宣布除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都是法西斯主义的。这首先适用于那些被称作“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派。这种疯狂的做法在德国产生了尤其灾难性的后果，直接导致了希特勒的胜利。
1929年至1933年那场灾难性的世界经济低潮对德国的影响最为严重。失业率飙升至了800万。大批的中产阶级被摧毁了。但他们在1918年和1923年就已经分别对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失望了，这些绝望的德国中产阶级此时开始向希特勒的纳粹党寻求出路。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纳粹获得了近650万张选票。托洛茨基从他在土耳其的流亡地坚持向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发出警告。他要求德国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统一战线，以阻止希特勒。这一信息在《共产国际的转变和德国的形势》等一系列文章和文件中得到了有力的阐述。这是在呼吁恢复列宁的统一战线政策。然而，人们对这一呼吁充耳不闻。
虽然德国工运是西方世界最强大的运动，但它在关键时刻却因其领导人的政策而陷入了瘫痪。特别是斯大林化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在纳粹的威胁面前。对分裂工人运动起到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他们甚至提出了“在学校的操场上打倒小谢德曼们！”的口号——不可思议地煽动共产党人的孩子去打倒社会民主党人的孩子。这种疯狂在所谓的“红色公投”中达到了顶峰。当希特勒在1931年组织了以此旨在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公投时，在莫斯科的命令下，共产党指示其追随者们支持纳粹。直到1932年，英国的斯大林主义报纸《工人日报》（The Daily Worker）还写道：
“托洛茨基站出来维护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像现在这样的时刻，没有比这更具有颠覆性、更反革命的阶级领导了。”
1933年，德国共产党约有600万名支持者，而社会民主党约有800万。它们的民兵合计约有100万成员——比1917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赤卫队人数要多得多。然而，希特勒依然可以吹嘘说“我连一扇窗户都没有打碎就上台了”。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堪比1914年8月的那次。一夜之间，德国无产阶级的强大组织变成了一片废墟。全世界的工人——尤其是苏联的工人——为这次背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托洛茨基原本希望如此规模的失败将能够起到动摇共产国际根基的作用，并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展开一场辩论，从而使共产党重获新生，为反对派洗清罪名。然而，事情并没有像这样发展下去。第三国际及其政党被斯大林化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没有产生任何辩论，没有任何自我批评——只是重申着同样的名誉扫地的政策。德国共产党的路线（也就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路线）被庄严地确立为了唯一正确的路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二年，当法国“火十字团”（Croix de Feu）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其他团体企图推翻“激进达拉第”的政府时，斯大林主义者们居然指示其成员与这群法西斯主义者一起示威，反对“激进的法西斯”达拉第（Deladier）。
一个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党和国际是注定要失败的。德国工人阶级由于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而遭到的可怕的失败，以及随后共产国际各党派在内部问题上自我批评和讨论的缺失，使得托洛茨基确信，第三国际已经无可挽回地堕落了。早些年间，官僚主义还没有奠定自己的统治阶层地位，而现在，它已经明显不再是一个可以通过批评和讨论来纠正的历史性偏差了，而是代表着一次胜利的反革命，摧毁了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工人民主的一切要素。因此，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新国际——第四国际——的口号。
莫斯科审判
新形势最清晰的表现就是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将其描述为“一场针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单方面内战”。1936年至1938年间，还活在苏联的从列宁时代起的所有中央委员会会员都被暗杀了。“16人审判”（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7人审判”（拉达列夫、皮亚塔可夫、索科尔尼科夫等）；“军官秘密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等）；“21人审判”（布哈林、里科夫、拉科夫斯基等）。列宁的老同志们被指控犯下了最可怕的反革命罪行。他们通常会被指控为希特勒的特工（就像在法国热月反动时期，雅各宾派被指控为英国特工那样）。
官僚集团的目的很简单：彻底摧毁所有可能成为群众不满情绪的集结点的人。他们甚至逮捕和杀害了成千上万完全忠于斯大林的人，而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与十月革命的经历有直接联系。任何一个被捕者的朋友、邻居、父亲或儿子都是危险的。在集中营里可以找到整整齐齐的一家人，包括孩子。亚克（Yakir）将军于1938年被暗杀。他的儿子和母亲在集中营里度过了14年。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主要被告并没有出席审判。在被欧洲各国剥夺了庇护权后，列夫·托洛茨基正在墨西哥组织一场反对莫斯科审判的国际抗议运动。为什么斯大林官僚集团如此害怕一个人？十月革命建立了一个工人民主政权，给予了工人们最大限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篡位的官僚机构只能通过破坏工人民主，以及建立一个集权主义的畸形政权来实现统治。无论是在政治、艺术、科学还是文学方面，它都不能容忍哪怕一丁点的言论和批评自由。
从表面上看，斯大林的政权与希特勒、弗朗哥或墨索里尼的政权是相似的。但它们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苏联的新统治阶层是以十月革命建立起的新的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它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为了维护其自身的权力和特权，这个寄生阶层不得不同时维护国有计划经济的新形势，而这种新形势则体现着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成果。那些摧毁了十月的政治成果、消灭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特权官僚，不得不维持“共产党”、“苏维埃”之类的假象。他们还不得不发展生产力，以国有计划经济为自身的基础。因此，他们发展了工业，发挥了相对进步的作用，尽管其代价比以往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还要高出十倍。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出于感性原因才捍卫民主的。正如托洛茨基解释的那样，计划经济需要民主，就像人体需要氧气一样。全能的官僚机构那种令人窒息的控制，与计划经济的发展是不相容的。官僚体系的存在，必然会在各个层面上产生各种腐败、管理不善和欺诈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与资产阶级相对的官僚机构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学、音乐、艺术或哲学上，都无法容忍任何独立批评或思考。托洛茨基之所以是对官僚机构的威胁，就是因为他仍然是布尔什维主义真正的民主和国际主义传统的见证者和提醒者。
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在其经典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分析了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这一新现象，并解释说，为了使苏联重获新生，必须进行新的革命，即政治革命。与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或阶层一样，俄国的官僚机构是不会自动“消失”的。早在1936年，托洛茨基就警告说，执政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苏联的生存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他惊人地预言道，除非工人阶级能把官僚机构除掉，否则这个官僚机构就将会以资本主义反革命收场。经过大约五十年的延迟，托洛茨基的预言现在已经得到了证实。斯大林主义官员的子孙不满足于他们从国有计划经济的掠夺中获得的臃肿特权，如今正努力地把自己变成俄国生产资料的私有者，从而使十月的土地陷入充满野蛮和崩溃的新的黑暗时代——这也是托洛茨基曾经警告过的。
斯大林和他所代表的特权阶层永远不会原谅托洛茨基揭露他们为篡位者和十月的掘墓人。托洛茨基及其合作者的工作对于官僚机构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危险，而官僚机构则以大规模的暗杀、迫害和诽谤运动作为回应。在现代史的年册中，没有任何类似的事能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斯大林及其残忍的杀人机器手中所受的迫害相提并论。要想找到与之相当的例子，就必须回到早期基督徒所遭受的迫害，或者西班牙宗教法庭臭名昭著的工作那里。托洛茨基在苏联的支持者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斯大林的刽子手噤声了。同志、朋友和家人都被送进了斯大林的古拉格，这台地狱般的绞肉机里面。
即使在这些地狱里面，托洛茨基派也依然坚定。他们独自维持着自己的组织和纪律。他们尽力关注国际事务，组织会议和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他们甚至组织了示威和绝食，例如持续了136天的1936年伯朝拉集中营的绝食运动。“绝食者抗议把他们从以前的驱逐地转移过来，以及不经公开审判就对他们进行处罚。他们要求每天工作八小时，所有的囚犯都吃同样的食物（不论他们是否完成了生产规范），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开，把残疾人、妇女和老人从近极地区转移到气候更加温和的地区。绝食的决定是在一次公开会议上作出的。生病的、年老的囚犯被从中豁免；‘但后者断然拒绝被豁免’。几乎每一个军营里都有非托洛茨基主义者响应了这次号召，但只有‘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棚屋里，绝食才是彻底的’。
“管理部门害怕行动会蔓延，于是就把托洛茨基主义者转移到了离集中营25英里远的一些半荒废的棚屋里。在总共1000名绝食者中，有几个人死亡，而只有两个人投降了；但这两个人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1937年3月，根据莫斯科的指令，集中营管理部门在各方面都作出了让步；绝食也就结束了。”（艾·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16页）
但囚犯们的胜利是短暂的。叶若夫（Yezhov）的恐怖很快就达到了狂热的新高度。囚犯们本已微薄的食物份额被减少到每天只有400克面包，而国家政治保卫局（GPU）把普通囚犯武装了起来，煽动他们去殴打反对派。随意枪杀的数量增加了。斯大林决定采取“最终解决方案”。1938年3月底，托洛茨基主义者以25人一组，被从沃尔库塔集中营赶入了冰冻的荒原之中——直到他们死亡。枪击持续了几个月。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屠夫们做了他们的工作，谋杀了男人、女人和12岁也上的儿童，无一幸免。一个目击者讲述了一名反对派的妻子是如何拄着拐杖走到行刑地点的。“在整个四月和五月的一部分日子里，”目击者讲道，“处决一直在进行。每天或每两天，就会有三四十个人被叫出来……扩音器里广播着公报：‘因反革命煽动、破坏、劫掠、拒绝工作以及企图逃跑，以下人员已被处决……’一次，有一大群人被带了出来，大约一百多人，大多数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走的时候唱着《国际歌》；棚屋里有几百个声音加入了他们的歌声。”（出处同上，第418页）
一个人对抗全世界
对于这位十月革命的领袖来说，地球上没有避难所和安全的休息场所。一扇又一扇的大门被牢牢地关上了。那些自称民主国家、自认为强于布尔什维克“独裁者”的国家，其表现出的容忍度并不比其他国家更高。英国早先曾为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本人提供庇护，如今却在工党政府的领导下拒绝他入境。法国和挪威的表现实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对托洛茨基的行程和活动施加了极多的限制，以至于“避难所”也变得与监禁无异了。最终，托洛茨基和他忠实的伴侣娜塔莉娅·谢多娃（Natalia Sedova）在墨西哥进步资产阶级总统拉扎罗·卡德纳斯（Lazar Cardenas）的政府下，在墨西哥找到了庇护。
即使在墨西哥，托洛茨基也并不安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手臂很长。通过发声反对克里姆林宫集团，托洛茨基依旧是对斯大林的致命威胁，而证据表明斯大林命令每天早上都把托洛茨基的所有著作放在他的桌子上。他对这位对手进行了可怕的报复。早在20世纪20年代，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就曾警告过托洛茨基：“你以为斯大林会回应你的想法，但斯大林会对准你的脑袋下手！”
在他被暗杀之前的几年中，托洛茨基目睹了他其中一个儿子被暗杀，而另一个儿子则失踪了；他女儿自杀了，他在苏联内外的朋友和合作者被屠杀，十月革命的政治成果被破坏殆尽。托洛茨基的女儿齐娜伊达（Zinaida）因斯大林的迫害而自杀。在女儿自杀之后，他的第一任妻子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雅（Alexandra Sokolovskaya），这位在斯大林集中营中丧生的非凡女性，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绝望的信：“我们的孩子没指望了。我不再相信生活了。我不再相信他们会长大。我时刻都在期待着新灾难的发生。”她在结尾处说：“我写这封信并把它寄出去，这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请原谅我对你的残忍，但你应该知道我们的亲人的一切情况。”（引自多伊彻，出处同前，第198页）
托洛茨基的长子列夫·谢多夫（Leon Sedov）在国际左翼反对派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938年2月，他在巴黎的一家诊所进行术后康复时被杀害。他的两位欧洲秘书，鲁道夫·克莱门特（Rudolf Klement）和埃尔温·沃尔夫（Erwin Wolff），也同样遇害了。伊尼亚斯·雷斯（Ignace Reiss），一位公开与斯大林决裂并宣布支持托洛茨基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官员，则是斯大林杀人机器的又一位受害者，在瑞士被政治保卫局的一名特工枪杀。
最令人痛苦的打击来自对托洛茨基的小儿子谢尔盖（Sergei）的逮捕。谢尔盖留在了俄国，认为他因为在政治上并不活跃，所以会很安全。希望是徒劳的！由于无法对他父亲进行报复，斯大林采用了最精妙的酷刑——通过子女来对父母施加压力。没人能够想象托洛茨基和娜塔莉娅·谢多娃此时遭受着怎样的折磨。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发现托洛茨基甚至考虑过自杀，试图以此来拯救自己的儿子。但他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是救不了谢尔盖的，而且还会让斯大林如愿以偿。托洛茨基没有想错。谢尔盖已经死了，似乎是在1938年被秘密枪杀的，因为他坚决拒绝告发他的父亲。
一个接一个地，托洛茨基以往的合作者们成为了斯大林恐怖的牺牲品。那些拒绝招供的人遭到了肉体上的毁灭。然而，即使投降也没能挽救那些屈服者的生命。他们还是被处决了。苏联内部坚持得最久的反对派领袖是伟大的巴尔干马克思主义者和老革命家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当托洛茨基听到拉科夫斯基投降的消息时，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拉科夫斯基事实上是我与老一辈革命家之间最后的联系了。他投降之后，就没有其他人还在了。尽管在我被驱逐出境时，由于审查的原因，我与拉科夫斯基的通信中止了，但拉科夫斯基的形象仍然是我与老战友之间象征性的纽带。现在谁也不剩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一直无法满足自己与别人交流思想、讨论问题的需要。我只能与报纸进行对话，或者说通过报纸与事实和观点进行对话。
“而我依然认为，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虽然极不充分、极不完整，但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更重要，也比内战时期或其他任何时期都更重要。
“为了清楚起见，我想这样说。如果1917年我不在彼得堡，十月革命依然会发生——只要列宁在场指挥的话。如果列宁和我都不在彼得堡，那么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会阻止十月革命的发生——我对此没有丝毫怀疑！如果列宁不在彼得堡，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克服来自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阻力。与‘托洛茨基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会在1917年5月就开始了，而革命的结果也会无法确定。但我重申，只要有列宁在，十月革命就无论如何都会取得胜利。内战大体上也是这样，尽管在内战的第一阶段，特别是在辛比尔斯克和喀山陷落的时候，列宁曾经动摇过，也曾被怀疑所困扰过。但这无疑只是一时的情绪而已，除了我以外，他可能对任何人都没有承认过。
“因此，我不能说我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在1917年至1921年间也是如此。但现在，我的工作是完全意义上‘必不可少’的。这种说法一点也不狂妄。两个共产国际的崩溃所提出的问题，是共产国际的任何领导人都无力解决的。我个人命运的变迁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并使我获得了处理这个问题的宝贵经验。现在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领导人头上完成用革命方法武装新一代人的任务。而且，我完全同意列宁（或者说屠格涅夫）的意见，即一个人身上能有的最大的毛病就是超过55岁！我至少还需要五年左右的不间断工作，才能保证革命的继承。”（托洛茨基《流亡中的日记》，第53-4页）
然而，托洛茨基的愿望并没能实现。经过各种尝试，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別烏）终于在1940年8月20日成功结束了托洛茨基的生命。
尽管如此，直到最后，托洛茨基仍然绝对坚持着他的革命思想。他的遗嘱体现了对人类社会主义未来的强烈乐观主义。但他真正的遗嘱就蕴含在他的著作和其他文字当中，这些依旧是新一代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如今，“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依旧纠缠着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斯大林主义领导人，这足以证明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的顽强生命力。因为，从根本上说，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含义。
尤其是在俄国——十月的故乡——托洛茨基主义的现实意义依旧保持着它的强劲力量。托洛茨基早就警告过，斯大林官僚主义，这枚工人国家身上的毒瘤，最终会毁掉十月的一切成果。1936年，列夫·托洛茨基曾预言：“官僚专制现在的倒台如果不被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所取代，那么它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回归，以及工业和文化的灾难性衰落。”（《被背叛的革命》，第251页）如今，这个预言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最近五六年的情况足够证实这一点了。昨天还发誓效忠于列宁和社会主义的那些所谓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今天却在进行着令人作呕的争夺，通过系统地掠夺苏联的财产来充实自己。与这种可怕的背叛相比，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1914年8月的举动看起来只像是儿戏一样了。
然而，尽管有弗朗西斯·福山的预言，但历史并没有结束。俄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了它在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绝对无能。俄罗斯过去十年的历史，是一段生产力和文化空前崩溃的历史。只是因为缺少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这个明显腐朽反动的政权才没有被推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的前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始终打击着工人阶级。他们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毫无共同之处。
列宁非常喜欢一句俄罗斯谚语：“生活育人。”只要俄国的劳动人民能认识到资本主义所意味着的僵局（而他们每天都比以往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他们就会看到回归旧传统的必要性。他们将在行动中重新发掘出1905年和1917年的遗产。他们会重新拾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以及那位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和殉道者列夫·托洛茨基的思想和纲领。在经历了几十年最可怕的镇压之后，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依旧鲜活而有生命力——那是十月的真正思想，诽谤和杀手的子弹都无法将其摧毁。用列宁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是万能的——因为它是正确的。”
伦敦，2000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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