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眼中的信贷危机 (上、中、下)
索罗斯眼中的信贷危机(上)
最能让索罗斯对这场金融危机产生共鸣的，是他13岁那年逃脱德军大屠杀的经历。在眼下这场危机到来之前，他感受到了“简直和当时一模一样的刺激。”
发布于2015年2月18日 00:00
2007年8月17日，周五，21位华尔街上最具影响力的投资者在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位于纽约长岛(Long Island)东端南安普敦的家中会面吃饭。一周、甚至是更早之前，全球信贷危机的首轮冲击波已开始蔓延，当时，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冻结了其三只基金的赎回。作为回应，各大央行纷纷向货币市场注入巨大的流动资金，以期让全球的银行之间继续互相借贷。金融危机的预言家
那是个闷热的夏天，客人们吃的是鲈鱼、水果沙拉和小甜饼，不过气氛颇为严肃，或许说正式更合适。索罗斯的客人包括：对冲基金老虎基金(Tiger Management)创始人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前普惠公司(PaineWebber)首席执行官、现Lightyear Capital公司创始人唐纳德•梅隆(Donald Marron)；专事做空股票的对冲基金Kynikos Associates公司总裁詹姆斯•查诺斯(James Chanos)；对冲基金Pequot Capital首席投资策略师拜伦•韦恩(Byron Wien)，以及他这次年度聚会的召集人。参与这次聚会的人将之称为“基调午餐”(Benchmark Lunch)。
讨论聚焦在一个简单的问题上：经济衰退是否正在迫近？尽管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答案，但是在那个天气阴沉的下午取得的共识却不是这样。在那天午餐后写下的一个备忘录中，索罗斯多年的好友韦恩写道：“结论是：我们很可能处于经济放缓和市场修正之中，但是，我们的经济不大可能陷入衰退，不会出现熊市。”只有两个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其中的一个就是索罗斯，午餐结束时他确信，多年来他一直预言的全球金融危机终于开始了。
**重振量子基金**
他的结论立即得到了印证。六年前，在索罗斯经营的对冲基金——量子基金(Quantum Funds)的首席交易员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 Druckenmiller)离任后，索罗斯将这个基金转化为一个“投资不那么咄咄逼人的工具”，并将之重新命名为“捐赠基金”，这个基金会把大部分资金转让给外聘基金经理。现在，索罗斯意识到，他必须重新回到游戏中去。今年冬天，在他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办事处会议室中，他在一个长达两小时的会谈中表示：“我不想看到我多年积累的财富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我回来了，建立了一个宏观账户，用以抵抗我所认为的公司风险敞口。”
索罗斯抱怨称，他多年来已经很少插手量子基金的事务了，这意味着他不再掌握“过去谙熟的特定公司的详情，所以，我没有资格挑选股票”。而且，“对于近期所采取的许多宏观调控手段，我也不是很了解”。即便如此，根据《机构投资者》杂志(Institutional Investor)《Alpha》专刊，量子基金还是在2007年实现了32%的回报率，使得在当时已经77岁的这位老人一举成为全球收入第二高的对冲基金经理。2008年是自二战后全球财富蒸发最为严重的一年。在这一年中，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回报率依旧达到近10%，而同期有2/3的基金出现亏损。
索罗斯的主要目标是保住他的财富。但是，正如他在事业上一贯展现的，他对时机的把握和金融上的洞察力，使他的信誉提升到了思想家的高度，这一点在2008年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2008年5月和6月，在他开始著书立作的20多年后，他的第9本书《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一举登上了美国和英国的畅销书榜单。10月，他收到邀请，请他就当前的金融危机到国会作证。11月，他长期支持的总统参选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击败了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成功当选美国总统。
“在晚年，他博得了一直想要的认可，”韦恩说，“他事事如意。身体很健康，他支持的候选人获胜，他的生意也非常稳固。”
**动荡的童年经历**
人们给2008年和经济动荡早期做过很多对比，但是，最能让索罗斯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产生个人共鸣的历史时刻并不是他所做的那些平常的选择，而是1944年。当时，在纳粹占领的布达佩斯，这个年仅13岁的犹太男孩逃脱了德军的大屠杀。
索罗斯认为是他的父亲蒂瓦达(Tivadar)教会了他如何应对“严重失衡的形势”。一战时，蒂瓦达成了俄国的俘虏，被关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借助震动整个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他策划了一场越狱行动，并成功地回到了家中。那次短暂的入狱使他失去了年轻人的抱负，他“别无所求，只图享受人生”。但是，在1944年3月18日，德国人占领了匈牙利，年届50的蒂瓦达立即采取行动，通过为家人和其他一些人伪造假身份，把他们成功救出。
德军入侵前，蒂瓦达认为，乔治仍然需要父母的悉心照料。但是，这位在战争中同父母分居并用假身份生活的年轻人发现，战争的威胁非常刺激。“这太刺激了。”索罗斯写道：“这就像是生活在《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一样。”而随着最近这次金融危机的蓄势待发，他感受到了同样的刺激。他告诉我说：“我认为相同的事再次发生了。现在的感受简直和当时一模一样。”
这种刺激在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他的才能。索罗斯在1944年的经历为他穷毕生精力详细制定的基本概念奠定了基础。并且，他认为，他的概念在2008年所发生的事件中得到了验证。他的核心理念是“反身性”(reflexivity)，即一个“参与者的看法和真实事件之间的双向反馈回路。人们将他们的决定基于他们对于事件的认知和了解，而并不是基于他们所面临的真实事件。他们的决定对事件产生了影响，而事件的改变则很可能反过来改变他们的想法。”
从根本上说，在这种情形里，人们会对事件的假设进行频繁地再次检验，而且又会随时准备识别和利用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刻——在这些时候，我们对事件的看法和事件本身之间的影响最为剧烈。这个理论和近十年来十分盛行的理性预期经济学派相悖。那种方法假设：经济活动参与者——从购房的百姓到为自家的资产组合购买次级抵押贷款的银行——都是理性的，他们都为自己做出总体而言的最优选择；而自由市场则是一个能够实现平衡供给的有效机制，能够正确定价，使之趋于平衡状态。
**反传统的“局外人”**
在过去的18个月中，这种理性预期理论一直在受到打击：其学术上的最黑暗时刻或许是2008年10月23日，当时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向国会承认“模式存在缺陷”。索罗斯指出，格林斯潘和他的支持者所提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尤其是他们对“金融市场会自我纠正”这一假设，是引发目前的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理论蒙蔽了政策制定者，它也是要为这次经济破裂负巨大责任的“各种综合性金融工具和估值模型”的理论基础。
相反，索罗斯将这次危机视为“反身性”的一个活生生的说明。市场并未反映客观“真相”。市场参与者相信房价总是会上涨；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晦涩难解的金融工具，确实配得上“3A”评级，这些信念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最终，“超级泡沫”无法再持续下去了，于是就出现了2007年的信贷危机、2008年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等等。
作为一个投资者和思想家，索罗斯总是能在乱世中兴旺发达。但他一直有点不合群。他回忆起他1947年去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是如何“发现孤独”的。后来，当他先是在伦敦，后是在纽约，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套利交易员开始逐步开创局面，直到成为一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时，他在华尔街和学术界，用他的一个私人股份投资公司的熟人的话说，依然有点“怪人”的味道。人们常常用“有魅力”一词来形容他，但很少有人把这位身体健康、古铜色皮肤、曾离过两次婚的亿万富翁，视为知己。“如果我对印巴关系有想法，那么我会找他来讨论。”韦恩说，“但是如果我在婚姻上遇到问题，我想我是不会跟乔治去谈的。”
前美国副国务卿、现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会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说：“他喜欢将自己定格为一个局外人士，能够随时进场，包括总统办公室，我过去带他去过几次。但是单单和实权人物打交道并不重要。”
缺乏交际和与之相关的反传统、逆大流而动的个性，解释了为什么尽管他有多次举世皆知的成功，却有好坏参半的社会声誉。他的投机性行动——通常是针对各国的货币——激起了各国政治领导人的愤慨。他那雄心勃勃、覆盖全球而且资金雄厚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引起了批评家对他的指责，被指患有“救世主情结”。21世纪初，美国人把索罗斯大大地妖魔化了，以至于他对于自己对奥巴马的支持一直秘而不宣，使免累及这名总统候选人。或许，最痛苦的是，他对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通常会碰到不少的怀疑，尤其是在学术界。
柏林墙推倒后，他立即在前苏联以及附庸国家受到了高度尊敬，成为一个内部知情人士。较之于其他外国人，索罗斯更加全面、更加迅速地了解并大力欢迎逐渐展开的系统性转型，赢得了影响力和尊重。索罗斯今天面临的问题是：随着西方世界体系受到百年难得一遇的冲击，这位永远的局外人，是否会最终在这个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园里，发觉其实自己也置身于社会主流之中。
(待续)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系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主编
译者/红岭
索罗斯眼中的信贷危机（中）
打理索罗斯慈善事业的干将们说，他的慈善运营策略和投资风格惊人相似：他知道如何下大注，而当一个项目不行时，他不怕斩仓。
发布于2015年2月19日 00:00
作为投资者，索罗斯最著名的（或者说是最臭名昭著的）投机行为，是他在1992年攻击英镑的豪赌。这场赌博让他赢得了10多亿美元，英国媒体因此也给了他一个恶名——“让英格兰银行破产的人”。后来的结果表明，那次打赌也是对他特殊才干的完美诠释。很多过去和现在的基金经理都认为，这种特殊才干是他成功投资事迹的核心因素。事实上，索罗斯最著名的投资并不是他自己的主意。据索罗斯和当时量子基金经理德鲁肯米勒说，想出做空英镑这一点子的人是德鲁肯米勒。但是当德鲁肯米勒在和索罗斯第二或者第三次检查这项计划时，索罗斯告诉他的这名得意手下，胆子要大些：“我对他说：‘直扑要害！'。”于是，德鲁肯米勒恰当地加大赌注——后来，索罗斯在采访中称，量子基金和好几只相关的基金，把赌注金额加到了接近100亿美元——索罗斯不仅赚到了巨大的财富，而且在国际上声名鹊起。
**非凡的金融天赋**
在量子基金工作了12年的德鲁肯米勒说，那场谈话展现了索罗斯非凡的金融天赋：“他非常善于利用资产负债表——或许是历史上最善于此道的一个人。他还能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充分利用杠杆，但是也能做到弃之不用。他对工作岗位毫不掺杂情感因素。我认为，这在我们这一行中，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性格。”
查诺斯表示同意：“（索罗斯）多年前就已做到，我一直在为之努力并钦佩不已的是，他能够从多头转为空头，能够在事实证据面前迅速转变做法。从感情上来说，这相当困难。”
对于情感自控能力，索罗斯全盘否认。“不，不是这样的。”他摇头笑着跟我说，“我非常情绪化，和市场一样喜怒无常。所以，基本上，我是一个躁狂抑郁的人。”(他那与市场挂钩的情绪会导致他身体不适，尤其是背痛，而他则将之视为宝贵的投资提示。)
相反，索罗斯将其作为投资者的效率归功于他对于人类认知偶然性的哲学观点，他说：“我认为，我的那个主要强调错误观点重要性的基本理念框架，让我对自己的决定变得非常苛刻……我知道我肯定要失败，但只有这样我才更有可能纠正自己的错误。”
**敏锐的政治嗅觉**
索罗斯对于大变革的敏锐嗅觉，是他投资风格的第二个关键点。《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贝(Sebastian Mallaby)正在写一本关于对冲基金历史的书，他表示，索罗斯寻找的是“大局转变的时刻，而不是渐进式改变的时候”。马拉贝引用了索罗斯的一些事例作为案例：索罗斯最闻名的两次货币交易——量子基金卖空英镑，和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签订时，索罗斯打赌美元兑日圆将会贬值；以及那个并不那么广为人知的1973赌局，即他相信由于阿以战争的爆发，国防股会上涨。“反身理论并不是告诉你该做什么，它告诉你的是要密切注意变局时刻。马贝拉说，“这是一种思想方法。”
一些索罗斯的观察者宣称，索罗斯巨大的国际关系网络或许是他市场先见之明的一个重要消息来源。然而，索罗斯就是在他的确拥有内幕消息的地方——前苏联做出了最失败的交易。在俄罗斯和许多前苏联地区，他非常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改革。1997年6月，由于俄罗斯政府难以支付拖欠的工资，索罗斯向其提供了一笔过桥贷款，充当起个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他相信俄罗斯对改革的承诺，并将自己视为一个局内人，正是这两大信条导致了他的投机失败。他出资9.8亿美元协助一位财团寡头完成了对国家电信公司Svyazinvest 25%股权的收购。他决定加入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从强盗资本主义向合法资本主义的转变。”但事与愿违，Svyazinvest电信一私有化，寡头们就从欺诈政府转向互相欺诈。作为一个局外人，索罗斯显然成为了受害者。“在俄罗斯之前，我从未有过如此大的失败。对他们来说，他们通过欺骗达到了目的。”
“这是我投资生涯中最大的败笔。我自己满怀希望，结果被它骗了。”他的最新著作中，仅用了一句话提及俄罗斯，而且还是用括号插入的：“（我不谈俄罗斯，因为我不想在那儿投资。）”
**好胜的竞争意识**
12月某个寒冷的周一晚上，索罗斯驱车一个小时，从曼哈顿赶到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布鲁斯博物馆(Bruce Museum)。他要为学者救助基金(Scholar Rescue Fund)募集资金而演讲。他已为学者救助基金提供了部分资金。从2002年起，该计划已向来自40个国家的266位受迫害的学者提供了安全庇护。演讲（自然是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束后，索罗斯一边走出演讲厅，一边与斯坦利•博格曼(Stanley Bergman)进行交谈。博格曼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该事务所为当晚的活动提供了赞助。
“你喜欢运动吗？”索罗斯微笑着问这位主办人。
“喜欢”，白发苍苍的博格曼答道。
接着，争强好胜的念头突然闪过，正是这种竞争精神，使索罗斯热衷于滑雪、打网球、下国际象棋。索罗斯问道：“你高寿？”
“75。”
“我78，”索罗斯回答说。“可如果身体好不能为你赚钱，又有什么用呢？”两位古稀老人会心一笑。
据维恩说，索罗斯也喜欢运动：“乔治喜欢时不时秀一下他能行。”但是，虽然他好玩，却不屑于过着纯粹累积筹码的生活。他是在1981年顿悟的，当时他正为投资债券疯狂集资。“我当时觉得自己要得心脏病了，”他对我说。“接着我意识到，如果只是为了变得富有而死去，我将是失败者。”
对索罗斯来说，解决办法就是投身于慈善事业。“做一些对这个世界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这才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他说道。“基金会使我可以抽身出来，可以关心别人多过自己。”索罗斯的财富为其慈善事业提供了强大的后援：自1993年起，人权活动家阿里•奈尔(Aryeh Neier)就开始运作开放社会基金会，据他说，2008年基金会预算为5.5亿美元，今年将增至6亿美元。据他的计算，索罗斯向其慈善事业捐助的总额已超过50亿美元，主要通过其基金会进行捐助。
“20世纪下半叶，在战略部署资源以改变世界这方面，没有一位慈善家比索罗斯做得更好”，最近被任命为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去年初秋的一次谈话中对我说。塔尔博特将索罗斯的影响力与一个主权国家相提并论。塔尔伯特说，20世纪90年代，“一听说乔治•索罗斯要和我谈话，我会扔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几乎把他当作来访的国家元首对待。他在前苏联一些殖民地投入的钱确实比美国政府还多，因此视他为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是应当的。”
**独到的基金会管理**
打理索罗斯慈善事业的干将们说，他的慈善运营策略和其基金经理所观察到的投资风格惊人的相似：他知道如何下大注，如何具有原创性，而且当一个项目不行了时，他不怕斩仓。研究苏联和乌克兰问题的经济学家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Aslund)曾与索罗斯在许多项目上共事过，他认为，索罗斯的慈善风格“多由货币市场形成，这些总是变幻莫测的。他假定，他现有的任何想法，数年后会是错误的。每当一个项目在完美地进行时，他就会问自己：‘我何时应该终止这个项目？'”
长期以来，索罗斯的慈善资金，再加上他决定将其投入到医院、大学、博物馆甚或非洲贫困人口等传统慈善领域之外的地方，使得他在美国之外成为偶尔有争议的人物。他被俄罗斯指控为煽动乌克兰2004年橙色革命的西方肇事者之一；他在俄罗斯的基金会办公室突遭搜查，被迫关闭了在威权统治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办公室。
结果证明，如果财阀们用财富来解决社会争议话题，美国对此也非常敏感。近年来，索罗斯的基金会在美国越发活跃，着手于包括药品政策在内的各种问题。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任职期间，他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他认为，他致力于在国外高压政权下培育的开放社会，却在收养他的祖国本土摇摇欲坠。
有些人欣赏他的不羁。著名的独立思想家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说：“药品一事是个极佳的例子，说明他完全不采纳传统观点。我想，药品政策需要重新考虑，而他就是说出来的人之一。”沃尔克被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时期再度获任。
索罗斯的钱是他可以标新立异的关键：“有这个钱，我可以公然反对布什政府，因为我付得起钱”，他说。但他也认为，他的财富，以及由此自然而然带来的在美国的信誉，却遭到了保守人士的攻击，如福克斯(Fox)的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和极端主义评论家林登•拉罗奇(Lyndon LaRouche)。他说：“在美国，人们给予赚钱能人过度的尊重，我不得不被妖魔化。”
他们的攻击富有成效。甚至在去年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声势愈来愈浩大、美国金融家和国内其他人一起争相支持之时，他这位最早的华尔街重量级赞助商却保持低调。“奥巴马试图成为一个消除分歧的人，”索罗斯说。“而我是一个引起分歧的人，因为我被右派妖魔化了。我觉得，我声援他对他不一定有利。”
(待续)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系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主编
译者/红岭
索罗斯眼中的信贷危机（下）
成功下注奥巴马，与索罗斯喜欢彻底变革一脉相承。而对他来说人生最重要的成就，莫过于在开始写作20年后，他终于被主流思想所接纳。
发布于2009年2月20日 00:00
2008年11月5日，大约下午1点，在位于第五大道的公寓里，索罗斯坐在桃红色沙发上，左边是约旦王后努尔(Noor)，右边椅子上端坐着智囊机构New America的史蒂夫•克莱蒙斯(Steve Clemons)。他们周围则聚集着一大群各色宾客，其中许多人还在为奥巴马在格兰特公园的成功演讲激动不已。公寓里的四台平板电视机都播放了演讲。和索罗斯举办的大多数晚会一样，参加晚会的艺术家和政治家比宇宙巨人(Masters of the Universe)还多：在座的有海地总理、该国索罗斯基金会前主席米歇尔•皮埃尔-路易(Michèle Pierre-Louis)、前世界银行行长詹姆士•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沃尔克，以及二十来岁的嘻哈音乐制作人夸西•阿萨尔(Kwasi Asare)。
**成功下注奥巴马**
索罗斯喝了一杯浓咖啡，几分钟后，和最后一批客人干了杯香槟。他23岁的儿子亚力山大(Alexander)坐在椅子的扶手上，拨弄着他父亲的头发告别。其他人也都将此视为离席的信号。那晚，索罗斯有点微醺，喜气洋洋——他有理由开心，因为他很早就认为奥巴马会胜出。一直伴他左右的政治顾问迈克尔•瓦尚(Michael Vachon)在他的文件中还保存着2004年2月他和索罗斯去芝加哥的一张皱皱的行程表。在那张纸的右上角，瓦尚潦草地写有“巴拉克哥们”。当时还是参议院候选人的奥巴马急于会见索罗斯，在他的行程中多次致电索罗斯他们两人。但是因为行程很满，索罗斯只能抽出7点30分在四季酒店用早餐的一点点时间。
索罗斯吃完早餐后“印象深刻”，他读完奥巴马自传后，他坚信奥巴马是个“人物”。几个月后的6月7日，索罗斯在他位于上东区的家中为奥巴马竞选参议员举办了一场热闹的集资会。索罗斯及其家族捐资约法定最高限额的8万美元。
奥巴马当时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当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要竞选总统时，几乎所有大牌纽约民主党人，特别是年老的那些华尔街人士，受忠诚的驱使并经过深思熟虑，全都站到了他们的本地参议员希拉里和她的团队一边。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时为法国总统候选人的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说，索罗斯在2006年告诉他，他支持“那个年轻小伙，巴拉克•奥巴马。他是第一个这么对我说的人，并且他是正确的。”2007年1月16日，奥巴马组建了总统竞选试探委员会，索罗斯为其竞选捐资并正式支持他。在此之前，索罗斯致电希拉里•克林顿，告诉了她这个决定。希拉里对他说：“我希望你在大选时支持我。”
他支持奥巴马的决定，与他一生都喜欢彻底变革是一脉相承的。他说：“我感到美国距其立国之本越来越远，是要停下的时候了。”就像在金融市场一样，索罗斯押在系统性转型上的政治赌注——支持奥巴马，以及他早先反对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的态度——得到了回报。
**从金融家到思想家**
对索罗斯来说，现在，与时代精神相符产生了一个让人感到高兴的后果，那就是人们开始把他真正视为一位美国公共政策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问题的思想家。11月份，他与另外四位同样收入极高的对冲基金经理一起在国会作证时，人们很尊敬他，甚至对他十分敬重——而不是目前对待亿万富翁金融家的那种主流态度。索罗斯外套尚未脱去，纽约女议员民主党人卡罗琳•马洛尼(Carolyn Maloney)就在走廊向他表示问候。“给他准备一间好一点的办公室”，她跟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正在给索罗斯找作证前的等候室。“他给我们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还援助了许多好人。”听证会后，一位议员和一名工作人员来到索罗斯跟前，请他在他的书上签名。
对索罗斯来说，国会山有人听他的，更广泛地说，全球决策者也听取他的意见，这些都非常重要。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比金钱、比他的基金会的政治成就和社会成就更重要的——是留下不朽的思想财富。他把反身性(reflexivity)形容为“我的主要兴趣”。即使在索罗斯通过其基金和基金会在金融和社会领域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时，他还是为不能被认为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而深感挫败。在他的最新著作中，有一章冠以“失败哲学家自传”，还有一次，他将在维也纳大学的讲座取名为“失败的哲学家再次尝试”。年轻时，他想成为一名学者，但“我的成绩不够好”。
他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被许多评论家斥责为一个成功的投机商的自我放纵”。这种评论至今在一些圈内流行。在他的最新著作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用半章篇幅来写索罗斯，将他描绘成“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投机商”。他还对索罗斯在思想领域的“雄心抱负”表示不屑，辛辣地说他“想要全世界像接受他的金融才智一般接受他的哲学思想”。
另一个阻碍索罗斯获得学术声望的障碍，是他自己承认他“恐惧”形式数学：“我理解数学概念，但我害怕数学符号，因为你很容易在它们中间迷失方向。”事实证明，这种恐惧不会阻碍他在金融定量世界的成功，但对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声望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学人中间，他的不利因素是无法用流行的数学语言来表达，”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说。但斯蒂格利茨相信，他这位朋友的著作已越来越被接受了，这部分多亏了金融危机：“我想，那些对思想感兴趣的经济学家，是把他的作品当作一个思想而认真对待的，这能给他们的思想带来主意。”
在拉里•萨默斯看来：“反身性是一个正确的、重要的、并且与社会科学众多现有思想流派紧密相联的思想概念。但没有人像乔治那样有效地运用哲学概念先赚钱，然后改变世界。”
保罗•沃尔克发表了类似见解：“我认为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虽然有时候他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清晰地表达出来。”他说，总的来说，索罗斯是“一位富于想象力、具有煽动性的思想家……他对市场运作或失灵有着睿智的想法。”
这是索罗斯写作20年来和他放弃学术50多年来最被主流思想接受的时候。这似乎是个突破。我问他是否仍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失败的哲学家，他说不：“我想我实际上在成为一名成功的哲学家。”对他来说，那“显然”是最重要的人间成就。
“我想这和人类状况有关，”他说。“事实是我们终将一死，而我们却想长生不老。可以让你最接近长生不老的是创造一些你死后仍可存在的东西。财富可以是其中之一，但证据显示财富不能延续好几代。然而，如果你能拥有可以经受时间考验的艺术作品或者哲学著作或者科学成就，那么你就无限接近永生了。”
(完)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系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主编
译者/红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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