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户籍管制等体制阻碍人口迁移造成了多大的消费需求损失

意见领袖 | 周天勇

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转型，是人口和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和农村向高劳动生产率的非农业和城市转移，也是其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不干预人口的迁移，目前全世界中只有3个国家对居民迁移实行户籍管制。中国从1958年开始设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体制。目前人均GDP为12500美元水平的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城市华水平的标准值为80%，而中国2023年的体制扭曲值，常住人口城市化比率为66.16%，城镇户籍人口比率为47%。户籍管制限制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迁移，导致城市化发展水平和农村收入差距扭曲。

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中受到了阻碍，一是农村农业等劳动生产率较低从而收入较低，二是城镇中农民工人口以及其他非户籍人口，其平均收入以及由于享受公共服务的不平等，要比城镇户籍居民收入低而支出多，城镇户籍居民则由于工资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政府转移收入要比农村居民多，这样就形成了农村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和城镇户籍居民从低到高的收入差距。但从经济学统计分析看，收入水平高的居民，消费率低；而收入水平低的居民，消费率高，但是消费需求的支付能力却低下。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率，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有着边际递减的规律。而迁移受到阻碍的这部分人口收入被减少，支付能力不足，最终就造成了国民经济消费的不足。

这样我们就可以观察“抑制人口流动和迁移—形成收入差距—不同的消费收入比率—生产投资能力越来越大—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生产过剩”的传导过程。也就是说，市民化的城市化受阻导致了农村人口过多地淤积在土地等生产资料较少的农村，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能力较弱，又造成了城镇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与农民相对增长不足的消费能力间的失衡。在城镇资本和技术分配的比例越来越强，农村农民相对的分配能力越来越弱，财富和收入向城镇和中上阶层流动和集中，其收入的高边际投资率，使生产能力扩张，而农民和最不富裕阶层收入的边际消费较高，但是，其增长相对较慢的收入，不能消费和平衡投资和技术创造的巨额的供给。而人口流动管制的施行，使更多农民无法从低收入的农村走向城市，更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我们将城镇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标准值，将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扭曲值。

将与中国国际发展水平和阶段相近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作为标准值，中国城市化水平作为扭曲值，同时根据城乡收入差距计算收入扭曲差值，则户籍制度下居民消费需求收缩规模可以计算2008—2021每年迁移受阻造成的消费需求损失。我们按照城镇常住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两分法划分，如2021年，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0823亿元，居民可支配消费支出总额为340533亿元。人口流动管制，农村堆积的低收入人口过多，低收入的低消费能力，形成了40524亿元的消费需求损失，占到了当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19%，占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11.90%。

实际上，从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方面看，中国居民应当分为城镇户籍居民（即市民）、城镇常住非户籍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三个群体。从经济和社会学意义上讲，相当多的人口从农村流入城镇后，并没有成为城市的市民。他们在城市中务工，很可能在45—60岁时还要回到农村。这部分人口6个月以上在城镇中工作和居住的，都计入了城市人口。但是，他们仍然是城市中漂泊和流动的人口。城镇户籍居民可支配收入要比城市非户籍居民高，我们用三分法试着分解了城镇户籍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三个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如2020年分别为52612元、35074元和17131元。

实际上中国城市化分为6个月以上常住在城镇但没有城镇户籍人口增加，以及获得城镇户籍人口的增加。这样收入水平群体实际为三部分：农村常住人口，农村户籍但在城镇常住人口，有户籍的城市人口。我们只测算了1981-2020年三部分人群各自的可支配收入和各自的收入消费率。按照三分法人口迁移受阻，2020年应该为城市市民而为城镇流动人口，应当在城镇但还在农村的人口，其总损失的消费需求为50630亿元，占当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2.92%，占全年居民消费总支出额的16.91%。

按照城镇户籍居民、城镇常住非户籍居民、农村常住居民三分法计算出来的损失相对据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常住居民与农村常住居民两分法计算的更为巨大。主要是因为将户籍城镇人口定义为市民，其收入水平还是要比常住人口的收入水平高。以此为计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损失，要比常住城镇人口与农民人口的收入差距要大一些。但不管是按照三分法还是按照两分法，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人口迁移的管制使中国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产生了滞后，农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的收入机会和能力被限制在较低和低水平上，由于消费需求能力的不足，造成了巨大的消费塌陷性的损失。这种塌陷性消费需求收缩，越是积累得多，规模越大。这意味着，越是限制人口的流动和迁移，生产会愈加过剩。

由于人口迁移的管制，土地财产性收入分配的不均，高收入的人口集中在城镇户籍居民人群中，他们对生产能力和房地产等的投资能力较强，而收入的消费率较低；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收入的消费率要比城镇户籍居民高，但是二者的收入比却为1.648：1；而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率则更高，但是城镇户籍居民与农村常住居民之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3.06：1。也就是说消费欲望高的人群收入少，消费欲望低的人群收入多，投资能力强，财富和收入向高收入居民集中，其投资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大于低收入人群消费需求能力的增长，于是生产过剩就出现，并且会越来越严重。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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