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哲学》介绍（下）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哲学》介绍（上）

对立的统一

对黑格尔来说，太一（the One）与对其矛盾的各部分的知识构建了辩证法的本质。因为太一是包含了冲突与对立两极的整体。只有在认清这些矛盾的趋势后一个关于思考对象的正确知识才能在它真实的、动态的现实中被认识。

黑格尔基本的观念是从矛盾中发展。换而言之，辩证法是矛盾的逻辑。当传统（形式）逻辑想弃置矛盾时，辩证法拥抱它，将它接受为所有生命和自然正常而又必要的一部分。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6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的理论为现代科学铺平了道路，为了“报答”他宗教法庭将他活活烧死——他给了我们一个关于辩证法的迷人定义，la divina arte degli opposti （“关于对立的神圣艺术”）

黑格尔则将这称为“永不停息的统一”，其潜在的张力是所有事物的基础。这个对立统一——偶然、同一，和随之而来的动态的相互影响——是条件性、暂时性、过渡性和相对的。对立的互斥关系是绝对的，且它是所有运动、变化和进化的基础。

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马克思写道：“‘人的理智’来自‘生活深处’，并且不会因为任何哲学的或其它学术研究而破坏自己天然的习性，它的全部粗俗性格表现在：在它看出有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在它看见有统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别。当它在规定差别的定义时，这些定义立即在它手下硬化为顽石，而它认为假如使这些僵化的概念互相撞击而打出火花，那是最有害的诡辩。 ”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从存在的范畴出发，并佐以无遮蔽的断言“它是（It is）”。但这个陈述，尽管其有着看起来合乎常理且具体的特性——我们确立了定在（existence）的基本事实——并不能把我们带到很远，甚至事实上会将我们带到错误的结论。纯有（Pure Being），如黑格尔指出的，与纯无（Pure Nothing）一致。它被剥夺了其所有的具体性和现实性。那看起来具体的却转为空洞的抽象。

有（being）和无（nothing）一般被认为是互相排斥的对立。但在现实中，不存在离开了“无（nothing）”的“有（being）”，也不存在离开了“有”的“无”。有与非有（not being）的统一，如黑格尔指出，是转化（becoming）：持续运动的变化意味着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刻，我们既是如此又不是如此。

生与死被认为是互相排斥的对立。但事实上，死亡是生命内在的部分。生命没有死亡就不可被认识。我们在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死亡，因为事实上，只有数万亿细胞的死亡和数万亿新生细胞的接替才构成了生命和人类的成长。

没有死亡就不可能有生命、成长、变化和发展。因此，试图将死亡逐出生命——如同两者可以分开似的——是达到一个完全不变的状态，不变的、静态的平衡，但这只是死亡的另一个名字。因为没有变化和运动就没有生命。、

在我面前是一张婴儿的照片，它在许多年前被拍下。这个婴儿是我，但不再存在。自从那张照片被拍之后大量的变化已经发生，所以我不再是我曾是的。但我仍然能对某个看着这张照片的人说：“哦，这是我”，而我却没在说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对这一辩证过程进行了最精彩的描述：

“当花朵绽开的时候，花蕾消失了，于是人们说，花蕾被花朵否定了。同样地，当结出果实，花朵又被宣称为植物的一个虚假不实的存在，而果实则作为植物的真理取代了花朵的位置。他们认为，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而且作为不共戴天的东西相互排斥。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它们的流动本性使得它们同时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的不同环节，在这个统一体里面，各个环节不仅彼此不矛盾，而且每一个都是同样必然的，正是这个相同的必然性方才构成了整体的生命。”

爱与恨是对立的。但爱恨交织却是常识，并且常因爱生恨，因恨生爱。快乐与痛苦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并不能脱离另一个而存在。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痛也有重要的功能。它不只是一种“邪恶”，而是身体不健康的预警。痛是人类状况的一部分。不仅如此：痛苦与快乐是辩证地联系着的。

没有痛的存在，快乐就不能存在。堂吉诃德向桑丘.潘沙（小说《唐吉可德》中主角堂吉诃德的侍者——译者注）解释道饥饿是最美味的调料。相似的，我们在一段辛劳后睡得最安稳。另外，在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哈尔王子说：

“要是一年到头都吃喝玩乐，

那也只会变得与劳作一样索然无趣。

正因为机会难得，才令人如此企盼。”

一个纯白的世界事实上和一个纯黑的世界一模一样，就如极地探险家得了雪盲症之后发现的一样。

数量与质量

在《逻辑学》中，特别是关于尺度（measure）的部分，黑格尔详细阐述了他的交错线发展理论（theory of the nodal line of development）（编者注：黑格尔将质量互变的点称为“交错点”，将由此点组成的线称为交错线。详细原文解释可见文末注释[1]内的文献），在其中一系列微小的、明显不重要的变化最终到达了一个关键性的点，造成质的变化。混沌理论和其衍生明显是辩证思想的一种。准确的说，从量到质的变化是其观念的中心——辩证法的基本法则之一。

在他的作品《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在晚近的分析中，自然是辩证地运作的。过去数百年的科学发展彻底佐证了这个断言。美国科学家在现代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我指的特别是R.C.陆文顿（R.C. Lewontin)在遗传学上的研究成果，以及更出色的一例是史蒂芬 J. 古尔德 (Stephen J. Gould) 在进化生物学上的著作。

让我们引用一个易于理解的例子。

当水在标准大气压下被加热或冷却，就有从一个聚集状态到另一个的变化，在0摄氏度它是冰，而在100摄氏度它却会转变成气体状态（水蒸气）。如果我们将温度再度提升到550摄氏度，它就会变成等离子体（plasma），一种完全不同状态的物质，在其中原子和分子的分离就会发生。在几个不同状态之间的跨越被称为相变（phase transitions）。对相变的研究构成了现代物理学一个重要的分支。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也能观察到相似的变化，相变在社会历史上的对应物即是革命。

成核现象（nucleation）的第一步要么是一个新的热力学相（thermodynamic phase）要么是一个自组织形成的新结构。这个过程决定了新相或自组织结构出现之前需要多少时间。这种现象在每一种热力学相变中都被观察到。从饱和溶液到晶体，从液体到气体的蒸发过程，或从水到冰的相变。

事实上，溶液可以达到过饱和的位置。比如说，水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被加热到100摄氏度以上而不变成蒸汽，或被冷却到0摄氏度以下而并不变成冰。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变的发生需要外在的冲击或杂质的在场。水在加热时不会随机地在任意点形成蒸汽气泡，气泡都会从平底锅表面的划痕或缺陷处开始上升。这是在催化剂周围形成的成核点。

从热力学角度看，过饱和溶液的浓度、温度或其他任何定量因素都会达到一个水平，在这个水平上，替代相代表较低的熵，但形成第一个“核”需要付出熵的代价。有时，这个成核点是在一段时间内随机形成的，就像放射性衰变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形成的概率会越来越大。然而，如果存在某种催化剂，其表面的熵跃就会降低，从而有助于核点的形成。

当我们想到珍珠在蚌中的结晶时，就能想象出这一过程。事实上，我们经常谈论工厂或社会中愤怒的 "结晶"，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在珍珠的形成过程中，所有形成珍珠的条件都可能存在，但有一个条件除外，那就是一些杂质，珍珠可以围绕着这些杂质成形。这种 "杂质 "通常是钻进蚌壳并死去的虫子。这里的意象非常引人注目：一颗美丽的珍珠围绕着一块相当丑陋的生物尸体形成了一个石棺。

我们晚些会回到这个类比。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发展阶段的明显重复，而这些阶段早先已被克服。我们在研究胚胎时也看到同样的情况，胚胎明显经历了进化的各个阶段。人类的胚胎从单细胞开始，然后分裂并获得更复杂的形态。在某一阶段，它像鱼一样长着鳃，后来又像猴子一样长着尾巴。人类胚胎与其他动物（包括鱼类和爬行动物）的胚胎之间的相似性是惊人的，古希腊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早在达尔文之前两千多年，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公元前611-546 年）就推断人类是从鱼进化而来的。

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差异不到百分之二，我们与果蝇甚至更原始的生物共享很大一部分基因。创世论者最后一次绝望的反击——躲在“智能设计”的旗帜下——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显著成果面前支离破碎。然而，我们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百分之二的差异是一个质的飞跃，它将人类带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且更高的水平。

进化的过程从最初的原始生命形式开始，一直没有间断过，我们现在知道，最初的原始生命形式在地球历史上出现的时间令人惊讶得早。最早的原始生物可能出现在原始海洋的海床上，它们的能量不是来自太阳，而是来自地壳下面产生热量的火山喷口。最早的原生动物发展成脊索动物，到最早的陆栖两栖动物，到爬行动物，再到后来的哺乳动物和人类。

历史和自然界都既认识进化即缓慢、渐进的发展，也知道革命即质的飞跃：进化的进程在这里大大加快。进化为革命铺平道路，而革命又为更高层次的新进化铺平道路。

在物质的各个层面都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对立统一。从最大的星系到最小的亚原子粒子，自然界的各个层面都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趋势。对立统一就是承认或发现存在于自然界所有现象和过程中的相互排斥的趋势。这就是恩格斯将辩证法定义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想的最普遍规律的含义。

临界状态（criticality）

异性电荷相吸，同性电荷相斥，这是化学的基本原理。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明显的悖论。除了氢以外，所有原子的原子核都含有一个以上的质子，而每个质子都带有正电荷。质子一定会感受到来自其他质子的斥力。那么，为什么这些原子的原子核会保持在一起呢？是什么让原子核保持在一起？

聚拢和撕裂原子的对立统一力分别是强核力和静电力。中子和质子通过强核力相互结合，然而，这种力只能在很短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带正电的质子则通过静电斥力不断相互排斥。这种力的作用距离要大得多。

强核力将大多数普通物质结合在一起。此外，强核力还将中子和质子结合在一起，形成原子核。正如离心力试图将星系撕裂，而引力则将星系维系在一起一样，电磁力是理论上会将原子核撕裂的力量，而强核力——比电磁力强130 倍—则将原子核维系在一起。

原子核可以保持在一起，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做到这点。如果质子或中子的数量超过这些限制，原子核就会因放射性衰变而变得不稳定。如果原子核变得非常大，它就会发生更为剧烈的变化。

随着原子核的增大，静电斥力最终会战胜核吸引力，原子核就会变得不稳定。这时，只需向原子核发射一个中子，原子核就会一分为二，释放出大量能量，并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出更多的中子。这就是物理学家所说的核裂变。

如果存在一定量的可裂变物质，就能确保裂变释放的中子撞击另一个原子核，从而产生连锁反应。裂变材料越多，发生这种事件的几率就越大。临界质量被定义为裂变过程中产生的中子平均会产生另一次裂变事件的物质数量。

在从受控核反应到不受控核反应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质的飞跃——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如果在裂变材料中插入一种材料控制棒，以吸收比裂变反应所发射的中子更多的中子，则反应仍处于受控状态。然而，如果将控制棒移开一英寸，就会产生一连串的中子，数量转变为质量，则会产生核熔毁。

在自然界的各个层面都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过程。美国物理学家、作家马克·布坎南（Mark Buchanan）在《改变世界的简单法则》（Ubiquity）一书中指出，心脏病发作、雪崩、森林大火、动物数量的增加和减少、股票交易危机、交通流动，甚至艺术和时尚的革命等各种现象都受制于相同的基本规律，这种规律可以用幂定律（Power Law）这个数学公式来表示。这是 "量变到质变 "这一辩证法则的又一突出体现。

《资本论》的辩证法

在他精妙高深的著作《哲学笔记》、一部在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瑞士过程中完成的作品中，列宁写道：“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我们必须宽恕一定的夸张——这些终究只是列宁为自己写的粗糙笔记，并不是意图出版的作品——但列宁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资本论》本身就是对黑格尔有所改进、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完善的辨证方法的精湛应用。马克思本人已经指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是具有纯粹哲学的特点并正是基于黑格尔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一章被普遍认为是全书最困难的章节之一。它并不关乎经济学而是关乎哲学。它根植于黑格尔辩证法集大成之作《逻辑学》的方法中。然而它对于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不可或缺的。

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商品的分析中衍生出了其运作的诸般法则。马克思分析了商品并解释它有两个自相矛盾的趋势。第一眼看，商品似乎是非常简单和具体的—一个供人使用的对象。无论这个使用是对生存来说必须的还是异想天开的结果，都对这个考量来说别无二致。但细看之下，我们发现商品根本不简单。它并不只是使用价值，而且也是交换价值——一个截然不同的东西。

人类在最早期的社会中就生产了使用价值，但在资本主义下，商品的特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家生产商品并不是供人使用而是为了利润而售卖。

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被限制在其具体的属性；但交换价值并没有一点物质在其中。单个商品的价格由每日全球经济中发生的大量交易所规定。价格根据供需法则所浮动，但这些浮动围绕着一个给定的点进行，这才是一个商品的真正价值。这个价值是人类劳动的成果，如前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家们所已经解释的那样。

个别性和一般性

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列宁写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

中世纪的经院学究们想破脑袋也不能确定一般性（共相）是否真实存在。黑格尔绝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个别和一般事实上是一致的：每一个个别者都是这样或那样的一个一般者。每一个个体都从属于一个定义其本质的种或属，然而种属都是有个体生物构成的。生物学中这些范畴的界限是由生殖能力所规定。

因此，对立面即个别与一般的对立是同一的：个体必须在导向一般的联系中才能存在。一般性只有在个体中并通过个体才能存在。每一个个体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是一个一般者。每一个一般性仅仅大概地包括所有的个别对象。每个个体不完全地进入一般，等等。每个个体被数不尽的过渡与其他种类的个体连接——物、现象、过程等等。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形而上学》）

这个明显自相矛盾的断言可以被甚至最简单的陈述展现。我们不可能在不直接将其转变为一般者的情况下描述任何个别者的本质。这是任何定义的本质，比方说我们说约翰是个人，菲多是只狗，这是一棵树的一片叶子，等等。我们将一些属性当作偶然的而忽视，；我们将表象和本质分离，并将两者相对立。

黑格尔指出，在日常语言中，陈述并不采取“a=a”的形式（约翰是约翰，房子是房子，等等）而是“a=b”的形式（约翰是男人，房子是建筑），这暗示了同一与差异的统一。列宁评论道：

“在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等的因素、萌芽、概念了。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像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转化、转换、相互联系。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人类社会可以被理解吗？

哪怕是最肤浅的观察也可以证明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几个特定的阶段，且有些过程有规律地被重复。正如我们在大自然中看到的量变到质变的转变一样，在历史中我们也看到，长期缓慢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变化会被一些时期所打断，而在这些时期中，变化过程会加速，从而产生质的飞跃。

在自然中，长期的缓慢变化—停滞——可以绵延数百万年。它们被灾难性的事件打断，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曾经主宰自然的物种的灭绝，和其他曾经无足轻重但可以更好适应新的环境的物种的兴起。在人类社会，战争与革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且我们已经习惯了将它们作为把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区分开的里程碑。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历史真正的推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如马克思的敌人常说的那样，马克思把一切还原到经济。有诸多因素影响社会的发展：宗教、道德、哲学、政治、爱国主义、部落联盟等等。所有这些进入到一种社会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这创造了一个丰富又令人困惑的现象与过程的马赛克图案。

乍一看我们似乎不可能理解这些。但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自然，但宇宙的复杂性并没有组织科学家尝试将不同的元素分离，以分析和归纳它们。人们凭什么相信他们高于自然，并且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能被科学解释的呢？这个主意是荒谬可笑的。是人类急切想被当作某种特殊造物的表现，上帝规定人类完全于其他动物分割且与宇宙的其他部分有特殊的关系。但科学已经无情地击碎了这些自大的幻想。

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赋予了共产主义以科学性。他们解释了大众的真正解放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工业、农业、科学和技术——这些会创造出一般工作日减少和接触文化的必要条件，作为唯一一种改变人们对彼此思考和行动的方式的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给出了这个精彩但鲜被提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势，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从而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社会发展的本质内容是生产力的发展。但在生产力的基础上衍生出了财产关系和一个复杂的法律、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后者构建了前者表现自身的形式。内容与形式可能会互相矛盾，但归根结底，内容会决定形式。

内容的变化比形式要快，这就产生了必须被解决的矛盾。已经被淘汰的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因此，在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过去历史无法想象的一个水平，它与私有财产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进入了公开的冲突。旧有的形式在束缚生产力发展。它们必须被摧毁和突破才能解决这个矛盾。被淘汰的形式被摧毁，并由与生产力的需要所匹配的新形式取而代之。

阶级社会

智人这个物种大约在10万到25万年前出现，甚至可能是40万年前。我们称为文明的，在阶级分化基础上出现的社会，则有大约五千年的历史。因此，在其95%的历史中，人类并没有私有财产、阶级斗争、警察与军队、一夫一妻制和城乡差距——但这些制度被主流社会科学家们接受为既有且永恒的。

阶级社会本身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已经历了一系列根本的变化，或革命。粗略地说，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社会的经济发展被标记为几个陆续出现的阶段或“时代”。在生产力发展的到一定水平，基于土地公共所有权、奴隶制、农奴制和工资劳动的社会经济系统就出现了，每个都有其特有的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和它们自己的运动规律。

因此试图找到适用于，例如古埃及、中世纪欧洲和现代全球经济的政治经济“一般”规律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发现统治每个系统的独特规律，用马克思的说法， “详细分析材料的不同发展形式，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今时今日，生产的无政府混乱不能满足现代产业、科技和科学的要求。对资本主义这个饥饿、贫困、战争和恐怖主义根源的唯一解决方法是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发展的进程是如何不断加速的。罗马帝国，奴隶制的最高阶段，它的衰亡引发了欧洲文明的崩溃，接着是在封建主义下绵延千年的缓慢复兴。封建主义比奴隶制持续的时间更短，而资本主义只存在了两到三个世纪。

我们必须注意到资本主义下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之前的任何社会都要快得多。在这个时代的发明创造比之前所有时代加起来还多。但这狂热的产业、科学和技术发展已经与私有财产和民族国家的狭隘限制进入冲突了。

资本主义在其衰老阶段的腐朽使它不再能像以往那样发展生产力了。这是目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且危机已经开始威胁人类的存在了。

社会中的矛盾

辩证法并不局限于自然，也可以被应用在社会、历史和经济。在《改变世界的简单法则》中所列举的相变中，我们还可以添加革命，这是阶级战争的表现。

我们已经讨论过与原子等现象有关的临界现象，表明内部矛盾被特定的力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一旦超过这些范围，就会产生临界状态，造成爆炸性后果。在社会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过程。

《共产党宣言》解释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除去前阶级社会）。阶级矛盾的存在威胁着要撕裂整个社会。为了规范和控制阶级斗争，一个高于社会并逐步异化于社会的力量出现了。这个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的职责是保证现存秩序的延续，维持秩序并确保威胁撕裂社会的力量被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归根结底，国家由武装人员构成：警察、军队、监狱、法院和司法机关。最终，统治阶级，作为社会中的少数，必须依靠暴力、或暴力的威胁，来维持它对大众的统治。

然而，对暴力的呼吁是底牌。统治阶级手中有诸多的工具来进行控制。它不仅拥有对武装力量的垄断，也有对文化的垄断。学校与大学、出版业和大众媒体，和其他种种文化有关的事物是统治阶级保留的特权。它使用和滥用它们来满足自己的利益。

大学中的哲学部门，如其他部门那样，在统治阶级的角度有其功用：打击马克思主义和其他“颠覆性的”趋势，并在青年中培养趋于服务统治阶级利益和现存秩序的观念。我们只需要引用在俄国革命一百周年期间如雪崩一样充斥着书店和电视屏幕的反革命宣传就可以说明这点了。

统治阶级手上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就是宗教。这个功利主义—甚或犬儒主义--的观点在很久以前就由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Seneca）提出：“普通人认为宗教是真实的，智者认为宗教是虚假的，而统治者则认为宗教是有用的”。（译者注：根据查阅，所有现存作品塞内加可能并没有真的写过这句话。这句话1916年首次出现，很有可能是对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一段话的篡改：流行于罗马帝国寰宇之内的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和膜拜，一般人民看来都是同样灵验；明哲之士看来，同样荒诞；统治阶级看来，同样有用。（何炳棣译）（ “The various modes of worship, which prevailed in the Roman world, were all considered by the people, as equally true; by the philosopher, as equally false; and by the magistrate, as equally useful. And thus toleration produced not only mutual indulgence, but even religious concord. ”）) 这个观点有一定的真实性，特别是它用来解释有组织宗教的角色时。

拿破仑将教廷视为控制民众和巩固权力的有效手段，尽管他自己根本不相信其中任何一句话。这对于皇帝康斯坦丁来说大概也是真的，他将基督教定位罗马帝国的国教，尽管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自己曾经受洗（baptised）。

但这并不能解释宗教在大众意识中扎根的原因，或其对大众思想的有力掌握。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更深入理解阶级社会的本质和异化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斯特劳斯（Strauss）之流的左翼黑格尔主义者相比有更深入的理解。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男人和女人彼此疏远，并服从于他们无法控制或理解的外来力量。资本主义的真正神明既不是耶和华也不是穆罕默德，而是财富之神玛门。它真正的神庙不是基督教堂、清真寺或犹太教堂，而是决定着数百万人命运的股票交易所。

在《资本论》的第一卷有关于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著名章节。它以生动的方式解释了资产阶级社会中金钱的力量。所有人类关系都被这种力量所调节，并被其扭曲为某种非人的、丑陋的和压迫性的东西。人类心理被这股外来力量有力地规定，以此人类不以其自然禀赋、体力、美丽或智慧被判断，而仅仅以他们所拥有的金钱。

这生产了一个可怖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所有原有的人类关系被颠倒了（stand on their head）。如果我们以对待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行为标准来文明水平的高低，那么我们的现代“文明”就该遭受全方位地谴责。

对妇女及儿童的虐待、孤儿和卖淫的瘆人记录，使资本主义和人类大部分历史上所实行的集体抚养（communal child rearing）相比颇显劣势，后者的存在正就是在人们喜欢称为“文明”的奇怪社会安排出现以前。我们可以回忆一名美洲原住民对传教士所说的话：

“你们白人只爱自己的孩子。我们爱部族的孩子。他们属于所有人，我们关心他们。他们是我们的骨肉。我们都是他们的父亲和母亲。白人是野蛮人，他们不爱自己的孩子。如果孩子成了孤儿，就得花钱雇人来照顾他们。我们对这种野蛮的想法一无所知”。

（译者译）（M. F. 阿什利·蒙塔古主编，《婚姻：过去与现在：罗伯特·布里福特和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之间的辩论》）

转折点

正如细胞核内部存在着阻止其飞散的力量一样，，在社会中也有一系列的机制为类似的目的服务。但到目前为止这其中最有力的是在人们脑海中的力量。传统、习惯和日常构建了社会中极其强大的惰性。

大部分人不喜欢改变。他们担心对现有秩序的任何干扰都会导致他们陷入未知的可怕境地。大部分人会执着地依附于观念、偏见、宗教信仰、知名的政党和具有非凡毅力的领导人。这是维护着现存秩序的强力胶。但就像自然中其他的一切一样，这股强大的惰性力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将东西聚合到一起。

在明显平静、“无事在此发生”的表面之下，有沸腾的不满和愤怒、苦楚和沮丧的累积，它们尝试找到一个有意识的表达。或早或晚，量变转为质变的点就会到来。

我们可以在每一场罢工中看到相同的过程，人们在那里发生了转变。从前漠不关心、不主动的工人突然变得充满能量，他们转向行动的方式让那些自诩为最先进的人都得震惊。正如圣经所说：“因为先者必居其后，后者必居其先。”这是一个非常辩证的断言！

临界状态的出现被黑格尔以非常诗意和惊人的语言在《精神现象学》中表达：

“此外不难看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一个向着新时期过渡的时代。精神已经与这个延绵至今的世界决裂，不再坚持它迄今的实存和表象活动，而是打算把这些东西掩埋在过去，并着手进行自我改造。诚然,精神从未止息,而是处在一个不断前进的运动中。胎儿在经过漫长而寂静的滋养之后,它的第一日呼吸打破了那种单纯逐渐递增的进步,现在，———作为一个质的飞跃——，胎儿诞生了。同样，自身塑造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和安静地成熟，获得新的形态，也是一砖一瓦地拆除着它的旧世界的建筑，而旧世界的动摇也仅仅是通过一些个别征兆才预示出来的。充斥于现存世界里的各种轻率和无聊，以及对于某种未知事物的模模糊糊的预感等等，都是另外什么东西正在前来的征兆。这种渐进的、尚未改变整体面貌的零敲碎打，被一道突然升起的闪电中断了,这闪电一下子就树立起了新世界的形象。”

社会内部的矛盾——阶级斗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或大或小的程度，持续不断地持续下去，直到达到临界点。在这个点上，特定的征兆出现显示了如从前一样继续下去的不可能性：统治阶级分裂，并不能以以往的方式统治；群众走向运动并挑战现存秩序；社会的中间阶层在革命与反动之间摇摆。所有这些征兆直接指向了一个剧烈变化的到来。

伟大的俄国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最好地描述了社会最终在阶级的分界上撕裂的过程。在他的《俄国革命史》关于双重权力的论述中，他写了如下这段话：

“社会总是存在着对抗的阶级，失去了政权的阶级不可避免地力图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使国家方针偏向自己一方。不过，这还 是绝不意味着社会就会充斥着两个或多个政权。政治制度的性质取决于被压迫阶级与统治阶级的直接关系。单独一个政权是每一个社会制度稳定的必备条件，在统治阶级能够有效地把自己的经 济和政治形式作为唯一可能的形式强加给整个社会的时候，它都可以维持下去。”

“两个政权并存不仅不以把政权平分为两半为前提，而且总的来说排除了这种可能，一般也排除了任何形式的政权平衡。这不是立宪的事实，而是革命的事实。这事实证明社会平衡的破坏已经使国家上层建筑产生了分裂。两个政权并存发生在下面这样的 场合，即互相敌对的阶级依靠实质上互不相容的国家组织(残存的和正在形成中的)，它们在领导国家方面每走一步都会互相排挤。在这种情况下落到每一个卷入斗争的阶级手中的政权份额便由力量对比和斗争进程来决定。”

个人的作用

在1806年10月13日，激动的黑格尔向他的朋友尼特哈默尔写了一封信：“我看到皇帝——这个世界灵魂——骑马穿城而过，去检阅军队。看到这样一个人在这里集中成一点，坐在马背上，走向世界并且统治它，这的确是一种奇妙的感受。”

就像贝多芬和许多其他的同时代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年轻的黑格尔是法国大革命的狂热拥护者。在拿破仑的个人形象中，他认为自己看到了那场革命的精神骑在马背上。当然，他对拿破仑的本质和历史位置的评估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他将法国大革命视为那个时代精神本质这一点上并没有错。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如恩格斯解释的那样：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证明，事情已经向这个方面发展，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 ”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表面的偶然性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

我们已经提到了成核过程，即某一现象徘徊在根本变化边缘的临界点。量变到质变的转变要么是外部冲击，要么是催化剂出现的结果。我们在革命中也能看到同样的过程。

革命所需的所有客观因素可能都已存在，但要将潜力变为现实，还需要其他因素。革命前形势中的催化剂角色由革命党及其领导层扮演。正是它为尚未发展起来的、无形的和混乱的群众运动提供了必要的一致性、结构、目标和组织，这些都是推翻现存秩序所必需的。因为哪怕在其摇摇欲坠之时，现存秩序仍然代表了必须有意识地克服的强大抵抗力量。

历史上的每一个革命政党开始时总是少数派。一开始，它显然不会对现有秩序构成严重挑战。就像其他生物一样，它也是从胚胎开始的。但是，只要胚胎中包含形成健康人所需的全部遗传信息，它就能生长发育。

虽然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早期加尔文主义者的决定论非但没有导致悲观主义和意志瘫痪，反而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清教徒们深信，他们是站在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一边战斗。他们的宗教职责就是 "打好这场仗"，帮助上帝的王国尽快诞生。他们对最终成功的绝对信念激励着他们行动起来。

同样，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其发展社会和推进文化与文明事业的潜力。通过将生产力发展到目前的水平，资本主义已经为下一个合乎逻辑的阶段做好了准备，这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生产资料正在反抗私有制和民族国家令人窒息的限制。

这一进程会因一系列因素而加快或延缓，其中最重要的是主观因素。工人阶级会有很多机会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仅仅存在可能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潜力会得到实现。这取决于人类的行动、斗争的意愿以及领导者的素质。

资本主义正处于不言而喻的衰败状态。资本主义的衰老颓废对文明和人类本身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延长这种痛苦意味着危机的加深，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社会崩溃、贫困、苦难、战争、死亡和大规模破坏等所有恶果。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加快革命进程，为减轻人类的苦难而奋斗，只有革命才能结束过时、腐朽和彻底衰败的制度所带来的死亡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意识的革命者是历史必然性的推动者，就像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铁骑、法国雅各宾派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是早期必然的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一样。

辩证法——革命实践的科学基础

在革命政党中，相当于基因遗传信息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即使规模很小，也必须具备必要的素质才能成长。如果它能正确地开展工作并拥有必要的机会，它就能发展壮大。质量会转化为数量，而数量到了一定程度又会转化为质量。群众性政党将成为政治局势中的一个有力因素，它的行动现在可以影响大量的人。它将有能力领导群众取得胜利。

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在这方面极具启发性。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政党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将原本由马克思主义干部组成的孤立的小团体转变为能够开展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的群众性政党。

最重要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始终高度重视理论，认真研究观点、战术和战略。归根结底，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从一开始，列宁就始终坚持理论的重要性。他在《怎么办》一书中写道："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运动。在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与对最狭隘的实践活动形式的迷恋并存的时代，这个观点再怎么坚持也不为过"。

托洛茨基在其自传《我的一生》中精辟地阐述了辩证法作为一切革命实践的科学基础的根本重要性：

“后来,一般高于局部的感觉成了我写作和政治方面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死板的经验主义，在事实面前，有时只是在想象的、往往是被错误理解的事实面前无所遮蔽的卑躬屈膝,使我感到厌恶。我从事实中寻找规律。自然，这不止一次地导致作出过于匆忙和错误的概括,特别是在年经的时候，进行概括时既缺三书本知识，又缺少生活经验。但在毫无例外的所有领域里，我觉得只有掌握一般这根线时，才能够前进和行动。成为我一生精神核心的社会革命激进主义，就是在理智上对舍本逐末、经验主义，对思想上不定型、理论上未概括的一切东西持势不两立的态度中成长起来的。”

这“事实面前无所遮蔽的卑躬屈膝”，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是改良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对所谓 “生活事实”的懦弱屈服的哲学基础，是被视为“可能的艺术”的政治的哲学基础，在这种政治中，对现状的一切严重挑战都被视为不可能的事情、乌托邦梦想或危险的冒险主义。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向我们展示了对现状的科学分析，深入“事实”的表层之下，揭示隐藏的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将导致看似稳定、坚实和不可改变的事物走向其反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人类面前有两种选择：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野蛮主义的因素已经存在，不仅是在所谓的发展中世界，那里千百万人被迫生活在贫困、饥饿、疾病和战争的噩梦般的环境中，而且在所谓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是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为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早已失去了它的历史作用，变成了一种压迫的、不公正和不人道的畸形制度。结束剥削，在合理和民主的生产计划基础上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世界秩序，将是建立一个新的、更高形式的社会的第一步，在这个社会中，男人和女人将作为真正自由的人与彼此相处。

哲学在现代的作用必须是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作，反对错误思想，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表征提供合理的解释，从而为社会的根本变革扫清道路。用卡尔·马克思的名言来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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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Hegel,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B. NODAL LINE OF MEASURE-RELATIONS; 中文译本参考：黑格尔，逻辑学（上），乙 尺度比率的交错线，第399页， 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