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时代的隐匿童年:在“黑户”阴影中成长的一代,重新定义亲人 - 端传媒 - 最新
端传媒 - 最新「如今,想到“family”这个词,TA第一个想到的是朋友。未来,TA想要建立的家庭,也是与朋友们一起的,酷儿式的家庭。」
特约撰稿人 包包
![](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3/11/f8ad3b90c1144acdaef4cd8be60c0757.jpg?imageView2/1/w/1080/h/697/format/jpg)
【编者按】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只生一个”,自1982年确认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直到2016年“全面二孩”的提出才正式废除。在计生时代出生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如今多已成年。为躲避计生执法与超生罚款,他们中不少人的童年活在“黑户”或“黑女”的羞辱中。也因为这段“被边缘化”的经历,成长过程中,他们更早开始思考政策与人的关系,自己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并重新定义父母与家庭。
被藏起来的孩子那个张小灵叫做“婶婶”的人,其实是她的妈妈。
1994年,张小灵出生于广东潮汕地区的一个小镇,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一出生就被打上了“非法超生”的标签。小镇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情网络丰富而复杂。至今,人们依然保留着不打招呼就串门拜访的习惯。
张小灵出生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仍在严格执行。严厉的计生执法和高额的超生罚款,影响了两三代人的童年,张小灵家也不例外。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检查,家人不得不千方百计隐藏她的存在。
年幼的时候,只要门铃响起,家人就会立刻把她藏进卧室,等客人走了才放她出来。张小灵经常被要求待在家里,不要外出被人发现。妈妈只敢在夜晚带她出去散步,选择那些没什么人经过的路线,跟着月亮走,只有一团蚊子跟在后脑勺。
每次出门前,妈妈都要反复向她强调,在外一定要叫她“婶婶”,如果被问起爸爸是谁,就说乡下叔叔的名字。
如果遇上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上门检查,她就会被送往舅妈家住一段时间。她的户口也挂在了舅妈那里,她俩单独一个户口本,在关系那一栏,写着“其他”。
初中以前,她没有和家人的合照。小时候,张小灵经常做噩梦,梦到自己和妈妈、还有哥哥坐在一个辆三轮车的后座上,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把她丢掉。
![](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8/08/dcdc5e6c637e4996beb0389bbb414135.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张小灵的哥哥姐姐都有着很特别的名字,唯独她的名字,一个“小”字加一个平常的字眼,全国重名的可以找出很多,她觉得这是父亲对自己不够重视的体现。初中时她和家人聊起过改名的可能性,姐姐和妈妈都热情地参与,帮她一起翻字典,找到几个不错的备选后,张小灵去找父亲商量。父亲一脸严肃,说,名字可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可要想好了。
像是一盆冷水浇下来,张小灵再没有和父亲提过改名的事。她心想,既然名字是一辈子的事情,为什么这么随意地给我起名?后来她想到,改名的手续需要父亲处理,可能牵扯出家中有超生的事实。多年过去,父亲仍然惊恐。
汪静和张小灵有着相似的童年,她们都是“计生时代”被藏起来的孩子。
她出生于1988年河南的一个县城,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孩。她大一点后听说,父亲知道又生了一个女孩的时候,连看也不看,就要把她送去附近的公共汽车站,“看老天爷的意思。”前来帮忙接生的,是母亲乡下的姐姐,她于心不忍,就将汪静抱回了农村家中,和同为农民的丈夫收养了她。这位“大姨”由此成为了汪静的母亲。
那时,母亲已经年过四十,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生于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实施前。汪静是家里第五个孩子,是“黑女”——这是当时用来形容超生没有户口的女孩的词语。
汪静一直记得,七八岁的一个下午,她和其他四个“黑女”一起被关在家里的卧室,因为“查计划生育的”来了村里,要找的就是她们这样的孩子。那些“黑女”中,有三个和她年纪相仿,还有一个才刚刚一岁多,被姐姐抱在怀里。每个人都好像自小就学会了把自己藏起来。那个下午格外漫长,没有人哭闹,只是静静看着窗外,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查计划生育的”是汪静自小最害怕的人。小时候,只要有些风吹草动,汪静就会被送往别处。她时常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有时是在外公家,有时是在干妈家。在她的印象中,外公一点都不亲切和善,因为她是个女孩,对她不闻不问;干妈则是个严厉、冷漠的女性,连她起夜去厕所都会抱怨她。
她总盼着家人来接她,整日盯着大门,盼星星盼月亮,却总也等不到。后来很多年中,她发现自己和别人说话会有意无意地看向门口,接受心理咨询后才明白,这一下意识的行为和小时候这段经历有关:她好像永远在等着什么人来接她回家。
1997年,汪静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去乡里开会,乡里说要给这些“黑女”解决户口问题。她在一个午后和堂姐玩耍,堂姐突然提起,你爸要给你上户口了。那是汪静第一次听到“户口”这个词,她并不十分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只是朦胧觉得好像自己要有一种堂堂正正的身份了。
中国农村会按每户人口分配土地,一旦因婚嫁、取得非农业户口等原因迁出户口,其所使用或承包的土地会被收回,重新分配。汪静虽然有了户口,乡里却说村里的土地不能分给“黑女”。她仍然被村里人嘲笑,笑她没有地。她不服气,指着村里的荒地,和那些笑她的人说,谁说我没有地,这就是我的地。
![](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2/08/d9458fdd5f5740fab4fa6393a6ecc3af.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最先藏起来的,其实是母亲。
怀孕的月份大了之后,张小灵的母亲开始整日待在家中,不再出门。家里采买日常生活用品,都是父亲或是知情的亲戚买回来。
母亲出生于1950年代潮汕地区的一个重男轻女家庭,外婆常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她是家中的长女,要承担许多家务,读了两三年书便出去打工,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就成了家庭主妇。张小灵出生前,母亲已经生过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分别比张小灵大12岁和5岁。
生二胎姐姐的时候,家里交了巨额罚款。意外怀上张小灵时,父亲正好在政府机关获得了一份工作,如果被发现超生,父亲会失去这份不错的机关工作。但母亲喜欢小孩,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为此,她不得不躲过众人的视线。这在潮汕的社会,并不容易。
为了藏起来,母亲从未在医院做过产检,就连生产,都是请了一位有接生经验的朋友来家里帮忙。
那时她已38岁,是高龄产妇。生产当日,婴儿的脐带缩回了母亲的阴道,导致大出血,还好产婆朋友发现后眼疾手快将脐带拿了出来,才让母亲捡回一命。
事后,接生的朋友心有余悸,她嘱咐母亲,“年纪大了,别再生了。”
这个经历母亲和张小灵讲过很多次,母亲至今仍感激那个朋友。
张小灵是个吵闹的婴孩,哭得很凶。父亲在一旁黑着脸,眉头紧锁,他担心邻居听到有婴儿的声音去单位举报。父亲高中毕业,和妈妈出生在同一个村子,经人介绍认识、结婚。在来到城镇之前,他做过很多其他工作:兽医、仓库管理员。得到政府内的工作不易,这令他原本不想要这个孩子。
父亲的脸色让母亲很焦虑,她只能尽全力去哄这个婴儿,让她停止哭泣。
从汪静生长的村庄往东北500多公里,是许陌的家乡。2000年,TA出生在山东的一座县城,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超生意味着他们会双双失业。
2008年以前,县城的房地产业还未兴起,大多数家庭都住在胡同街巷中的平房。许陌的家是一间常见结构的四合院,推开院门进去,正对着的便是客厅,卧室和客厅连着,院子的两侧分别是厨房、厕所,还有一间杂物室。院子中间有三棵树:石榴树,柿子树和葡萄树。到了石榴成熟的季节,硕大的果实会拉着树枝垂下来,七八岁的小孩也可以毫不费力地伸手摘到。
母亲原本在当地学校做老师,为了生二胎,她主动选择调去了县卫生局的行政岗位。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她托关系找熟人做产检,谁知对方医术不精,怀疑她是宫外孕,推上了手术台,划了一刀之后才发现不是。这一胎流产了。
35岁那年,母亲又怀上许陌。医生曾嘱咐她,流产后三年内不能要孩子,但母亲说,“为了要孩子不怕受罪”,没多久就怀孕了。怀孕的大多时候是秋冬,冬日平均气温只有四摄氏度左右,母亲早早便裹上了羽绒服,把隆起的肚子藏在羽绒服中,就这样瞒过了所有同事。
那时,县上计生检查仍非常严格。母亲说,当时在体制内,每三个月检查一次有没有怀孕。如果被查出来超生,不仅失业,还要罚款。怀上许陌时母亲刚从学校调去卫生局,档案还没有转过去,趁着这一年多的空挡,才把孩子安全生下来。但这三个月一检查的政策,一直维持到了母亲50多岁才结束。
那是位于华北平原四省交界处的一个县城。县城交通发展缓慢,至今未通火车,要想去往那里,需要在邻近省份城市下车后,再转汽车。新的观点、事物也一样难以抵达,整个县城因此显得古旧。
小镇地处平原,街道如北方大多数城市一样,东西南北,纵横相交,十分齐整。母亲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只在生产前一周以春节为由提前请假回家备产。
当时,胎儿未足月,但偷生的孩子很少等到足月才生产,有的甚至七八个月便剖了出来,许陌也是九个月时剖腹产的。生产时,他们托关系用了别人家的二胎(注:农村户口第一胎是女儿,可以生二胎)准生证,才能进医院生产。因为害怕被人抓到,手术后第三天,母亲便被拉回家了。
许陌出生后,母亲形容自己“成天都提心吊胆,一听到说‘查计划生育的来了’,就吓死了”,每天早上起床,她先打开门看看胡同门口南边是不是有人,北边是不是有人。确认没人,才敢让许陌出来玩一会。有一天,母亲打开门看到南边来了四个人,拿着本子,去完一家再去另一家,赶紧让许陌父亲把TA送去一个空地上待着,等人走了才来接TA。
许陌的儿时记忆中,有一些时刻,家中的氛围会突然变得紧张。父母站在院中,语速飞快又刻意压低了声音,商量着什么,脸上带着一些慌乱,那就是“查计划生育的”来了的时刻。TA很早便发现,有很多事父母也无法控制,在他们之外,有更有力、令人惊慌的东西。
“查计划生育的”来了的时候,许陌要么被舅舅带出胡同——舅舅会把TA带去附近一处荒废了的戏台,让TA在那里玩一下午,等到妈妈给舅舅的小灵通打电话,才带TA回去;要么,就在自己的卧室藏起来,TA藏在床下,双手抱头,眼睛望着门口,心脏扑通扑通地跳。
对TA来说,这样的时刻像是一场紧张的游戏,TA不知道输了会发生什么,只是侥幸每次都赢了。
许陌和父母一直都不亲近。妈妈觉得是和过去的经历有关,时常愧疚。她想了解孩子,许陌离家上大学后,她在百度上搜“中国大学的社会学是学习什么的”,然后在饭桌上努力和许陌分享自己的理解。
父亲在官场工作,少不了喝酒应酬。每次带家人参与的场合,都是比许陌大11岁的哥哥出席。山东官场的人脉与秩序,在觥筹交错间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哥哥毕业后回了家乡,在当地政府部门工作,延续着父亲的生活。
而许陌,生理为男性,原本也要承担起主流刻板印象中男性的种种义务:结婚、生子、子承父业、光宗耀祖,但因为是“超生”,一直被藏起来,不被外界所知,许多亲戚都不知道TA的存在——直到爷爷过世,TA才第一次和父亲回了老家。这样的藏匿让TA侥幸逃离了那样的生活。许陌的自我认同是非二元性别、泛性恋,留着长发,性格温柔、细腻、敏感。TA如今在上海读大学,习惯了独来独往。
童年被藏起来的经历,让TA习惯了将外界分为“不会举报我的”和“会举报我的”。
舅舅家的二胎便是被人举报,不得不交了罚款。以前胡同中超生的孩子多,邻里之间相互照应,举报鲜有发生。初中之后,房地产大规模开发,胡同被拆去,TA随家人搬去了新的小区,邻居都是不认识的人,TA和家人对周围人更加警惕。在楼下遇到刚下班的父亲,许陌也会假装不认识扭头走开,绕一圈再回家。
至今,这些经历对TA性格的影响仍然存在。认识新朋友时,许陌会下意识将他们分为两类:对“不可信”的人充满戒心,对“可信”的则无条件敞开心扉。TA总会试着在陌生环境中寻找让TA觉得安全的人,害怕被冷落、被遗忘。只有在亲密朋友和伴侣的视线中,TA才感到安全。
对许陌来说,原生家庭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家。从小,父母没有接送过TA上下学。到了期末,别的同学都有家长帮忙把一学期的书搬回家,但TA永远只有一个人。也是那个时候,TA开始结识非主流家庭的朋友:超生的、外地的、单亲的,这些没有家长来接送的孩子们一起上下学,分享青春期所有的秘密。
如今,想到“family”这个词,TA第一个想到的,是朋友。未来,TA想要建立的家庭,也是与朋友们一起的,酷儿式的家庭。
与原生家庭的疏离曾困扰了张小灵很长一段时间,她一度觉得自己没有妈妈。
妈妈以前总和她开玩笑,说她是领养的。学校填家庭资料,她牢牢记着要写乡下叔叔的名字。大人的玩笑话和躲躲藏藏的经历,在她心里种下了恐惧的种子。童年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常常梦到被母亲抛弃。很多年过去,认识新朋友时,她会刻意回避向他们提起自己的家人。
直到最近几年,她才渐渐意识到,她不是没有妈妈,而是有很多个妈妈。
![](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1/06/1088515b0ead4e7cb03320436737d116.jpg?imageView2/1/w/1080/h/721/format/jpg)
上幼儿园时,妈妈怕被发现,不敢送她去上学,便请了一位女性好友每日接送她。从幼儿园的小班、中班到大班,每天来回四趟,持续四年。
阿姨总是提前在楼下或幼儿园门口,等着她,然后牵着她的手上学、回家。这位阿姨和妈妈年龄相仿,也是一位家庭主妇,那时,她有一个已经上小学的儿子。张小灵上小学后,她又生了一个孩子。
印象中阿姨留一头短发,每次见到她都笑得眼睛眯起来,路上阿姨会和张小灵温柔地聊天,细心地观察她这一天的状态。有一次,妈妈觉得每天接送四趟太辛苦,让张小灵中午留在幼儿园吃饭,下午才接回家。张小灵不习惯幼儿园的饭菜,被老师说了几句。阿姨来接她时敏锐地察觉到了她的不开心,回家和张小灵妈妈说,孩子可能不习惯在学校吃饭,还是中午接她回家吧。于是,继续像往常一样一天四趟地接送张小灵。
张小灵现在回忆,阿姨在接送她上下学的路上,心思全在自己身上,像妈妈一样密切留意自己的一举一动。
舅妈是另一个张小灵视同为“母亲”的人。在舅妈家的日子,舅妈总是亲切地搂着张小灵,她的身上香香的,让张小灵很有安全感。她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下着小雨的一天,舅妈一只手拉着她,一只手撑着伞。她们用潮汕话聊天,她问舅妈,你最喜欢什么天气?舅妈指着天空和她说,我喜欢雨天,特别是像这样下着小雨可以不用打伞的天气。张小灵不喜欢下雨,舅妈的伞是为了她撑的。
张小灵有时会错把舅妈叫成“妈妈”,舅妈就笑,“你刚刚叫我什么?”张小灵不好意思地笑。
如今,在张小灵心里,为妈妈接生的阿姨、送她上下学的阿姨,替母亲照顾她的舅妈,这样一个由女性好友组成的网络,在一起为妈妈分担着母职。这些女性,都是自己的妈妈。
从认为母亲不爱自己,到确认母亲的爱,汪静用了十余年的时间。
初中时住校,汪静只在周末回家。那时妈妈有了孙子,每天屋里屋外地忙:做家务、做饭、带孙子。她想让妈妈多陪陪自己,却等不到她闲下来的时候。她有强烈的被抛弃感,觉得自己是妈妈的累赘。原本学习很好的她,成绩一落千丈。大专毕业后,离开家乡,去了北京工作。
2017年,父亲过世,母亲也在不久后因病去世,汪静度过了一段极端灰暗的日子。妈妈过世前,她曾把妈妈接到北京小住。在汪静家里小住时,妈妈总念叨着,自己没用了,会拖累她。这时,她会想起童年时自己也有过同样的想法。她开始重新理解母亲,理解她们的关系。
妈妈12岁时父母离了婚,她和9岁的妹妹跟着母亲嫁去了新的家庭。和所有有相似经历的家庭一样,她们在新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忍受继父的冷言冷语。到了18岁,有人上门说亲,妈妈急切地想逃离那个家,没多想就决定了自己的亲事。嫁的男人脾气暴躁,稍有不顺便对她又打又骂。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家庭,家暴是没有人可以逃脱的命运。他们就这样过了一辈子。
汪静的妈妈在匮乏中过完了一生,却尽她的全力不让孩子继承匮乏。汪静细数着母亲的付出,努力试着稳定情绪,但眼泪最终无法抑制。
她说她常梦到妈妈,梦里她依然忙忙碌碌,没有闲下来过。她想起,初中时每个返校的周日下午,妈妈会送自己。有一次,她走了好远好远,一回头,妈妈还站在原地,和她挥手,夕阳就在妈妈的身后。
这个画面她记了许久。回头看,她才确信,妈妈很爱她。
![](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1/06/e47e25caf68d470cb83caf5a741ebd46.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张小灵上初中时,同家人和另外一家人一起吃饭。那家人有几个小女孩,但想继续生儿子。每次几个小女孩一起坐电梯,如果电梯里有陌生人,她们会按不同的楼层,假装是不同人家的孩子,等陌生人走了,再一起回家。
那次吃饭,其中一个小女孩突然趴在张小灵耳边说,妈妈和妹妹都躲在家里。
张小灵知道,历史在重演着。
近年来,随着出生率降低,老龄化加重,中国的人口政策开始缓慢转变:2013年,政府开始提倡“单独二孩”,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释放“三胎”政策。
然而,“一孩政策”带来的威慑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家庭仍产生着影响。记者尝试采访许陌与张小灵的家人,都遭到拒绝。他们仍然担心身份曝光,会被人“秋后算账”。
张小灵读研究生时,曾和同学聊起家里的情况,对方说,“你家超生不觉得羞耻吗?”她听到后大为震撼,也非常受伤。她也听别人在无意间笑道:潮汕人怎么那么能生,是母猪吗?
小时候,汪静总是听人提起“计划生育”,每次不听话,家人就用“计划生育的把你抓走”吓唬她。那时候,她以为“计划生育”就是抓小孩的,但她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小孩抓走。初中时候,她第一次在历史课本中接触到了“计划生育”这个词,她跟随教科书的观点,觉得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因而需要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当时却从没想过,自己和这个政策有何关系。
前些年,她在媒体报道中无意间了解到“失独家庭”群体,才开始将计生政策和具体的人联系起来,更意识到,原来自己的生命经历也与这个政策有关。
![](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8/08/21d37173374c4ad5b72ad847875c90e9.jpg?imageView2/1/w/1080/h/714/format/jpg)
计划生育在她现在看来,“没有人性”,造成了许多骨肉的分散,她想提醒自己和其他有着相似经历的女孩,“不要忘记自己经历的一切。”
因为儿时的这段经历,张小灵对生育的话题非常感兴趣。她现在在读博士,研究的课题和生育有关。她从自身的经历感受到,计划生育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宏观的老龄化、经济方面的可以用数字描述的影响。很多时候,它对个人的生活、经历、情感都持续产生着影响,而这些影响,是用个体的身体在承担。
如果有机会回到过去,张小灵想和妈妈说,你不用太担心你的第三个小孩,担心她身体弱、太内向、会晕车,现在她可以一个人去许多国家。
也不用总是叮嘱她要叫你“婶婶”,她都会记得。
她会在你生病的时候照顾你,倾听你;即使离家万里,也会两天给你打一次电话。你放心,很多年后你会说,“还好我生了这个小孩”。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本文章由 flowerss 抓取自RSS,版权归源站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