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循环”经济模式的问题
ft中国“双循环”经济模式的问题
佩蒂斯：“双循环”这一新提法的本质仍是内需再平衡，即扩大消费，而这要求收入分配的再平衡，且将损及出口竞争力。
更新于2020年8月27日 04:09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 迈克尔•佩蒂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本文为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撰写的客座文章，他是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的金融学教授，同时也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Carnegie-Tsinghua Center)的高级研究员。
自今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双循环”经济模式的概念以来，关注中国经济的分析人士一直难以准确理解中国领导层的意思。从随后许多官方提法来看，北京的这一新经济战略似乎是要继续扩大面向出口的生产，即“国际循环”，同时将经济转变为更加侧重于面向国内消费的生产，即“国内循环”。
理论上这是有道理的。一旦弥合了实际投资水平与合意投资水平之间的潜在差距——21世纪头十年初期中国很可能就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就需要让增长依赖于由工资上涨拉动的内需，而不再是依赖于出口或日益缺乏效益的投资。由于中国严重依赖后者，其债务负担已飙升至世界最高水平之一。
“双循环”虽被作为一项新战略提出，实际上并不新。至少从2007年起，北京就不断提出类似说法。2007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一次讲话中承诺，中国将把国内需求的再平衡、即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一项优先任务。
这一幕并没有发生。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仍然非常低，2019年比2007年仅高出两个百分点。中国的债务与GDP比例在此期间倒是翻了一番，这并不是巧合。
今年情况会更糟。随着消费相对GDP大幅下滑——部分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以生产为重点的疫情应对方式——2020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下降，抹去其自10年前低点以来取得的大部分增长。与此同时，2020年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2019年已上升了6个百分点——将惊人地上升16到20个百分点。换句话说，除了债务负担之外，中国经济自2007年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需求仍与以往一样不平衡。
名义上的双循环，本质上的再平衡
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正因为如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可持续的内需。但北京在双循环模式上面临着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让经济转向由内需拉动——不管你称之为“再平衡”还是“双循环”——需要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而且这种变革的力度可能比中国政府貌似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就这一点而言，中外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也没意识到。
中国的国内消费占比之所以如此低——史上最低行列——主要是由于家庭在GDP中所占比例非常低，算是有史以来所有国家中最低的数字之一。扩大消费、推动需求的再平衡，无异于意味着收入的大幅再平衡，即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要让中国的消费水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大体相当，普通家庭必须拿回GDP中的至少10-15个百分点，这就要求减少企业、富人或政府的收入。这意味着再平衡要涉及财富——以及政治权力——向普通民众的大规模转移。这并不容易。
第二大问题是中国“双循环”新模式的核心存在一个内在矛盾。正如前FT Alphaville撰稿人马修•克莱因(Matthew Klein)和我在我们的新书《贸易战争实为阶级战争》(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中所解释的那样，中国的出口“竞争力”靠的是确保工人只被分配到了非常少一部分的劳动成果，无论是在工资方面还是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换句话说，中国在出口上的实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工人只保留一小部分劳动成果。
这就是问题所在。只有工人得到的劳动成果比例大幅提高，中国才可能依赖国内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更大推动力，因此，再平衡的过程势必会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这就意味着“国内循环”要成功，“国际循环”就势必受到削弱。这两个循环无法像北京方面提出的那样相互促进：转型本身将需要一段艰难的调整期。
虽然用词变了，但中国政策制定者要想实现可持续增长，仍然需要对收入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方式作出重大变革。不仅政治挑战与以往一样巨大，而且由于过去中国的增长严重依赖当前在收入分配上的扭曲，向新模式转变几乎肯定要经历一段非常艰难的调整时期。要使双循环畅通，只能牺牲国际循环来达成国内循环，而在这种情况下，财富——以及权力——必须从当今的精英阶层向中国的普通家庭转移。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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