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洲做社工：我能拯救所有人，中国女孩除外 | 我会拯救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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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之前在网上刷到一个搞笑视频，一个女孩抱着医生哇哇大哭，医生不停安慰对方，”没关系，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这个视频的标题是，“我在国外看心理咨询，给白人医生说抑郁了，结束后也去看了心理医生。”
评论区有一条评论，这并不是他们承受能力差。对于我们来说，苦难太常见了被当成普通事，但常见不代表那是正确的。
对于很多华裔女孩来说，压抑情绪几乎成了一种生存惯性。
作为司法社工，侯小圣学过心理学，还对心理健康问题做过专业研究，她在澳洲帮助过很多不同族裔解决过心理问题。
一直以来，她都以为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她是真正的心理坚强，而不是故意逞强。
直到她遇上一起特殊的案子——
她发现不但救不了这些中国女孩，甚至连她自己，也不是真正的“心理健康”。
2018年，我在澳大利亚做司法社工。这个工作的内容很杂，可以简单理解为“心理消防员”，我们会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紧急的心理咨询，并为他们申请各种补助，摆脱困境。 刚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在隐隐期待，身为一个中国人，我能在面对华裔的案子中发挥一下特长。没想到干了两三年，接到的中国人的求助屈指可数。 留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做过一个关于华裔女性心理健康情况的研究，当时找了上千名华裔女性来填问卷，年龄从18到45不等。 结果所有问卷的答案惊人的一致：“没有感受到压力”、“不需要心理咨询或社工机构”。 隔年我又做了一个课题，这回我的任务是走访华裔新手妈妈。和之前一样，这群华裔女性也没有求助心理咨询或社工的记录。 但亲眼看到她们之后，我完全不相信她们真的“没有压力”。 她们一个比一个憔悴，有的从头到尾神经质地按着自己的穴位，有的失眠了一个多月分不清白天黑夜。 有个新手妈妈在受访的时候直接哭了，我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她说不需要，我说可是你在哭，她眨着泪眼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哭啊。” 她们似乎不是不会生病，而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崩溃了。 那篇论文的结尾，我总结原因说，由于讳疾忌医、语言障碍等原因，华裔女性在寻求心理方面的帮助时有比较明显的困难。 课程我拿了HD，老师表扬我说对原因的分析非常透彻。 我来到澳洲的工作，就是发现问题、帮助这些女性。这要求我保持温和冷静，永远兜住她们的情绪。咨询结束后，我会自己去逛公园、骑自行车，还会定期和自己的督导谈话，有序地释放压力。 我知道“不生病”是华裔女性的一个“文化病”，可是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而且我是研究者，还能绊自己一跤吗？ 直到那起案件之前，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事情的开始，是一起非常普通的戒赌案子。我需要通过类似心理咨询的谈话，帮案主戒除赌瘾。 起先我们聊得很好，案主甚至主动把所有设备里的赌博应用都删除了。我一度在档案里写，案主干预良好，有望戒除赌瘾。 结果到了第四次跟进的时候，男人突然告诉我他一直在骗我，他还在赌。 他无所谓的态度让我窝了一肚子火，没成想隔天同事又告诉我，这人又约了咨询，说他父亲突然去世了。 我噌地站起来给对方打电话，我说你知道吗？你父亲就是被你气死的。 话出口的瞬间，整个办公室的人噌地全都转过头盯着我，同事几乎是扑上来抢走了我的电话，架势活像在夺枪。另一个同事上来拉住我，说我们去后院呆一会，你不太对劲。 我跟着她往外走，从玻璃反光里看到自己，才意识到这个满脸通红的我在生气。 我失控了，我也想不明白，怎么就会因为案主在父亲去世时跑来求助，我突然发了这么大火？ 我看着那张愤怒的脸，发现我对自己一无所知。 机构很快下了对我的处理决定：禁止接案四周，外加写一大堆检查。至于后续的处理，还要看督导和我的谈话。 办公室的门关上，屋里的督导没有坐在办公椅上，而是翘着二郎腿坐在桌子上，转过头冲我笑了笑。 她先让我从头讲一遍这个案子，听完后她问我，你为什么会这么说，你真的觉得他父亲真是被他气死的吗？ 我觉得自己被讽刺了，不自觉地握紧拳头，说不出话。 忽然，我的手被督导握住了，她柔声问我：“如果你是我的案主，我会问你，你以前被这样对待过吗？” 我脑子里冒出来一个镜头，2018年我妈妈去世后，我沉浸在痛苦中，有个朋友对我说，“你不要反复提起这件事，很烦。” 这是我当时最好的朋友之一，我觉得她说的对，我太矫情了。 这件事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提起，但这一次看着督导的眼睛，我没有敢撒谎。 很快我就后悔了，因为督导随后笃定地说：“她说话太伤人了，所以你这次是被‘触发’了。” “触发”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意思是如果我们受到了严重的刺激，那种痛苦的感觉会被储存在大脑里，直到遇到类似的事件时，像扣动扳机一样，立刻把人带回到当时的情绪中。 督导认为，我之所以对那个丧父的男人出言不逊，是因为我曾经在母亲去世的情绪风暴中，被自己的朋友抛弃了；当时的创伤记忆，驱使我报复了这个陌生的男人。 她“建议”我以后不要再接亲人去世相关的案件，以免再犯错。 我反复向督导解释和保证自己以后一定不会再犯错误，但她的反应很平淡，只说这种情况太平常了，任何一个社工在职业生涯里都会遇到，让我不要担心。 她没有撤回决定。 她越这么说，我越害怕。因为我很清楚，我还有一个一定会被她们认为是创伤的秘密，那就是我的妈妈。 还在实习的时候，我在分享会上提过我和妈妈之间的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也就是初二的时候我妈翻我书包发现了小说把我骂了一顿。 结果组会结束后，有个女同事过来抱着我哭，说她真的很为我难过。 我当时全身都僵硬了，心想要是我把她痛骂我几小时、把我扔在大街上等等事情说出来，你还不崩溃了。 当时督导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但现在我意识到，如果她发现了，恐怕也会要求我回避。 不接亲人去世相关的案子还好说，不接亲子关系相关的案子，几乎不可能。因为会来找社工求助的人，十个有十个曾经遇到过原生家庭问题。 这一回避，我直接就失业了。 我突然想起了那些在调查问卷上写下“我不需要帮助”的中国女人。现在，我也必须告诉所有人，我没问题，我不需要帮助。 我甚至开始在面对这类案子的时候，表现得加倍积极，生怕被人怀疑。 我接了一大堆亲子、母女相关的案子，夜以继日地看文献，学方法论。 结果是，更大的篓子很快砸到了我身上。
当时我们接到了一名19岁女孩的求助，女孩希望我们把她妈妈“带走”。
据她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妈妈就永远“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字面意思的寸步不离，她上大学，妈妈站在教室外面，她去奶茶店打工，妈妈要坐在客座上，甚至她睡觉，妈妈都一定要拉着女儿的手。 每天女儿一睡醒，就能看见妈妈瞪着两只眼睛看着她。 这个女儿被折磨得濒临崩溃，求助的时候说：“如果你们也没办法阻止她，我就去死。” 这对母女关系和我自己所经历的非常像，所以我不但接了这个案子，还特别主动地提出要跟妈妈组。 社工们分成两组，一组帮女儿恢复身心健康，摆脱被控制的阴影；一组陪这个妈妈建立新的行为习惯，让她不再病态地跟着她女儿。 说起来高深，做起来特别好笑，就是我们得7x24小时轮班跟在这个妈妈后面，监视她不去跟踪她女儿。她们睡觉，我们就通宵坐在门口，避免这个妈半夜去爬床。 这个妈一直态度很好地说，她知道自己是病态的，她愿意改变，但当我们真的把她管起来时，她又开始讨价还价。 比如女儿在奶茶店打工，她非要进去坐着，我们不答应，她就说那我能不能就贴着门口站着——那更吓人了好吗？ 有一回我负责陪她吃饭，以防她去食堂骚扰女儿。到了女儿快下课的点，她就开始找借口，有东西要带给女儿，有事要跟女儿说，我不想吃饭就想去看看她，我保证不让她发现…… 我在一轮一轮的安慰中耐心逐渐耗尽，到最后脱口而出：“你做不到就滚！” 那句话出口的时候我特别绝望，我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当社工，我根本干不来这种任劳任怨、博爱无疆的活儿。 现场安静了可能有十几秒钟，我视死如归地睁开眼，发现这个妈妈只是乖乖地低着头，没有说话。 她没有被这句话伤害到，好像也没有发现我的行为有什么不对。 我在后面的工作中加倍小心谨慎，周报写得臻于完美。5个月后，我们在回访中确认，这对母女的距离恢复正常，案子圆满结束。 我做得很好，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我没有被“触发”。不就是创伤吗，我照样能办案子。 就在我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案子后不久的一天，督导突然叫住我，让我现在立刻收拾东西回家，“我给你放假”。 我当场就急哭了，不确定她到底发现了什么，只能慌不择言地说着我以后真的不会再犯了。 没有人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有多重要。在接到录取通知书、飞来澳洲之前，整整两年，我一直沉浸在妈妈去世留下的谜团中。 我会幻听，早上醒来会听见妈妈跟我说话。我经常跑到妈妈的坟前，自言自语几个小时，甚至对着墓碑情绪激动地吵架、质问。 我不能再回到那样的生活中。 督导愣了一下。她走过来轻轻拍着我，说，我只是看你黑眼圈太重了，你这样是没法工作的，回家休息，“下周一就进入冬令时了，新案子会像龙卷风一样到来，你得做好准备啊”。 我如释重负，眼泪止不住的流。 那一瞬间我有种冲动把自己的心理负担全部告诉她，可是又咬牙忍住了。我不想让她对我失望。 周末结束后，我回到机构。如督导所说，因为天气变冷，心理出现问题的人一下变多了，里面家庭相关的案子也不少。我又一次把自己赶到了齿轮上，战战兢兢地伪装着。 在一个普通的午后，督导再次把我叫进办公室。这次，她递给了我一个大号紫色档案夹。 她好像闲聊一样说，你喜欢紫色对吗？你有很多紫色的衣服。 我根本没发现，她已经观察了我这么久。 而观察的结果是，她要求我把每周五下午都空出来，跟她额外补一门课，这门课的名字叫做“重新认识情绪”。 她告诉我，第一堂课是“愤怒”。 听到这个词，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是不是戒赌那次的事故还没有过去，她发现了什么端倪？
在此之前，我对督导的印象是严格中带着点冷幽默。 她和我妈妈的年纪差不多，但是个子很高，皮肤有点黑。 刚来机构的时候我不会用打印机，经常把电脑误连上她办公室的打印机，把报告打到她办公室去。她就会默默地把报告“偷走”，圈上有问题的地方放回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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