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或“共存”不是问题，问题出在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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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三月开始，上海的疫情逐渐蔓延。不断上涨的确诊人数背后，是无法用数据衡量的一桩桩魔幻新闻：医院里住满了被隔离的阳性患者，其他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封城让买菜变得极其困难，但外地捐来的蔬菜却被大批倒掉;政府把关的保供资格证发到了无良企业手里，于是人们分到了猪奶头肉、烂菜叶和过期食品;火车站门口住了一大群外地工人，被中介骗来上海后无家可归;货车司机被封在路上，为了填饱肚子只能生吃车里运的菜…

上海这轮疫情应对得这么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有人说是因为上海政府不听中央号令，擅自和病毒“共存”；有人说是因为上海政府过度防疫，为了“清零”不惜一切代价；也有人体谅起政府来，觉得问题只出在一些自私自利的执行者身上。但问题并不在于某些防疫政策制定得怎么样、执行得好不好，而在于中国政府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本就处于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地位，本就不可能考虑被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海政府面对疫情看似“昏庸无能”，实际上，它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在自觉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对“封城”的态度上。去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是全国各省市中唯一财政盈余的——也就是说，只有上海政府在赚钱，其他政府都在亏钱，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上海在全国的经济支柱地位了。所以在三月份，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在发布会上称：“我也看到网上有人建议，咱们就下定决心封上3、5天，封上一周不行吗？不行，因为上海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我们这个城市还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承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意思是，上海封城了，政府就没收入了，国家财政就兜不住了，经济危机就要让资本主义的马脚加快暴露了。无论上海政府还是“中央”，都不希望这种事发生，上海政府的态度必然是经过中央同意甚至是授意的，“擅自与病毒共存”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事实证明“精准防疫”没能防住传播力更强的奥密克戎，上海出现了大爆发。即使如此，上海政府也还把“封城”看作大忌，生怕“封城”这个词吓跑了给他纳税的大户们。五月底疫情缓和时，上海政府宣称“上海从未宣布过‘封城’，因此也不存在‘解封’，不能使用‘解封’的提法”、“居委的行为是居民自管自治的结果，不是政府指令”。他们一面要迎合那些通过压榨人民来上税的自由资产阶级，一面要考虑政治影响、控制确诊人数，于是官方文件里不敢明着说、明着管的事，都交给了基层执行者去管。这样一来，骂名也自然就引向了居委会等基层官僚组织。

人们对上海防疫的各种骂名，可归结为一个“官僚主义”。这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专考虑官僚的利益，不考虑群众利益。但官僚主义不是上海独有的，它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的一个问题。它的根本原因是官僚和群众的利益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本质上源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所以，“官僚主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上海的封锁中，买不到菜、看不了病、方舱工人遭遇欠薪和踢皮球、大规模测核酸导致聚集感染等，类似的事情在同期的吉林、最初的武汉、经历过封锁的各个地方都有发生，以致每次出现都像是历史的重演。在这些问题中，官僚们有时是为了图方便、少花精力（比如社区做核酸没有分流，一群人排队交叉感染），有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比如上海六院违规操作导致没有及时发现阳性患者，造成院内多人感染后还不敢上报），有时是为了谋取私利（比如限制居民自己团购、把外地免费捐来的物资高价卖出），总之可归结为一句话：官僚的利益不同于群众的利益，官僚的利益高于群众的利益。只要官僚资产阶级还存在，官僚主义就会一直存在。

这轮疫情中，自由派们鼓吹的“共存”又是怎么回事？难道只要改改政策，我们就不用受苦了吗？那是绝不可能的。

无论是“动态清零派”还是“共存派”，二者都承认应该采取隔离、接种疫苗等手段阻止传播，但“动态清零派”认为加强管控就可以消灭病毒，“共存派”则把希望寄托于病毒本身毒性降低。然而，由于实施“动态清零”策略的是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政府，“动态清零”在实际上就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敛财和加强社会管控的维稳工具，胆敢对官僚的举措有任何不满的就是“破坏防疫”。或许大家还记得“徐州铁链女”事件当中，想去当地探望“铁链女”的热心群众正是被“防疫”的理由拦下了；最近河南有几家银行老板跑路，储户取不出钱去当地要说法，结果一到地方，核酸阴性、无风险区旅居史的储户们竟然被赋了“红码”，直接带去隔离！

而“共存派”并不能意识到，造成现在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不是某项政策，而是官僚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共存派”认为，在全球大规模爆发新冠的情况下，清零必然要极大地损害“自由”，这比得病更可怕。他们希望更大程度地维持原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运转，至于病毒，既然致死率不高，那就随他去吧，就算所有人都感染了也有绝大部分的人能活下来继续给资本家卖命。“共存”政策必然导致的后果，就是让无产阶级承担最多的风险——资产阶级政府能省下大量用于防疫的钱，社会上的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可以通过网上办公、快递外卖等生活方式减少感染风险，即使感染了，他们也能获得比工人更好的医疗资源，失业的风险也更小；只有无产阶级会被贫困和病痛围攻，陷入最为艰难的处境。前面提到的官僚主义问题，“共存派”也根本无法解决，只可能换一种面目出现：“动态清零”下的官僚主义是“不该管的偏要管”，严格控制一切可能动摇资产阶级统治的现象；“共存”下的官僚主义则是“该管的偏不管”，最大程度减少资产阶级政府的负担。

除了“共存派”，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未必认可“共存”，但也对“动态清零”中的官僚主义非常不满。在上海等被封的城市里，大量市民自发的揭露和反抗便属于此类。“动态清零”造成的经济形势使他们面临着失业或工资下跌的问题，物资的匮乏使他们的生存更为困难，娱乐方式的骤然减少也让他们感到相当的憋闷。但由于自身对资产阶级的依附性和妥协性，这些小资产阶级所能想到的最“彻底”的反抗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直接逃离。于是上海疫情爆发后，关于“移民”的搜索量暴涨。近期，北京、天津等地高校中，也爆发了几例学生对官僚主义防疫政策的反抗，取得了较好的谈判结果。但其特殊性在于，首先，学生所提出的诸如“确定教学安排”、“允许返乡”等等诉求完全是改良主义的；其次，只要不超出改良主义，政府对于这些在舆论上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学生向来是“宽容”的。政府的维稳经费不止会花在高压水枪和防爆盾上，也会花在这些知名度高的大学里，用来安抚甚至收买抗议的学生。京津等地的大学生们集会反抗并谈判成功，或许有些人会因此对“动态清零”有所改观，甚至以为“官僚主义”只是缺乏沟通造成的一种假象；但对于工人，政府就装也不装，直接开动暴力机器——上海达丰厂的工人被封在宿舍造成多人感染、生活物资短缺，不得已冲出厂门进行反抗，等着他们的却只有警察的镇压。

国内的工人们在“动态清零”的政策下，被封在工地、厂房、甚至大街上，有家不能回，有班不能上，还要被基层官僚处处为难；国外的工人在“共存”的政策下，暴露在病毒环境里继续工作，大量的老年人死于新冠，幸存者们则被上涨的生活成本和失业风险压得喘不过气。但放眼全球，大资本家们在哪都能赚得盆满钵满：在主张“动态清零”的国家，他们可以开核酸疫苗公司、搞保供资格证垄断物资买卖；在主张“共存”的国家，他们毫不顾虑工人是否感染、持续开工赚钱。2020年以来，全球平均每30小时便新增一名亿万富翁，与此同时，每33小时就有近1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贫富差距的急剧增大指明了剩余价值的流向，资产阶级政府无论决定“共存”还是“动态清零”，都只会借着疫情加速剥削工人阶级——尽管这两个派别在表面上水火不容，但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工人不能在这两派当中做选择，必须走工人阶级自己的道路。病毒是没有阶级立场的，但“防疫”有。资产阶级的两个防疫派别，永远只会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群众的利益。只有社会主义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防疫，才能在公有制的前提下真正实现党和群众的利益一致，才能发动起群众保卫集体利益，按照群众的意愿去合理组织防疫和生产、对投机倒把的官僚和资本家们进行严厉的审判。而要实现这一切，首先要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让我们受苦的从来不是病毒本身，而是资本主义，是这个人剥削人的制度夺走了我们创造的财富、让我们失去了一切保障，是这个人压迫人的制度绑住了我们的手脚、让我们难以反抗。终有一天，我们要团结起来，从剥削者手中夺回我们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