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工人联盟回复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对《为夺权做准备》的批评（上）

本文发布于IMT（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官方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在此阅读《为夺权做准备》中译本

革命社会主义联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 League）发布的文件《对工人国际联盟小册子〈为夺取做准备〉的批评》使我们不得不采取非常尖锐的语气回应其中的几点，而我们本来希望讨论能够完全保持同志式的风范。除了与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批评中表达的政治观点存在重要分歧外，我们还不得不提出论战方法的问题。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批评中采用的方法与布尔什维主义格格不入。（按：本文原发表于马克思主义文献网络档案库，译者：Kevin Samir）

然而，尽管如此，这里有足够的材料来澄清我们之间的分歧，并对所有不愿意闭上双眼、不试图扼杀马克思主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人进行有价值的教育。

在我们的回应中，我们将尝试重新确立和澄清各种术语，如沙文主义、革命失败主义等，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同志喜欢滥用这些术语，却未能理解术语里面的革命本质。

在他们的批评的开头段中，将工人国际联盟（Workers’International League）描述为“一个在政治上不是朝我们的方向发展，而是在远离我们的组织”。我们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朋友只能通过沉迷于白日梦来得出这一表述。为了脱离现实，他们发现自己以倒置形式详细阐述了库埃博士的哲学...“工人国际联盟正在远离第四（国际）...工人国际联盟正在远离第四（国际）...” 但不幸的是，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委（以下简称为IS），认识到革命社会主义联盟饱受幻觉的影响，于1942年6月21日写道：“在我们看来，你们对工人国际联盟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在不忽视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个人分歧的同时，有必要承认你们对这个团体错误的态度直接源于对这个集体错误的政治评价。你们认为它是一个‘远离我们’的中心主义团体。这是一个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观点。” 对于我们在革命社会主义联盟中认为国际书记委是一个能够正确政治评价的严肃组织同志来说，这一表述应该能够将讨论放置在适当的背景下。

英国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

在我们看来，该文件没有包含任何可以与我们论文中阐述的观点相对立的清晰和原则性的观点。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零散的、折中的和吹毛求疵的争论，我们不能接受这些争论是真诚地得出的。以提出的第一个论点为例：

“工人国际联盟文件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完全没有对英国帝国主义及其失败的真正解释。英国帝国主义的软弱之处在于，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其累积的帝国主义战利品现在与其经济（因此，军事）实力与竞争对手相比的关系不成比例。因此，它难以或无法独立地保持其征服。从而导致了它的失败以及被迫依赖美国。但根据工人国际联盟文件中的说法，一切都可以解释为殖民地和“军队中老派领袖”的愚蠢和无能，这只不过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制度的事实。他们的愚蠢和无能反映出英国资产阶级制度已经完全过时”，以及‘统治阶级衰退和衰落’。诚然，我们还读到‘实际上，这一衰落过程在战争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列强之间的力量关系的变化与英国名义地位的关系越来越小。’但是这种‘关系的变化’显然被认为是由于‘英国帝国主义的衰老和衰败’，其原因未经解释，而不是由于其某些竞争对手经历了相对更快的经济和军事发展。当然，‘英国资产阶级制度已经完全过时’，但在帝国主义普遍衰落的时代，这对于这个时代的所有资产阶级体系都是正确的。即使是在这场战争中的英国竞争对手也在腐烂。因此，工人国际联盟没有为英国的失败和困境提供真正的原因，而且通过强调和夸大英国的弱点并忽视其竞争对手的弱点，完全错误地描述了局势。”

这种说法是对一个破产的领导层的衡量。一个十岁的孩子在阅读《为夺取做准备》的文件时，即使故意曲解和歪曲其中表达的思想，也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我们不需要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来解释对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ABC的东西——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法则。难道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忘记了在过去二十年中，不平衡发展法则一直是斯大林主义者在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中的理论工具吗？只需扫视一下引用的段落，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英国前景的估计正是基于这一法则。即使论文中没有其他内容，只有故意的歪曲才会导致这样毫无意义的批评。所引用的部分标题为：“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衰落”，在我们的下一节中，我们有这样的段落：

“由于对殖民地群众的超额剥削，英国帝国主义得以向英国工人阶层的特权阶层提供让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整个英国工人的工资水准高于欧洲工人。基于这一点，英国的工业变得陈旧，而不是像德国和美国那样基于现代技术进步。从技术上讲，她已经完全过时，一直站在殖民地的肩膀上进行战斗…...”

这一段难道不是基于不平衡发展法则吗？难道它没有解释了英国帝国主义地位的变化原因？此外，作为“客观科学家”，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将其批评的方向弄错了。托洛茨基将法国的失败归咎于布卢姆和多列士的责任...他们在1936年的罢工中拯救了法国资本主义免于毁灭！他们的立场给予法国资本主义特权，并促进了惰怠等等。

但是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批评中哪里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呢？完全正确，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正在衰退并处于临死挣扎。但在纵观中，我们讨论的不是整个世界帝国主义，除了是在世界形势影响下英国的情况。正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程度引起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衰老和腐化”。如果英国的世界地位由于德国和美国的技术优势以及其作为世界帝国的特殊地位而恶化，那假如我们将英国的地位与其竞争对手相比，这是否表明了一种活力、年轻和强大的地位呢？这种立场的转变难道没有反映在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所有阶级的意识中吗？由于急于找到一些“马克思主义”批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抓住了一些观点，却没有考虑他们的批评会指向什么。

确实，自文件写成以来，英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地位取得了巨大的改善。但这并不改变文件本身的任何实质性内容。这主要得归功于苏联群众抗争的英勇，以及美国的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准备。正如托洛茨基所表达的，英国在所有基础事情上仍然是美国这一更强大帝国主义的基地。无论如何，客观的过程肯定会在群众中产生主观的结果，我们必须专注于这一点。

再一次论述英国的法西斯主义

在转向“基本观点”之前，有必要解决一两个更为突出的错误。革命社会主义联盟表示：

“至于标题为‘英国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的部分，我们必须建议工人国际联盟在声明‘莫斯利只能借助德国的刺刀上台’方面是错误的。这暗示德国资产阶级如果获胜，就可以在这里建立法西斯政权。这是错误的，并与在欧洲大陆发生的经历相矛盾。法西斯主义不能以这种方式被引入。德国人所能做的只是建立某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实际上，如果德国帝国主义征服英国，英国法西斯主义的地位将大大削弱。但我们当然意识到工人国际联盟需要这样的画面，即莫斯利在德国刺刀的帮助下取得胜利，以为他们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提供背景。”

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同志真的太急于展示工人国际联盟的“沙文主义”了。在此过程中，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在边缘的方法更类似于斯大林主义而不是托洛茨基主义。显然，他们已经阅读过老人（译者注，指托洛茨基）对法西斯主义的最后一篇文章，但正如我们稍后将试图展示的那样，他们并没有吸收文章的思想。但工人国际联盟对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去听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课。我们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纵观的整个部分正是基于老人对这个问题的思想。该部分直接旨在说明在未来时期，无论是通过德国刺刀还是通过其他任何手段，法西斯主义都不可能在英国上台。

在省略他们给出的引语之前的几行中，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方法反而带有他们所指责我们的“双重记账”的意思。前面的几行说：“因此，可以看出在即将开始的时期，英国不可能出现法西斯主义。”

这是否暗示着我们正在利用希特勒的恐吓来掩盖我们对“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提供背景”？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确切地需要“描绘这个画面来提供背景”以提出针对工人国际联盟的虚假论点。这项针对工人国际联盟取得如此胜利的指控最有趣的一点是，正是在我们对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批评中，我们的组织必须去解释法西斯主义的作用及其崛起的条件。我们请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成员参考下我们的“1941年回复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政治声明”。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显然接受了这个批评，却忘记了它是针对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提出的，并现在试图用它来攻击我们。这就是我们说的：

“当务之急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革命……在法国也是如此，在西班牙也是如此。革命将首先来到。当然，这是基于最可能之前景的展望——即希特勒无法占领不列颠群岛。如果德国帝国主义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事件的走向将完全不同。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谈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而是一个在人口中没有支持的政权，完全依赖于外国刺刀的支持。”

但是如果这能让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同志的“革命”良心感到满意，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我们会对纳粹占领不列颠群岛感到震惊。但遗憾的是，我们将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英美占领德国感到震惊！在这种“沙文主义”中，我们发现自己并不孤单。老人曾写道，法国的倒台是一场灾难，不仅是对法国而且是对整个欧洲的灾难。如果这是沙文主义，那么就让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充分利用吧。但是我们必须提醒这些同志，在工作中，他们最好记住辩论中基本的诚实原则。歪曲和抬杠只会混淆问题，而不是澄清问题。革命社会主义联盟领导层最好在今后的所有讨论中，特别是在那些声称支持同一倾向的讨论中，使用一贯诚实的引语，并停止被国际书记委称为“不公平”的做法。

在制造论点方面，他们如此匆忙，以至于在进行不负责任的评论之前，甚至没有进行核实。他们从我们这里引用：

“一旦群众将‘战后’的光辉承诺做对比[与他们将要比较的没有给出]，他们的愤怒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革命爆发将会发生。”

事实上，引文应该是：

“一旦群众将“战后”的光辉承诺与他们今天甚至是怀疑的现实相比较，他们的愤怒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列宁曾经说过，一个宗派主义者在两行中可能犯的错误，需要一本书来回答。追寻并回答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所有挑剔、歪曲和有些庸俗的嘲笑将是浪费时间。但在尝试讨论引起的更广泛的问题之前，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在谈到工人国际联盟对打入主义的立场时，革命社会主义联盟说：

“当然，对于中派主义者来说，尊重地观察其他中派主义者的取向，试图模仿他们的行为是很自然的......”

我们要问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观察中派主义者、改良主义者，甚至法西斯主义者的方向以确定在任何给定时期政治舆论的运动方向是不是“自然的”？但这并不一定要“模仿”他们的政策方向。也许革命社会主义联盟领导层今天的立场是他们拒绝作为“不妥协的革命者”去关心工人阶级方向的结果。

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努力制造反对工人国际联盟政策的案例，导致他们发表了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论。一方面，他们说：

“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在战争期间将夺取权力的观点被工人国际联盟直接推到了幕后，事实上，它几乎没有被提及。”

另一方面，他们说：

“为了证明这种机会主义是正确的，为了能够用革命的词句来掩盖它，工人国际联盟必须用革命的色彩来描绘它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必须把它说得好像是在夺取政权的前夜一样！有了这样的观点，工党的策略不仅不能使用，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碍。”

“你既付了钱，就随你乐意怎么选！”正如表演者所说。无论工人国际联盟的政策是什么，显然不能同时是这两者。

沙文主义和革命失败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犯错的基本原因在于领导层不理解对战争的革命态度。正是这导致了他们犯下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他们的立场在声明的结尾得到了总结：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自法国沦陷首次使打败英帝国主义成为现实以来，工党对帝国主义战争所采取的护国主义立场是工党所有主要政治错误的基础。当护国主义刚出现时，它很少以公开、裸露的形式出现，尤其是在左翼中派主义组织中。对于一个仍然宣称坚持革命失败主义原则的组织来说，掩饰是特别必要的......”

通过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混淆。如果我们参考列宁在1914-17年间的任何著作，问题就可以得到澄清。例如，在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中，我们读到以下内容：

“社会沙⽂主义就是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从这⼀思想进⼀步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战时放弃阶级⽃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等。实际上社会沙⽂主义者所推⾏的是反⽆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策，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是在反对异族压迫这个意义上主张“保卫祖国”，⽽是维护这些或那些“⼤”国掠夺殖⺠地和压迫其他⺠族的‘权利’。社会沙⽂主义者重复资产阶级欺骗⼈⺠的⻤话，似乎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各⺠族的⾃由和⽣存⽽进⾏的，这样他们就投到资产阶级⽅⾯⽽反对⽆产阶级了。在社会沙⽂主义者中间，有⼈为某⼀参战⼤国集团的政府和资产阶级辩护和粉饰，也有⼈象考茨基那样，认为所有交战⼤国的社会党⼈都有同样的权利‘保卫祖国’。社会沙⽂主义既然实际上是在维护‘⾃⼰的’（或任何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优越地位、掠夺和暴⼒，也就完全背叛了⼀切社会主义信念和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会的决议。” 

从这一段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未能理解沙文主义的实质含义。任何严肃的政党或个人如何能够诚实地声称上述引文描绘了工人国际联盟的政策和活动呢？我们的基本国际纲领《战争与第四国际》解释了：

“假如发⽣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冲突的问题时，这些国家中任何⼀国的⽆产阶级都会毅然决然地拒绝为资产阶级在军事上的胜利⽽牺牲⾃⼰的历史的利益，因为这种利益归根结底是与⺠族和⼈类的利益⼀致的。列宁的公式‘失败是较轻的祸害’，并不是意味着本国的失败要⽐敌国的失败的祸害轻，⽽是意味着由于⾰命运动增⻓⽽发⽣的军事上的失败，对⽆产阶级和全体⼈⺠的好处，远远胜过由‘国内和平’⽽予以确保的军事胜利。卡尔·李⼘克内⻄给战时的⽆产阶级政策提供了这样⼀个⽆与伦⽐的公式：‘⼈⺠的主要敌⼈是在⾃⼰的国内’。”

而且，以任何其他方式提出这个问题都会变成倒置的沙文主义者，即在不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同时，却陷入支持敌国资产阶级的客观立场。

在此，让我们注意到，我们对现任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文件作者写的一份文件还有印象，该文件恰好采取了这个错误的立场，而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宁愿忘记这一点。

在他的最后著作中，这无疑是他写过的最精彩的作品之一，老人为马克思国际主义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特别是对当前帝国主义战争的理论阐述提供了最好的解释。这些片段将永远是马克思主义对问题的经典阐述和辩证法作为确定革命党政策的手段的阐述。如果我们广泛引用列宁和托洛茨基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请读者原谅我们。托洛茨基是这样阐述我们对战争的态度的理论基础：

“正如我们不止一次指出的那样，目前的战争是上次战争的继续。但延续并不意味着重复。一般说来，延续意味着发展、深化、尖锐化。我们的政策，革命无产阶级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是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主要是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政策的延续。但是，延续并不意味着重复。在这种情况下，延续也意味着一种发展、一种深化和一种磨砺。1914年我们是措手不及的。

“在上次战争中，不仅整个无产阶级，还有它的先锋队，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这个先锋队的先锋队也被打得措手不及。对战争的革命政策原则的阐述，是在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军事机器实行无限统治的时候开始的。战争爆发一年后，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革命的少数派仍不得不迁就中派的多数派。在二月革命之前乃至之后，革命份子都觉得自己不是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极左的反对派。甚至列宁也把社会主义革命归入了一个多少有些遥远的未来…

“1915年，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发动的革命战争。但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历史观的问题，而不是明天的任务。革命派的注意力集中在保卫资本主义祖国的问题上。革命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纯粹的否定回答可以作为宣传和培训干部的基础，但它不能赢来不愿被外国军队征服的群众。

“在战争前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占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占参加政治生活（报纸、选举等）的工人的五分之四。二月革命后，无限的统治权转到了护国派、孟什维克和苏维埃的手中。诚然，布尔什维克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争取了绝大多数工人。但在这次争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拒绝保卫资产阶级祖国，而是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也只有靠这个革命的口号！批判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放弃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等等的，都不可能把绝大多数人征服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去…）”

随着这一分析的进行，为今天马克思主义对待战争问题的方法奠定了基础。第二国际大党的崩溃和背叛[3]，通过支持资产阶级祖国，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例如，列宁在瑞士收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前进报》投票支持德皇政府的问题时，一开始认为这一定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伪造，这个小插曲反映了革命先锋的混乱和迷失。

世界各国的国际主义者仍然是孤立的个人和小团体，其中大多数只是以混乱的和半混乱的和平主义者的方式反对战争。甚至到了1915年中期的齐美瓦尔德会议上，只有少数代表集结在一起。然而，即使在这个群众的先锋中，混乱和对战争以及革命政策的理论理解的缺乏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时期，列宁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要赢得群众的支持，而是要教育先锋，甚至是先锋的先锋。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列宁在这一时期必须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保卫资产阶级祖国”的问题上。

如果我们查阅列宁在战争初期到二月革命爆发之间的广泛著作，我们会发现它们主要集中在关于战争性质以及第二国际对国际无产阶级的背叛的理论问题上。列宁的基本任务是与他所描述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当时，列宁的角色是要证明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阶级斗争都是阶级社会的基本法则。德国的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以及以混乱方式工作的其他国家的独立工人党[4]的和平主义者和反对派团体，都在同一个方向上摸索。当时大家的工作都是围绕“保卫祖国”问题的理论斗争进行的。即便在二月革命之后，这个问题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在“革命性护国主义”问题上的混乱就在这里出现。

列宁不容忍对社会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支持丝毫让步。在推翻沙皇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变成了社会爱国者，并支持了俄国资产阶级。列宁谴责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真理报》中支持临时政府的立场，甚至以不明确的方式支持战争，称他们将捍卫布尔什维克革命免受德国军队的攻击。列宁所谴责的革命性护国主义是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支持战争、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支持统治阶级的做法，作为捍卫二月革命成果的手段。革命性护国主义所指的不过是社会沙文主义。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

“群众不是从理论上，而是根据实际来看问题的，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总是从理论上来看问题。觉悟的无产者可以同意进行真正能够证明革命护国主义是正确的革命战争。对于广大士兵群众，应当根据实际提出问题，别的办法是不行的。我们决不是和平主义者。但基本问题是：哪个阶级在进行战争？同银行联系着的资本家阶级除了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不可能进行任何别的战争。工人阶级却能够…...”（列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103—112页）[来源]

我们必须以列宁主义对待战争的态度为基础。这样的立场用于宣传目的并培养干部。但如何赢得群众？

让我们从另一个领域的例子中看看，马克思主义态度在理论上已经得到了阐述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证明了苏维埃制度优于议会制度。但是，反议会主义者基于这个正确的观点，其立场是无望的宗派主义。理论上有必要确立这一点，但在我们的日常宣传工作中，我们仍然通过议会选举进行工作，并通过群众的亲身经历来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观点；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重复苏维埃是拯救工人阶级的唯一手段。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错误也是同类性质的。

托洛茨基深刻揭示了革命左派在上次战争中无能为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更强调了国家的过时特征及其在我们时代的反动作用。我们的态度是基于这一标准的。我们反对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战争正是因为它们过时的特征以及支持任何帝国主义都无法促进生产力发展——而所有人类进步都取决于这一点。由此产生了托洛茨基对上一次战争时期革命运动问题的深刻辩证法方法。俄罗斯是无产阶级最新鲜、最革命的国家。 在上次战争开始之前，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征服了绝大多数有组织的、政治上觉醒的工人。

在圣彼得堡的街头，战争前夕，街头的街垒已经出现。然而，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布尔什维克被警察镇压，而群众却没有抗议，甚至一些工人还参加了支持沙皇的爱国示威。群众的疲劳和失望导致了二月革命。然而，尽管俄罗斯国内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包括工人在内的群众中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对战争疲惫的群众使社会沙文主义者掌权，而不是那些一直坚决反对战争的人！

在德国，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进行了国际主义的反战。然而，德国革命将权力交给腐烂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斯巴达克斯派（Spartacists）[5]。然而，社会主义叛徒们一直支持着皇帝和帝国主义战争，甚至在他的政府内任职。社会民主党全力反对革命，甚至试图拯救君主制。然而，出于历史的讽刺，他们在革命中篡夺了权力。

在英国，工党领导人作为国王陛下政府的成员支持战争，英国工人的激进化和革命激增使工党的支持和影响力大大增加。然而，革命国际仍然与工人阶级隔离开来，尽管人民群众对战争及其结果感到失望。

在所有其他国家，都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其中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根本原因我们无法在此讨论）正是托洛茨基提出的问题。国际主义者（仅凭其本身）正确批评“帝国主义、其军国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放弃等等”，永远不可能争取到绝大多数人民到他们一方的立场。

事实表明，革命先锋的注意力集中在放弃对资产阶级祖国的防御上。这不能成为赢得不想要外国征服者的群众支持的基础。“的确，”托洛茨基写道，“布尔什维克八个月内征服了绝大多数工人。但在这次征服中，决定性的作用不是拒绝捍卫资产阶级祖国，而是口号：‘权力归苏维埃！’仅仅通过这个革命的口号！”

对1917年2月至10月之间的布尔什维克的鼓动的调查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查阅列宁在1917年2月之前和之后对战争问题对群众的态度，就会发现有显著的差异。正如我们所展示的，在第一个时期，它纯粹是同位的；在第二个时期，即革命时期，所有的鼓动，甚至宣传和理论，都是为了夺取权力的目标。随着目标的临近，列宁将战争问题与哪个阶级拥有权力的问题联系起来。在这方面，他并没有与战争初期的立场相矛盾，事实上，他仍然警惕着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不要偏离国际主义立场。但是现在，从理论上的澄清中，他正在将政策付诸实践。从培养干部开始，他正在朝着解决赢得广大群众问题的目标迈进。在这两个立场上，他仍然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无需为此进行详细引用。

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完全不正确地）说工人国际联盟将其鼓动的基础建立在列宁的《大难临头，出路在和？》上。然而，对任何同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对战争的态度持宗派主义的批评来说，这本小册子本身对他们的毁灭性回应。革命社会主义联盟试图回避这个问题，声称：“实际上，工人国际联盟声称，例如列宁关于《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的言论（写于夺取政权前夕！）适用于今天，这就是他们宣传的基础”我们可以提醒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领导，即使我们确实基于即将夺取权力的前景，这也解决不了我们是不是沙文主义者的问题。它只会在最坏的情况下表明一个观念上的错误。

即使列宁在夺取权力的前夕写了这篇文章，这并不能原谅他——假如他有沙文主义的罪行。对于今天的工人国际联盟也不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在25年后，他们愿意原谅列宁的“沙文主义”，因为这导致了成功的革命，但没有意识到如果列宁采用了他们的方法，就不会有革命。在我们看来，在“夺取权力的前夕”，沙文主义将是百倍不可原谅的。然而，让我们看看列宁到底说了什么。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关于“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一节：

“上面已经指出，我们所描述的一切战胜灾难的办法，会大大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换句话说，会大大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把侵略战争变为正义战争，不把资本家为了本身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为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那么这些办法就不能实施。”

再次：

“引导群众去参加履行秘密条约的掠夺战争，还指望群众表现热情，这是不可能的。革命俄国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罪恶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能打消群众的这种信念，群众对战争的罪恶性质的认识反而日益提高了。俄国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了！这里怎么谈得上群众拥护战争的热情呢！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彼此紧密联系着的。没有人民在果敢地实现伟大的经济改造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就不能使国家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而不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不向各国人民提出缔结民主的和约，不用这种办法把侵略的、掠夺的、罪恶的战争变为正义的、防御的、革命的战争，就不能激发群众的英勇精神。”

即使是最无知和困惑的农民也能理解这一点。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得意洋洋地宣称，好像他们发现了一个罪行：

“...他们（工人国际联盟）的口号在文件中没有明确陈述，但在其中和在他们的其他宣传中都是隐含的，‘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工人的反法西斯战争。’换句话说，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不是英国资产阶级，而是其竞争对手，法西斯政权。”

如果这个“指责”的第一部分中包含的论点可以用来反对我们，那么它对列宁的适用程度将增加一百倍...因为列宁的宣传要将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工人的战争不是含蓄的，而是明确陈述的。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工人夺取政权，那又何谈将战争变成反法西斯战争呢？就我们而言，我们宁愿保持与列宁一样的“沙文主义”立场。这个批评的后半部分，即我们的“主要攻击对象是法西斯政权”是绝对错误的，任何阅读我们的刊物和文件的人都不能诚实地持有这种观点。

关于口号的问题，列宁很早就回答了革命社会主义联盟。他们抱怨工人国际联盟没有提出将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内战的口号，尽管工人国际联盟已经宣布过，它奉行第四国际的原则和方法。在当前时期提出这个作为鼓动口号是毫无意义的，就像在下下周提出起义的口号一样无意义。

每个口号都有其时间和地点。试想，在革命的中期，列宁宣布：

“假如我们在人们还没有了解到内战的必要性时就提出内战，那我们一定会陷入布朗基主义[6]。”（列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53页）[来源]并提供一些建议，极左分子可能会明智地给予一些关注：“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种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今天却已经失去任何意义，而且失去得如此“突然”，就象历史的急剧转变来得如此‘突然’一样。”（列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0—17页）[来源]

在革命的某个阶段，甚至在有人声称他支持内战的时候，列宁都谴责了这些人，他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正确地将责任推到了资产阶级的肩膀上：

“还有什么比这个关于我们‘煽动内战’的神话更荒谬和可笑呢？当我们以最清晰、最正式、最明确的语言宣布，我们的主要工作重点是耐心地解释无产阶级政策，与对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捍卫的痴迷信仰相对立。” (译者译)

夺取政权是我们宣传的轴心

我们在与时代问题的关系中的政策仍然建立在列宁奠定的坚实基础上。我们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仍然是不可调和的反对。我们延续着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但在资本主义衰落和崩坏的时代，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样，延续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重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资本主义的衰败和分解已经表现出来，体现在群众试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徒劳尝试、法西斯主义，以及现在的新帝国主义战争。过去时代的所有客观条件都使无产阶级对由工人阶级夺取权力的问题产生了反应。

与1914-18年不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干部已经在列宁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方法中接受了培训和教育。托洛茨基主义者早就看透到并预料到了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的社会沙文主义。对社会沙文主义的理论揭露对于布尔什维主义者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我们在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基础上建设和发展我们的党，至关重要的是在战争的基本问题上。

正如托洛茨基曾经指出的，战争和革命是所有组织政策的基本考验。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延续着列宁主义的传统。但马克思主义不在于重复一些短语和思想，无论这些短语和思想有多么正确。否则，列宁就不能够发展和深化马克思首次提出的观念。托洛茨基也不能提出不断革命论。如果革命者所需要的只是无休止地重复一些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教师那里摘取的短语和口号，那么革命的问题将会很简单。大不列颠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7]将会是超级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不可救药的宗派主义者。正如托洛茨基对极左分子所说的，每个宗派主义者将会是一位战略大宗师。

在最后的分析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正如马克思本人在理论上发展的，已经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他的继承者的任务绝不仅仅是机械地重复几个半消化的思想，而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将其正确地应用于特定时期的问题和任务。现在有必要从列宁对战争的理论特征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拿到权力的理论特征的角度，来处理战争的问题。对于过去的时代，第四国际的骨干是在国际主义的精神中接受教育的。我们不仅从列宁确立的原则性基础上看待战争，而且从一个更为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战争。我们进行宣传不仅仅是从分析保卫资本主义祖国的性质的角度，而是从工人阶级夺取权力和保卫无产阶级祖国的角度。

正如托洛茨基提出的问题那样：

“因此，纯粹抽象的和平立场在今天是万分愚蠢的；群众的想法是认为保卫自己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说‘罗斯福（或威尔基）说需要保卫这个国家：好，只不过这必须是我们的国家，而不是60个大家族和他们的华尔街。”（《美国问题》，1940年8月7日。）（译者译）

只有绝望的形式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才无法欣赏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才会在这里看到所谓沙文主义的偏离或列宁主义中有任何放弃。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战争和革命、军国主义和超级军国主义的时代。革命党的政策和态度必须与这个时代相对应。战争是作为对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可怕的报应。这是因为工人领导层中的叛徒挫败了群众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努力。它反映了帝国主义陷入的死胡同，也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的成熟与成熟过头。

上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一客观事实很快导致了工人群众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即权力问题）的主观立场。过去时代的事件给工人阶级留下了沮丧和困惑的心理。他们怀着忧虑和恐惧的心情看待第二次血战的到来，在这场血战中他们除了挫败和痛苦什么也没有。在这场战争中，从一开始，英国工人尤其是工党工人中就没有对德国人民的仇恨。 即使在群众政治意识远不如英国的美国，在最近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在战后责任和惩罚问题上对德国人民和纳粹进行了区分。不管资产阶级如何宣传，但这一点仍然存在。 如果美国是这样，那么英国的情况就更是如此的一百倍。

然而，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存在着对希特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一种不明确但根深蒂固的仇恨。但恕我直言，这种仇恨并非反动和沙文主义，而是源于正确的阶级本能。诚然，它被资产阶级滥用和歪曲，以达到反动的帝国主义目的。但革命者的任务在于分清什么是进步的态度，什么是反动的态度：把工人们从斯大林主义的态度中争取过来。而除了托洛茨基在其最后一篇文章中描绘的，在战争问题上将工人与剥削者区分开来的方法之外，别无他法。

英帝国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使群众对革命者提出的权力问题——哪个阶级掌握权力的问题——反应热情。每一个出现的问题都必须从这个角度提出。我们对战争的立场不再仅仅是反对政策，而是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决定的。也就是说，作为权力的竞争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接近工人阶级的途径。从纸面上和抽象的角度来看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接受《过渡纲领》作为我们在当前时期工作的基础。托洛茨基指出，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的日常工作通过过渡要求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这适用于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世界陷入战争的情况丝毫不会要求我们从这一立场上退缩，相反，它赋予了我们更大的紧迫性。但是，构成《过渡纲领》[8]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一并决定着我们所有活动家的战略方向，构成了现代人对战争的战略态度的基础。

战争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夺取权力的计划必须基于普遍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条件，而不是和平。我们可能为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同志对于历史的不幸的偏离感到惋惜。但遗憾的是，我们之前太弱了，无法推翻帝国主义，现在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有必要（当然，现在还是必要的）培养第四国际干部，使其了解社会爱国主义和斯大林沙文主义以及它们与战争的关系的本质和意义。在英国的左翼中，有谁比工人国际联盟更积极地做到了这一点呢？但我们必须走得更远。《过渡纲领》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从群众今天的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的桥梁，而且对于孤立的革命者来说也是与群众联系的桥梁。

革命社会主义联盟让自己相信其立场优越于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它安慰自己说，它保持了列宁在上次战争中的立场。假如革命社会主义联盟能理解列宁的立场的话（实际上它并没有理解）这本是很好的。然而，对于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继承者来说，我们正从革命社会主义联盟领导层结束的地方开始！我们从英国社会革命即将到来的时期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革命的问题角度来处理战争的问题。英国的工人，和美国工人一样 “不想被希特勒征服，对于那些说‘让我们议和’的人，工人们会回答说，‘但希特勒不想要议和。’因此我们说，我们将用工人军官指挥的工人军队和工人政府等等来保卫美国或英国。”（托洛茨基，同上）

这位老人的这句话从头到尾都充满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即在毫不妥协地保留对资产阶级的反对的同时，对普通工人的态度和他们思想中的问题表达出同情和理解。我们不再仅仅停留在教育先锋队了解战争的性质和拒绝保卫资产阶级祖国的必要性，而是前进到赢得工人阶级夺取权力和保卫无产阶级祖国的问题。

国际工人联盟回复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对《为夺权做准备》的批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