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伍顿：《努力陷阱：社会结构化的奋斗与劣势的再生产》（2024）
https://mp.weixin.qq.com/s/o5wXDqc_YDe23QRx1iePSA努力陷阱：社会结构化的奋斗与劣势的再生产
Effort Traps: Socially Structured Striving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Disadvantage
作者：汤姆·伍顿（Tom Wooten，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AJS Volume 130 Number 2 (September 2024): 344–383. 本文来自作者还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读博时的一项研究。从《穷理查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对勤劳的颂歌到“美国梦”，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决心改善自己的处境，这种想法在美国的集体精神中根深蒂固。这种想法也渗透到了美国的学校教育中。上个世纪，随着个人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接受正规教育，教师和管理人员开始接受“成功源于勤奋”的观念。学者们将这种观念称为“成就意识形态”（achievement ideology）。【译者注】《穷查理年鉴》是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出版的年鉴，他采用了“穷理查”或“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unders）的笔名。该书从1732年一直出版到1758年，深受北美殖民地欢迎，提容包括天气、实用指南、猜谜游戏及其他娱乐。
许多社会科学研究驳斥了贫困青年能够轻易出人头地的观点。在美国，代际流动率很低，大量关于美国穷人生活的研究解释了原因。种族隔离、集中式社区贫困、教育途径脆弱、不平等的家庭社会化、绝望的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压力和匮乏对身体的负担都让脱贫变得困难。最近，学术研究也开始反驳“成就意识形态”的另一个核心假设——努力总是有助于个人进步。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认为，努力不足以克服贫困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发现，努力本身也会带来问题，与其说是帮助，不如说是阻碍。为取得进步而付出的努力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如错失机会、承担风险和负债。不可持续的努力会损害自身利益。越来越多与社会流动性无关的证据表明，看似有益的做法（比如“加倍努力”）也会“过犹不及”。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一个潜在的、重要却被忽视的过程会导致贫困的再生产。贫困人口被迫付出巨大的努力来生存和前行。当处在这种困境中的人们被诱导去努力工作，导致事倍功半，那么试图摆脱贫困的行为本身可能会直接延续贫困。本文基于一项为期两年的民族志案例研究，研究对象是新奥尔良一群刚读大学的年轻黑人男性。社会结构化的过度工作（overwork）是一种贫困的再生产机制。本文所说的“努力陷阱”是指，结构性环境促使受压迫的人们不可持续地付出努力，导致劣势的再生产，以至于更加努力只会让他们难以实现目标或加速他们的失败。作为人类，我们有身体和精神上的极限，当我们被诱导超越这些极限时，我们会精疲力竭并失败。本研究描述的努力陷阱产生于种族统治和阶级统治。（诚如我在讨论中所言，其他形式的压迫也可能设置努力陷阱。）我发现，有三个过程设置了参与者遇到的努力陷阱。首先，童年的贫困经历助长了被压抑的、实现人生目标的欲望。其次，学校对努力工作的灌输，专门为低收入的有色人种儿童设计课程，在何时以及如何“加倍努力”方面造成了误导。第三，日常生存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了压力。这些过程共同促使参与者过度承诺，随后将他们由此产生的挣扎误认为是努力不够的表现，并最终因过度紧张和精疲力竭而失败。该研究还确定了有助于其他研究参与者避免努力陷阱的结构化过程，介绍了对个人雄心的制约，这些制约反而有助于他们成功。该研究结果揭示了一种违反直觉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因为它鼓励个人奋斗，但随后惩罚个人奋斗。在美国社会中，勤奋工作的教条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根源，并且掩盖了不利因素的真正原因。努力陷阱的概念突显了我们关于努力工作和进步意识形态更恶劣的后果。“努力陷阱”会直接让那些相信“自力更生”的人却步，从而再生产不平等，而不是仅仅为不平等辩护。本文将努力陷阱视为社会再生产的一种机制，对多个研究领域做出贡献。首先，本文为贫困和流动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见解，揭示了过度努力的弊端，并揭示人们在努力摆脱压迫性环境时面临的棘手挑战。其次，本文证明，过度努力而失败，可能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结果，而不是个人倾向的结果，这符合以往心理学和管理研究的假设。第三，本文详细描述了人们如何陷入努力陷阱，揭示出过往关于“适得其反的努力”（counterproductive efforts）的相关研究无法观察到的机制。最后，研究指出，通过“毅力”克服劣势的儿童政策存在缺陷。关于“努力工作”的过于简单的信息可能会给年轻人配备不适应的策略，从而破坏目标实现。总之，研究带来的这些影响有助于为“努力的社会学”指明方向，以免陷入个人主义或指责受害者。努力、贫困和社会再生产在社会科学领域，“努力”如何帮助年轻人摆脱贫困，这个问题存在很大分歧。社会学的一个悠久传统是批判“自力更生”的意识形态——即使是最有抱负、最勤奋的年轻人，也可能因结构性挑战而迷失。有些学者则会说，结构性挑战更需要穷人努力工作，结构性改革和个人努力是消除贫困的相容途径。下文将追溯围绕“努力”和“向上流动性”的共同观点，有关个人奋斗弊端的研究结果在解释贫困如何代代相传方面具有尚未开发的前景。结构性挑战与个人奋斗在研究贫困代际传递的学者中，有一种常见的观点，个人努力在向上流动失败中的作用，往往被贫困的挑战所压倒。为了支持这一批评，学者们使用了努力与结构的比喻，将个人进步描述为个体努力向前推进与结构性挑战向后阻挡之间的斗争。例如，德卢卡（DeLuca）及其同事写道，贫困的挑战就像“暗流”，在“试图起飞时拖累年轻人的势头”。在这种观点下，要取得成功，就需要超人般的动力和决心。面对如此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一些年轻人选择退出竞争。这些研究的作者认为，年轻人降低期望并不是他们未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相反，这些年轻人只是看到了壁垒。决定不尝试有助于他们挽回面子，缓解在阶级等级中接受从属角色的痛苦。但是，他们却成了命运的共谋者。麦克劳德（MacLeod）写道，那些放弃的人“挽回了一些自尊”，但他们“助长了社会再生产的进程，因为（他们）把自己降到了最底层”。直觉上，贫困的挑战可能会促使处于劣势地位的年轻人放弃，但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这一过程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在美国，穷人和工薪阶层的年轻人一般都有很高的抱负，即使屡遭挫折，他们也会追求进步。年轻人坚持自己的梦想，不仅是出于工具性的原因，也是出于象征性的原因。他们将教育抱负视为一种道德美德。在坚持长期梦想的同时，年轻人有时会将短期目标转向可实现的目标，比如优先考虑治愈创伤，或者通过追求容易接受的高雅消费形式来争取上位。然而，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可以通过努力过上更好生活的想法。加倍努力克服结构性挑战很多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决策者认为，正因为贫困家庭的青少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所以应该鼓励他们尽可能更努力，研究非认知技能（noncognitive skills）并在弱势儿童中培养这些技能。有些特质，比如“毅力”，被定义为“对长期目标的坚持和热情”，是个人付出努力的直接指标。其他特质，比如“成长心态”（growth mindset）和“希望”（hope）则与一个人相信自己的努力将来会得到回报的信心有关。支持者认为，基于努力的非认知技能是帮助年轻人摆脱贫困的关键。一位作者称，教授非认知技能的项目是我们“最有效和最有希望的反贫战略”。在有关非认知技能的文献中，一篇有影响力的早期文章将“动机”、“韧性”、“毅力”和“自律”视为“实现人生成功”的关键。与一些悲观主义者一样，乐观主义者使用“拉锯”、努力与结构的比喻。但与悲观主义者不同，他们使用这个框架来论证努力很重要。例如，赫克曼（Heckman）和鲁宾斯坦（Rubinstein）引用了儿童故事《小火车头》（The Little Engine That Could），讲述了一个小巧而勇敢的火车头依靠顽强的毅力和辛勤的劳动将重物拖过一座山的故事。“毅力教育”是培养劣势年轻人去努力的一项重要政策。在服务低收入有色人种学生的学校中，毅力教育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许多学校遵循“不找借口”的教学模式，旨在通过高标准和严格的纪律要求提高学生的学术成就和人生成果。其中，教育计划“知识就是力量”（KIPP）特许学校的运营者为教师提供了一本手册，以帮助培养学生的毅力特质。一些学校还会给学生的毅力程度打分。教师认为，毅力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极度努力的倾向。毅力教育受到了怀疑论者的质疑，他们认为毅力教育助长了压迫制度，而不是促进向上流动。一些早期的毅力教育支持者错误地认为，低收入黑人学生需要在学校学习勤奋刻苦，因为他们没有从父母那里学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教育学者批评毅力训练建立在种族主义和阶级歧视的假设之上。一种有影响力的批评认为，毅力训练主要针对黑人和棕色人种的贫困儿童，认为他们需要通过自我修复来摆脱贫困，这是对受害者的指责。另一种批评认为，毅力教学法迫使学生忍受不必要的严酷而紧张的学校环境，教导他们只关注个人主义对成功或失败的解释。这些批评加入了悠久的知识传统，表明学校压迫贫困学生并将学生种族化。这些研究为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证明美国勤奋工作的意识形态中交织着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剥削思想。针对对毅力教育的批评，支持者认为，他们的倡议既没有忽视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等结构性挑战，也没有体现这些问题。他们认为，在鼓励年轻人顽强努力的同时，也可以努力消除他们面临的障碍。他们还认为，结构性挑战更加需要鼓励弱势青年努力学习。思考努力的误区把“试图向上流动”描述为“个人努力”与“结构性阻力”之间拉锯的辩论，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有时候，努力的弊大于利。有关“试图向上流动”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关注个人奋斗适得其反的方式，其中包括：要求较低的晋升途径其实可能提供更大的回报；诱人晋升途径的表面回报分配不均，只有特权阶层和人脉广的人才能获得；努力晋升会对人身安全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努力晋升的代价会导致沉重的债务。这些观点都显示了努力与结构性思维的局限性。大量心理学和公共卫生研究谈到了努力的负面影响，统计了过度工作对身体和精神造成的损害。公共卫生领域的一篇文献记录了美国黑人长期高强度应对歧视对身体造成的后果，这种现象被称为“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与高血压、抑郁和皮质醇水平升高有关。其他研究侧重于努力和就业。当工人压力过大时，他们会遭受心脏病、抑郁和焦虑等后果。过度工作也是导致倦怠的主要因素。倦怠是一种感觉疲惫、愤懑和效率低下的状态。心理学研究也探讨了“无效坚持”造成的危害（为了实现无法实现的目标而付出努力）。研究表明，无效坚持会使必然失败的后果更加严重，浪费时间和损害健康。过度工作不仅会损害健康和福祉，还会直接影响目标的实现。工作场所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如下问题：努力超过一定的临界点是否会降低原本可以实现的目标的成功概率？这种“过犹不及”的理论框架认为，毅力等心理资源与目标实现之间存在曲线关系。换句话说，该理论认为，一个人为实现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可能有一个最佳的“黄金分割点”，超过这个“黄金分割点”，再多的努力也会适得其反。最近的经验似乎证实了这种关系的存在。从社会学角度思考“适得其反的努力”过度努力，却过犹不及的新发现为社会学创造了机会。这类文献中的大多数研究都将过度工作视为一种个人倾向，但工作努力的程度往往受到社会影响。我们要更全面地解释这种适得其反的努力的根源，这能确定促使人们过度工作的集体过程（collective process）。此外，这些“过犹不及”的研究并非旨在观察导致“过度努力却适得其反”的机制。这些研究是相关性研究，将自我努力与最终的目标实现结果联系起来。过度努力可能导致精疲力竭，促使人们坚定不移地在“死胡同”里一条路走到黑。更深入的定性研究有助于揭示此类机制是否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最后，“过犹不及”的框架可以为贫困的社会再生产提供新的见解。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工作非常努力。他们面临着日常生存的繁重要求。如果他们想要摆脱贫困，他们面临的道路将是艰巨的。超过一定限度后，努力可能弊大于利，这一见解让努力变得更加黯淡。因此，有一个结构性的原因，让人们竭尽全力却对他们不利，使他们再次陷入他们竭力想要摆脱的困境。方法论案例和背景为了近距离研究试图向上流动的过程，我进行了两年的民族志观察，重点关注新奥尔良一群来自低收入家庭、刚读大学的黑人男性。如今，大学一年级是人生历程中潜在向上流动性最容易崩溃的阶段，因此观察低收入学生的大学过渡阶段是研究美国当代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理想方法。大多数来自低收入家庭、刚上大学的学生都就读于社区学院或非顶尖公立学院，因此我决定研究这些教育途径上的学生的经历。开始田野调查时，我感兴趣的学生来自采用“不找借口”教学法的学校。这些学校因为没有为学生做好准备应对大学相对自由的环境而受到批评。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因为我在新奥尔良的一所学校教过书，那所学校倡导“不找借口”的教学法。我也听学校的校友描述过种种挣扎。我选择在新奥尔良进行研究，因为我熟悉这个学校系统，而且它是我想探索的大趋势的缩影。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新奥尔良变成了一个主要由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组成的学区，相当一部分学校采用了“不找借口”教学法。新奥尔良的代际收入流动率是全国最低的之一，近三分之二的高中毕业生上了大学，这与全国趋势一致。为了保护参与者的隐私，我为个人、学校和工作场所都使用了假名。在报告学校统计数据时，我也使用近似数字而不是精确数字。我的田野调查完成于本世纪10年代中期，但我没有透露具体年份。我在采用了“不找借口”教学法的“S高中”和传统公立高中“H高中”进行了观察。S高中招收了大约400名学生，而H高中招收了大约800名学生。两所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是黑人，并且有资格享受免费午餐或减价午餐，这是他们家庭经济需求的指标。两所学校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平均综合成绩都在18左右。两所学校的毕业生中有40%就读于四年制大学，另有30%就读于社区学院。尽管都是特许学校，但两所学校的纪律文化不同。H高中的学生享有更多自主权。大约90%的大学入学新生从H高中毕业，而只有大约70%的入学新生从S高中毕业。（许多其余的学生，在与S高中的学校文化发生冲突后，转学到了其他高中。）我了解到，两所学校都向学生灌输了大量关于努力的信息，尽管这种信息灌输在S高中更普遍。田野、定位和分析在学年开始时，我进入了S高中和H高中的高年级班级。我打算在每所学校招募一小批参与者，他们计划进入社区学院或较低层次的四年制公立大学，这两所大学为大约三分之二的低收入、第一代大学生提供服务。我选择只招募男生。我是男性，而且我预计在校外与男性参与者相处会更容易。我还了解到，低收入男性在入学后的大学毕业率低于低收入女性。我是白人，出身于中上层阶级。田野调查开始时，我29岁。在S高中和H高中，我看起来与“为美国而教书”（Teach for America）等项目招募的许多年轻、白人、外地教师一样。在飓风过后的新奥尔良课堂上，外来观察者很常见，因此学生们并没有因为我的出现而立即感到惊讶或反感。但我很快就告诉学生我是谁，我在那里做什么，让他们知道我不是权威人物。Read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