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傳媒|台灣遇十年來最嚴重蛋荒，蛋農為何不願增產？誰來決定雞蛋售價？

從過年前夕至今，以下幾種情景，任何一個台北人大概都不陌生。

新聞畫面裡，超市生鮮雞蛋區的貨架上空無一物；午後的咖啡廳裡，幾個人圍坐一桌，熱切討論近期在哪裡買到了蛋、一顆多少錢；網路社群平台上，有人炫耀自己剛買到的雞蛋、戲稱自己是「雞蛋富翁」，也有人貼出端正放在小碟上的荷包蛋，宣稱「吃蛋也成了奢侈的事」。

「這次缺蛋現象，是台灣十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家樂福超市公關經理莊期棋對端傳媒說到。

據中華民國養雞協會統計，2022年1月，平均每日全台蛋農產蛋114,774箱，比前一月減少8,125箱，相當於平均每日短少160萬顆雞蛋，產蛋量甚至比2021年6月因COVID疫情爆發、餐飲消費低迷時還要少。

知名量販店的經理吳可彭（化名）則指出，以往平價雞蛋每年都會缺1至3次，但並非完全沒有蛋，而是進貨量較少、或進貨時間晚，一般短時間之內就能恢復；然而此次缺蛋，是為期最久、最嚴重的一次，而且以往可以賣2-3天的蛋量，剛補貨就能賣光，顯示出「恐慌性搶購」如何加劇了缺蛋危機。

為了解決蛋荒，農委會宣布於2月8日開始，補助每台斤雞蛋3元、蛋中雞補貼每隻25元，並將原先供應給食品加工業的雞蛋，先調撥給零售市場應急，再進口「液蛋」供食品加工業者使用；到12日，農委會宣布蛋價「解凍」，每台斤批發價調漲2元，希望近一步刺激蛋農生產意願。

然而端傳媒進行調查後發現，蛋農們普遍對增產雞蛋興趣寥寥。位於彰化溪州的「水盞蛋雞場」，靠近門口的兩排雞寮甚至已經清空──雞場老闆顏水盞告訴端傳媒，他原本擁有20,000隻雞，如今只剩下約15,000隻雞，產蛋數少了近三分之一。

究竟，蛋農們為何不願增產？台灣北部的缺蛋情況，為何比南部嚴重？這場缺蛋危機，又反映出台灣雞蛋產業、經濟政策的哪些結構性問題？端傳媒走訪台灣最大的產蛋縣彰化，對蛋農、蛋商、農委會、通路業者和專家學者進行採訪，試圖為讀者還原──這場台灣近年來最嚴重的蛋荒，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缺蛋危機的眾多成因：飼料大漲、COVID疫情、禽流感

此次蛋荒，可以說是「瑞士乳酪理論」的典型案例：危機能發生，並非出於某個單一原因，而是多個問題疊加、串連在一起，有如乳酪裡的空洞，正好連成了一線，才能讓光線穿透。

而缺蛋事件的第一個空洞，早在一年之前就已出現。

2021年1月，由於國際運輸費大漲，台灣進口玉米現貨價格站上了每公斤9.1台幣的高位，和2020年1月相比，同比增長了32%；即使拉長時間來看，這個漲幅也依然顯著──2017至2021年間，玉米現貨1月平均價格只有8.17元。

玉米價格在2021年持續走高；到2022年1月，作為世界第四大玉米出口國的烏克蘭與俄羅斯劍拔弩張，也進一步將台灣進口玉米的價格，推至每公斤14.94元的歷史新高。

玉米是蛋雞飼料最主要的原料之一，而台灣的飼料玉米，有95%來自進口，於是從2021年初至今，蛋雞飼料價格也已上漲40至50％。

由於蛋殼的形成需要鈣離子，而母雞產蛋也需要各種營養素，相應的，蛋農對飼料配方的要求也高；也因此一般蛋農即使遇上飼料漲價，也不敢輕易更換飼料配方、改用比較廉價的飼料。據中央畜產會的調查，飼料支出在蛋農生產總成本之中，佔比高達75.53%，因此飼料的漲價，也格外讓蛋農難以消受。

蛋荒這塊乳酪的第二個空洞，則是台灣於2021年5月首次爆發的COVID疫情，以及隨之而來的第三級警戒：由於警戒期間餐廳禁止內用（堂食）、餐飲消費不振，於是雞蛋也跟著供過於求，批發價於7月跌至全年低點，每台斤（600克，約合10顆雞蛋）僅剩31元。

在飼料價格居高不下、蛋價又前景不明的雙重夾擊下，不少蛋農在權衡之後，都決定暫緩購入新雞，或者提前讓母雞「換羽」休息、減少養雞數，以免「養愈多、虧愈多」。

根據中華民國養雞協會的統計，全台淘汰的蛋雞於去年12月、今年1月都有增加，而1月的「換羽」隻數，和上個月相比更是翻倍上升。中華民國養雞協會蛋雞課課長王榮生指出，「換羽」指的是短期停止飼料餵養、讓母雞暫停下蛋。

「其實不只是飼料，新雞的價格也漲得非常兇──去年這時候，一隻中雞大概100塊出頭而已，現在已經漲到180了。」彰化溪州水盞蛋雞場的老闆顏水盞告訴端傳媒，一般來說，蛋雞場不會從雛雞養起，而是由「中雞場」將雛雞養至75天大，再轉賣給蛋雞場。「但去年虧得太慘，算一算，我賣一斤蛋會虧損5、6塊，所以就決定少養一些，只剩老雞在撐產量，但老雞的生蛋效率又比較低。」

不過顏水盞之所以不願進新雞，還有另一個原因。

每年冬季期間，台灣都會進入禽流感的好發季節：根據台灣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的官方統計，2021年底至今的禽流感疫情，已有5起通報和蛋雞有關，而且全數集中於彰化縣的海線地區，撲殺雞隻的總數達12萬隻；相較之下，前一個冬季（2020年底至2021年初），和蛋雞有關的禽流感通報則只有一起，撲殺雞隻僅28,739隻。

「我們也擔心，新進的中雞萬一有病，會傳染給雞寮裡的雞，風險太大了。」顏水盞說。

實際走訪彰化的蛋雞場，幾乎每間雞場大門上，都掛著「防疫期間，謝絕入內」的牌子──只不過雞場防的不是COVID-19，而是禽流感。

從中部收蛋、運往北部銷售的蛋商陳仁欽，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便指出，「很多雞農不敢通報（禽流感），因為通報（之後）不只會全部撲殺，還要禁養半年。」

陳仁欽又指，缺蛋之前，他平均每兩天會前往彰化一趟收蛋，每趟收四萬到六萬顆，然而蛋荒爆發後，他載回來的蛋數大約只剩以往的三分之二。

若以比例來看，目前因禽流感而遭官方撲殺的蛋雞，只佔全縣蛋雞總數0.6%，確實很難令人相信會造成雞蛋供給不足，「所以實際影響的雞隻一定更多，否則不會缺蛋這麼嚴重。」陳仁欽對記者說道。

就此，農委會畜牧處副處長江文全指出，雞隻如果生病，感染的並非只有「禽流感」，也可能是其他疾病，「雖然官方通報的禽流感只有12萬隻，但因為其他病因而死亡、受影響、產蛋量下降的雞隻，數量絕對比這個多。」

台大動科系副教授魏恒巍則指出，冬季雞隻較易染疫，另一個原因是北方的候鳥，會在秋末遷移至台灣過冬、帶來病毒，而開放式的傳統雞寮，也更容易受病毒侵害。「雞隻感染到高病原性的病毒之後，會迅速發病、大量死亡；如果感染到的是低病原性的病毒，雖然不見得會死亡，但會影響產蛋」。

魏恒巍也強調，產蛋雞非常敏感，只要受到緊迫（stress），產蛋率就會雪崩式下降；但產蛋率若要恢復，卻只能階梯式的緩慢上升。

事實上，蛋雞的生產效率本就和季節有關：冬季時溫差大，蛋雞為了禦寒，就會將養分留給自己，生蛋顆數也會跟著下降。「但有些雞農因為飼料貴，就捨不得餵，導致雞隻營養不夠、抵抗力變差，加上老雞體質本來就比較差，更容易得病，所以這些問題，都是環環相扣的。」顏水盞如此分析。

此外，彰化縣相對嚴重的禽流感疫情，也可能加深了北部的缺蛋問題。

由於台灣各縣市的自治條例皆規定，畜牧場必須距離住宅、商店等設施至少300或500公尺，而台灣北部的人口又較為稠密，因此幾乎不可能設置雞場；然而最主要的消費人口又位於北部，因此為了縮短運輸距離，蛋雞場才會集中在人口密度較低、又最靠近北部的彰化縣。

根據台灣中央畜產會的統計，彰化就是台灣最大的產蛋縣，全台有45.44%的蛋雞飼養在這裡，平均每兩顆蛋就有一顆來自彰化，而彰化生產的雞蛋，確實也多半運往北部。

不過顏水盞也指出，中南部的蛋雞場一般仍會優先供應產地附近，運輸距離也比較短；再說，北部市場需求量更大，一旦因為缺蛋消息而發生「恐慌性搶購」，也更容易將蛋買光。

雞蛋的包銷制度，與不夠彈性的「市場機制」

除了每年都有的季節性因素，以及飼料大漲、雞蛋需求銳減之外，不少受訪的蛋農都認為，台灣雞蛋產業的定價制度、以及缺乏「市場機制」的產銷現況，才是此次蛋荒更深層的結構性因素。

今年1月過年前夕，農委會宣布「雞蛋凍漲」的政策，就是這個定價制度的「冰山一角」。

在分析「凍漲」如何進一步加劇蛋荒之前，我們必須回過頭來理解台灣的雞蛋產業。

台灣雞蛋的產銷模式相當複雜，但如果簡化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種：依賴蛋商大盤的「包銷制」、和連鎖超市簽長期約的「契作供應」，以及以高價蛋、動物福利蛋為主的「自有品牌」。其中，「包銷制」是最主流的產銷模式。

包銷制指的是每個蛋農固定只和一、兩個蛋商配合，不論蛋農生產多少，蛋商都會全數收購。

而包銷制會成為主流，反映的正是台灣雞蛋產業的結構，以及雞蛋這種農產品的特點。

根據「獸醫畜產發展基金會」統計，2020年全台1,650間蛋雞場裡，有91%屬於中小型蛋農，飼養規模小於50,000隻雞；這些小型農戶一般是傳統雞場，缺乏現代化設備，也沒有自己的品牌或通路。

此外，母雞每天都會下蛋，而不像肉品畜禽，可以依照市場需求，調整屠宰時間、供貨節奏，再加上雞蛋的保鮮期又不長，因此銷售的時間壓力特別大。循此，對於難以發展品牌、沒有通路的傳統小農來說，包銷制就是最保險的產銷方式，能讓他們專注生產，而不需擔心銷售問題。

但包銷制當然也有缺點：蛋商向蛋農收購雞蛋時，蛋農幾乎沒有任何議價能力。

由於台灣雞蛋並不存在批發市場，大盤蛋商的「批發價」基本由台北的蛋商公會主導，是個高度「中心化」的定價機制，經常被詬病為「不夠符合市場機制」。

這種「不夠符合市場機制」的特性，在今年蛋雞短缺的情況之下，也讓雞蛋市場變得更加扭曲，導致供需嚴重失衡。

舉例來說，今年過年前夕，雞蛋市場就已經出現短缺現象、導致蛋價上漲，然而農委會卻介入、要求蛋商「凍漲」，將大盤批發價維持在每台斤43元；扣掉蛋商、運輸業者的利潤，蛋農出售雞蛋的「產地價」僅剩每台斤34.5元，完全無法反映從去年至今飆升的養雞成本。

弔詭的是，有些蛋商為了留住下游客戶，或者已經和下游通路簽了契約，必須在期限之內供應一定數量的雞蛋，否則便需支付違約金，因此願意以高於農委會和蛋商公會規定的價格，向平時沒有接觸的蛋農收蛋、搶蛋，因而形成「黑市」。蛋農顏水盞甚至聽說，有些蛋商走投無路，居然跑去超市搶架上的蛋，再另外包裝給自己的客人。

蛋商陳仁欽指出，過年期間，產地的黑市價已經來到每台斤45至55元。「其實現在只要不買黑市蛋，蛋商就不會虧錢，所以我就是選擇少買一點，然後按照蛋商公會規定的批發價賣掉。」

有些人或許會問，既然黑市價格較好，蛋農為什麼不把所有的蛋，全部用黑市價格賣給追蛋的蛋商，而還要用不符市場行情的盤價，供蛋給固定配合的蛋商呢？

針對這個疑問，顏水盞指出，其實大多數蛋農，也不太敢把蛋交給高價收購的蛋商，「如果我貪這一點錢，賣給沒接觸過的蛋商，我們也會怕改天蛋多、原本長期配合的蛋商不來跟我買，到時候我要交蛋給誰？」

除了黑市之外，年節期間也有北部人因為買不到蛋，便趁著返鄉，循線找到顏水盞的蛋雞場，想直接用台北的市價和他們買蛋──顏水盞夫婦很喜歡這種散客，因為售價比賣給大盤蛋商的每斤34.5元好太多了。

「如果我們有自己的通路，就不用管政府規定的價格了，照市場機制走就好了。以前我們還有少量做宅配，但最近運費太高、包銷又賣不夠，所以宅配就停掉了。」

然而萬一蛋價持續凍漲、讓他們不敷成本，該怎麼辦呢？顏水盞聽了問題之後苦笑，「那我們就是等啊，等飼料、中雞降價，才會再進新雞。」

發展品牌，就能避開「包銷制」的價格緊箍？

和顏水盞相比，在彰化芳苑經營蛋雞場的陳秋池，這幾個星期的心情顯然更好。

陳秋池的雞蛋場整潔亮眼，外頭嶄新的飼料筒倉，還貼有歐洲大型飼雞設備品牌的名稱，在周遭一片荒涼的農業地景裡，顯得格外氣派。

面對記者，陳秋池神情難掩驕傲地說，他做的「不是農業，而是生技業」，不僅擁有雞蛋洗選設備，還採用最先進的恆溫雞舍、自動化輸蛋帶，甚至有實驗室、自行研發飼料配方。

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也有配合的小型經銷商，通路多元而分散，不像一般小型蛋農，只能仰賴大盤的包銷制，價格被蛋商公會的大盤批發價控制住。

陳秋池的銷售管道是這樣的：七成以品牌蛋的形式，在自己的蛋場裡洗選、包裝，再鋪貨至全台各地的經銷商和餐廳，一斤零售120元；另外三成，則是所謂的「次級蛋」，這種蛋外型可能有些斑點、但內容無礙，會交由大盤蛋商收購，收購價則根據蛋商公會規定的「大盤批發價」浮動，但會比包銷制的產地價稍高一些。

陳秋池是這次缺蛋危機中的受益者，因為他的品牌蛋價格本來就比較高，而雞蛋市場供不應求，也讓消費者更有意願買他的蛋。這也就是為什麼，市面上缺的大多是平價蛋，但高價的品牌蛋或動物福利蛋供應無虞。

此外，那些急著補足蛋源、願意用「黑市價」買蛋的大盤蛋商，近期也都追著陳秋池跑──陳秋池接受記者採訪的一個半小時裡，電話就響了五次，「都是不同蛋商打來求蛋」的，他連接都不想接，「現在真的會做惡夢，訂單已經接到手軟了，加班到半夜都做不完。」

「最近蛋不夠、需要調蛋的蛋商，基本上都是賠錢在做生意，最後賣給市場的價格還是會比較高，但政府的心態，就是要讓老百姓覺得物價好像沒有變動，背後就是因為害怕流失選票，所以寧願犧牲蛋農，畢竟消費者人數還是比蛋農多。」陳秋池說道。

不受「包銷制」箝制的陳秋池，還向記者表示，另一個能反映「雞蛋市場機制不足」的，就是所謂的「紅盤蛋」機制。

所謂的紅盤蛋，指過年期間（蛋農和蛋商一般會議定14天的期間），產地的收購價必須減5元，等同於蛋農過年期間「補貼」給蛋商的「紅包」。

由於蛋量短缺，今年過年期間的「紅盤蛋」縮短為9天，而且每斤改為折讓4元，藉此「反映供不應求的市況」，然而在外行人眼裡，這種折讓制度依然匪夷所思──明明缺蛋都這麼嚴重了，蛋商怎麼還開口要這筆紅包呢？

農委會畜產處副處長江文全指出，紅盤蛋是台灣蛋業行之多年的慣習，原因是過年期間市場休市、雞蛋需求較弱，而運輸業者也有一定比例休假，「其實這種現象，也不是雞蛋產業才有，過年期間，剪頭髮、搭計程車也都會漲價，是一樣的道理。」

但由於包銷制是「不論產多少、都要照單全收」，而收購價又被蛋商公會控制住，因此蛋農必須提供誘因，讓蛋商增加在過年期間收蛋的意願──換言之，紅盤蛋其實也是包銷制的衍生物，因為蛋業公會規定的價格，無法真實反映市場現況。

針對這種現象，陳秋池批評，「為什麼不乾脆回歸市場機制就好？過年市場不開沒關係，就讓雞蛋跌價嘛，跌到賣得掉、市場能動就好。」

一場缺蛋危機，反映了台灣政府過度干預的物價政策？

為了增加蛋農生產意願，農委會近期也祭出了補助政策，蛋農每銷售一斤雞蛋，就能獲得3元補助──但在陳秋池眼裡，卻只是徒增蛋農的困擾而已。

「直接回歸市場機制就好了，漲價之後，消費者就會少買一點，蛋農的生產意願也會增加，大家也不用那邊開三聯單、開收據，再去和養雞協會申請三塊補助。」

「昨天我打電話給媳婦，要她趕快去買農漁業收據本，因為申請補助要用收據，到時候我怕不只是搶蛋，連農漁業收據本也要搶。」陳秋池半開玩笑、半認真地挖苦道。

因為補助而傷腦筋的，也不只是蛋農而已──負責承辦補助業務的中華民國養雞協會，也感受到了龐大的行政壓力。

接受端傳媒採訪當天，養雞協會蛋雞課長王榮生才剛收到厚厚一疊的補助申請單。他對記者表示，過去政府只有在雞蛋過剩時給予獎勵及輔導，從沒有在缺蛋時進行補助；日後待全台的獎勵資料湧進，工作量「將會非常恐怖」。

王榮生也坦言，近期的補助政策「有點怪」，因為缺蛋時，有蛋賣的雞農本來就能賺更多錢，因此能拿到補貼的對象，本來就是相對優勢的蛋農、形同「錦上添花」，真正弱勢的蛋農卻反而拿不到補助。「農委會曾找養雞協會、雞農一起開會，在場的業者都認為，凍漲、補助不是最好的方法，其實回歸市場機制、讓蛋漲價就可以了。」

不過，姑且不論農委會的「凍漲令」，在此次缺蛋危機中究竟扮演了多大角色，該政策或許也反映出了，台灣政府面對「物價上漲」時慣有的思維與應對措施：過度的干預介入、習於以「勸說」方式直接要求廠商配合，從而可能違背了市場機制。

台大經濟系教授吳聰敏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也曾嚴詞批評台灣政府經常對物價進行過度干預，並指財經官員在面對媒體、立委質詢時，有時甚至會講出不符經濟常識的答覆。

吳聰敏的說法，或許也能從近期的物價稽查政策略窺一二。

去年九月台灣疫情趨緩、消費回溫之後，物價出現明顯升幅，曾引起不少媒體關注；到了十月份，台灣主計處長朱澤民在接受立委質詢時，卻說出「蚵仔麵線一碗20元」的答覆，引起輿論批評主計處長對物價的掌握失真、「不知民間疾苦」。「蚵仔麵線風波」發酵後，行政院指示法務部籌組跨部會的「物價聯合稽查小組」，清查這波物價上漲是否「存在不法」。

曾經參與「物價稽查小組」、多次前去店家稽查的基層公務員小喬（化名），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指出，「政府這次在處理物價問題，並沒有採取總體經濟的觀點或做法， 而是嘗試用稽查小組『各個擊破』，恐怕不容易行得通。之所以有通貨膨脹，主要仍是因為國際原物料大漲，有一部分有和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及疫情期間的振興政策有關。」

小喬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法務部、經濟部從去年12月以來，確實都在頻繁發佈新聞稿，努力傳達政府「努力做事、積極抗漲」的態度；到了1月12日，法務部甚至在新聞稿中宣布，個別餐飲業者同意暫緩漲價，「樹立企業風範，公私協力，穩定物價」──儼然將公部門介入民間定價的行為，當作政績在宣傳。

此外，這種「一看到漲價，就直覺要查緝」的作法，也反映了決策者是以「法律框架」、而非「經濟框架」在看待物價問題。

「現在的經濟部長，其實是學法律的⋯⋯而目前在處理物價問題的，則主要是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津，他是經濟部工業局出身的實戰派，沒有經濟、財金背景，從基層幹起，所以和業者很熟，覺得只要一通電話打過去，業者就會賣他面子。」

小喬指出，2020年COVID疫情剛出現時，經濟部組建「口罩國家隊」，就是以這種思維、直接徵收口罩廠商，然而當時畢竟是非常時期；此次面對物價問題，卻採取了類似的思維，直接要求業者不要漲價，其實並不妥當。

「『稽查不法』這種說法，某程度上，也有點像是用來搪塞、安撫民眾的說法，因為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物價上漲多數時候，是原物料上漲、貨幣政策造成的結構性現象，而不是某個業者在操控價格。」

事實上，這也不是台灣政府的物價政策第一次引起疑慮。比方說，2017年「一例一休」制度上路、引發物價上漲時，民間、學界也曾質疑，過度介入物價可能會引發市場投機行為，甚至造成有限資源的浪費。

針對小喬的說法，端傳媒也向法務部常務次長張斗輝求證。擔任此次稽查小組召集人的張斗輝指出，此次是法務部是首次在農曆年前組成物價稽查小組，主因是「全球物價上漲，為了解物價上漲狀況、為消費者把關」，才會進行聯合稽查。

他強調，物價稽查小組「有一定的稽查標準」，店家被稽查，不代表店家漲價的行為就是不合理的，小組會進行後續調查、釐清漲價原因，「請業者不要誤會，我們沒有不准漲價。」

除了餐飲業者，法務部也曾在除夕前的深夜發布新聞稿，宣布對北部兩家蛋商進行稽查。端傳媒詢問張斗輝，蛋商是基於何種因素才列為稽查對象；對此，張斗輝表示確實是收到了消息、符合判斷標準，才會前去稽查，不過標準無法對外告知。

缺蛋是危機，也能是轉機？

回看過去兩年，農委會並不是第一次遇上危機，但就政府形象而言，這波缺蛋危機卻可能是殺傷力最大的一次。

首先，近期幾次農產供需危機，基本都和北京直接關聯（比如2021年北京禁止進口台灣鳳梨與釋迦的事件），因此有更明確的指責對象，反而能動員台灣民眾「團結度過危機」；然而此次缺蛋事件，卻是少數和兩岸動態、地緣政治沒有直接關聯的危機，也沒有明確的「外部敵人」可以歸咎。

此外，不論是鳳梨或釋迦事件，造成的都是「需求消失、生產過剩」的問題，受害的是人數較少的農民，對一般消費者沒有太大影響；然而此次缺蛋事件，處理的卻是「生產不足、供不應求」的問題，因此所有消費者都能感受到影響，輿論對執政黨的傷害也更大。

但與其為缺蛋危機「找尋戰犯」，我們在分析此次缺蛋危機時，也應該注意到，這起事件如何反映了台灣農業的體質，以及台灣政府與人民看待物價上漲的態度和框架。

在台灣，農業偶爾被視為「關乎國家安全」的戰略性產業，不能因為無利可圖、在國際市場上沒有比較利益，就完全棄守、只靠進口供應；然而許多農產品，至今又仍以傳統小農作為主流生產模式，他們對風險的耐受性不高，在市場中也是弱勢，如果沒有嘗試發展品牌、自尋通路，往往只能成為價格的接受者，加上雞蛋又被視為「基本民生物資」，也因此格外需要政府介入保護、維持穩定──這也是雖然蛋農、蛋商都有微詞，但「包銷制度」仍能存續至今的原因之一。

此外，經濟成長本來就會伴隨物價上漲，政府過份介入、壓抑物價，除了不符市場機制、可能造成像此次蛋荒的供需失衡之外，甚至可能是台灣低薪困境的其中一個成因──但這不只是政府的問題，也有賴台灣全民改變心態。

然而積極點看，此次缺蛋危機除了揭露雞蛋產業的結構性問題之外，確實也提醒了我們，必須關注如何在維持農業生產、保障農民權益、穩定物價之間取得平衡，以及如何加速台灣蛋農產業的現代化，並檢討「包銷制」可能存在的弊病。

「傳統的包銷制，確實會衍生出現在看到的問題；如何去改變這個結構性的制度，我們會再找各方幹部來談，確實會有（改革的）規劃。」農委會畜牧處副處長江文全如此對端傳媒說道，但他也提醒，取消包銷制一樣會衍生其他問題，比如蛋農承受的風險就會更大。

台大動科系副教授魏恒巍則認為，不論是缺蛋、或是因生產過剩造成蛋價崩盤，若想一舉解決這些供需問題，或許也必須改變台灣人的食用習慣，比如增加台灣消費者對液蛋商品的認識與接受度──而此次的缺蛋危機，或許就是一次轉機。

「短期內，可以先進口液蛋到超市，解決燃眉之急；未來則可以輔導國內的液蛋產業，在生產過剩時，將多餘的蛋製作成蛋液，再配合提升冷鏈設備和液蛋品質、並廣加宣導，提高消費者對液蛋的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