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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当有人邀请我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青年团——青年社会主义联盟（YSA）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早已准备好投身一个积极行动的政治组织。此前，我已在哈莱姆区的非裔美国人学校当过教师，参与密西西比儿童发展组织筹建了启蒙教育项目，也曾在反越战直接行动中被捕入狱。

社工党的这个支部构成颇为有趣：既有在早期激进化浪潮中磨砺出来的年长工会活动分子，也有以校园为根据地的年轻成员。一位年长的同志幼年时亲历了新泽西州帕特森丝绸工人大罢工，曾亲耳聆听伊丽莎白·格利·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发表演说。二战期间，她领导了党在海员工会中的分部工作。

另有三人活跃于第4号油漆工人地方工会，该工会的领袖道·威尔逊（Dow Wilson）不久前因清查黑帮势力遭到暗杀。反战联盟中的两位积极分子都是工会会员——男方是码头工人，女方加入的是文职工人工会。大多数人都挺过了冷战的风雨。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也乐于与年轻成员探讨各种议题。

一位较年轻的女同志是图书管理员，后来参与组建了她所在单位的工会；刚转到支部的一位同志是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成员。（他后来离开支部，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组织了抵制反工会的库尔斯酒厂的同性恋酒吧联合行动，最终取得成功。）

这些经验丰富的同志本可以成为劳工活动的重要导师。然而在社工党/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内，很少有年轻成员被鼓励去找工人阶级的工作。我们被要求留在大学校园，继续组织反战行动——在军事基地外散发传单、组织大规模示威、推动军官训练团（ROTC）和其他军事科研项目撤出校园。

我们也参与建立了反战行动中的劳工队伍、妇女队伍、非裔美国人和奇卡诺人队伍。1968年秋，我担任了"现役军人与市民和平大游行"的办公室主任，该游行由现役士兵领衔发起。

那年春天，我开始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读研究生，但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协助壮大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的校园力量。那个学期以行政楼的静坐占领落幕——我们在那里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罢课者取得联系，深切感到自己是席卷全球的青年运动的一部分。

行政当局最终召来了警察；经过充分讨论，我们投票决定主动撤离，以免遭到逮捕。然而警察迫不及待地想试验他们的装备，开始向我们发动袭击。幸好夜间课程的学生正陆续散去，人群的涌动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当年秋天，黑人学生联盟联合其他第三世界学生组织提出了十五项诉求，向校方发起公开辩论挑战，当行政人员愚蠢地拂袖而去，罢课就此打响。在长达五个月的罢课斗争中，白人活动分子与第三世界罢课委员会并肩协作，共同为诉求的落实积聚声援。

社区团体、家长和工会纷纷加入我们的纠察线和集会队伍。我们与里士满（Richmond）罢工的石油工人缔结了互援协议：我们去支援他们的纠察行动，他们也来支援我们的。罢课期间，约850名参与者遭到逮捕，但我们赢得了若干诉求，其中最重要的是设立族裔研究学院——这一成果延续至今。

女权运动的兴起

60年代末，新兴女权运动借助意识觉醒小组和各类会议蓬勃兴起。同志们热情地投身于有关性别歧视及其与阶级、种族关系的讨论。我们不仅研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如饥似渴地阅读西蒙·德·波伏瓦的《第二性》和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

尽管"交叉性"这一术语尚未被创造出来，我们已经在讨论种族压迫与性别压迫如何彼此交织、共同编织进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之中。我尤其记得社工党一次"周五晚间论坛"上那场激烈的讨论——我们当时分析的是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刚刚出版的《性政治》。

当贝蒂·弗里丹呼吁妇女"走出厨房，走上街头"，以庆祝女性选举权获得五十周年（1970年8月26日）时，我们正积极参与围绕"全天候免费托儿服务"、"同工同酬"和"按需免费堕胎"这三项诉求的联合示威的筹备工作。

这一时期，党委托我加入全国妇女组织（NOW），在那里开展生育权利运动，推动《平等权利修正案》，并组织了一系列课程。纽约NOW的月度会议每次都会迎来二三十位新面孔，因此如何将她们纳入NOW各个常设委员会就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她们很快就会悄悄消失。（这与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各地分部今天面临的困境如出一辙。）

姗姗来迟的融工转向

回顾这十年，我认为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社工党是一个将社会主义宣传（出售文献、参加公职竞选、举办论坛）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

然而随着70年代的推进，尤其是美军撤离越南、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将堕胎合法化之后，我们两项最主要的全国协调运动相继落幕。社工党领导层随即提出以社区为中心建立各地支部的设想。这一方向过于局地化，又需要长期投入，因而很快无疾而终。

在我第一次参加社工党全国代表大会时，我旁听了劳工分部的会议。尽管同志们在汽车、钢铁和教师工会中的工作汇报颇有看点，却没有任何针对新成员的方向指引。然而，那本应是最好的时机——将年轻同志引导进入这些工作岗位，让已经在那里扎根的同志带领他们成长。

《战士报》对劳工斗争的报道固然持续不断。70年代中期，报道内容涵盖了煤矿工人罢工和争取工会民主化的运动——在铁路和钢铁工会中，我们都有同志在场。贯穿始终，社工党成员积极参与罢工声援工作，致力于争取工人及其工会尽可能地加入反战、妇女权利和黑人运动的示威行列——但直到1977年，社工党才最终完成了这一转向。

与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相比，社工党的这一决定来得相当迟，彼时70年代的劳工行动浪潮已在走向低潮。然而凭借此前将同志成功安插进钢铁和铁路行业的经验，领导层在两年后发出了全面号召，要求同志们进入数量大幅扩展的行业：航空、汽车、纺织、矿山。

这就是所谓"转向中的转向"。公共部门工会中有工作的同志被敦促离岗，转入更具工业属性的工会。甚至那些在工会中担任职务的教师、社会工作者、图书管理员和政府机关工作者，也被劝说辞去职务，去当矿工或铁路工人。

有两年时间，我是社工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得以近距离观察最高领导层的运作。在一次全体会议上，他们要求青年团放弃校园，理由是校园的激进化浪潮已经退去。

然而我不久前刚以社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纽约州长竞选，在校园里度过了大量时间，我深知这一判断根本站不住脚。事实上，在校园里，我两三个小时内就能卖出100份《战士报》。校园里的反南非种族隔离撤资运动正方兴未艾。

社工党领导层说，我们现在必须进入工业领域，因为一种革命前的形势正在形成。我愿意接受这个前提，并因此认为，也许确有必要撤离校园——毕竟劳工工作和校园工作无法同时兼顾。但我对领导层给出的理由深感不安。

在听取报告之前，其他全国委员会成员私下告诉我，这个方案在他们的支部行不通；但报告结束后，当我鼓励他们发言时，大多数人却说自己已被说服。一份如此具有误导性的分析，竟能令他们信服，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认为成员有责任提出质疑。我在会上公开反对这一提案的论证依据，因此投了反对票——尽管我支持在关键工业中扎根这一方向本身。从此，我被视为异类。此后我才意识到，"无产阶级取向派"的遭遇与我如出一辙——他们几年前提出了一个更为温和的转向方案，结局也是同样的命运。

在汽车工厂的经历

尽管我曾经历乳腺癌，年近四十，我还是申请了新泽西州梅图钦（Metuchen）福特工厂的工作，那里距纽约市约80公里。我不确定自己能否通过体检，但最终通过了。

我上的是晚班，每天工作十小时，每隔一个周六再加班八小时。尽管大多数工人住在新泽西州，我还是设法蹭到了住在布鲁克林的海地裔工友的车——来回通勤又得耗去四个小时。

我的第一份工作活脱脱是卓别林喜剧里的场景。我需要撕下两种不同尺寸的内衬胶带的牛皮纸，将其缠绕在车身零件上，再送去喷漆。

如果我撕纸时站错了位置，胶带就会脱落。我会失去节奏，不得不追着流水线上的车跑——那条线每小时走过五十七辆车。与此同时，我还得随时准备更换用完的纸卷，一辆都不能漏。

后来我换了一个工位，那条线混装自动挡和手动挡两种变速箱。自动挡的车需要做的工序更多，所以如果连续来了太多自动挡，就很难跟上。我四处打听，才知道早在1949年，工人就曾因为这个问题发起过罢工。那场申诉最终以管理层同意为准——如果某个工位超负荷，就放慢流水线或增派一名工人协助。

当然，首先得证明自己完成不了那份工作。这并不容易，因为人的本能是加快速度。我必须保持同样的节奏，当自动挡接连不断地来，我就得让一辆、甚至几辆过去不做。"补位工"就会跑过来站在我的工位，帮我处理这一批自动挡。

我试图动员流水线上的工友和我一起保持同样的节奏，但不是所有人都受变速箱种类差异的影响，也有人顾虑太多，不敢行动。尽管如此，他们鼓励我去找车间委员，管理层最终派人来观察我让车辆通过不做的情况。我争取到了额外协助的权利，但未能组织起更多工友，这让我颇感遗憾。

工厂里大约有2000名工人，社工党分部一度有23人。分部对我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毫无兴趣，也无意将合同条款作为改善我们所面临处境的基准加以研究。起初，我支持"向工友谈社会主义"这个方向，以为这种谈话自然会从围绕实际处境的组织工作中生长出来。

我们确实参加工会会议，但我们的领导层在会上的发言，更多是就更宏观的政治事件表态，而非针对车间里的具体状况。参加任何工会职位的竞选，也不在考虑之列——那一切都被归为"改良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让工友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兴趣，以及销售《战士报》。

我们到厂时，已经有一批毛主义者在那里工作。他们有一个小型团体，会围绕车间里的具体问题散发传单，出席工会会议，让官僚派当众下不来台。我很欣赏他们的干劲，也很想和他们交流，但我知道自己不该这样做——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迈出这一步。

平等权利与公民权利

由于汽车工人工会（UAW）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的通过，这一运动成为社工党成员得以通过地方工会妇女委员会推动的合法工作。女性占劳动力的10%至15%，大多是新近招聘的员工。其中大多数是单亲黑人母亲，上的是晚班。她们打完工回家小睡几小时，清晨再起来给孩子备好早饭送去上学。有人幸运地有家人帮衬，但大多数人在整个工作周里都在睡眠严重不足中苦撑。

我们的委员会在厂门口摆摊，向工友们讲解《平等权利修正案》的重要意义。我们甚至组织了一辆工会大巴，前往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参加一场支持修正案通过的集会。

在梅图钦福特工厂工作之前，我曾撰文阐述社会主义者为何应当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并与著名右翼人士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以及一位共产党成员展开辩论（共产党后来改变了立场）。但那时，我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修正案对女性意味着什么。

如今，我要向大多数男性工友解释为何他们也应当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这些对话加深了我对父权制度运作方式的理解：男性和女性都被迫套上性别角色的枷锁。对男性而言，这个角色是"养家糊口的人"。他们被要求以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把培根带回家"养活家人。男人不应该有情绪，而随着工作日的不断延长，他们往往缺席了孩子日常成长的每一天。

我认为社工党成员在地方工会各委员会所开展的工作，是我们在整个融工期间做得最好的部分。其中最令我难忘的经历，是区域民权委员会乘坐大巴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那个周末——当时，五名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民权领袖刚刚被三K党杀害。

车上大多数是在南方长大的黑人工人。他们讲述了自己和家人当年为何、在何时北上离乡的故事。更让气氛紧张的是，回程途中，大巴一路遭到持民用波段无线电（CB）的右翼分子跟踪。我们一直到过了州界，才敢停下来吃晚饭。

还有一次，汽车工人工会区域分部举办了一场会议，石油、化工和原子能工人工会（Oil, Chemical and Atomic Workers Union）的领袖托尼·马佐奇（Tony Mazzocchi）在会上发言，呼吁工人阶级建立属于自己的政党。我和其他在场的社工党汽车工人都满怀期待，希望在未来十年内能够看到一个成熟的工党诞生。多年来，马佐奇不断尝试集结各方力量，但各大工会与民主党的关系盘根错节，始终无法做出决裂。

有时，社工党会支持某些更广泛的集体行动，分部也会鼓励工友参加。在反对核电站的运动中，我记得曾邀请工友参加肖勒姆（Shoreham）核电站的大规模纠察行动。但要让新泽西州的工人在周日专程赶到长岛参加一场示威，实在是强人所难。

未能承担领导责任

1980年，地方工会获悉新泽西州另一家福特工厂即将关闭，马华（Mahwah）工厂的部分工人将转入我们工厂。然而，我们新当选的地方工会领导层反对这次转岗。他们声称，工厂里的临时工——大多是黑人、女性和年轻人——将遭到裁员，取而代之的将是那些本该退休的白人老工人。

一时间，所有人都开始追问：到底该怎么办？我说，作为工会，我们应当为缩短工时而斗争。我们每周工作五十甚至五十八小时，而其他人却无业可就，这合理吗？为什么不把每周工时压缩到三十或三十五小时？

但当我把这些想法带到社工党分部会议上时，负责人说，我们应当避免被卷入这场讨论。我们的任务是销售《战士报》。

这在我看来简直荒唐：工人们正在向我们寻求意见！而这恰恰是托洛茨基过渡纲领的核心所在！它就是要针对日常问题提出激进的解决方案，从而打开通往另一种可能的大门。

另一位同志提议，我们应要求汽车工人工会召开一次区域大会，集合我们地区的所有汽车工人共同讨论当下的局势。同志们驳斥他："我们能说什么呢？"

为什么不质疑企业关闭工厂的权利？为什么不提出工作权利和缩短工时的主张？即使这样一场大会永远不会被召集，工人也会开始讨论应对企业决策和工会妥协的替代方案。

大多数同志愤怒地否决了这个提议，将支持者扣上"改良主义者"的帽子。我带着这场讨论中激烈交锋留下的震撼走出会议室，但心里已下定决心，要继续和工友们谈下去。

在下一次分部会议上，负责人提议我们要求地方工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一位同志鼓起勇气问道：这和上周被否决的提案有何不同？我这才明白：全国领导层听取了汇报，认为有必要给出一个回应——但他们不能采用成员提出的方案，因为提案必须来自党的领导层，而不是来自基层。

当然，这个时机转瞬即逝。地方工会随即被接管，领导班子全部撤换。区域主任主持了下一次工会大会——提问可以进行，但不接受任何动议。

临时工遭到裁员，而马华工人——事后证明，他们大多是非裔美国人，在自己的地方工会里建立了一个斗志昂扬的"团结黑人兄弟"团体——陆续转了进来。和他们一起工作，真的很棒！

总结

我已不再相信，对于社工党领导层而言，融工转向与深化党的工人阶级根基有多少真正的关联。如果我的直觉是对的，那么这场转向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认为，这是一种迷失方向的产物——曾在60年代成就了社工党的那些重大运动已经落幕，再也没有同等规模的运动可以接续。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激进化浪潮没有像野火一样蔓延，而在伊朗迸发的那场民粹主义浪潮，正在被宗教原教旨主义劫持。领导层没有鼓起勇气开放讨论，坦然面对这一复杂现实，探索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时期，而是选择了收紧。

"产业化"的本意并非在车间或党内建立基层民主。它变成了一场考验。如果一个成员不愿意进入党所指定的工业领域，那他就不是"干部"，党里就没有他的位置。就像一位认识我多年的同志在我的"审判"——那场因我在妇女运动中"擅自行动"而引发的审判——上所说的：如果我当年是随切·格瓦拉在山上打游击的，他知道该拿我怎么办。一个曾经的熟人将我视为必须被清除的敌人——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

那些当年叛逆地加入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社工党的年轻人，都去了哪里？

我想，这大概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将一个相对健康的组织转变为一个成员不再提问的组织，这个过程在漫长的时间里、围绕着各种不同的议题悄悄发生。

曾几何时，我们讨论政治问题，辩论得热火朝天；但到了80年代初，这样的讨论已基本消失。每当我去询问同志们的看法，他们往往找借口说自己了解得不够，不好评论。还有一次，我称赞国际社会主义者建立了一个颇有成效的失业者委员会，同志们对此大为震惊——仿佛我居然认为另一个激进组织的工作有意义，这本身就是一种冒犯，好像我们才是世界的中心！

我的"越轨"被标记在案，我的影响力日渐削弱，最终遭到开除。同样命运的人不止我一个。更多人默默退出——有人继续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存在，有人以成员身份无法做到的方式在工会中积极活动，有人则将更多精力转向个人生活。我们在组织眼中，都是背叛了运动的人。

留下来的人，渐渐适应了领导层的一次次急转弯。他们将信仰寄托于"党"，而我猜测，任何一丝怀疑都可能动摇他们毕生付出的意义。

尾声

十多年后，我迁居底特律，参与创建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团体——团结社（Solidarity）。最终，我在一家另一名成员工作过的车桥工厂找到了工作，在那里度过了我职业生涯最后的十年。

我们思考在工作中可以提出哪些政治议题——有时来自对当天新闻的反刍，有时来自工厂里正在发生的斗争。通常我只有大约十秒钟说出我想说的——然后就是我该倾听的时候了。有一次，我在女更衣室里张贴了一篇关于家庭暴力的文章，不到半小时，一名清洁工就专程来到我的工位，向我讲述了多年前她所经历的虐待。我们就此结成了一个团队，时刻留意着其他可能需要帮助的女性工友。

我与另一名团结社成员一起，组织了对底特律报纸长期罢工的声援，并发起了若干运动，有的取得了成效，有的则差强人意。通过妇女委员会，我推动了一场运动，争取将托儿服务列入下一轮合同谈判。

我们走访了多家托儿中心，对工会成员展开调查。我了解到家长和祖父母每天面对的重重困难。一位年轻的女性，必须等托儿中心早上六点开门才能送孩子，然后踩着油门一路飞奔赶去上班，恰好赶在六点半流水线启动前打卡。许多工人有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必须在下班后立即接走，一旦被临时要求加班，便手忙脚乱。遗憾的是，工会谈判代表很快就将托儿服务这一诉求从谈判桌上撤了下去。

在2003年的合同谈判中，全国汽车工人工会领导层准备以"维持工厂运转"为由，接受双轨制工资。在这一背景下，行政团体的成员阻止了任何要求地方工会统一佩戴"反对双轨制"纽扣的动议。我自行印发了一份传单，征集纽扣经费，随即发现工友们纷纷塞给我一美元、五美元的钞票。我们制作了两千枚纽扣，在各工厂和各班次召集了约五十人参与分发。

一开始，有工人说："双轨制又不影响我。"但更多人看到了不公正：凭什么在我身边工作的人拿不到和我一样的工资和福利？一位工友说得切中要害："赞成双轨制，就是允许别人在你背上打靶练习。他们会开除你，再用原来一个人的工资雇两个人。"

最终，我们地方工会投票否决了双轨制合同，但合同在其他地方工会获得了通过。我们后来得知，汽车工人工会全国领导层散布谣言，说我们地方工会之所以傲慢地投反对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工厂没有关闭风险，才不管其他工友的死活。工会的歌是《团结永存》，领导层却在背后中伤我们，只为推行一份烂合同。

有人说我为了融工"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我不认同社工党宗派主义的那套做法，但我确实认为，社会主义者有必要在工人阶级的工作岗位上扎根——建立能够提供经验和技能、推动阶级意识发展的团体和组织。

这些经历让我的生命变得更加丰盈。因为我在以非裔美国人为主体的工厂里工作，我亲眼看到系统性种族主义如何在工作场所发挥作用，又如何跟随我们回到家中。在福特工厂工作时，我曾说，只要有人蒙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他住在哪里，我就能猜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白人大多住在郊区，黑人住在纽瓦克，海地裔住在布鲁克林。我们居住的社区，有着天壤之别。

汽车工人工会的退休会员至今仍活跃在工会中。这个秋天，我向工会成员发传单、打电话、发邮件、发短信，呼吁大家投票支持直接选举工会最高领导层，以取代被行政团体腐蚀的代表大会选举制度。

我们赢得了那次公投——现在，推进工会民主化的工作继续向前。这不仅意味着在财务上建立问责机制，也意味着在合同谈判方式上做到同样。汽车工人工会的惯例是，合同谈拢之前，会员被蒙在鼓里。其他工会则实行开放式谈判，并定期向会员通报进展，以便在需要罢工时，会员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但除了争取终结双轨制工资和福利、推进对未组织工厂的工会化运动之外，我们还需要对自己所在的行业有更宏观的把握。汽车行业的重组已经导致大规模裁员，而随着企业加快生产电动汽车（EV），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加剧。我们有什么方案，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安全的行业？如何钝化企业将不同工厂的工人相互对立的图谋？为什么我们不得不依赖加班来维持生计？

希望通过开启这场讨论，我们能够质疑这个以市场为轴心、将我们推向生态危机的体制。现实是，电动汽车或许能够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它仍然需要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涉及采矿、停车场、充电站等等——所消耗的能源，超出了这个世界所能承受的极限。

我们可以转而生产城市和城际之间所需的公共汽车、铁路、有轨电车和货运卡车，建立免费、高质量、安全的大众交通体系，取代私人汽车。我希望看到新的汽车工人工会组建产业重组委员会，共同探讨我们能够如何为环境可持续性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