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者眼中《消失的香港》：中国如何影响港人认同光谱，两制变一国？

精选书摘

韩国学者眼中《消失的香港》：中国如何影响港人认同光谱，两制变一国？

【精选书摘】

本文为《消失的香港：从鸦片战争、97回归到港版《国安法》，香港如何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东方明珠？如何再次扮演关键之地？》结语〈原香港正在消亡，新香港正在诞生〉部分书摘，经大是文化授权刊登，标题经《报导者》改编。

本书作者柳泳夏，是韩国白石大学中文系教授，在香港主修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并取得硕、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在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课，也是中国南京师范大学中韩文化研究中心教授。30多年来，柳泳夏亲眼见证香港的社会文化变化，本书是他从外国人「第三眼」视角出发，梳理从鸦片战争至今的香港意识变化：中国和香港的文化认同如何产生？有何不同？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学习中国（国家）和香港（地区）这一史无前例的特殊关系网⋯⋯认同感矛盾，我得到以下教训，希望这样的经验能帮助中国和香港、中国和台湾，以及南北韩等产生意识冲突的所有地方。」

相同与不同，两制变一国

中国和香港不同，中国人和香港人也不同，但中国人总是想用血浓于水来囊括所有。不论如何，虽然过去曾拥有相同基因，但现在已经不是。随着时间流逝，「血」（基因）也跟着改变。

如果说中国和香港之间存在问题，那就是身分认同问题；如果说中国和香港发生冲突，那就是意识冲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而论，如果认同感是大脑结构的表现，那就表示，中国人与香港人因不同的大脑结构产生矛盾。

要知道的是，现在的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异，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一国两制最初的构想也是承认香港的独特，但那种特别却逐渐形成对立，后来「两制」变得什么都不是， 只有「一国」变成绝对。照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忘记对方的不同。

「中国─香港体制」也是多数和少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也许所有的矛盾都源于历史也说不定。

如果说香港强调民主和科学，那么中国就是把国家和民族放在首位；如果说中国依然崇尚国家或民族的意识型态，那么香港的身分认同就是强调合理性。中国政府认为，必须注入中国特色的认同感，方能解决问题。

中国倾注全力对香港注入国家和民族性，为的是尽快让港人成为国民。中国和香港的认同感各自又分成多个小的认同感，也就是说，小认同汇聚起来构成大认同，而且大的也会再次影响小的。

正如前述提及，身分认同会随着外部冲击或内部纷争发生改变。1997年香港回归后，中国与香港出现许多冲突。前者努力以坚定的中国意识拉拢后者，后者则努力守护自身认同。然而，与毫不动摇的中国意识相比，香港的身分认同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分化。就像香港认同感经过生成、分化和重组，历史不会灭亡，只会不断编写和重组。

据说，世界人口巧妙的使男女比例维持各半，除非人为调整，否则将会一直保持不变。我想假设大脑结构的比例也是如此，并将其命名为「三三四的假设」，换言之，世界各国国民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三成保守、三成进步、四成中立」。若要以科学角度证明，便需要更多国家的数据，但从韩国、台湾、香港的情况来看，三三四的结构相当稳固。

美国的状况是，根据分析民主党或共和党支持势力的数据或大选结果，表现出紧绷的均衡态势。在没有重大议题时，选举时常以细微差异作结，保守派和进步派也依旧为了获得中间选民的票而相互斗争。

事实上，从美国和韩国的选举来看，取决于如何蚕食和撼动中间选民，香港也是如此。香港引以为傲的广大「第三空间」，即中间地带，其宽度随着政经情况产生巨大变化。

因此，若平时回答「我是香港人」的比例约是三成，那么这个数值在雨伞革命或反送中运动盛行时，足足超过七成，那时原本中立的四成群众，也会突然接受香港意识。也就是说，香港的危境或危机意识，凝聚港人的身分认同。

中间地带依照政治与经济流动。当然，以「中国」这个国家和民族性为优先的三成民众是毫不动摇的，但态度不明确的四成人群，会在其中观察情势变化，犹豫要站到哪一边，而且不只香港社会如此。

在2006年回归10周年时，代表香港，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中文人文杂志《明报月刊》发表名为「中立的文化空间」特辑。在中国国家意识型态像海啸般席卷香港社会的时刻，人文杂志能做出什么样的对抗？或许，只能间接展示中立的价值有多么珍贵。

在该特辑中，中国学者章诒和发布题为〈我们有「中立空间」吗〉的挑衅性论文。她说，中国人一直以来都生活在被严格区分的等级和标准内，即好坏、上下、左右、高低、贵贱、贫富等社会中，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一生都在其中谋生。

平时一有机会就高度评价香港文化价值的刘再复，也一语道破香港作为第三空间的重要性。他在特辑中发表的论文〈再论「第三话语空间」〉，引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的价值中立概念，相较于中国只存在非我即敌，香港的第三空间在两岸三地（中国、香港、台湾）最为广阔。不仅如此，众多学者对香港这个「灰色地带」，给予相当多正面评价，因为它既不左也不右，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香港的自由。

认同感：名与利，何者优先？

前额叶活跃的人倾向利益，颞叶活跃的人则优先看重国家认同。因此，无论给予多少实际利益，不放弃国家认同的人说什么也不会放弃。对于他们而言，性命并非什么利益，所以会以「以死明志」应对。

对于重视自身认同的人来说，死亡如草芥。从历史上而论，我的头发（现实利益）可以修，但我的发髻（意识）不能剪。对于真正希望香港独立的人而言，中国或香港政府提供的经济益处只不过是甜言蜜语罢了。有人的从一开始便选择香港独立（国家认同），有人则是向亲中靠拢（现实利益）。

认同感是名和利的集合。这种结构有时是前者占上风，有时则反之。笔者认为，此两者是构成整体性的基础。根据情况的不同，其比例也会变得不一样，因此意识型态时刻都在重组。即使同样追逐国家认同或实际利益，其中也会再细分，这就是认同感的本质，既不是永远，也不必一直皆是如此。伦理主义是意识，历史主义是实际利益，相互矛盾却又彼此牵制，以此形成认同，两者都缺一不可。

在中国与香港的体制中，香港人试图创造新的政治身分。实际上，一国两制是为了赋予经济性身分所采取的措施。中国政府认为，只要给予经济好处，香港的政治名分问题也会就此得到解决，但令人意外的是，香港回归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措施反倒激起且强化香港政治认同。不知从何时起，港独开始刺激中国国家意识。一旦过分执著于国家认同，反倒会失去所有。

整体而论，共享经济非常重要，但中国政府持续推进的经济一体化，并未能公平分配在香港社会。经济利益的不均衡或有所偏差，将直接导致意识分化，纵使不是全部的归因，但显然是造成巨大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

1997年回归后，香港人时时刻刻都在比较，即比较以前的英国和现在的中国，老百姓的日子改善了吗？愈来愈多的人主张，香港回归就像新自由主义，是让市民更加痛苦的开端。香港的富商与中国政府，乃至中国富商勾结而变得更加富有，反之，香港老百姓的生活却变得加倍艰难。贫富两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剥削情况反倒更加严重。在中国资本的空袭之下，香港公寓价格暴涨。

认同感随时都在产生变化，既可能撼动以往，也可能重新创建，也就是说，名分和实际利益应该要有所交集，但香港回归后，中国只提出「祖国」的国家认同。过往香港身为国际金融城市的自豪感，逐渐被上海和深圳追上，「来自香港」的优势已然消失，青年就业机会也优先考虑中国人。如果说过去中国人是在香港受到歧视的阿灿，那么现在的港人则是在中国受到歧视的「港灿」。

每次在香港搭地铁时，我都觉得对面坐着的人看起来很累。香港人知道自己是少数，而他们是否又能理解香港内部的其他弱势人群？回归初期，香港政府未能致力于提升医疗、住宅等庶民福利。2003年，中国与港澳地区签订《内地与港澳关于创建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不过好处仅限于香港的富商和服务业，这对一般民众（底层族群）的就业和利益并没有太大帮助，反倒加剧贫富差距。

2021年10月，香港行政长官发布预计在西北侧建设250万人规模的城市计划。 而这代表要提前实现与中国最大经济特区深圳的一体化，也就是说，在之间建设新城市，让两者融为一体。《香港十年安居计划》也是如此，该举的目的是，即使现在才开始，也要提供人民褔利。

从香港的身分认同历史来看，多数中立派的舆论非常重要。在自尊心或经济条件不佳时，香港人表现出独立意志等反应，但最终，中间派做出现实的选择。身分认同很脆弱，人们终究还是选择利益。我以这样的视角关注中国─香港体制的矛盾，而中国政府也很清楚香港人所具有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