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新疆·第三章

副標題：大规模羁押监控主导着中国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生活之下，一位女性为自己的自由而抗争。

Raffi Khatchadourian

2021年4月5日

雪亮工程

2005年，中国政府启动“天网计划”，开始在全国范围安装监控摄像头。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推出了该计划的升级版——雪亮工程。预想中这项工程会建成一个5亿摄像头组成的监控系统，以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在北京，几乎没有任何角落可以躲过监控的观察。这些摄像头最终还搭配了人脸识别软件，令当局对个人的侵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北京天坛公园的厕所中，人脸扫描被用以限制用户一次获取超过七十公分的厕纸。

习近平在新疆造“墙”的努力中，高科技是至关重要的。来自IPVM（一个研究视频监控的组织）的研究者发现有证据表明中国公安部于2017年要求监控摄像头中的人脸识别软件须要能够识别维族人的脸。几家牵头的中国厂商迅速着手开发这一技术——在华为的一项测试报告中，其中的一个系统被称为“维吾尔族警报“。尽管基于种族的监视系统精度未知，在新疆以外已经有至少十几个立法机构进行了部署。

新疆本身则成了数字监控的试验场。2013年，新疆官员已经开始在居民家外张贴二维码，以供安保人员扫描获取居民信息。在陈全国来到新疆后，所有汽车都装上了政府配发的GPS追踪器。所有新手机号码都需要登记，手机会被例行检查；当局可以获取照片、位置数据等任何信息。政府还会安装WiFi“嗅探器”以调取电脑和其他设备中的身份信息。陈全国还发起了“全民体检”的运动，假借医疗的伪装收集血型、指纹、声纹、虹膜等生物特征数据。所有12岁至65岁的新疆居民都被要求提供DNA样本给当局。

（手足K）

爲了更好地利用這些形形色色的監控工具，集中管控是最好的方法 – 而這一開始就是“新疆人民战争”的一部分。2015年，中共國安機構開始構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校对按：原文为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Platform，简称IJOP）。此平臺可供各路信息交匯。一位參與建設的資深工程師記錄道：“在一次恐怖襲擊出現後，對襲擊起因的調查至關重要，但預防未來可能出現的恐怖襲擊更加重要。”IJOP平臺投入使用以後，朱海伦曾經確認道，這個平臺會被用來鏟除潛在危險。Zhu Hailun分發的備忘錄中提到：“由IJOP識別出的潛在危險人物和相關綫索是對社會穩定的重大威脅，其中不容易查證的人物和綫索是藏在隱患中的隱患、藏在危害中的危害。“

使用IJOP程式並被監督上傳信息的國安人員有好幾萬人。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曾對IJOP進行過數位鑒識，鑒識結果揭示，能觸發IJOP做出潛在危險評估的 “人員類型”共有36種。符合這些類型的行爲包括：不使用手機，出入使用後門而非正門，或者用電量”反常“，連蓄鬚風格“不正常”都可能被盯上。社交太少會被懷疑，但被視爲社會關係“複雜”的人也好不到哪裏去。而且，IJOP還采取連坐機制：當一個人對國家的忠心遭到懷疑，他/她的家人也難脫清干係。

此外，IJOP 的系統設計中，還有“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元素。由於系統自身的數據短缺而不能被確認成分的人員，也會被算作潛在危險。在評估有境外行蹤的人時，這一元素就體現得再清楚不過了，如果此人的目的地被視爲”敏感地區“，那就更是如此。2017年6月，朱批准了一份快報，這份快報强調，任何一個出過國的新疆人都可以被推定有罪：”如果一個人從事恐怖活動的嫌疑不能被洗清，那就應該派出邊境管制人員對此人實施抓捕。“

（手足 I）

在公安机关，Sabit被迫进入一辆有着在机场接她的情报官员的车。她仔细看向窗外，她童年记忆中的奎屯似乎变得无法认出，模糊的天际线显得冷酷而无味。他们乘车一路向西，朝她长大的街区走去。她回忆说：“我希望，或者说我有那么一点幻想，他是把我带到我原来住的地方。”相反，他们到达了北京西路新建的派出所。在大厅里，Sabit注意到一个老人坐在椅子上，这是一位和她父亲在同一所学校教书的邻居，而她从小就认识邻居的女儿。 “你好，叔叔。”她用哈萨克语小声说道。 “你认出我来了吗？”他默默地对她示意不要说话。

Sabit的眼泪涌了上来。她后来回忆说：“那种感觉就像看到我刚刚去世的父亲一样，我害怕得要命，又特别难过。”

Sabit被命令跟随一名怀孕的警察。她们一起走路时，警察用哈萨克语低声说道：“他们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要抵抗，不然有你好受的。”在一个私人房间里，这名警察命令Sabit脱掉她的袍子，对她进行搜身，并且没收了她的珠宝和鞋带。

回到大厅，另一位警官记下了她的个人信息。这个男人看起来好像是维吾尔族或者哈萨克族的，所以Sabit鼓起勇气问：“我因为什么来这里？”

他解释说：“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人带你来的。你去过很多国家，所以问题可能很大。”他示意那位仍然坐在椅子上的老教授：“他去过哈萨克斯坦四十多次。我们已经把他拘留留在这里十天了。我估计你也得在这里待一阵了。”

Sabit一阵发冷。她在老人身边找了个位置坐下了。 “孩子，我怎么能不认出你呢？”他用哈萨克语小声说道。 “你和我的女儿一起长大的，你就跟我的孩子一样。” 说完，他又提保佑她的父亲：“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然后，他警告她要小心——不要批评共产党，也不要说她在旅行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的好话。他说：“你得坚强。一切都会过去的。你在这里就别怕，有大叔陪着你。”

被拘留的人员通常睡在审讯室里，男人睡一侧，女人睡另一侧。那天晚上，一些警官在大厅里放了一张军用床垫，然后命令Sabit和另一个年轻女子一起睡在上面。那女人穿着一件红色连衣裙。Sabit回忆说：“她非常瘦弱，特别平静地看着我，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从外表看，我觉得她是维吾尔族。”

当她们被迫挤在一起时，穿红色连衣裙的女子解释说，她是一名学生，因为使用名为Zapya的APP下载音乐而被捕。预计使用IJOP的官员会记录数十种“可疑”的APP，尽管很多当地人不知道它们是哪些。该名女子告诉Sabit，还有两名维吾尔男子也因为用Zapya所以被关在这里，一个是她的同学，另一个是一名屠夫。

那个时候是七月，天也热，蚊子也多。Sabit一整宿都没睡着，净轰蚊子了。大厅里的灯光亮了一夜，警务人员的对讲机不断发出信号音和断续的嗡嗡声，同时警察还在忙着处理吸毒的，喝醉了的，乱穿马路者和其他小偷小摸。警察对谁都很严厉。有一次，一个拷在老虎椅上的老人喊着说：“毛泽东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二天，Sabit被车押往医院检查身体，包括抽血和留尿。她还做了心电图、超声波，拍了X光胸片。回到警察局以后，警官又给她拍照、留指纹，并留了她的DNA样本。她做了虹膜扫描，又被逼着对着麦克风讲话，以获取她的声纹。这是另一样要上传到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数据。

那天晚上，萨比特和维吾尔族妇女睡在审讯室里。事实证明这比主大厅还差。蚊子一样不停地绕着她飞，对讲机的声音仍然听得见，唯一的区别是Sabit现在和另外两个女人被一起关进了一个小小的铁牢房里。房间很热，还不通风，不过即使她已经汗流浃背，她还是把自己裹在毛巾里躲蚊子。她还犯了胃痉挛。

在另一间牢房里，老教授和两名维吾尔男人被关在一起。晚上，教授睡在地板上的床垫上，年轻人被铐在墙上，这样他们就不能靠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Sabit注意到这两个年轻男人只有吃饭和上厕所时不用戴手铐，而且他们没洗过澡。

手足（J）

仿佛一场飓风，陈全国发起的庞大的拘禁方案逮住了Sabit。新疆大约有2500万人口——不到全中国人口的2%——但根据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截止2017年，全国五分之一的逮捕行动与新疆有关系。

在警察局里，Sabit注意到大量的维吾尔人被带来这里并上传他们的信息。许多人是在进奎屯时被检查站拦住的，还有一些被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标记为“不可信”。在这些人里，大多是上了岁数的，或者是女性，或者是小孩。至于青壮年男性，他们好像都已经被关起来了。

白天Sabit可以到警局大厅里活动，但是只要一有亲戚来探望，她就会被迅速赶回牢房里。有时她看到一些认识的人，就觉得被他们看见她被拘留很丢脸。但随即她意识到，他们以为她只是也来处理一些琐事。有一次，一位老朋友也来了，要办理一些去哈萨克斯坦探望父母的文件。这位女性朋友听说Sabit被拘留了，想过去离她近点，但那位老教授示意她离远点，别过来。走之前，她向Sabit示意，会给她母亲带口信。Sabit安静地看着她，拼命忍住泪水。

在她被捕的第19天以后，那位照顾过她的大哥走进了警局。Sabit记得这个人对她还算友善，于是涌起一点点希望。她叫住他，问他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才可以离开。他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周围的人，然后说：“你们都会被送到学校去。”Sabit从警局里大家私下的传话中已经得知，“学校”就是指政治再教育营。她吓了一大跳，“得待多久？” 他说要半年。

第二天晚上，三个身着灰夹克的神情严厉的男人来到了警局。从警局的人对他们的毕恭毕敬的样子看，Sabit觉得他们大概是什么高级官员。后来证实，其中一位是公安局的国安大队队长王挺（音译）。Sabit，教授还有一个年轻维吾尔男子都被叫去和他们见面。王挺主要就哈萨克斯坦签证的事审问Sabit。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官员叹着气说，“你啊，我们把你一放，你就不知上哪去了。”尽管如此，警察局副局长还是告诉Sabit，第二天她就可以离开了。

陈全国将他的镇压描述为给新疆社会带来良好秩序，然而，对于处于这个系统中的人民来说，随意变动的规则和随时随地的各种强制行为让情况看起来更像是无政府状态。一个警员告诉Sabit，在离开之前她必须签署一份悔过书，并且保证下不为例。Sabit说，她根本就不知道她的罪行是什么。

“那你为什么来这啊？”他问道。

“因为我出国了。”她回答道。

“那就写你不会再犯这种错误就行了。”他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警察又补说，“你随便写什么错都行。”Sabit在警局的等候厅里发现了一本中共的宣传杂志，然后她抄下其中一些政治宣传的话语。

第二天早晨，Sabit走出了警局并打了个电话给母亲，母亲一听到她的声音就泣不成声。Sabit想要立刻飞到母亲身边，但警察扣留了她的护照；他们说，在归还护照之前，她必须取得国安局的许可。在国安局的办公室里，Sabit找到了王挺，跟他说她想去见她母亲。王挺回答说这需要先请示上级。一周后Sabit回到这个办公室，王挺对她说，她的边境管制将会在三个月后自动解除，到时护照也会归还给她。Sabit感到很困惑：在机场拦住她的官员告诉她，她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才可以消除边境管制。然而，当时她想要进一步询问时，王挺却挥挥手让她离开了。

Sabit耐心地等待了三个月，甚至特地等多了一天——以防万一。然后又去王挺的办公室找他，后者让一个警员把护照还给Sabit。Sabit顿时感到松了一口气，马上订了一个飞往哈萨克斯坦的航班。然而，在机场里，还是当初那个官员拦住了她。她的边境管制并没有被解除，“我没跟你说吗？”那个官员问道。

几个小时后，Sabit又再去找王挺，这次王看她的样子有点不耐烦了。他坚持说，她的边境管制已被解除了，可能只是系统需要点时间更新。他让她再等多一周。Sabit请求他给她出示一份书面证明表明她无罪，于是王让人写了一份。这份材料写着她因为在领事馆里续签护照所以被调查，但目前已洗脱嫌疑。材料上还写着“我们没有发现她或她的家人从事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活动，她已被允许出国。” 第二天，Sabit拿着这份证明，又冒险订了一个航班。结果再一次地，她又被拦下来了。不管是没法遵守规则还是根本没有一个完整有效的规则去遵守，她反正是走不成了。

手足（H）

中文有个说法是“鬼打墙”，意思是指一个看不见的迷宫，周围到处漂着鬼魂，专门迷惑和捕获在外奔忙的人。在Sabit的情况里，鬼魂就是国家，她决心无论如何要找到一条路冲出去。

王挺的一个同事告诉她，撤销她的边境管制的申请已经上报，正等待批准。申请要到两百五十里外的县城所在地古勒贾，再走一百五十里到乌鲁木齐。她急于保证自己的手续正在办理，她决定跟着这条线去督促办事的工作人员。她到火车站时看到站里到处都是即将召开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传品。那是一个政治敏感时期。

在古勒贾，Sabit得知自己来晚了，她的申请书已经发往乌鲁木齐了。离下一班去乌鲁木齐的车还有好几个小时，于是她去看望住在附近的姨妈，她身体不好。当他们正在喝茶的时候，她的电话响了。电话是奎屯派出所的副所长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大吼"你在哪儿呢？"

Sabit 如实相告。

"几天前你还在奎屯，你怎么突然就走了？" 他让她发来一张火车票的照片，作为她在古勒贾的证明。然后，他命令她立即回去签署文件，"你今晚就坐火车回来。"

副局长好像莫名其妙格外关注她的案子。在火车上，她收到了他的短信，让她确认自己已经在路上了。当她到达奎屯时，已过午夜，停车场空无一人。在车站外的灯光下，她看到一辆警车在等她，里面有两个警察。一个是汉族人，另一个是哈萨克族人。他们默默地开着车，直到Sabit 问为什么要让她这么急着回去。哈萨克族警官用口型告诉她：去学校。

因为这位警官跟她说过哈萨克语，Sabit觉得她问问他。她难以置信地问道："副局长不是说我是要签署文件的吗?" 她让他不要逗她了，他却摇摇头说："我没有开玩笑。" 在派出所，Sabit 的东西被没收了，她被送回了牢房里。第二天，又给她做了体检。很明显，这是要把她送去接受政治再教育之前进行的一些工作，但她就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是一种常见的反应，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称之为 "缓刑妄想症"。弗兰克尔很清楚这种错觉的控制力。在大屠杀期间，他被带往奥斯维辛；他后来写道，即使在火车开进集中营那一刻，他还相信 "最后应该不至于那么糟"。

（手足E）

校对：手足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