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效的重建象征与当下的健康隐患：日本民众为何抗议奥运？

编者按：自2013年东京申奥成功以来，一个名为“反奥运团体（Hangorin）”的组织就持续对日本召开奥运会提出反对。随着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建立，住在附近的居民被迫搬迁；当时日本还在从2011年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难中缓慢恢复。政府在宣传中将本届奥运定义为“恢复和重建”的奥运会，并努力创造出积极的叙事。

然而，自全球疫情爆发后，日本民众对于本届奥运会的安全隐患的担忧急剧增加。尽管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强调本届奥运会将是“安全且可靠”的，但其本人对于隔离政策的漠视（他不顾“广岛和长崎原子弹幸存者”（hibakusha）的反对，前往广岛和长崎，却没有接受两周的隔离期）以及对防范手段的含糊其辞，都让民众对他产生了质疑。另一方面，巴赫“如果取消奥运会，我们将失去整整一代运动员”的言论，体现了他将运动员和金牌至于民众健康安全之上的态度。

20世纪60年代日本活跃的抗议文化导致了许多民众对有争议的街头政治感到厌恶，因此反对本届奥运会的抗议活动规模有限。但是，目前的民调显示，民众对举办奥运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大多数日本人对举办奥运会表示反对。日本政府和国际奥委会无视医疗团队和国内民众的反对，执意召开奥运会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态度：民众的安全并非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本文整合了《国家（The Nation）》杂志的两篇文章，两位作者从不同角度指出了东京奥运会对民众、运动员、以及社会带来的困扰与风险。两位作者一致指出，本届奥运与“恢复和重建”无关，更不可能会是“安全且可靠”的。作者切尔西·辛蒂·席德（Chelsea Szendi Schieder），日本东京青山学院大学经济系教授，著有《男女同校革命：日本新左派中的女学生（Coed Revolution: The Female Student in the Japanese New Left）》。戴夫·齐林（Dave Zirin）是《国家 （The Nation）》的体育编辑，也是《游戏结束：政治如何颠覆了体育界（Game Over: How Politics Has Turned the sports World Upside Down）》一书的作者。朱尔斯·博伊科夫（Jules Boykoff）是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着有四本关于奥运会的书，最近一本是《奥林匹克运动员：在洛杉矶与东京对抗资本主义超级运动的内部斗争（NOlympians: Inside the Fight against Capitalist Mega-Sports in Los Angeles, Tokyo）》。

为什么东京人民反对奥运会

切尔西·辛蒂·席德（Chelsea Szendi Schieder）

在日本，人们在闲聊时会避免触及不愉快的话题。然而，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改变了这种情绪，在过去几周的交流中，我经常体会到这里的人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厌恶、焦虑和困惑。我的隔壁邻居感叹，她生活中的孩子、她的孙子，也包括我的孩子，不得不放弃这么多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的活动。有一天，当我徘徊在她那总是开着的窗外，与她闲谈时，她问我：“孩子们都不能参加运动会，他们又怎么能举办奥运会呢?”我自己的学生已经做出了很多牺牲；许多人仍在上网课。其他一些人甚至在没有明确知道他们何时才有资格接种疫苗的情况下，回到了课堂教学。我们当地日托中心和学校的工作人员，也常常对他们什么时候能得到疫苗一无所知。与此同时，东京每天的新冠确证病例达到了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东京正处于第四次紧急状态。

这与2013年东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时大不相同。虽然之前的2016年奥运会申办因缺乏公众支持而失败；但2013年初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3%（1000万）的东京居民支持2020年的奥运申办，其中很多是年轻人。我能感受到我的大学生们的兴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想当志愿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练习英语，获得全球视野，并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介绍他们居住的城市。大学也准备调整他们的学期，以促进志愿者活动顺利进行。

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以“恢复和重建”之名出现在公众面前。其中一个核心承诺是支持在2011年3月被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难摧毁的东北部地区。自从2013年申办成功以来，日本又发生了许多自然灾害：地震、洪水，以及最近发生的致命的山体滑坡。但所有这些灾难都被新冠疫情所掩盖了，日本决定将2020年奥运会和残奥会推迟到2021年夏季时做出的承诺是：东京奥运会将象征全球从疫情中复苏。随着这个承诺的失效，目标又发生了变化。国际奥委会现在确认奥运会是“和平”的象征。

“反奥运团体（Hangorin）”的成员Sudo Kimiko表示：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很难接触到反对奥运的人。自2013年以来，“反奥运团体”一直试图强调奥运会固有的歧视性和不平等性质。主办城市的居民在签约过程中参与得很少，但他们必须为赛事提供资金和人力，而利润只会让少数精英受益。和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东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也包括针对城市里无家可归者的驱赶。但反奥运组织面对的，是Sudo口中的“奥运会的受欢迎程度”这一“可怕的力量”。“人们喜欢奥运会，”她说，或者至少他们曾经喜欢过。民调显示，目前民众对举办奥运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大多数日本人反对举办奥运会。

尽管如此，反奥运组织者仍在努力确定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的最佳策略。部分原因是日本当代的极右翼抗议文化，与左翼自身相对较新的街头抗议和政治暴力历史，日本的街头活动很难得到媒体的正面关注。举个例子，国家公共广播机构日本放送协会（NHK）将奥运火炬传递的一段直播调为静音，并切断了音频，因为其担心抗议的声音可能会被听到。即使媒体注意到了抗议活动，这也是一场艰难的斗争。Sudo呼应了我近年来在日本从其他活动家那里听到的一个评论，许多日本人认为街头抗议是令人讨厌的骚扰。我从自己的研究中了解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活跃的抗议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许多人对有争议的街头政治感到厌恶，他们相信，这种政治抗议最终不会对改变产生什么影响，反而可能导致极端主义暴力。

一些市民开始向法院寻求帮助。7月9日，一个日本团体寻求法院禁令，以阻止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幕，理由是组织者尚未有效地表明，在疫情期间奥运会将如何能够保证“安全可靠”。他们认为，组织者无法公开确保奥运的安全性侵犯了他们的生存权。

专业组织和一些公司也加入了辩论。今年5月，杂志出版商宝岛社（Takarajimasha）在三家全国性日报上刊登了一整版广告，将东京奥运会的筹备比作上世纪40年代盟军入侵日本的准备工作，广告中有一张儿童拿着长矛练习的历史照片，上面印着一个巨大的红色新冠病毒。它宣称：“照这样下去，政治会杀了我们。”此后不久，《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发表了一篇社论，要求日本首相菅义伟“请取消今年夏天的奥运会”。《朝日新闻》是一家进步派报纸，也是东京奥运会的官方赞助商。许多医学专业人士和日本女医务人员协会（Japan medical Women’s Association）等组织，一直反对举办这场可能给日本医疗机构带来压力的全球体育赛事。企业赞助商也在与奥运会保持距离，这反映出公众对即将到来的奥运会的看法有多么糟糕。丰田已经宣布，它将不再运营与奥运会相关的广告。

在过去几个月里，我的邻居和其他在东京与我聊天的人，在面对这个大型活动降临到我们的城市时，常常感到无能为力——这是一个为电视观众策划的事件，因为当地唯一的观众将会是政要。我们同样担心，在大流行危险的新阶段，我们将处于一个“伟大”实验的中心。由于新冠病毒被界定为对日本的“外部威胁”，一场灾难性的奥运会也有可能加剧日本的仇外情绪。在疫情期间，日本采取了一些最严格的边境关闭措施，有时甚至将当前的签证持有者、日本的长期居民以及日本公民的非日本籍配偶排除在外。现在，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媒体监督下，我们有数以千计的游客从国外涌入这个似乎是漏洞百出的“泡沫”。整个情况似乎是人为制造的，目的是使误解最大化。

我担心，一场管理不善的疫情下的奥运会将在国内观众的脑海中形成一种联系，即邀请“外来者”参加奥运会，将带来传染病和危险。比得知那些负责组织者听不到居民的声音更令人沮丧的是，他们也不必承受其后果。在与东京居民（从我的学生到苦苦挣扎的当地企业，再到我年迈的邻居）交谈时，我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他们在想什么，现在举办这个活动？”显然，他们不是在为我们考虑。

疫情下的奥运会与民众成本

戴夫·齐林（Dave Zirin）、朱尔斯·博伊科夫（Jules Boykoff）

2020年奥运会的发展，就像许多医疗官员预测的一样，成为了一场噩梦。你需要一个Excel电子表格来追踪所有目前困扰着奥运会的新冠病例，其中也包括奥运村内的病例。国际奥委会（ioc）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对病毒扰乱奥运会或感染东京脆弱人群的可能性表现出痛苦的淡然。安妮·斯派洛博士呼应了许多被忽视的专家的观点，她在推特上总结道：“（负责人和机构）光说不做。”此外，斯派洛在谈到国际奥委会时说：“一直以来，他们对科学都很无知。”

这种“无知”将奥运泡沫内外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只有大约22%的日本人口接种了疫苗。在7月23日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夕，主办城市的新冠发病率正在上升，这标志着随着高传染性德尔塔变种的入侵而激增的第五波新冠病毒。本届奥运会在拥有3700万人口的大东京地区非常不受欢迎，人们的理由很充分：奥运会可能将伴随着“完全可以避免的死亡人数”迎来结束。

与此同时，在抵制取消奥运会的呼声时，巴赫把奥运会运动员当作“人肉盾牌”：“国际奥委会永远不会放弃运动员，如果取消奥运会，我们将失去整整一代运动员。因此，取消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选择。”然而，由于新冠肺炎，许多运动员已经退出了比赛，包括美国体操队的一名队员、网球明星可可·高夫，以及包括布拉德利·比尔和扎克·拉文在内的一批美国篮球运动员。更不用说在东京的8万名奥运会“客人”回家、纸屑被扫走之后可能造成的生命损失了。

一方面，巴赫承认，在预防新冠时，“我们不会100%成功。那样是把标准定得太高了。”另一方面，当他发誓说，感染病毒的运动员把病毒传播给奥运村的其他人或日本人的风险为“零”时，他让医疗官员和基本常识的传播者都瞠目结舌。

巴赫补充说：“我们也相信，一旦日本人民看到日本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的表现，他们的态度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激进。”换句话说，一些人可能不得不牺牲他们的健康，甚至他们的生命——但奥运会必须继续下去。

国际奥委会坚称，奥运的目的是“庆祝运动员”，并将运动员放在首位。但在全球新冠大流行期间举办奥运会，实际上是把运动员放在了最后。国际奥委会声称东京奥运会是“安全且有保障的”——把这句话告诉在奥运村新冠检测呈阳性的南非足球运动员；或者把这句话告诉那71名运动员或奥运代表团成员，他们在抵达东京后被诊断出感染了病毒。

国际奥委会对将奥运会选手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负有全部责任。由于东京官员签署了完全不平衡的主办城市合同，只有奥委会才有权力取消奥运会。

巴赫说：“这届奥运会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它表明，即使在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奥运会也能以安全可靠的方式举行。”

在日本的普通人看来，这听起来很空洞，这是非常保守的说法。日本关西大学（Kansai University）的教授伊谷聪子（Satoko Itani）告诉《国家（The Nation）》：“我一直非常担心奥运会给日本社会带来的破坏。所有的间接证据表明，由于日本是奥运会的主办国，政府淡化了疫情的严重性，结果他们未能在本可以控制的病毒时候遏制住病毒的传播。这已经造成了太多的死亡。现在，日本居民每天都在关注与奥运游客有关的新冠病例的出现。我们还看到，所谓的奥运‘安全泡泡’没有发挥作用，我对此感到震惊。2020年东京奥运会，通过传播病毒和吸收公共资源威胁到了这里的生命，而我们迫切需要利用这些公共资源，来从大流行和其他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中恢复。”

东京奥运会应该成为对各地奥运会主办方的一个警告。这届奥运会不仅让人们注意到奥运会的普遍问题——开支过大、迫使劳动人民流离失所、公共场所军事化和漂绿行为（指绿色公关或市场营销团队进行欺骗性宣传报道的一种形式，以此向大众宣称某个组织的目标和政策是环境友好型的），而且还强调了国际奥委会那群令人生厌的体育大亨在道德禁区犯下的错，以及该组织以合法和非法手段造成的腐败。在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中，国际奥委会向世界表明，它几乎不会遵守任何道德规范。

至于托马斯·巴赫，伊塔尼表示：“这里的人被他的傲慢和粗心激怒了。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他不顾‘广岛和长崎原子弹幸存者’（hibakusha）的反对，前往广岛和长崎，却没有接受两周的隔离期。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经历被用来‘和平洗白’奥运会。如果巴赫真的对创造和平世界感兴趣，他必须从学会倾听人们开始。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或者在不了解人们真实情况的情况下发表声明，都是与和平背道而驰的。”

在新冠病毒紧急状态期间，基本上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们遭遇了潜在的超级传播者事件，这远非“缔造和平”。这不是和平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