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战乱的缅甸青年，在中国一边务工，一边等待和平

摄影/撰稿｜财新周刊张芮雪

车子摇摇晃晃，轧过数十厘米深的泥浆，黑玉头脑昏沉。因为车子又坏了，数不清第几次，她被命令下车，步行蹚过泥地里临时形成的溪流。夜晚，她就睡在路边，预算有限，要省钱交“过路费”，“活下去最重要”。这是从缅甸曼德勒平原到中国云贵高原的盘山土路。2024年初，缅甸内战尚未平息，北上中国成为不少缅甸人逃离战乱的选择。

黑玉用了三天穿越山林，抵达中国。黑玉拥有法律专业博士学位，曾在缅甸政府部门任职。如今，她在一家中国工厂的食堂里打下手，负责备菜、烧火和清洁，月薪1800元。在与缅甸北部接壤的中国云南省瑞丽市，像黑玉这样的缅甸年轻人变得多了起来。他们曾有着光鲜的工作，如公务员、会计或是在大学读书，如今却忍受颠簸，排队数日获取入境中国的证件，在瑞丽干一份脏活累活——粘睫毛、串珠子、做饭打扫卫生——寻求安全的庇护。

清晨，瑞丽口岸，中国一侧的姐告自贸区尚未苏醒，缅甸一侧的木姐镇，人们仍在排队领预约号，人声鼎沸。

漫长的等待

凌晨3点的缅甸木姐镇透着丝丝寒意，这里是黑玉进入中国云南前的最后一站，也是漫长等待的开端。

黑玉挤在人群中，排队领取入境预约号。半年时间里，预约号的价格被黄牛炒到了20万缅币（约合人民币688元），相当于缅甸普通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排队领号的队伍绵延数公里，人们抱着孩子，身边堆满行李，晚上就睡在纸板上。正午时分，太阳炙烤着人群，据当地媒体The Irrawaddy报道，仅1月21日当天，就有至少30人中暑晕倒，慈善机构因此派驻了医疗队，日夜守候在队伍旁准备急救。

清晨，天空泛着紫红色，中国一侧的姐告自贸区尚未苏醒，围墙隔壁的缅甸木姐已热闹声传来：拖拉机、摩托车、卡车的轰鸣，商铺里的音乐，小贩的叫卖声……在木姐，申请进入中国的许可分为两种，分别是面向边民的边界通行证（俗称“红书”），持有者有资格长期在中国瑞丽生活；面向全缅甸公民的临时边界通行卡（俗称“蓝卡”），允许停留7天6夜。

蓝卡是进入中国门槛最低的“入场券”。坊间流传，蓝卡持有者只要申领到在中国的身份信息二维码和务工证，就能在瑞丽“合理合法打工，不会被驱逐”。缅甸媒体接力报道木姐镇的蓝卡排队情况：2023年9月至今，日均排队人数先是突破3000人，然后创6000人新高，再达近8000人。但由于口岸每日批准的蓝卡不到600份，预约靠后的人，等待时间超过半个月。“旅馆满员，且大部分人难以负担（住宿费），只能睡在仓库里，5000缅币（约17元人民币）一晚，也有人睡在口岸附近的路上。”缅甸媒体Voice Of Myanmar提及。

红书更是一本难求。不仅预约号发号不定期，还要求有边境地区的户口。2024年1月底，一位木姐镇的官员向Voice Of Myanmar表示，红书的制作材料甚至难以进入木姐，“（运输一次）可以承载70公斤，70公斤才1000本（红）书。把红书运到木姐并不容易”。

“在口岸，看到同胞们忍受痛苦，我难过极了。”黑玉说。她比大多数人幸运，只在招待所等了3天。她的堂姐在瑞丽生活多年，帮她提前联系了工作机会，办理了证件，她因此顺利进厂。

更多的缅甸人初次踏上中国国土时则无依无靠。通行的做法是前往劳务中介，这些中介多以数字命名，如558、368、333等，方便不懂中文的缅甸人辨识。这些缅甸人成群结队地坐在中介附近，等待翻译材料、等待工作机会、等待老板来接。一名23岁的男青年带着他妻子和堂姐们坐在走廊尽头，他用简单的中文表示，入境中国后，他们已在自贸区待了3天。另一群男士扶着中介门口的栏杆无所事事，据中介工作人员介绍，因为用工需求有限，工价从去年的月薪2000元降到了1200—1300元，他们不满意，留在附近等待新的用工需求。

晚9点，中国姐告自贸区，外籍人员服务管理分中心前坐满了等待办理证件的缅甸人。

中国姐告自贸区一劳务中介门口，缅籍劳工排起长队。其中的缅甸姑娘穿戴整齐，脸上涂抹着当地特色护肤品“特纳卡”，以求给老板们留下一个好印象。

一群青年手拿翻译材料，蹲在队伍里等待办理进入瑞丽市区的证件。

等待办理证件的缅籍人员盯着证件办理的进度。

外籍人员服务管理分中心门口汇集了翻译、找工作、注册二维码等多重业务的相关人员，一度是姐告自贸区内最热闹的地方。

瑞丽口岸门前，一名女士带着小孩长久地坐在出租车里。女士眼神忧郁，孩子活泼好动，充满好奇。

与此同时，服务入境者的小生意繁荣生长。有10元一份的盒饭、样样20元的日用品超市、均价15元的服装店，几家招待所也生意爆满。天黑后，办证处和劳务中介陆续下班，人们拖着行李各自安顿，10—20元一晚的招待所灯火通明，人们围坐在附近，吃着泡面喝着啤酒，负责登记入住的招待所老板则一直忙到深夜。

在瑞丽经商十余年的缅甸人旺明说，虽然这半年来看起来热闹，但比起疫情前，瑞丽的外籍工人少了，“是工厂太少”，他解释曾经瑞丽的翡翠和木材产业兴盛，吸纳了大量人口就业，“（无论）你再进来多少人，分分钟就找着（工作）了，各有各的活”。但如今，他的很多做木材和翡翠的朋友都停了下来，排队处的热闹是等待证件、等待工作造成的聚集而已。

瑞丽口岸边的空地上，几名男子睡在路边。这里曾是缅籍劳工的过夜点，联系好了工作的人在这里等老板来接。

晚上10时许，专门服务于缅籍旅客的旅馆爆满，几名青年被老板协调搬去了另一家住宿。

一间倒闭的翡翠商铺被改作简陋旅馆，床垫摆满房间，供刚入境的缅籍人员自带被褥在此过夜，每晚10元。

清晨时分，缅甸女孩给朋友编发。即使环境简陋，她们依然认真梳洗化妆。

不会做饭的厨娘

“我讨厌做饭，我爸爸说我做的饭最难吃。”黑玉拿起一条小鱼干，用手掐去头和内脏，边说边重复着手上的动作，“但我没的选”。每周7天，她要为工厂的40余名员工准备三餐：她和搭档学做中国菜，但不得要领，用做回锅肉的流程做红烧肉，往清炒时蔬里放鱼露，最后做出来的食物“不中不缅”；食堂停电，她被要求生火，但她从来没生过火，把木炭一股脑塞满炉子，再点燃纸张丢到木炭上，一张又一张纸片燃尽，却怎么也引不着炭火……对黑玉来说，做饭并不累，但并不享受，她满脑子想着缅甸国内的局势，心不在焉，“每天我都想着要忘却，但又做不到” 。

食堂停电，黑玉被要求生火做饭，她不懂生火，点燃无数纸板后仍引不燃木炭。拥有法律专业博士学位的她目前在一家中国工厂的食堂里打下手，月薪1800元。

黑玉迟迟没有点着炭火，厨房里烟雾缭绕。

在缅甸，黑玉从不做饭。博士毕业后，她进入缅甸交通部任职，是务农的家里人的骄傲。因为皮肤偏黑，想要变得像玉石一样有价值，她给自己取了中国名“黑玉”。工作第一年，她给家里买了两头牛，还搬进了公寓房，曾经的照片里，她在耳后别着粉色的花，眼神坚毅，笑容里透着英气，她逛寺庙、泡图书馆、和朋友们在泼水节蹦迪、一起做韩式拌饭，她也追星，还喜欢过周杰伦，沉迷歌曲《老鼠爱大米》。

随着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黑玉的生活被彻底改变。曾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她选择了离职。据国际劳工组织2023年的调查，2021年2月1日军方接管后，缅甸公共部门的离职率增加了392%，其中70%是自愿辞职，28%是被解雇。 “曼德勒（生活）以心碎告终。”黑玉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她回到农村老家，帮助爸妈打理果园，摘芒果、挖红薯、割香蕉，家里从来不要她做饭，也不催她找工作或结婚。但在战乱中，她目睹了朋友家的物品被征收、房子被烧毁，全家人四散逃离，她终日忧郁。曾经她身材匀称、脸庞饱满，如今日渐消瘦，体重不足80斤，肋骨和脊椎节节分明。

黑玉鼓捣木炭弄得满手黑。当天不仅停电还停水，她只能就着水盆擦去手上的炭灰。因为厨艺有限，她主要打下手，如摘菜、淘米、打扫卫生等。

2024年初，缅甸军政府宣布《人民兵役法》（People’s Military Service Law）生效，允许军队召集所有18到35岁的男性和18到27岁的女性服役至少两年，而医生等专业人士的征召年龄上限则分别被提升到45岁和35岁，无视征召令的，最高可被判处五年监禁。

征兵的消息颁布后，黑玉和弟弟决定离开。弟弟去了韩国。她从陆路申请通行证进入中国，投靠堂姐。与她同批来到工厂的同事里，当被问及来中国的原因，得到的回答几乎相同：“不想当兵”“那边情况不好”“糟糕的政治”……

20岁的Zin Mar Min是英语专业大二的学生。她就读的学校遭到袭击，三名同学丧命，学校也陷入无限期停课。2023年初，她和姐姐、三个朋友一起开车北上，来到木姐镇，住在亲戚家。在木姐的近一年时间里，她很少外出，大部分时间在房间里玩手机，并通过网课自学了汉语。“这里（中国），也不想去（来）……可是要逃跑，我们上学的人，他们要找来抓。”她用自学的汉语说。2023年12月，飞机频繁盘旋在木姐上空，“飞机，飞机，我怕，我怕”。通过社交媒体，她联系上一名“翻译老师”，介绍她来到中国工作。

如今，她的日常是给耳环打孔，把指甲盖大小的金属环准确放在打孔机上，一只手固定位置，另一只手用力转动轮轴，在铁丝般厚的金属环边缘凿出一个1—2毫米的孔洞，每日重复近万次。“就是不好玩。”她总念叨要回去上学，但又对战乱心有余悸。

21岁的Vung Boih来自木姐镇。她的母亲不幸踩到地雷去世，父亲终日在家里喝酒，她就读的学校也停课了。目前，地雷仍留存在她家乡各处，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来了中国云南， “我只想读书，不想当兵”。她想去曼德勒读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类的大学，但因为“政治不好”，她一直没申请。在中国瑞丽郊区的一所民房里，她每日重复着把杂乱的人造睫毛理顺，再一根根排列固定在胶带纸上。她把自己的工作称为睫毛种植的艺术，“以后在缅甸，这类产品也能受到广泛认可，所以我想研究这方面的知识”。

一名缅籍女工介绍自己的好朋友来厂里上班。办完所有入境证件已是深夜，但女孩们还是等在路口接她。

女工们挨在一起组装耳环扣。宋顺几经测试才确定了耳环扣这个对工人来说操作简单、合格率高的品类。

缅籍工人把人造毛发并排粘贴在胶带上。这项工作很考验工人的耐心与眼力，要求睫毛根根分明、平行整齐，一旦出现杂毛，就全排作废。

为了提升产品质量，老板宋顺提拔了一名缅籍老员工（左二）作为质量监督员，希望借此拉近工厂与外籍工人的距离。

一名工人给朋友展示空翻的过程中骨折的手。她一边组装，一边打电话，一边吃凉拌水果。如今工厂管理宽松，只要她把工作完成好，也不会有人过多干预。

Ma Mun曾在缅甸学习缝纫课程，但没学完就来了中国，只能在加工厂做最简单的手工活。

清晨的阳光洒在女工宿舍，Ma Mun坐在床边复习中文，笔记本上写满了刚学会的中缅短语对照。

曾经，在瑞丽，缅籍劳工多为追求“高薪”而来，这里普通工人的收入是缅甸国内的2倍—3倍，懂汉语的可以挣得更多，他们把薪水的大部分汇回家中，支持一家多口人的开销。

如今，进入中国则意味着安全和稳定。以黑玉同厂的姑娘们为例，她们的目标不再局限于赚多少钱或是给家庭带去什么，而是等待局势稳定，之后回国与家人团聚、继续完成学业、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等。天色渐暗，缅籍工人们陆续回到宿舍，他们用零花钱购买啤酒，轮流请客，再随着音乐唱歌跳舞，有人喝醉了，有人跳着跳着就哭了，有人尖叫，有人抱作一团。每个人的情绪宣泄而出，分不清是疲惫还是悲伤，是兴奋还是愤怒，是勇敢还是恐惧。

深夜，几名工人聚在一起喝酒，伴着手机音乐唱起了缅甸流行歌。这样的派对几乎每晚在不同的宿舍上演。

动感的音乐声中，女孩们趁着酒劲儿忘我摇摆。同屋里有人喝醉了开始哭，有人在吵架。

派对中，一名女孩兀自喝酒，开了一瓶又一瓶。她递给旁边的姐姐一瓶，要她陪自己喝，姐姐指着她要她少喝点。她们的父母都去世了，二人相依为命，来中国打工偿还父母生病期间欠的债。

工资不太重要

中国人宋顺在瑞丽开厂仅半年多，已经记不清黑玉和Zin Mar Min是他接来的第几批缅甸员工了，“一批招10个，只要有一个人要走，他们都走，就跟咱们30年前差不多”。

曾从事中缅贸易的宋顺在疫情期间损失惨重。2023年1月，关闭了三年的瑞丽口岸恢复通关，他把目光投向了劳动密集型的细小零件组装，如耳环扣、龙虾扣（一种用于连接项链两端的弹簧开关）等，“我最先考虑的是这边工价低，工价低就是有机会”。

工厂刚开始做龙虾扣，“很挑战一个人的耐心，要受得住辛苦，还得眼力好”，宋顺的合作伙伴、缅甸人旺明描述工作特点：工序复杂，对质量要求高，“心会很累”。

旺明曾通过劳务中介招聘缅籍员工。中介每成功介绍一份工作，向工人收取100元介绍费。为了提高成功率，中介只向缅甸人展示工作中好的一面，“又开心又好玩又不辛苦”，工厂搞的烧烤活动、中文课程等被着重强调，工作中的难点则被略去，导致有的工人进厂后才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干这份工作，“学技术肯定要费一点工夫，有些就受不了，3天5天就走了”。

留下的工人也时常出现问题。宋顺曾以中国工人的标准来要求缅甸工人，说自己那段时间“性格急”“满脑子就是效率 ”。他不允许员工工作期间聊天，看到产品质量问题，因为不懂缅语，就甩脸色，“他们看见我的脸色，也会害怕”。宋顺站在工人身后监工，“本来干得好好的，我往后面一站，做一个错一个”。

双方开始产生误解，再加上沟通不畅，宋顺觉得有工人在跟自己“对抗”。当时工人的工资为每月1800元，“干多干少都是这么多钱，就给你干少”。宋顺举例说，加工零件时，原本一天能完成2000件，但他们会商量好，一人只干1000件，谁也不多干，“就坐那熬时间，想办法跟你对着干”。后来，宋顺规定了每天固定需要完成的量，又发现虽然生产速度提升了，产品质量却大打折扣。

瑞丽一工业园生活区内，缅籍员工趁着休息日自行理发。

傍晚，瑞丽一家材料工厂里，缅籍工人们用竹子撑起网，赤裸上身打藤球。藤球是缅甸的国民运动。

有一批工人在领到第一笔工资后，当晚便集体带行李跑了，有的甚至连行李都没收拾完。在劳务中介，这些工人看到宋顺，立马躲了起来。宋顺猜测，“虽然他们不敢说，不敢反抗，但他心里面不高兴一丢丢，就想着要走了，要换一个地方做”。劳务中介介绍工人时，往往把相互认识的人“打包”推荐，他们可能是夫妻、亲戚、朋友或同乡，少到两三人结伴，多则十几个人同行，一起入职的，也会一起离开。

为了稳定缅籍工人，瑞丽的一些用人企业尝试设置3天试用期，再押15天工资，如果干不满三个月，15天的工资不予退回。但宋顺发现，“工资对他们来说好像不太重要，（提前离开的，）15天的押金他们也不会找你要”。

工人的高流动制约了宋顺工厂的盈利。细小零件组装上手慢，第一个月往往是学习和熟练的过程，工厂需要亏钱贴补工资和食宿，只有在效率和质量达到要求后，才能开始赚钱，宋顺解释说，工人一走，他又需要从头开始培养，“从那以后，我就对人不太凶了”。旺明总结：“（缅籍工人）辛苦一点也不怕，就是老板要对他们好一点、要温柔一点，比如他做错了，你要给他机会，好好跟他讲下次不能这样做。”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陈雪在其研究缅甸跨境女工的著作中总结，比起工资，工人们更在意“老板的尊重”及他们身处的集体。她解释，跨国环境下，性别身份带来的用工歧视和异国生存危险性，使女性成为更加脆弱和不稳定的群体，她们通过集中务工来抵御跨国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风险。

工作日下午，微风吹拂，几名工人提前完成了当天的工作量，相约在院子里聊天。置身于熟悉的集体中是他们对抗陌生的策略。

工人们散步来到山中村庄，两头大型犬冲出门来狂吠，吓得女孩们相互牵着逃跑。

傍晚时光是工人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女孩换上裙子，头上别着野花，怀里揣着野地里发现的甜味树根，双手捂着嘴吹口哨。

宋顺请工人们去村头小卖铺吃冰棍。为了稳定员工，他不再严厉，试着跟年轻人打成一片。

不过，产品质量不过关仍困扰着宋顺。据计算，因次品率过高，工厂收入一度仅能覆盖工人们的食宿成本，平均每个工人每天还得赔进去50元。旺明是厂里惟一懂缅语的管理者，他说只要他离开厂里半星期以上，产品质量就会下滑。后来，宋顺开始有选择性地挑选加工的产品——尽量操作简单、流程少、质量容易达标，最终选定了睫毛贴和耳环扣。他选拔了一名工作优秀的缅籍老员工担任监督员，由她负责把关质量，每天规定好工作量后，工人自行决定工作时间，有的人白天不工作，夜晚熬夜加班，但只要能完成好工作，他也不再过问。

沟通不畅是困扰瑞丽工厂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原因。中国老板蓝恭连经营着一家睫毛加工厂，因为工厂规模不大，没有配翻译，日常就通过翻译软件来沟通。但他发现，大部分中缅翻译软件不准确，即使购买了翻译机，也时常翻译出错，这导致他在传授技术时进程缓慢，一些实用的小技巧也无法传达到位，“我们老家的工人一天比方说干3000条，他们（缅籍工人）基本上（只能）干到2000多点”，但蓝恭连认为，比起中国工人，跨国劳工还是更划算，除了工资要求低，还不用交“五险一金”。

吃过晚饭，黑玉和朋友们去周边田野散步。一颗颗巨大的包菜如玫瑰般绽放，黑玉甚是喜欢，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女孩们在溪边发现一棵孤零零的木瓜树，她们一阵兴奋，摘走了几个生木瓜。

做完一天的手工活，工人们在附近山野里逛逛。

夜晚，女工们自制缅甸小吃凉拌木瓜丝。为了迁就中国老板的口味，食堂饭菜的做法以中式为主，她们并不习惯，不时开小灶化解乡愁。

刚洗完澡，一名缅籍工人往脸上抹当地特色护肤品“特纳卡”。即使在工厂，她们也每日化妆，穿戴整洁得体。

计划与变化

2024年2月中旬起，瑞丽当地开始强调蓝卡入境人员须在7 天 6 晚的证件有效期内及时出境，否则可能会受到拘留、限期出境、拘留审查、遣送出境，并视情况给予一年到五年不准再入境中国。曾经坊间流传的蓝卡逾期也能“合理合法”打工的说法不再说得通。

多位常在口岸活动的瑞丽居民表示，2月中旬起，进入中国的缅甸人变少了，到了3月下旬，姐告自贸区内曾经最热闹的外籍人员服务管理分中心附近也冷清起来。瑞丽市里，数十家职业介绍所大门紧闭，部分卷帘门上贴出了暂停营业的告示。“现在暂时休息，不让干了。”一名介绍所的工作人员解释。各介绍所招揽业务的短视频账号也陆续在3月初停止了更新。一家劳务公司表示，接到瑞丽市外籍人员服务管理中心的通知，停止所有通行证过期人员的业务办理。

蓝恭连从2023年10月起频繁前往劳务中介，“当时人都坐满了”，但到了3月初，“连三分之一也没有，再最后就关了”。因为劳务中介关门，蓝恭连无法继续招聘新员工，如今只剩下两个工人还在干活。

用工风向突变，包括瑞丽市最大的工业区雅戈尔服装产业园在内，企业开始暂停大规模扩招。“之前我们（工人）是全拿红本的，后来（劳务中介推荐）又用蓝卡，说搞个二维码就没事了。用到今年的话，通知说蓝卡是非法用工，又得换”，旺明身边开木材厂的朋友，也因员工被遣返而面临停工，“（身边）所有做生意的、搞厂的都很头疼”。

持有红书的缅甸边民大多会说汉语，工作选择面广，对工资要求高，因为方便随时回家，流动性也更大。此外，办理红书的难度在增加，所需的时间更长。一名2月中旬递交材料的边民，在一个多月后才拿到红书，而与他同批拿预约号的人里，还有近3000人排在其后。当地黄牛更是把红书的价格抬高到了100万缅币，相当于本地工人半年的工资。

宋顺送走了证件不合规的缅籍工人。这意味着他刚培训熟练、能为工厂实现盈利的员工“打水漂”了。离开那天，女孩们哭作一团，“我也可怜她们，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她们有的都是借钱过来的，（缅甸）那边路费又贵，跑过来一趟1000多元钱，回去（不仅）还不上，（路上）又要花这么多钱，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宋顺多给她们每人150元，嘱咐她们以后还能回厂上班。

最近，宋顺和旺明正在观望，他们本打算引进新机器，再多找些人，把半成品加工成成品，但不得不暂缓了计划，“没办法嘛，走一步算一步吧”。蓝恭连则打算开辟新的加工模式：先培训个别缅籍熟练工当老师，然后组织缅甸人短期过境学习加工技术，再带材料回缅甸家中加工，最后把成品带回中国销售。

谈到近几年的巨大变化，旺明回忆起了曾经在缅甸的少年时光。他家很穷，“一年苦个半年还不够两个月吃”，饭碗里的玉米永远比稻米多。十几岁的他开始打工糊口，勤奋肯干，很快在中国的一家橡胶厂当上了管理层，后来娶了中国媳妇，做起了中缅贸易。不打仗时，他和身边的亲戚朋友“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做外贸的人越来越多，生活也逐步好起来。

中缅两国的开放和互通成就了旺明，如今看着这些北上的年轻人，他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在工厂建立起了汉语课堂，每天给青年们义务上课，“懂中文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更有可能在两国交流互通的过程中改变命运。

旺明在工厂开设了中文课堂，义务给缅籍工人教中文。只要没有紧急事务，他几乎每天抽时间给工人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