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謎一般的動盪」：關於文革的最新研究，如何挑戰了主流敘事的理解？

文革進程的複雜性，超出我們對於政治事件與社會運動的一般理解範式，在某種意義上對人的認知能力形成挑戰。

今年上半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出版了講述廣西文革歷史的新書《廣西內戰：中國南部邊陲的文化大革命》（Civil War in Guangxi: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s Southern Periphery）。這已經是魏昂德在短短四五年內連續出版的第三部文革研究專著。2019年，他出版了描摹1966-1969年文革整體趨勢的《混亂的動因：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內部視角》（Agents of Disorder: Inside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短短兩年之後，魏昂德與董國強合作完成的專著《十年動盪：中國農村地區的文化大革命》（A Decade of Upheava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於2021年出版，以江蘇徐州的豐縣（沒錯，就是鐵鏈女事件的發生地豐縣）為例，講述了一個農村縣域所經歷的跌宕起伏的文革故事。

雖然《混亂的動因》、《十年動盪》與《廣西內戰》並未以「三部曲」的名義推廣發行，但三本書既各有側重又相互呼應，事實上構成一個有機整體。《混亂的動因》基於魏昂德及其研究團隊耗費三十餘年收集、整理的兩千多部中國地方誌資料，勾勒出1966-1969年間造反與鎮壓過程的全國整體趨勢，並搭建起完整的分析框架。而《十年動盪》、《廣西內戰》則更加深入、多角度地考察了江蘇豐縣、廣西全境的地方文革檔案（尤其是《廣西內戰》一書所使用的材料源自1980年代中共中央派往廣西的文革調查組撰寫、彙集的十八卷機密調查報告，獲取殊為不易），通過深描地方文革史，為《混亂的動因》一書提出的整體框架提供了生動具體的佐證。

作為海內外文革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魏昂德在這一領域連續深耕數十年，並一直保持高產。他在2019-2023年連續出版的這三本專著，可以被看作是他過去十餘年學術工作的總結性成果，代表了魏昂德文革研究的學術特色。這一系列研究提供了哪些重要的發現？它們對文革研究領域有何貢獻？

圍繞這些問題，本文對魏昂德近期出版的三本專著展開介紹和評述。在評述的基礎上，本文試圖進一步與讀者一起思考：魏昂德的這一系列研究，如何挑戰了主流歷史敘事對文革的理解？又暴露出我們在試圖理解文革時遇到的哪些困難和侷限？我們對這一場「謎一般的」革命的認識，是否能在魏昂德所描繪的歷史圖景中變得更加清晰？

走向「奪權」

文化大革命於1966年春夏剛發動時，與之前中共的歷次大型政治運動一樣，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的。

正如大量研究已經揭示的那樣，文化大革命於1966年春夏剛發動時，與之前中共的歷次大型政治運動一樣，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的：上級領導向學校與工廠派駐「工作組」，主持對「鬥爭對象」的審查和批判。但在許多學校，工作組的蠻橫專權受到一些學生的反對，毛澤東隨後也表態站在學生一邊，批判「工作組主導」的運動方式、號召學生自己組織起來搞運動。

1966年八九月間，學生中的「紅衛兵」組織在毛的號召下迅速發展起來，其中相當一部分將運動矛頭指向各類知識分子和當時體制下已經受到污名化的「封建殘餘」——後來為人熟知的「紅八月」、「破四舊」指的便是這類現象。但與此同時，紅衛兵組織中也有一部分開始將批判焦點集中於掌權的官員幹部，尤其是派出「工作組」的地方黨委。這部分紅衛兵便成為「造反派」。在毛的支持下，造反派紅衛兵的力量在1966年9-10月壯大起來。

這段時間，毛及其他中央領導人還未明確允許學生以外的群體參與造反活動。但一些大城市中的工人群體受到學生造反運動的感召，逐漸開始自發在基層車間廠礦組織起來，反對在自己單位專橫行事的「工作組」，並表達多年積累的對領導幹部的各種不滿和具體訴求。工人造反運動在上海的發展尤其迅猛。在11月的「安亭事件」後（注1），上海的工人造反組織迫使中央明確承認了工人自我組織、參加造反運動的權利。上海工人造反組織繼續壯大、整合，並明確將上海政治格局中最重要的權力機關——市黨委作為主要抗議對象。

通過大規模的群衆動員和抗議活動，工人造反派不斷衝擊上海市委的權威，最終在12月底造成市委及全市黨政官僚機器的癱瘓。同時，造反派工人組織與此前受到市委扶持的保守派工人組織之間的衝突不斷升級，也使經濟生產秩序受到嚴重影響。

1967年初，在這樣一種舊的權力秩序已然崩潰、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時刻，兩份其實是由已被剝權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主導起草的、在造反派團體中引發爭議與不滿的文件——《急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獲得了毛的注意。毛誤認為這兩份文件代表着上海造反運動在擊潰舊秩序之後迅速重建經濟與社會秩序的進程，進而認為上海造反派的「奪權」提供了一條將造反運動所帶來的失序轉化為穩定的出路（注2）。

在毛的明確支持下，北京的宣傳機器在1967年1月開始號召全國各地造反運動向當地的黨政機關「奪權」，希望這些造反運動通過「奪權」過程完成整合，並迅速將生產、生活秩序重新穩定下來。1月23日，中央進一步指示軍隊介入地方「奪權」進程、支持「革命左派群衆」。這樣的安排，凸顯出中央希望「奪權」浪潮能在軍方力量的干預下重新穩定社會秩序。到了2月底，毛等中央領導人對於「奪權」浪潮後應該建立的新政權形態形成清晰設想：各地造反運動「奪權」後的最終出路是建立軍方代表、原有幹部、群衆組織代表「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

從「奪權」到「內戰」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雖然中央對各地造反運動「奪權」的號召主要是出於恢復秩序的意圖，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奪權」浪潮之後不斷惡化的無序狀態遠超奪權之前。

1967年初遍及全國的「奪權」浪潮是文革進程的標誌性事件。魏昂德研究的精彩部分也恰恰從這一時間點開始。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雖然中央對各地造反運動「奪權」的號召主要是出於恢復秩序的意圖，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奪權」浪潮之後不斷惡化的無序狀態遠超奪權之前。

魏昂德在《混亂的動因》中指出，在1967年1月份，雖然以上海為代表的少數大型工業城市出現了人數多、規模大、對黨委造成實質衝擊的群衆造反運動，但在中國的絕大多數中小城市和縣級行政區域，造反運動普遍力量較弱且高度碎片化。當中央發出「奪權」號召後，這些碎片化的造反力量只能倉促行動，過程中難免只能囊括一部分造反組織而忽略了其他造反組織。「奪權」發生後，未能被囊括其中的造反組織勢必對「奪權」過程的合法性提出質疑。換句話說，「奪權」過程本身造成了造反運動內部的對立，這一現象即使在造反運動比較強勢的大城市也難以避免。

《混亂的動因》進一步分析道，軍隊的介入必然惡化造反運動內部正在形成的對立。在中央指示下介入地方文革的軍隊，不得不扮演造反運動內部紛爭的裁決者角色。軍隊支持紛爭中的一派，必然激化其他對立派別的不滿；就算軍方試圖調停造反派別之間的衝突，也難免被某一派懷疑是在暗中支持敵對派別，最終被迫選邊站隊。這樣一來，各地造反運動因「奪權」過程導致的內部紛爭被顯著激化，並固化為「支持軍方vs反對軍方」的對立。普遍的群衆組織派別對立，使得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在「奪權」後無法順利組建革命委員會。在政治秩序無法迅速重建的情況下，北京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啓動軍事管制，自上而下強行建立軍方專制的臨時秩序，直到組建革命委員會。1967年3月後，全國大多數省份進入軍管狀態。

《廣西內戰》、《十年動盪》兩本書講述的廣西與江蘇豐縣在「奪權」前後的情況，既呼應了上述全國趨勢，又展示出地方的獨特性。廣西的造反派聯盟「造反大軍」在1967年1月23日向自治區黨委「奪權」，但「奪權」完成後，不同造反組織之間的裂痕加深。僵局之下，中央在3月初將廣西置於軍管狀態之下，並任命廣西一直以來的政權一把手韋國清為軍管負責人。這一任命在群衆組織中引起極大爭議。堅決反對韋國清的造反團體（也就是後來的造反派別「四二二」）成為了軍管秩序的激烈反對者，認可中央任命韋國清的團體（也就是後來的「聯指」派）則成為了廣西軍方事實上庇護和支持的對象。而在江蘇豐縣，當地造反運動的基礎薄弱，力量相對最強的造反派別「炮聯」沒有響應 「奪權」的號召（這也讓豐縣成為全國極少數未發生造反派「奪權」的縣級單位），而選擇讓縣黨委在造反派的監督下繼續行使權力。但到了1967年3月初，江蘇全省進入軍管，徐州軍分區指示豐縣的人民武裝部接管政治權力。接管政權後的人民武裝部出於對「炮聯」力量的忌憚，開始對「炮聯」施加各種限制，並將不隸屬於「炮聯」的其他造反組織整合為對立的派別「聯司」。豐縣的文革運動進入「炮聯」和「聯司」對立的階段，而人民武裝部是矛盾的焦點。

在1967年初的「奪權」浪潮與軍隊介入後，文革的走向幾經轉折。軍隊介入地方政治的最初一段時間，常常粗暴地打壓那些反對軍方的造反派團體，取締其組織，逮捕、迫害其成員。

在1967年初的「奪權」浪潮與軍隊介入後，文革的走向幾經轉折。軍隊介入地方政治的最初一段時間，常常粗暴地打壓那些反對軍方的造反派團體，取締其組織，逮捕、迫害其成員。1967年4月，中央發出通知，明令禁止軍隊的上述鎮壓行為，並恢復被取締的造反派組織。《混亂的動因》分析道，中央的這一通知實則進一步催化了群衆組織間的派別衝突。之前受到軍方打壓的造反派別重新組織起來，以更強的進攻性對待軍方和受軍方支持的群衆派別。而軍方在被禁止直接「出手」以後，紛紛向與其結盟的群衆派別輸送資源，包括提供武器。這又進一步促使反對軍方的造反派別也通過搶奪武器等方式武裝自身。這一時期，群衆組織中「支持軍方vs反對軍方」的派別對立變得極其尖銳。在地方具體情境中位置相似的群衆組織結成跨地區乃至全省範圍的聯盟，對立派別間的武力衝突開始變得頻繁。武漢「七二零事件」後（注3），毛明確批判了軍方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中央進一步釋放出信號，支持那些反對軍方的造反派別。隨着中央對軍方的態度明顯轉向負面，群衆組織之間的派別衝突在1967年8月達到高潮。

但8月份群衆派別衝突的激增很快引發了毛的憂慮。中央的態度再次轉變，重新強調「恢復秩序」的重要性、強調支持和鞏固軍方的權威。8月底，毛下令將中央文革小組內幾名積極主張批判軍方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注4）——抓起來。9月初，中央發出通知，指示所有群衆組織必須擁護軍方，並命令群衆組織交出武器。毛同時指示，必須大幅加快各地成立革命委員會的速度。各省的群衆組織與軍方代表紛紛被召至北京，在中央的調停與監督下，協商「停火協定」和成立革委會的方案。群衆組織之間的衝突也在1967年9月至1968年初相對緩和下來。

派別矛盾比較容易解決的大多數省份，在1967年年末、1968年年初陸續成立革命委員會，軍方往往是這些革委會的實際掌權者。剩下的少數省份則成為「難啃的骨頭」，這些派別矛盾比較尖銳、僵局遲遲不能打破的地區，陷入了魏昂德所說的「升級陷阱」：一個地區的派別鬥爭越激烈、越持久，在鬥爭中最終落敗的代價也越大，因此對立的兩派更有動力將鬥爭行動持續升級，從而儘可能為本方在即將成形的革委會人員安排中爭取更多優勢。這也是為什麼，1968年中期的群衆派別衝突在數量和地域範圍上遠小於1967年的高峰階段，但在激烈程度上遠超後者：地方誌資料記載的1968年中期發生的群衆派別衝突事件只有1967年夏季的一半，但這些事件產生的死傷人數卻為1967年夏季的二倍。

廣西與江蘇豐縣在這段時間的事件進程，再次體現出全國趨勢與地方特殊性相結合的特點。根據《廣西內戰》一書的記述，由於廣西派別衝突的焦點是中央對韋國清的任命，廣西的軍方代表與「聯指」、「四二二」派別代表早在1967年5月就被召至北京，開啓了長達半年的、由周恩來親自主持的協商過程。「四二二」獲得了中央文革小組中王力等激進派的支持，甚至周在1967年8月的表態中也開始傾向「四二二」——這與中央對軍方的態度轉向負面的大趨勢吻合。但好景不長，中央文革小組中的激進派在8月底失勢、政治風向再次倒轉。最終11月份達成的廣西「停火協定」中，依然規定軍方為實際掌權者，韋國清為廣西最高領導人。「四二二」派自然難以對這樣的結果滿意，繼續動員力量挑戰軍管秩序。相應的，廣西軍方下屬的人民武裝部系統及其支持的「聯指」派別對「四二二」派的打擊力度也逐步升級。

在江蘇豐縣，「炮聯」和「聯司」兩派以縣人民武裝部為焦點的衝突在1967年愈演愈烈。雖然「聯司」受到人民武裝部的支持，但「炮聯」獲得了被派駐到徐州的68軍6174團的同情。因此，「炮聯」和「聯司」兩派的衝突雖呈此消彼長之勢，但始終難解難分。到了1968年5月，徐州地區的政治僵局終於讓中央忍無可忍。軍方代表和各群衆派別的頭領被召至北京，中央以「學習班」的名義試圖調停各派、解決爭議、重建秩序。然而正如《十年動盪》一書所指出的那樣，造反派別內部組織鬆散，領導人對基層成員幾乎沒有實質約束力。就算造反派頭領在北京達成「停火協議」，也很難規訓豐縣造反派成員的在地行為，最終的結果是衝突依舊，北京的談判也幾次破裂。中央針對徐州地區的「學習班」持續了長達一年多，在1969年7月才告結束，但豐縣的派別衝突此時依然沒有緩解的跡象。

至暗時刻——穩定秩序難以重建

「強力終結混亂」的過程比「混亂」本身造成的暴力要血腥得多，這是《混亂的動因》書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發現之一。

面對這些派別衝突遲遲不能平息、穩定的政治秩序遲遲不能重建的地區，毛與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耐心被一步步耗盡，越來越傾向於不惜一切代價將革委會建立起來。強行建立革委會的過程伴隨着自上而下的慘烈鎮壓，其造成的死傷與受害者人數遠超群衆團體派別衝突的任何階段。「強力終結混亂」的過程比「混亂」本身造成的暴力要血腥得多，這是《混亂的動因》書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發現之一。

通過整理地方誌資料，魏昂德發現：在1968年春夏之後，各地區建立革委會的過程往往與軍方對造反派別的清洗式鎮壓是同步的。而在革委會建立以後，軍方主導的革委會繼續大力鎮壓殘餘的造反力量。更有甚者，1969-1971年間三場接踵而來的全國性政治運動——「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進一步成為了重建後的地方政權鞏固秩序、以鎮壓威嚇群衆的渠道，這一階段受到鎮壓的對象也遠遠超出了實際參加過造反活動與派別衝突的人員。魏昂德對1966-1971年數據的彙總統計顯示，各地革委會成立之後的政治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數，是革委會成立之前的三倍之多。具體而言，這五年間由軍方及其掌控的地方政權造成的死亡人數，是群衆團體的派別衝突所導致的死亡人數的四倍！其中單「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項，造成的死亡人數就多達全部派別衝突中死亡人數的2.5倍（注5）。

廣西是文革期間政治暴力最嚴重的地區。魏昂德根據掌握的材料統計，文革期間死於政治暴力的廣西人口至少為89810人，除以人口總數後每千人死亡率至少為3.6。這一死亡率冠絕全國，遠超全國其他地區每千人2.0的平均值。《廣西內戰》通過詳實的材料證明，廣西軍方在1968年夏季展開的鎮壓行動應該為這一駭人的暴力負絕對主要責任。

在南寧和桂林，軍隊及其支持的「聯指」成員將高射機槍、火箭榴彈等重型武器投向仍在抵抗的「四二二」成員，城市中的許多建築和街道在這慘烈的「最後一戰」中化為烏有。

在1968年春夏之交，無法平息「四二二」派反抗的廣西軍管委員會向中央遞交報告，指責「四二二」派背後是「階級敵人」陰謀推翻社會主義政權的地下組織「反共救國軍」。對廣西的亂局已經完全失去耐心、只想早日恢復秩序的中央採納了這一毫無根據的陰謀論說法，於7月3日發出通告，實質上授權廣西軍方強力鎮壓一切仍在抵抗的反對力量。魏昂德指出，從時間線看，「七三布告」是廣西暴力大幅升級的關鍵轉折點。駭人聽聞的殘酷鎮壓和絕大多數的集體殺戮集中發生於1968年盛夏的幾個月。在南寧和桂林，軍隊及其支持的「聯指」成員將高射機槍、火箭榴彈等重型武器投向仍在抵抗的「四二二」成員，城市中的許多建築和街道在這慘烈的「最後一戰」中化為烏有。在農村地區，軍方下轄的人民武裝部系統將民兵動員起來，大規模殺戮「四二二」成員及其親朋，以及出身不好、被懷疑參加了子虛烏有的「反共救國軍」的家庭。廣西大多數地區革委會的建立，也集中在這血腥的幾個月。

在江蘇豐縣，雖然縣級的革委會在1969年9月艱難成立，但「炮聯」與「聯司」的衝突仍在繼續。最終，隨着1970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展開，派別衝突終於暫時被鎮壓下去。這一運動雖然一開始將「炮聯」與「聯司」的頭領都列為審查與教育的對象，但最終鎮壓的鐵拳主要揮向「炮聯」成員及其支持者。考慮到負責「清理階級隊伍」的正是在縣革委會實際掌權的人民武裝部（其在之前的派別衝突中支持「聯司」），這一結果並不令人意外。數以千計的人在隔離審查和嚴酷逼問之下被迫供認了自己的「罪行」。《十年動盪》引用的一份材料表明，截止到1970年底，豐縣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共查出「階級敵人」2494人。另一份材料表明，該運動共認定和懲處1256人，其中129人自殺。運動的殘酷可見一斑。倖存下來的「炮聯」成員，後來走上了歷時數年的上訪與伸冤之路。

「互動選擇論」、國家行動者與地緣政治

從分析視角而言，魏昂德這一系列研究中貫穿着兩條主線。第一是對文革群衆運動中派別衝突的理解。在這個問題上，魏昂德質疑被他稱為「利益群體論」的一系列解釋。

「利益群體論」認為，在文革前的社會體制中處於不利位置的人群——家庭出身不好的人、60年代初經濟調整時期被下放農村的人、沒有穩定就業保障的臨時工等等——由於長期積蓄的不滿，有動力對當時的政治體制提出挑戰，因此政治傾向更加激進，成為了1966年造反運動的主力軍，並在1967-1968年站在反對軍方、反對自上而下強行恢復秩序的一邊。而文革前社會體制中的「既得利益」群體，傾向於擁護體制，成為了1966-1968年群衆運動中反對造反、支持恢復秩序的保守派別。

魏昂德認為「利益群體論」站不住腳。他指出，文革群衆運動中形成的對立派別，在其社會群體構成上沒有統計意義上的差別；一個人在文革群衆運動中的派別選擇，與其在文革前社會體制中的位置其實關係不大。他進一步認為，文革群衆運動中的派別衝突很難用「激進vs保守」的對立來理解，因為這些衝突的焦點並非關於既有的政權體制是否應被推翻、政治秩序是否應該快速重建，而在於如何最大化本派別的生存空間、爭取對本派別最有利的權力分配結果。

魏昂德據此提出了與「利益群體論」相對立的「互動選擇論」：對立派別的形成，是個體在快速變動且高度不確定的政治情境下當機立斷做出各種選擇的結果。

魏昂德據此提出了與「利益群體論」相對立的「互動選擇論」：對立派別的形成，是個體在快速變動且高度不確定的政治情境下當機立斷做出各種選擇的結果；這些選擇互相影響、發生碰撞，又塑造了各方接下來的選擇。換句話說，在群衆運動的進程中，參與運動的各方做出一系列高度依賴具體情境的即時選擇，已做出的各種選擇在互動中又導向新的選擇，群衆運動的派別對立是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浮現、明晰的。這個互動選擇的過程具有很強的隨機性，運動參與者的最終派別歸屬往往是自己一開始也無法預料的。

魏昂德文革研究的第二條分析主線，則是對國家機器的具體組成部分在文革進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關注。他認為，要理解造反運動在1966年底何以在全國範圍內蔓延開來、1967年初的「奪權」浪潮又如何迅速向全國擴散，就必須重點關注地方基層政權中的幹部造反派。魏昂德發現，在1966年底、1967年初這個時間點上，群衆造反運動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區、尤其是縣域地區普遍偏弱。在這些地區，造反主力是地方基層幹部中的造反派，這些地區的奪權過程也往往是幹部造反派帶頭奪了上級領導的權（魏昂德還認為，「幹部造反派」現象是對「利益群體論」的挑戰和對「互動選擇論」的有力支持。因為從既有的利益結構而言，幹部作為既得利益者應當是支持現行體制的，其造反和奪權只能是具體情境下複雜互動選擇的結果）。

在「奪權」浪潮之後，國家機器中僅存的有效部分——軍隊的介入在各地運動走向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67年初開始，各地群衆運動中發展出的派別，往往都是圍繞軍隊的所作所為展開。到了1968年，隨着軍隊占主導地位的革委會在各地普遍建立，強力恢復秩序成為最重要的政治任務，軍隊、革委會對尚未止息的造反運動展開無差別鎮壓，並演變成大規模政治迫害。魏昂德據此強調，無論是1967年初地方黨政機關的迅速崩潰、其後兩年失序局面的逐步惡化、還是1968年後驟然升級的血腥慘劇，國家機器中的基層行動者都要負很大責任。換言之，基層幹部、軍隊這些一貫被認為是代表秩序、穩定的力量，在文革期間成為了「混亂的動因」。

在貫穿這一系列研究的兩條主線外，《廣西內戰》還特別強調了國際地緣政治局勢對文革進程的影響。

在貫穿這一系列研究的兩條主線外，《廣西內戰》還特別強調了國際地緣政治局勢對文革進程的影響。魏昂德的分析表明，廣西在1968年鎮壓造反運動時冠絕全國的暴力程度，與中央的兩個關鍵決策有很大關係：第一是1967年初，中央在廣西造反派「奪權」後將廣西原任一把手韋國清任命為軍管委員會的負責人，這一任命讓廣西的派別矛盾變得尤為尖銳、難以調和；第二是1968年7月，中央專門針對「廣西問題」發出「七三布告」，其措辭之嚴厲、定性之嚴重，為廣西軍方的駭人鎮壓提供了「尚方寶劍」。魏昂德指出，中央之所以做出這兩個關鍵決策，是因為其格外重視廣西的穩定。而這種重視，是源自廣西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廣西緊鄰越南，文革爆發時正值越南戰爭如火如荼、美國正在加緊攻勢。這樣的地緣緊張形勢下，中央「不惜一切代價讓廣西保持穩定」的決心自然特別強烈。《廣西內戰》一書從而給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結論：「在某種迂迴的意義上，廣西暴力的受難者是越南戰爭的犧牲品。」

誰的浩劫？

文革進程的複雜性，超出我們對於政治事件與社會運動的一般理解範式，在某種意義上對人的認知能力形成挑戰。

《混亂的動因》、《十年動盪》、《廣西內戰》這三部著作高度重視文革進程的複雜性，並將這種複雜性抽絲剝繭、娓娓道來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在魏昂德筆下，我們能看到群衆運動中的各個派別、軍方與基層武裝力量、在地方權力格局中佔據不同位置的（前）官員、持不同態度的中央領導人們，是如何在不同的行事邏輯驅使下、在一步步複雜互動中，推着文革進程朝着出乎意料的方向發展。這些方方面面的行動者又需要在不斷變化的情勢中尋找新的回應方式。政治進程的瞬息萬變，使得我們無法一概而論地言說文革的情況，而往往需要精確到哪一年、哪一個月。1966-1969那幾年的時間彷彿是高度壓縮的。短短几年中事件發生的密度、形勢轉變的劇烈、對千千萬萬人命運的深刻影響，就好像是過了幾十年一樣。

不去認真對待這種複雜性，就無法理解文革。而試圖去消化這種複雜性，是一件認知成本非常高的事。魏昂德在《混亂的動因》第一章中將文革稱為「一場謎一樣的動盪」（an enigmatic upheaval），表達的就是這樣一個意思：文革進程的複雜性，超出我們對於政治事件與社會運動的一般理解範式，在某種意義上對人的認知能力形成挑戰。

事實上，筆者在寫作本文時也遇到了類似的困境。在概括性地還原魏昂德的歷史敘事與分析框架時，筆者試圖保留其敘事中最關鍵的環節，描摹出事件進程的大致走向。但對於這些關鍵環節提綱挈領的概括性講述，似乎對普通讀者而言已經過於複雜，有較高的理解門檻。而如果放棄對複雜性的把握，就很容易滑入這樣一個印象：文革中的紛紛擾擾，不過是一地雞毛、一團亂麻、一齣鬧劇。

文革進程的高度複雜性及其帶來的認知負擔，實際上為中共官方文革敘事在民間的傳播與接受提供了便利。籠統定性的「十年浩劫」敘事，迎合了人們常常體會到的在認知層面逃避複雜性的習慣與需要。

將文革籠統地理解為「一地雞毛、一團亂麻、一齣鬧劇」，是一種認知層面省時省力的方式。而這種理解方式，在內核上與1978年以後中共官方對文革的定性是一致的：「文革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不值得理解與不需要深究的，只需記得文革是一場必須全盤否定的災難、浩劫就可以了。但問題恰恰在於，「文革」無法被籠統地作為一個整體去認知，它的進程就是多個政治主體與多重政治事件的複雜互動。文革進程的高度複雜性及其帶來的認知負擔，實際上為中共官方文革敘事在民間的傳播與接受提供了便利。籠統定性的「十年浩劫」敘事，迎合了人們常常體會到的在認知層面逃避複雜性的習慣與需要。這種避免深究任何具體事件環節的「浩劫敘事」，最終在人們心裏留下的往往只是直覺上對於被妖魔化的、「癲狂、非理性」的群衆運動的恐懼（注6）。

籠統的「浩劫敘事」遮蔽了許多東西，這其中就包括文革中政治暴力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真實構成。當許多人提起文革中的政治暴力時，腦海中本能浮現起的加害者形象往往是「打砸搶」的紅衛兵、上街武鬥的造反派，而慣常印象中的受害者往往是被凌辱迫害的知識分子、被批鬥遊街的官員幹部。換句話說，加害者是某種面目不清、失去理智的人民，而受害者是精英群體。這種印象與「浩劫敘事」對群衆運動、「民粹主義」的籠統妖魔化是邏輯一致的。

魏昂德文革研究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徹底推翻了這樣的慣常印象。他對文革中各種政治暴力分門別類的細緻統計表明，文革中的政治暴力雖然多種多樣，但其中的絕對主體部分，是在中央命令終結「內亂」、恢復秩序的壓力下，軍方所主導的地方政權對造反運動的鎮壓和對社會的震懾。就影響的範圍與人數而言，這種鎮壓暴力與其他政治暴力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換言之，文革政治暴力的主要加害者是國家，而受害者是造反運動的參與者，以及在一波波鎮壓擴大化中無辜受到波及的普通人。

在政治行動中發現「意義」

在魏昂德的敘事裏，讀者看不到衝突中各派別的參與者是抱着怎樣的動機參與到衝突之中、他們又如何理解自身所處的政治環境與自己所做的政治行動。

值得注意的是，魏昂德雖然指出了造反運動是文革期間政治暴力的主要受害者，但他對於造反運動本身並不抱有同情。在閱讀魏昂德這一系列研究時，讀者很難不形成這樣一種印象：鎮壓的血腥程度固然觸目驚心，但面對1967-1968年群衆運動派別衝突帶來的「亂局」，當權者也很難找到其他的解決方案。換言之，鎮壓本身似乎是形勢所迫的無奈之舉，不幸的只是其烈度與範圍大大超出了終止內亂所需的必要水平。在魏昂德筆下，群衆運動的派別鬥爭沒有什麼「意義」可言，不過是在說明：無數個體在微觀層面的選擇匯聚到一起之後，能夠形成何種破壞性的力量與荒誕的結果。

這樣一種內含於魏昂德研究中的情感基調，也體現在魏昂德寫作時的敘事策略上。當魏昂德講述1967-1968年群衆運動派別衝突的具體進程時，往往採用一種「某月某日，A派對B派做了什麼；某月某日，B派又對A派做了什麼」的單純羅列事件的流水賬敘事方法。在這種敘事裏，讀者看不到衝突中各派別的參與者是抱着怎樣的動機參與到衝突之中、他們又如何理解自身所處的政治環境與自己所做的政治行動。在缺失了這些理解環節後，讀者從魏昂德的敘事中能讀到的，便是一樁接着一樁的「無厘頭」事件、一種「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籠統感受。如果說《混亂的動因》受其所使用的地方誌材料所限，無法提供歷史當事人的主觀視角，那麼《十年動盪》明明使用了不少歷史當事人的回憶錄和口述訪談材料，卻甚少呈現運動參與者的主觀視角和心路歷程，甚少引導讀者從歷史當事人的角度去感受其所處的歷史情境，這就不太能說得過去了。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廣西內戰》一書中。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該書對於歷史當事人的直接引述，基本全部集中於毛、周等高層領導人，讀者幾乎看不到直接來自造反運動基層參與者的聲音。

筆者認為，對於「意義」的不關注、對於群衆運動參與者主觀視角的忽視，可能是魏昂德的文革研究範式最重要的侷限。在他提出的「互動選擇論」框架中，許許多多微觀個體在高度不確定、快速變動的政治情境中所做的選擇，在各方行動者相互碰撞之後必然導致派別對立的結果。而對立的派別一旦形成，各派就會在政治生存的壓力下輪番推動衝突升級。也就是說，魏昂德認為：無論個體行動者在微觀層面所抱有什麼動機、其做出選擇的具體過程如何，都不會影響這一連串互動之後宏觀層面的結果。運動參與者的主觀視角、他們參與運動的原因與理由，這些都被「互動選擇論」認為與運動走向的大局無關，因而被順理成章地迴避了。但歸根結底，群衆運動畢竟是由人組成的，政治行動是由人做出的。不去試圖理解這些運動中活生生的、形形色色的人，以及他們的喜怒哀樂、所思所感、精神氣質、認知體驗，又怎能理解為何有那麼多的普通人參與到如此激烈的政治行動中來、做出那麼多在今天的「常理」看來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呢？

任何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都是製造意義的過程。這不僅是指社會運動提出的訴求、願景、理念、話語常常會對社會產生啓發作用、甚至成為重要的歷史遺產，更是指社會運動中的參與者需要時時刻刻為自己所參與的行動賦予意義、反覆回答「自己到底是為什麼而參與」的問題。

魏昂德指出，政治認同與政治意識是在運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這當然沒錯。但魏昂德據此得出的推論是，政治認同與政治意識只是運動的副產品，對運動走向來說無足輕重，因此不值得研究者在分析運動時投入注意力。這樣一種分析視角，無法把握社會運動中一些極其重要的維度。人們一開始參與一場運動的動機往往是多樣、具體、瑣碎、隨機、混沌的，但一旦參與到運動之中，就會隨着參與的過程而一步步明確自己認同什麼樣的理念、行動的目標究竟是什麼，感受到人與人之間形成的深刻紐帶，從而一步步加深對他人與自身的理解。行動者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政治認同與政治意識，往往影響了其後續的各種選擇與行動方式，甚至經常成為行動者在高風險、高壓力的環境下繼續行動的主要乃至唯一理由。比如說，我們如何理解在「七三布告」發布後，數以千計的廣西「四二二」派成員在已經毫無「翻盤」可能的情況下，抱着幾乎是必死的決心，堅持抵抗已經出動重型武器的廣西軍方和「聯指」派呢？如果不將行動者為自身行動賦予的意義納入考慮，我們如何能解釋這樣近乎「自殺式」的決絕行動呢？

魏昂德對於「意義」層面的輕視，也體現在他拒斥用「激進」、「保守」這樣的標簽為群衆運動中的對立派別定位。在他看來，既然「奪權」後逐漸形成的對立派別往往是造反派內部分裂的結果、既然派別形成的過程主要源於一系列偶然的選擇與互動、既然參與到不同派別中的個體行動者並不天然帶有激進或保守的政治取向，那麼各個對立派別就無所謂誰激進、誰保守。

但是，即使我們承認派別最初形成的過程帶有較強偶然性，也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處在政治版圖有利與不利、中心與邊緣不同位置的各個派別，在行動過程中面臨不同的情勢，在情勢的推動下也會為自身的行動賦予不同的意義和政治認同，這些意義與認同確是有激進與保守之分的。儘管也許最初只是因為機緣巧合或瑣碎的紛爭，但當一個派別發現，自身所處的位置迫使自己不得不去對抗愈發強調恢復秩序的中央意志、去對抗軍方不斷收緊的權力格局時，這種逆境的情勢會使它更能看到黨國體制根本上對人民的壓迫、更能看到當權者自上而下對基層運動的控制和騎劫，從而發展出更具批判性、或者說更激進的政治觀點。類似的現象，也普遍存在於其他大規模社會運動中。

被阻斷的革命

1967年初中央的兩項決策——號召全國各地造反派「奪權」和命令軍隊介入地方政治——在將群衆造反運動推向派別衝突的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一個腦海中經常出現的問題是：歷史是開放的嗎？歷史進程的走向是有多重可能性，還是「必然只會如此」？如果歷史走向存在多重可能性，為何是其中的特定一種最終成為了歷史的實際走向？在我們試圖理解文革時，也能問出類似的問題：文革中的群衆造反運動，在發展過程中是否存在多種不同的可能走向？如果是的話，那又是什麼樣的力量或機制，使得我們最終看到的那種悲劇走向——群衆造反運動演化成不斷升級的派別鬥爭——在衆多的可能走向中「脫穎而出」？

魏昂德的文革研究為我們回答這一系列問題提供了啓示。雖然他的「互動選擇論」強調群衆運動中派別對立的形成是運動中的各方在許許多多即時選擇的基礎上不斷互動的結果，但他所呈現的歷史敘事清晰地表明：1967年初中央的兩項決策——號召全國各地造反派「奪權」和命令軍隊介入地方政治——在將群衆造反運動推向派別衝突的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各地的造反運動雖然一開始都或多或少地表現出碎片化特徵，但直到「奪權」的過程中才真正出現了涇渭分明的裂痕，被囊括進「奪權」過程的造反組織與未被囊括的組織初步形成兩大陣營。而「奪權」發生後軍方在地方局勢中的干預——不管其具體的干預方式是什麼——則徹底將群衆運動中的裂痕固化為勢不兩立的對立派別。

中央關於全國「奪權」和軍隊介入的決策不僅將造反運動推向了派別對立，而且扼殺了造反運動往政治意識更加清晰、更具顛覆性和組織力的方向發展。

也許我們還可以將魏昂德的研究結論再往前推進一步：中央關於全國「奪權」和軍隊介入的決策不僅將造反運動推向了派別對立，而且扼殺了造反運動往政治意識更加清晰、更具顛覆性和組織力的方向發展——這兩方面本就是相輔相成的。在1966年末的幾個月，群衆造反運動的出現，尤其是在大型工業城市的快速發展，完全超出中央領導人的預料，中央給出的回應也基本是被動的、被群衆運動推着走的。1966年年底與1967年年初，群衆造反運動對「日常」社會秩序的不斷衝擊，無疑讓毛等中央領導人看到：運動中蘊含着巨大的潛在能量，如果任由運動發展下去，運動參與者的政治意識與實踐完全有可能不斷激進化，最終在根本上動搖整個統治秩序。中共的最高統治者們需要找到一種方式，在造反運動實際發展出顛覆性之前，將其及時納入中央可以自上而下控制的軌道。

號召各地造反派「奪權」，就是中央最終找到的規訓造反運動的手段。這看似是一個悖論，但恰恰體現了毛時代政治生活中形式與實質往往相背離的特徵。中央的「奪權」號召裏雖然充斥着激進的話語，但其最主要的動機是儘快恢復社會秩序，為造反運動不斷向縱深發展的政治批判畫上句號。「奪權」看似賦予了造反運動崇高的政治地位，但實際是通過向造反運動施予有限的政治名分，來換取統治機器內在結構的保全。

早在1967年1月16日，毛就已經明確指出，奪權後的造反派只能扮演外部監督者的角色（「政務」），而不能插手政權職能的具體行使環節（「業務」）。中央發出「奪權」號召後不久，就明確規定各地應建立軍方代表、原有幹部、群衆組織代表「三結合」的革委會，作為「奪權」後的地方政權形式。造反運動的政治終點，就這樣被自上而下地「欽定」好了。與此同時，中央指示軍隊介入、進而將全國多數地區置於軍事管制狀態，更說明統治者寧可建立軍事專制，也要將造反運動置於被管理、被掌控的地位。

在1967年初的短短几個月，「奪權」的浪潮與軍隊的介入，迅速扼殺了群衆造反運動向更具革命性的方向發展的可能。隨着「三結合」與革委會被欽定為政治改革的唯一可行方式，造反運動無法獲得更系統地批判黨國統治秩序、想象更徹底的政治變革的合法話語空間。隨着軍隊成為地方權力版圖中的專制力量，造反運動更不可能有空間去實踐一種自我管理、自我賦權的政治生活。造反運動唯一還被允許做的，就是在急劇坍縮的政治空間和換湯不換藥的政治秩序中去爭取那一點點可憐的政治名分。這也是為什麼，1967-1968年普遍爆發的派別衝突常常以爭取革委會中的更多席位為矛盾焦點。當造反運動的潛在激進能量被嚴密封閉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而無法得到釋放時，它最終以派別衝突的形式走向了內爆。

通過「奪權」與軍管，中共統治者預防了一場革命的發生。或者說，文革中的群衆造反運動在有機會發展成革命運動之前，就被自上而下地以「革命」的名義阻斷了。這個阻斷的過程，最終導致了共和國史上最嚴酷血腥的政治悲劇。

（DT君對本文亦有貢獻。謹以此文表達我們對FR的思念。）

註釋：

1 關於「安亭事件」的詳細過程，可參考李遜的《革命造反年代》一書。

2 此處提供的對上海「一月風暴」的概括與目前流傳較廣的幾種敘述（包括魏昂德本人在《混亂的動因》中提供的敘述）均不同。這一概括參考了吳一慶在《邊緣地帶的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一書第四章對「一月風暴」史料的細緻爬梳。

3 關於「七二零事件」的詳細過程，可參考王紹光的《超凡領袖的挫敗》（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一書。

4 毛後來改變了主意，指示暫時不抓戚本禹。戚本禹最終在1968年1月被抓。

5 魏昂德曾於2014年發表一篇論文，概括了這一部分的研究發現。這篇題為《1966-1971年中國國內的反抗與鎮壓》（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的文章已被翻譯為中文。

6 關於官方文革敘事對當代中國民衆政治想象的影響，可參考學者駱斯航的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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