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有感 - 议报

今日下午在逛台北誠品敦南店的時候，花了399新台幣購買了由筑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女士所撰寫的《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一書，讀完以後有相當深的感觸。其實這本書，除了關於毛澤東為了藉日軍之手剷除政敵項英，而透過潘漢年向岩井英一出賣了新4軍的情報外，大多數內容在謝幼田先生的《中共壯大之迷》裡都可以看到，並沒有太多了不起的新發現。

倒是透過遠藤譽女士的描述，我們反而能夠感覺到日本人究竟是如何看待中國人，尤其是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描述，足以推翻許多長期影響國人思維的中日關係歷史與政治論點。比如說主張國際主義的日本左派親近中共，主張大東亞共榮圈的日本右派反對中共的觀點，在這本書裡面都在經過遠藤譽女士的一一檢驗後被推翻。

遠藤譽反共嗎？

居然寫出了一本探討毛澤東在戰時如何與日軍謀合，進而背叛了中華民族利益的書籍，而且又透過明鏡出版社出了中文版，所有人對遠藤譽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認定她是一位堅定的反共人士。就如同常常有人質疑中國共產黨是不是真的反日一樣，在探討遠藤譽女士的作品以前，筆者想先討論的問題就是這位日本作者是否真的反共？

為什麼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如果由一個反共的人來寫不利於中共傳統史觀的書籍，那麼親共人士就理所當然地能以其立場來質疑本書內容的真實性。假若是由一位原本就親共的人來寫這樣的書，那麼這本書的客觀性便能得到讀者們的認可。所以，遠藤譽到底反不反對中共，自然是我們在討論這本書以前首先要釐清的。

結過透過Google大神的幫助，筆者還真的在大陸的北方網上，找到了一篇2010年4月27日出版，名為《河北區實驗小學：一場特殊的入隊儀式》的報導。在這篇報導中，就出現了遠藤譽女士宣誓加入共青團，甚至於在肩膀上披上了紅色領巾的內容。原來，1941年出生在滿洲國首都新京的遠藤譽女士，曾經在1951年到1953年的三年間，就讀於河北區實驗小學光復道校區的前身培植小學。

受到韓戰爆發後的時代氛圍影響，培植小學的孩子們集體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宣示自己對紅色祖國的熱愛。然而，遠藤譽卻因為日本人的身份而不被允許入團，這段回憶似乎成為了她一輩子的遺憾。因此北方網的報導指出：「當遠藤譽女士戴上紅領巾的那一刻，她流下了激動的眼淚，並向全體隊員訴說了她對中國的深深情懷，並祝願中日友誼地久天長。」

由這篇報導可以看出，出生在東北，而且直到12歲才回到祖國日本的遠藤譽，不僅對中國有著濃厚的感情，而且至少到2010年以前，對中共政權都還懷抱著相當強烈的認同感。因為從她五歲有記憶開始，滿洲國已經隨著日本的戰敗而瓦解。在遠藤譽的記憶裡，她沒有親眼目睹過大日本帝國最輝煌的時候，卻看盡了蘇聯紅軍的燒殺擄掠，以及緊接著而來的國共內戰。

而在一場國共兩軍爭奪長春的遭遇戰中，遠藤譽不幸遭到8路軍士兵的子彈誤擊而昏倒。所幸當時遠藤譽的父親為中共所需要拉攏的製藥人員，因此他們一家人在8路軍佔領長春，並且驅逐了效忠國民政府的鐵石部隊以後得到了優待。與遠藤譽父親關係友好的中共長春市委書記林楓，甚至還安排了一位從日本留學歸國，日語流利的27歲青年幹部趙安博住進了她們家給予關照。

在《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中，遠藤譽不只一次的強調自己如何為這位趙大哥的革命熱情所感動。由於曾為8路軍誤傷的原因，趙安博不僅特別照顧當時還年幼的遠藤譽，甚至還讚揚這位當時年僅六歲的小女孩是為中國革命流過血的「小英雄」。也因為「小英雄」這三個字在書裡面被反覆提及，筆者不禁懷疑趙安博不僅是遠藤譽的政治啟蒙老師，而且可能還是情竇初開的對象。

假若未來北京與東京的關係改善，這段8路軍青年幹部與日本小女孩羅曼蒂克的感情故事被改編為動畫，而且以日系「萌畫風」來呈現，筆者都一點也不會感到意外。早年寫有《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一書的遠藤譽，也稱得上是長春圍城的受害者，她的弟弟還因為這場悲劇不幸的被活活餓死。不過遠藤譽顯然沒有因此發自內心的痛恨共產黨。

甚至，我們還不難發現，在她的內心深處裡面，毛澤東仍然是那位唯一能夠救中國人民擺脫帝國主義毒害的偉大領袖。這種複雜與矛盾的心情，在《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一書中被血淋淋地展現了出來。即便對其為了奪權而採用的「帝王術」有所批判，遠藤譽仍然以毛澤東在抗戰時不願聽命史達林去服從蔣中正為由，意圖證明他是個想要讓中國擺脫蘇聯控制的民族主義者。

尤其是提及毛澤東在1969年與蘇聯因珍寶島事變而決裂的歷史，遠藤譽更是給予了相當正面的評價。她甚至還跳脫了日本人的本位主義，認為蔣中正之所以放棄以武力反攻大陸的原因，就是因為看到毛澤東脫離了蘇聯的控制，把中國帶往獨立自主的道路，因此覺得「已經夠了」。更重要的一點，則是遠藤譽不認同謝幼田對毛澤東「罪大惡極」的評價。

遠藤譽在書裡指出：「毛澤東乃是一位『窮極帝王之術的人物』，他敏銳的判斷時局，並且實施了獲得勝利的戰略，而是否要把這種行為定位為『罪大惡極』，乃是作者主觀上的問題。從筆者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包括他的『虛假宣傳』在內都充滿了戰略，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誠實』的，所以筆者對他甚至抱有敬畏之念。」

從上述的言論看來，我們顯然不能因為遠藤譽寫了一本書，揭露了毛澤東勾結侵華日軍的歷史，就斷言她一定是反共或者反毛的。畢竟無論如何，她都是一位喝了中國共產黨奶水長大的日本人，不可能真的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上去反對毛澤東與日軍的合作。因此，她寫這本書的目的，反倒很有可能是打著反毛的旗幟來吹捧毛澤東。

那麼，又是什麼原因讓遠藤譽願意花那麼多的時間，去寫一本與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唱反調的書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這本《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出版的目的，並不是要給日本人或者反共的中國人讀來開心用的。遠藤譽的真正目的，是要讓當今中共領導人知道，他們所推廣的反日教育與排日教育其實從根本上，就已經違反了毛澤東先生當年帶領中國走向強大的戰略手段。

日本舊軍人與右派對毛澤東的崇拜

就筆者研究中日戰爭史那麼多年的經驗來看，這本《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揭露了中共與日本右派的歷史淵源。講得更直接一點，應該可以算是毛澤東個人與日本右派的歷史淵源。過去人們在討論中日關係史的時候，會刻意凸顯孫中山、汪精衛與蔣中正等國民黨早期領導人的日本情節，尤其是他們對所謂「大亞洲主義」的推崇。

相反的，提到早期的中共領袖，人們更加強調蘇聯國際主義對他們的影響。也就是說，以王道思想與武士道精神為核心，強調黃種民族優先的大亞洲主義是一種百分之百不容於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當然，人們無法否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都是經由日本中國的。同時人們也無法否認，包括周恩來與廖仲愷在內，中共也有不少早期領袖有留學日本的經驗。

但是，大多數的人更傾向於將這些中共領袖與同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日本左派聯繫在一起。畢竟日本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一樣，在創黨初期都極度反對自身的傳統文化，並聽從蘇聯的指示從事推翻本國政府的陰謀活動。而假若周恩來與廖仲愷這些人多少還有些日本情節，那麼沒有海外留學經驗的毛澤東是絕對可以擺脫此一嫌疑的。

然而，可能也正是因為沒有留學過蘇聯與日本的原因，毛澤東從來也稱不上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人們已經知道，靠煽動農民革命起家的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將以王明為首的黨內國際派視為眼中釘看待。而毛澤東在冷戰時代與美國還有蘇聯對著幹的歷史，也讓世人普遍把他視為帶領中國走向獨立自主道路的民族英雄。

在他統治大陸的27年，毛澤東無所不用其極的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然而若對他當時的作為有所瞭解，便可發現他摧殘的主要是華夏民族上層社會的信仰價值。對於漢族底層社會數千年來維持的草根與民粹文化，毛澤東則始終是引以為榮的。而從毛澤東以霹靂手段清洗藏族與維吾爾族的手段來看，與其形容他是個極左翼的共產主義獨裁者，倒不如說他是個極右翼的法西斯暴君更為貼切。

因此，毛澤東與日本右翼的共同性，可能還遠高於他與日本左翼的共同性。而透過遠藤譽女士的描述，我們確實也發現了毛澤東對一天到晚向中國人謝罪的日本左翼十分厭煩。相反的，毛澤東所希望打交道的對象，始終是以舊日本軍人為首的右翼人士。這些毛澤東想結交的日本右翼，甚至還包括了曾經以三光政策對付中共抗日根據地的岡村寧次。

那麼，同時期的日本右派，尤其是曾經主導侵華戰爭的日軍將領又是如何看待毛澤東的呢？我們不要忘了當年日本是以反共為理由入侵中國的，而且包括岡村寧次與根本博等大批舊日軍將領，都在戰後協助蔣中正抵抗中共的叛亂。所以從人們知道的常理來看，舊日本軍的將領們在冷戰時代應該是極度的厭惡與討厭毛澤東才對。

可根據遠藤譽提供的數據，戰後在岡村寧次的號召下，跟著「白團」一起到台灣替中華民國政府訓練國軍的舊日本軍人共有19名。然而，當在抗戰期間以日本陸軍航空隊第3飛行師團長身份，指揮重慶大轟炸的遠藤三郎於1956年受周恩來之託，邀請前日軍將領報名組團參訪中國大陸的時候，主動向他報名者一度高達200人。

原來在這些法西斯到不能夠再法西斯的前日軍將領當中，支持共產黨與支持國民黨的比例為200比19，差距大到讓人幾乎難以想像，但是在海峽兩岸過去出版的相關書籍中，卻完全沒有提到過。而且即便是那19名到台灣協助國軍的日本軍人，甚至於岡村寧次本人，也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排斥與中國共產黨接觸。

遠藤譽在書中，已經以暗示的方式強調，岡村寧次真正佩服的人，並不是領導抗戰的蔣中正，而是打了百團大戰的彭德懷。岡村寧次之所以拒絕遠藤三郎的邀請前往大陸訪問，並不是因為痛恨或者排擠中共的意識形態，而是在於他認為自己欠了蔣中正一個人情。畢竟身為支那派遣軍司令的岡村寧次大將，是在蔣中正的保護下，才得以避免被當成戰犯審判的。

雖然在抗戰末期指揮了數場針對國軍的大規模戰役，但是岡村寧次手下的部隊在進攻國民政府控制區時的表現還算克制，基本沒有犯下什麼嚴重的暴行。反而早年岡村寧次擔任北支方面軍司令的時候，以極端殘忍的殺光、搶光、燒光政策對待8路軍在華北的抗日根據地。依照常理，他顯然應該是中共痛恨的對象才對。

可是根據遠藤譽的研究，毛澤東相當希望岡村寧次回到大陸去訪問，並探望一下「老朋友」們。由此可見，毛澤東本人不只不紀念發生在中華民國首都的南京大屠殺，而且對針對他手下8路軍與根據地居民的慘死也是毫不介意。對於毛澤東這種「大人不記小人過」的態度，除了岡村寧次之外的舊日本軍將領也以極大的熱情回應。

曾經在進攻新加坡與馬來亞時下令無差別屠殺華人華僑，並且因為戰略指揮失當而導致日軍從諾蒙罕一路失敗到瓜達康納爾島的辻政信，也在戰後以日本參議員的身份訪問過北京，並得到周恩來的接見。相較於具有高度戰略眼光的岡村寧次，辻政信在日本的外號是「昭和的愚將」。然而，即便是這位在日本都飽受爭議的「愚將」，也還是成為了中共積極爭取，拉攏與歡迎的對象。

要知道，1956年美國與中共仍處於完全對立的狀態。儘管雙方的官員仍然就釋放韓戰戰俘與遣返中國留學生的議題、在日內瓦舉辦了大使級的談判，但是美國的國民基本上不被允許前往大陸訪問。也不會有任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中國參戰的美國將領，包括一度與中共友好的前美軍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David Dean Barrett）組團訪問大陸的情況發生。

相比之下，即便是在已經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並且簽署了《中日和約》之後，日本政府與民間都有太多與中共私下交流與接觸的偷雞摸狗行為。過去大多數的書籍，都解讀這些日本在與台灣維持邦交的同時，卻與中共勾搭的行為是出於經濟上的需要。然而在遠藤譽女士的這本作品裡，卻間接點出了中共與日本在意識形態上也存在著共同的信仰。

大東亞聖戰的繼承者

中共與日本，尤其是已經被盟軍消滅的大日本帝國有什麼樣的共同信仰？為什麼侵華日軍的將領們，會絡繹不絕的在戰後前往北京訪問？即便是出於怕引起美國與台灣的注意，遠藤三郎1956年組織的舊軍人訪華團人數被刪減到只剩15人，但是在同一個時代，恐怕就連與中共有「同志加兄弟」關係的蘇聯，也不會如此密集派遣那麼多的紅軍二戰名將訪問大陸。

人們很難想像，主張國際主義的中國共產黨與主張大亞洲主義的日本右派在思想上能夠有什麼交集。因為根據日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小代有希子在其大作《躁動的日本》一書記載，東京的內閣情報局早在1940年，就已經把毛澤東定位成了民族主義者而非共產主義者。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日軍將領相信，獲得中國底層農民的支持，才是實現大亞洲主義的不二法門。

換言之，日本人已經認識到，依靠與北洋政府官員或者國民黨元老等上流社會人士討論大亞洲主義，或者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是毫無意義的。隨著華北的游擊戰態勢越演越烈，日軍發現足以促成中國改變的最大動能來自於鄉村，來自於農民。而在一系列與中共爭取農民民心的措施失敗之後，日本人越來越相信毛澤東是唯一一個能掌握住這股動能者。

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將進攻重點轉移到了歐美國家控制的東南亞地區，致力於煽動黃種民族的獨立情緒以將白種人驅逐出亞洲，並摧毀做為西方帝國主義「馬前卒」的蔣中正政權。儘管沒有停止對8路軍或者新4軍根據地的掃蕩，日本卻已經有了在自己無法在戰場上支撐下去的時候，可以由中共來接手繼續把大東亞聖戰打下去的想法。

小代有希子就認為，日本在1944年發動「一號作戰」，刻意在軍事上、政治上與經濟上削弱國民政府影響力的原因，並不是如人們一般想像的那樣，是要建立打通整個中國大陸的陸上交通線。當時日本人心中的真正想法，其實是要盡可能的動搖即將於戰後成形的國民黨－華盛頓聯盟之雛形，替中共在戰後成立政權打下基礎。

因為，在日本人的認知裡面，只有像毛澤東這種看似不與包括自己在內的任何一個外來侵略者妥協退讓的民族主義者，才有資格將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延續下去。這是日本人變態的地方，但同時也是他們判斷正確的地方。也就是在日本投降後短短不到四年的時間內，毛澤東就把中華民國政府趕到了台灣，一方面替日軍報了戰敗的仇恨，二方面也徹底瓦解了由中美共同建立的戰後亞太新秩序。

再來，由彭德懷指揮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又在朝鮮半島與美國打成了平手。筆者認為，這是岡村寧次崇拜彭德懷，但是卻沒有為遠藤譽在書裡提到的真正原因。畢竟從像岡村寧次那種身經百戰的日本將領角度出發，百團大戰實在是一場微不足道的戰役。雖然這場戰役確實造成了北支方面軍相當程度的損失，但是日軍後來的反撲卻坐實了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批判，給8路軍帶來了更慘重的傷害。

因此，筆者認為岡村寧次真正佩服彭德懷的地方，並不是在於他領導了百團大戰，而是因為他指揮了韓戰。儘管中共最終無法幫助北韓統一南韓，但是看在岡村寧次等舊日本軍將領眼中，能夠在朝鮮半島上與擁有驚人生產力的美國打成一個平手已經足以證明亞洲人是有能力戰勝西方強權的。而能夠看到美國被中共農民兵如此狠狠的羞辱，這些日軍將領心中肯定也是暗自竊喜的。

畢竟在韓戰爆發前短短五年，日本的廣島與長崎才遭到美軍投下的原子彈轟炸。能夠看到中國人民志願軍在長津湖戰役痛宰曾經在瓜達康納爾戰役中讓日軍吃盡苦頭的美軍陸戰隊第1師，任何一個正常人都不會相信岡村寧次這些日本人會為美國子弟兵的傷亡「感同身受」。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確實很有可能被日軍將領當成了大東亞聖戰的繼承者看待。

除了日軍外，我們也不難發現其他領域出身的日本右派，無論表面上有多麼反對共產主義，在暗中也都對蘇聯與中共集團暗送秋波。這不僅是在於他們對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執著，同時也是想要向把自己擊敗的「美帝國主義」復仇。比方說在吉田茂之後擔任內閣總理大臣的鳩山一郎，就認為與蘇聯還有中共交好是迫使駐日美軍撤退的最佳手段。

2009年到2010年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的鳩山由紀夫，就是鳩山一郎的孫子。鳩山由紀夫確實是一位在任內拒絕參拜靖國神社，努力維持與北京友好關係的日本首相，然而這卻不代表他的祖父有多麼反對日軍侵略中國。因為在戰前擔任政友會幹事長的鳩山一郎，本身也是位積極主張併吞滿蒙的日本右派人士。他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曾經支持日軍大力壓制在國內策劃反戰運動的左派勢力。

也因此，鳩山一郎雖然本身並非侵華戰爭的直接發動者，而且與東條英機的關係也十分惡劣，但是在戰爭結束初期，他還是以戰犯身份遭到盟軍逮捕，並一度被取消政治參與權。或許，這正是為什麼鳩山一郎痛恨美國與中華民國，進而致力於與蘇聯還有中共發展外交關係的原因。所以一個日本人是否親共，與他的右派或者左派背景沒有必然的關係。

另外一位讓人跌破眼鏡的親共右派人士，正是當今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戰時出任過滿洲國工業部部長的岸信介，與鳩山一郎同樣是在戰後初期遭受過盟軍關押的日本極右翼人物。岸信介在當上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以後，因為在外交政策上倒向美國與台灣，甚至於公開支持蔣中正反攻大陸的政策，而被視為堅決的反共人士。

然而，岸信介在當上內閣總理大臣以前，他看待美國、蘇聯還有中共的態度其實與鳩山一郎是一致的。當中共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主席雷任民於1955年3月組織貿易代表團訪問日本時，岸信介也在現場歡迎了他。而岸信介在當上了內閣總理大臣之後，雖然滿口支持蔣中正對中共的強硬政策，但是在1958年爆發八二三砲戰的時候，他又堅決反對美軍以日本為後方基地支援國軍作戰。

由此可見，岸信介對待台灣與大陸的態度，正如他看待《美日安保條約》的態度一樣，試圖以玩弄兩面手法的方式來爭取日本的最大利益。為了爭取簽署對日本比較有利的《美日安保條約》內容，岸信介不惜暗中操縱在表面上反對自己的反安保運動，助長社會上的反美情緒來迫使美方退讓。為此，美國前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將軍氣到取消了1960年訪問日本的計劃。

無論是鳩山一郎、岸信介、岡村寧次、遠藤三郎還是辻政信，他們心裡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就是有一天黃種人能夠團結起來將西方勢力趕出亞洲。這個理想如果能夠由日本人實現最好，但是如果無法由日本人來實現，也可以由日軍扶持過的其他亞洲國家或者民族來實現。假若日軍扶持過的亞洲國家或者民族無法實現，那麼由與日軍對抗過的亞洲國家或者民族來實現也可以。

出於這種近乎病態的浪漫想法，這些日本右派毫無猶豫的以行動或者在信仰上支持了毛澤東的建國大業。他們當中，甚至有許多人還因為日本陸軍航空隊的留用人員協助訓練中共參加韓戰的第一代空軍，或者是日本憲兵隊幫助胡志明對抗法國人的歷史感到與有榮焉。我們甚至也不要忘記，日本的自民黨政府還派代表參加了由周恩來主持的萬隆會議。

遠藤譽寫這本《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或許本意並不是譴責中共與日本在戰時相互勾結的行為。她真實的目的，應該是批判當今為了維護政權生死存亡而在民間鼓吹反日情緒的中共政權。甚至，她還在書中以大陸民眾懷念毛澤東的現象為例，暗喻習近平應該要領導中共走回天安門事件以前的親日路線，與日本一起為了實現亞細亞民族的復興共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