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返中被捕：各界舆论如何回应？哪些台人在中国被消失？ - 端传媒 - 最新
端传媒 - 最新「“没有比出版更应享有自由与人权的权利，没有比出版更具正义的行为。”」
（端传媒 台湾组 发自台北）
台湾时间4月20日凌晨，《倾向》文学人文杂志总编辑、作家贝岭于脸书发文指出，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于3月中旬赴中时在上海遭到警方（国保与国安系统）秘密拘捕，情节如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于深圳一般，被“不公开扣留”；而后贝岭以自己的经验为例，呼吁各界救援。
这则贴文意外打破台湾出版界与媒体界因尊重家属低调处理而维持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共同沉默，也带起了立场不一的争论与猜疑，更形成进退不得的困局。而这些讨论的核心，很大程度包围著富察这个人的身分，及其在台湾建立的出版事业，乃至于出版风格上——中国人、台湾女婿、出版不受中共欢迎的禁书。
1971年生于辽宁省岫岩县的富察，汉名李延贺。拥有中文博士学位，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的他，因与台湾女子结婚而移居台湾，并在台湾出版人郭重兴的邀请下，于2009年在读书共和国集团旗下，打造以“八旗文化”为名的出版品牌。
在出版圈，他习惯以“富察”之名与各界往来，一是呼应他的满人身分认同，二是此名也与他所推广的非汉人中心历史论述结合，恰能透过其名反应八旗文化的出版精神。
在品牌经营初期，当富察还是“李延贺”时，因带有强烈文艺青年色彩，出版品知识性、散文性兼具，例如旅居海外的作家胡晴舫的作品，便是他时常提到的“成绩”。此外，他也引进西方记者所书写的中国题材非虚构写作——先是以何伟的《甲骨文》一书在台湾掀起中国热，而后更透过梅英东《消失的老北京》、欧逸文《野心时代》持续在台湾推广“非虚构写作”概念；甚至也在台湾推介中国优秀的非虚构写作题材，像是纪录片导演张赞波的《大路》，便在台湾获得诸多肯定。
随著出版规模增大，富察始以“旗主”精神为编辑核心，鼓励各编辑发展自己的路线。因此，八旗文化出版书籍从2009年创社开始算起，至今年4月为止， 已有535本出版品，但题材不一，从散文、法国文艺、东南亚史、美军基地甚至奥运问题，都包含在内。但读者比较关注的，仍是历史与中国题材。
在历史题材方面，八旗文化的出版关注一路从清廷制度史、日本右翼史观看中国史、美国保守主义的探究，乃至借由内亚史重塑中国史；最近一波引领阅读风潮的便是《兴亡的世界史》系列的出版。
“就编辑意识、出版重要性来说，《兴亡的世界史》系列以世界史的角度全面检视课纲所缺少的全新史观，才是影响最大最广的。”八旗编辑受访时就曾表示，在台湾每一百人之中，就有一人曾读过一本《兴亡的世界史》，“这种普及度很需要注意。”
在八旗的中国题材方面，被读者暱出版称“阿姨”的中国历史学者刘仲敬所挑战汉文明论述的历史书写，既结合西方与东方历史经验，也探讨层面覆盖中国古今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探讨，立场鲜明，广受“姨学”粉丝欢迎。此外，林慕莲《重返天安门》、何清涟《红色渗透》、裴敏欣《出卖中国》、罗谷《低端中国》等书则是检讨当今中国；包含异议人士余杰的系列出版品在内，由于中国题材事涉敏感，因此作者群皆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美籍华人，或者是流亡海外的中国人。
换句话说，富察虽然出版大量中国历史或中国议题，却非现今中国市场所喜，作为一个中国籍人士，旁人不免因其出版作为，担心他往返中国的安危，但富察总说自己不过是个编辑，不会有事。直至今年，因疫情平缓，已于2013年取得台湾地区居留证的他，为了取得正式公民身份，于3月19日返回中国办理户籍撤销手续，并且探视家人。不料，却于3月21日在上海被中国国安人员秘密拘捕。
绝大多数人皆认为，是八旗文化出版品让富察踏入险境，例如美籍华人裴敏欣所著、揭露中国官场贪腐的《出卖中国》，日本法学博士熊仓润以遭中共支配70年的新疆为题材的《新疆》。
据了解，因时值前总统马英九赴中祭祖，家属曾请求马英九的协助，亦有向国民党求援，皆无下文。又富察处于“失联”状态，家属及八旗文化在未得到明确讯息前，仍抱持著“乌龙一场”的希望，被动等待富察回讯息，因此，即使消息已经散开，包含李敖之子李戡于脸书上嘲讽其为“中共卧底因任务失败被捕”，家属与出版社都克制静默，不予积极回应。
直至4月20日，贝岭在脸书上的呼吁，划破这集体沉默，异议作家廖亦武也在社群网站上表示，台湾政治文化界无论立场为何，都不应该觉得事不关己，抱持可耻的沉默，否则会被整个自由世界瞧不起。
台湾负责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则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以“尊重家属意见与想法，不便公开”，回避谈论细节，仅表示与家属保持密切联络，且“人是平安的”。
最初，众多文化人对贝岭的“横空出声”感到愤怒，认为其无视家属的心情，恐置富察于险境，故贝岭也在家属与出版社要求下撤文；但也有熟悉中共政权的八旗作者、富察友人，在事情已被公开的情况下，发出连署声明，表示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无罪”，并要求中国当局早日释放富察。
连署发起人之一为前八旗文化主编、与富察共事多年的王家轩。消息公开后，王家轩便酝酿连署，并于22日于脸书公开连署名单。最初有包含汪浩、矢板明夫、王丹等以研究中国的学者、作家、记者为主要连署成员，约有40人参与。
王家轩受《CNN》采访时坦言，每当富察回到中国，他和其他朋友都会担心他的人身安全。王家轩表示，富察致力于他的工作，并渴望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中国历史。“他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是学术性质的，并且已经在公共领域公开了。”
李敖之子李戡先是在富察“失联”之初，便在脸书暗示他被抓，直至贝岭公开消息后，连发数文，指控富察为中共派来台湾卧底的间谍，方能在出版多本禁书的情况下，往返中国，而此次被捕，系因“任务失败”被惩治；包含李戡在内，还有许多网友认为，富察之所以能往返中国，是有靠山，如今可能因为靠山倒了，才会被处理。
但绝大多数人皆认为，是八旗文化出版品让富察踏入险境，例如美籍华人裴敏欣所著、揭露中国官场贪腐的《出卖中国》，日本法学博士熊仓润以遭中共支配70年的新疆为题材的《新疆》，此外，还有矢板明夫多本作品，都有可能挑起中共政权的敏感神经。其中今年出版，并举行多场宣传活动的《新疆》，恐怕是引爆点，台湾媒体亦透过对台湾官方的采访，证实这一点。
然而，由李戡所发动的“阴谋论”仍然产生影响，并让更多与富察相熟且了解中国的媒体人（如胡采苹及李志德）卷入“澄清”与“解释”此怀疑的风暴；而其他与富察有往来的工作伙伴，则持续谈他们认识的富察，间接反驳指控，并斥之为“诛心之论”。
出版界咸认：富察在出版界拥有好人缘，他对知识充满热情，个性直率单纯，因此，认识他的朋友，对于“扣帽子”的阴谋论，都不予认同。八旗文化编辑们甚至各自发文表示富察是什么事都冲第一、对出版充满热情跟想法的总编，也是个有肚量、充分信任下属、充分授权下属的主管。
包含八旗作者何清涟在内，几位作者与出版人都认为要趁这个机会好好讨论并面对问题。何清涟认为，惩罚富察是中国政府想借由寒蝉效应吓阻台湾出版界，但北京显然没考虑到，抓捕富察将起到反作用。出版人颜择雅甚至直言：“八旗出版总编辑富察在中国失联，是一定会影响台湾（还有华文世界）阅读选择的。”
颜择雅表示，我们根本不知他被找麻烦是为了哪一本书，也不知中共是不爽出版本身，还是纯粹想搜集作者资料，想透过审讯出版人，并查扣其手机，看看有什么资讯是情报单位可以运用。“这会造成寒蝉效应，让不少台湾出版人在决定要不要出版中共可能（重点是可能，不确定）不喜的书时，要多一层考量。”
“当然台湾这边还是会有出版人为华文世界守住出版自由最后一个堡垒，继续出中共不喜的书。”颜择雅进一步说明看法：“但这种出版人会变少，那代表书稿与书稿之间的竞争会变剧烈，有些本来有出版机会的书，将来就没有了。”
在这股讨论声浪下，八旗文化却于4月23日，即作者连署公布隔天，发出声明，表示立场与家属相同，不会有回应，至于其他衍生的言论，也不代表家属与出版社立场，“我们等待富察平安归来。”
八旗文化选择静默，而读书共和国大家长郭重兴亦回避媒体约访，只说此时仍不宜发表意见，而这也是尊重家属意愿。
出版与知识界则有不同声音。作家卢郁佳发文表示，各出版社应该告诉各国出版社、记者、学者、作家、政治人物，在社群网站上或受访要求放人，救援异议人士要做这些。至少让和他版权往来的各国出版社、作者知道竟然出了这种事，他们再来判断自己应该做什么。“结果八旗出声明给讨论关了静音。”她认为，一个人被抓，全体社群精神上也被抓，反应好像已经沦陷了一样。因为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希望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
“台湾出版界与文化界表态都算节制，也没政治人物出来开记者会，最重要原因当然就是家属选择低调。这当然是希望让事情有转圜余地，最好到头来只是误会一场。要不然，富察的事情其实是让台湾文化界很震撼的。”出版人颜择雅从消息曝光后，便持续在脸书发表意见，并认为：“目前这种声援的声量其实不正常，原因是家属不想出面。但愿，这种克制能换来好的回应。”
直至4月26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证实富察确实被国安单位逮捕，“李延贺（富察）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国家安全机关的调查。我们会依法保障他的权益。”
此言，等同于确认了富察被捕且被调查一事为真，中国内部也释放各种言论，指控富察造反。
然而台湾官方与舆论仍因家属所愿，处于被动等待的状态中。至今不见下一步动作。
富察被捕之后，媒体曾以“寒蝉效应”描述其对台湾出版可能造成的影响与效应。时至今日，除了颜择雅，仍无出版界大老为这件事发言，而八旗文化编辑则透露，原本将于7月出版的新书，因住在中国作者深怕受到牵连，忍痛收回书稿，撤回在八旗的出书计划。
“这难道不就是自我审查吗？”这位编辑忍不住感叹：这本新书跟现代几乎没有连结，但作者会怕自己被牵连，虽能同理，但除了同情他的处境，也会更害怕我们的出版自由就这样无形中被限缩了。
针对富察被抓，台湾官方及各界舆论如何反应？
台湾官方陷被动回应
中共想借此达成恐吓目的，展现其对台湾的打压，建议台湾人前往中国大陆需注意风险。
就在中国国台办证实富察于中国被捕，正接受调查的同日，台湾官方也在国会及活动现场，被动回应此事。
相较于消息公开时，陆委会的保守回应，陆委会主委邱太三26日，在内政委员会接受民进党立委黄世杰质询时表示，从杨智渊、富察的案件来看，中国大陆绝非民主自由人权国家，甚至可以长臂管辖到台湾，近来的案件一个从事政治活动、一个做出版的，这在台湾是稀松平常的事。他说，中共想借此达成恐吓目的，展现其对台湾的打压，建议台湾人前往中国大陆需注意风险。
邱太三也透露，富察的母亲、妹妹与妻子都有被接触、被警告，如有新情势的改变，会和家属商讨、尊重家属意见。
国安局长蔡明彦同日在立院交及国防委员会答询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质询时，证实富察被捕，政府部门的情报掌握：富察是在3月19日前往中国，3月21日遭到上海地区的国安人员约谈，随后失联，理由是违反国安法。
海基会董事长李大维则于“辜汪会谈30周年”活动上指出，富察与杨智渊两个案子很敏感，他无法保证案子会持续多久，但政府与海基会一定会有所作为。李大维也表示，有些事就像跳探戈，要两个人而非单方面积极，需要两方都非常认真、非常努力才会有成果。
台湾政党与民意代表的反应冷淡
人类的历史证明，专制极权的手可以抓捕、凌虐自由灵魂，但却永远无法阻挡追求自由的精神。
相比台湾官方的被动回应，民进党不分区立委范云在消息传出的第一时间，就在脸书发文呼吁关注富察消息，她直指对抗中共的蛮横与粗暴，只能凭借公众的关注与国际压力。
范云表示，人类的历史证明，专制极权的手可以抓捕、凌虐自由灵魂，但却永远无法阻挡追求自由的精神。她说，台湾作为抵挡中共极权扩张的第一线，会继续作为民主灯塔，替所有自由灵魂点亮回家的路。
但除了在立法院提出质询，执政党民进党及其民意代表并未多发言，各政党中，只有在立法院仅有三席席次的时代力量，对富察事件主动发声。
时代力量发言人余佳蒨表示，从李明哲、李孟居到近期的富察、杨智渊，这些台湾人在中国遭到滥捕只是冰山一角，目前仍有上百位在中国无故被失踪的台湾人，至今下落不明。余佳蒨还指出，中国从共机扰台、环台军演、制裁台独顽固份子，到现在大动作滥捕无辜民众，目的就是在散播恐惧、迫使人民噤声。
时代力量呼吁社会持续关注，也会全面支持政府向中国了解被关押台湾人现况，并提供家属必要协助。
国民党则不发一声。据闻，在前总统马英九3月27日返中祭祖出发前，马英九办公室已获悉此事，而端传媒向马办请求回应，至截稿时间为止尚未收到回复。
熟悉中国的海外知识分子齐发声
中国的压制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阶段，这次的拘束传达中国不能容忍任何和它相异的叙事。
相较于台湾文化界的微弱声量，中港人士乃是日本人的评论强烈而即刻。
除了异议份子贝岭、廖亦武在4月20日立即出声呼唤救援外，中国民运人士王丹，与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亦有发表意见。
流亡的中国民运人士王丹认为，富察出版的书虽然令中共不满，但“危害国安”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中共抓捕富察的真正目的就是恐吓台湾人。
王丹说，他要再次劝告台湾人，除非很有必要，非去不可，否则应当尽量避免前往中国。他说，不要以为你不牵涉政治就没有关系，中共是人质外交的惯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要抓台湾人，不会管你是否牵涉政治。
《卫报》（The Guardian）将此次富察被捕，与2015的铜锣湾书店事件并提，该书店以贩售中国的禁书闻名。当时，包含老板林荣基在内的五名员工在不同地方被捕、拘留于中国，其中桂民海至今仍在狱中。林荣基后来被释放后逃至台湾，接受《卫报》访问时，他表示，不论富察是否要放弃中国身份，中共政府都将他视为中国国民对待。
林荣基认为，从中国角度来看，他们认为你是来自你出生的地方，而富察在台湾出版了一些书籍，违反了他自己国家的法律，这是一个严重的情况，出版这些书是有风险的。林荣基对《卫报》说，富察被捕对其他台湾出版商是一个重大的警告。
旅美华裔作家余杰针对富察被捕一事，连日在脸书上发文感叹：“从来没有见过像富察这样对出版有如此可以称之为狂热的热忱的出版人。”余杰曾劝在帮自己编辑新书《一九二七：反共之年》的富察不要去中国，却阻止不了憾事发生，但也感谢台湾的出版自由：“祈愿不要重演此前的悲剧，希望台湾出版界不要因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在八旗文化出版《没有墓碑的草原》等书的日籍蒙古作家杨海英，在推特声援富察：“没有比出版更应享有自由与人权的权利，没有比出版更具正义的行为。祈愿八旗文化出版的富察先生能早日获释。”
杨海英亦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专栏指出，希望日本的出版界和学者们能够发声、为富察争取获释，如果不这样做，日本的出版界和学术界最终也可能受到中国的干预。
日本产经新闻社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除了参与连署，在事发后也于脸书表示，富察的被捕说明中共已经手伸到了台湾的言论与出版自由的领域。据矢板明夫了解，富察曾在三年前为了换身分证回中国而后安然无恙归来，不过这几年中国环境发生巨变，“过去没事、现在有事”是常有的事情。
作为八旗文化的作者，矢板明夫表示，富察领导的八旗出版社在中文出版世界里一直持续为海外自由派发声，作为一面捍卫言论自由的旗帜，中共可能是想透过秘密羁押富察，达到寒蝉效果。此时台湾社会应该团结，坚决捍卫台湾的主权和自由。
今年透过八旗文化出版《新疆》一书，而被认为是富察肇祸原因的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国际政治学科副教授熊仓润，也在接受日媒采访时指出，中国想借由关押富察造成寒蝉效应，不过这在他看来适得其反：透过拘束无辜的人，只会让中国的形象更加恶化，对于在中国以外的人来说，八旗的出版作品是客观的学术研究，不是针对中国有任何动机而出版的。人们会觉得中国完全缺乏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气度，这会加剧人们对中国的疏离感，甚至离开中国。
熊仓润认为，中国的压制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阶段，这次的拘束传达中国不能容忍任何和它相异的叙事。有人认为富察被拘束和过去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类似，不过台湾并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实质统治，当然也拥有出版自由。但现在中国拘禁从事学术出版工作的人，这显然比以前更加严厉，中国可能扩大对于台湾的打压，这对于日本而言并非无关紧要的事情。
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出版不是犯罪
“出版不是犯罪，拘留富察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
对于富察被抓一案，提出呼吁与声援的非政府组织，多是捍卫言论自由权的团体，包含无国界记者组织和美国笔会。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呼吁立即释放李延贺。该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在声明中表示，“无国界记者组织对李延贺被拘留感到震惊，他是中国最后一批仍敢出版批评政权的调查性书籍的出版商之一。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提供有关他下落的详细资讯，并确保他能够返回他在台湾的家人身边，不再拖延。”
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自2012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开始了对新闻业的打压，在无国界组织的报告《中国新闻业的大跃进》中，详细介绍了北京如何竭力控制境内外媒体和资讯。
声明也提及，在2022年无国界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5位，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和新闻自由维护者的追捕者，至少有114人被拘留。
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的美国笔会（PEN America，简称PA），于国台办证实富察被捕当日发表声明，强调“出版不是犯罪，拘留富察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富察，并肯定富察出版中国异议人士书籍和西方作家译本，让读者能够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与观点。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4月28日发布一张书本内容被模糊的图片，直指富察的失联与2015年铜锣湾书店员工在中国失踪后认罪的事件相似，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对新闻媒体与异议的打压。
曾遭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关押五年、终在去（2022）年返台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于个人脸书上指出，中国以拘捕富察作为恫吓手段，目标在打压台湾的出版业及言论自由的价值，这类事件不会因为社会息事宁人就停止。但他也提醒，每个家庭有选择处理的方式，社会应该尊重富察家属的决定与判断。
李明哲认为，人们苛责被害者的错误思维，反忽略了中国政府将黑手伸进台湾出版业的严肃事实。他更近一步提问：“当中国政府舍弃私下施压的隐晦方式、改以公开恐吓威胁台湾社会时，我们该如何反应？”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逸翔亦有参与连署，并就此事在《思想坦克》上撰文指出，“这起涉及侵害人权强迫失踪案件，或可说再次印证中共暴政的本质”。施逸翔点出过去台湾公民遭中国扣押的案件：2012年的钟鼎邦事件、2017年的李明哲事件与2019年的李孟居，揭示台湾公民“被失踪”的状况并非首例。
施逸翔认为，亚太地区应建立以APE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为框架的人权保障机制，透过公开资讯的流通与完善的救济机制，串连台湾、香港、日本、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处理曾在中国被强迫失踪、侵害人权的跨境个案名单，进一步采取相关救援行动。
他在文末再次呼吁，当人权事件发生时，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去质疑受害者、甚至批判家属的应对方式，而是对中共侵犯人权的暴行，提出严厉谴责。
国际舆论关注：富察被捕或成两岸新考验
“如果我害怕中共，我将如同行尸走肉，因为我将失去生命最珍贵的东西：真理、正义和爱。”
两岸关系与中港台人权，是外国媒体关注的重点，富察被捕一事，陆续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指出，富察被捕，对于两岸原就紧张的关系，可能成为一项新的考验。报导说，北京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必须接受与中国统一，但多数台湾人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他们厌恶习近平的威权统治。纽时认为，富察被大陆拘留期间，台湾当局可能很难与他联系，因为目前两岸关系紧张，而且他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指出，在中国政府宣布富察被捕的同一天，中国国民代表大会通过扩大反间谍法的修法法案，这可能会使指控外国人从事间谍活动变得更加容易。这项修正将于7月1日生效。
西北大学媒体法律和政策倡议的主任魏森豪斯 （Doreen Weisenhaus）评论，这些修正案可能被用来针对外国记者，而记者与企业很难知道这些新法律会带给他们什么麻烦，这是中国法律与法规的“标准”，也就是模糊性，以便在利用这些法规时，带给执法者最大的灵活性。
读书共和国虽无发表意见，但《卫报》也向水准书店老板，亦是读书共和国投资人曾大福询问意见。曾大福经营位于师大商圈的水准书店已十数年载，水准书店主要贩卖历史与政治相关书籍，以及各式翻译书，他不仅卖书给学生，也卖书给台湾总统蔡英文。
曾大福说，自己与妻子很了解富察，“富察很善良，想出版好书，但在中国很难，因为有审查制度。”
曾大福认为，自己与富察的工作，是将教育材料传递给年轻世代，让民主得以延续。“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承担风险，以确保下一代人的安全，”他说。“如果我害怕中共，我将如同行尸走肉，因为我将失去生命最珍贵的东西：真理、正义和爱。”
富察案衍生讨论：近年有哪些台湾人在中国被捕？
2023年3月，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于全国人大会议进行工作报告，提及去年因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等入狱的“犯罪份子”时，被视为台谍的施正屏及李孟居都列名其中。
在富察遭捕前，2017至2023年间，台湾人前往中国大陆遭捕且消息见报的，另有2022年杨智渊、2019年李孟居与郑宇钦、2018年施正屏，以及2017年的李明哲等人。
杨智渊
现年33岁的杨智渊，创办台湾民族党并担任副主席，该党以“推动台湾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并加入联合国”为纲领。
去（2022）年8月3日，杨智渊遭中国温州市国家安全局以“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被实施“刑事拘传审查”，时任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台独份子采取措施，凡事以身试法的台独顽固份子“都逃脱不了国家法律的制裁”。由于恰逢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之际，令台湾社会舆论认为系为北京当局恫吓之举。
本月25日，中国温州市检察院以涉嫌分裂国家最正式批准逮捕杨智渊。
杨智渊2008年曾加入民进党，2011年7月创办台湾民族党，2014年，杨智渊另与友人组成“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与被视为统派政党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面谈合作。2016年，杨与中华统一促进党前往上海市，并与南京市长、上海副市长会面。2019年，杨智渊以双重党籍的身份，代表“一边一国行动党”参与2020年新北市第九选区立法委员，最后仅获900票。2022年1月，杨智渊出境前往厦门，超过半年并未返台，最后一次传出消息是8月3日被捕。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旗下的《检察日报》则以百字略以报导：“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杨智渊涉嫌分裂国家罪一案，由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侦查终结，移送温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温州市检察院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杨智渊批准逮捕。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对杨智渊遭中国当局逮捕，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强调，中国国家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台独”分裂分子刑事责任，是进一步敲响严惩台独分裂势力的警钟，任何以身试法者都难逃国家法律的制裁。
李孟居
2019年8月20日，屏东县枋寮乡乡政顾问、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李孟居在反送中期间前往香港及深圳出差，李从深圳皇冈口岸出境到香港时，受中国海关检查行李而被注意并被扣留。枋寮乡长陈亚麟此前对媒体表示，李孟居关注反送中运动，曾于18日传给他一张反送中现场照片。
其后，中国指控李孟居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而受调查，并于2019年10月31日，广东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正式批准，李孟居因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深圳市国家安全局依法逮捕。随后李孟居被指控为台湾间谍，遭判刑一年10月、且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李孟居还于2020年10月11日于中国官媒《央视》节目“焦点访谈”中“认错”。节目称，李孟居拍摄在粤港边境集结的武警照片、影片并传给友人，此为“秘密级资料”。
对中国的控罪，李孟居亲友则声明，李孟居拍摄所谓的解放军集结地点，是在入住的旅馆高层楼，不解这样的照片为什么是“国家秘密”。家属质疑，在网路上搜寻“深圳湾武警集结”，已有大量中国党媒、官媒、及世界主要媒体公开且清楚的新闻图片。
2021年李孟居服刑期满出狱，却因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被限制出境。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剥夺政治权利属于“附加刑罚”，适用对象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无期徒刑及死刑犯等。被剥夺权利包含：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剥夺政治权利之刑期，从有期徒刑执行完毕日起算。
郑宇钦
除李孟居外，《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于该年10月11日一连三天播出“台谍案”，宣称台籍人士李孟居、郑宇钦、施正屏及蔡金树是台湾间谍。节目称他们以两岸学术交流为名义，搜集套取中国内部资料，并让他们在萤幕上对著“祖国”认错与忏悔。
郑宇钦也是“认罪”的其中一人。
2019年4月，曾于捷克任教的台籍学者郑宇钦在入境中国时被捕，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以涉嫌间谍罪起诉郑宇钦。“焦点访谈”指控，曾任查理大学教授的郑宇钦是民进党员，其在捷克期间与“驻捷克代表李云鹏”牵上线，更多次替驻捷克国安人员撰写文章。
节目称，郑宇钦数度出入中国，试图吸收中方学者，并于捷克为台湾情报单位策反中方人员。节目也提及，郑宇钦曾担任民进党前主席卓荣泰的助理。对此，卓荣泰出面否认，指自己完全不认识郑宇钦，更没有这个助理。
依据资料显示，郑宇钦曾于2004年申请加入民进党，但因未依规定缴纳党费，后于2008年自动退党。台湾外交部欧洲司长姜森也表示，郑宇钦并非查理大学教授，外交部也没有李云鹏此人，而郑宇钦旅居捷克的2005年至2018年间，经常公开推广中国一带一路政策，并推动中国与捷克关系，证明中国的指控是刻意捏造、别有企图。
郑宇钦在《央视》节目中“认罪”后，此后再也没有公开资讯。截至2023年5月，目前郑宇钦司法进度不明。
施正屏
前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施正屏2018年8月传出在中国失联，2019年证实被关押在北京，但并未向台湾通报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2020年10月，“焦点访谈”节目中，施正屏现身镜头前“认罪”。节目称，施正屏“打著两岸学术交流的旗帜”，先后向台湾情报人员介绍多名中方涉台工作部门人员。
2020年11月25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遭中方指控涉及间谍案的施正屏，已于24日被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法院一审依间谍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没收人民币两万元财产。
2023年3月，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于全国人大会议进行工作报告，提及去年因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等入狱的“犯罪份子”时，被视为台谍的施正屏及李孟居都列名其中。
蔡金树
蔡金树为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主席，2018年7月20日在厦门失联。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表示，蔡金树的亲友曾于2018年8月底向海基会陈情指出，蔡前往中国福建省泉州市参加两岸食品交易会，入住厦门某饭店，翌日退房后即失联，海基会立即去函中国海协会协寻，并透过管道多方查询。
2019年9月25日，时任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蔡金树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2018年7月被中国有关部门依法审查，并强调已通知蔡金树的家属，不存在失联的问题。
在“焦点访谈”中，蔡金树对镜头“忏悔”表示，“自己在大陆二十几年了，一来就追随前辈从事两岸交流，但却被情报局利用，作出危害大陆国家安全的行为，这是我始料未及，也是很后悔的地方。”央视旁白指出，蔡金树已于同年7月被法院判刑四年。
实践大学企业管理学系讲座教授江岷钦在政论节目“少康战情室”中指出，蔡金树是“蓝到底”的人，多次在《中评社》发表意见，对蔡英文政策加以批评质疑，一样被关。
李明哲
相较前文被指控为间谍并遭审判关押的台湾人，2022年4月13日服刑期满的李明哲，现已返回台湾。
2017年3月19日，任职文山社区大学、从事社区推广教育工作的李明哲从澳门入境中国时与友人失联，随即失踪。在台湾民间团体的奔走与大动作施压下，10天后国台办才对外证实，
李明哲遭中国官方以“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为由拘留。
李明哲在被拘留期间，前后传出李涉嫌“间谍罪”、“嫖妓”等罪，而后在其妻李净瑜的奔走下，前往美国争取国际奥援，出席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控诉中国戕害人权，并拜会国际人权组织，在一系列国际舆论施压下，李明哲最终于2017年9月11日于湖南省法院开庭进行公开审判，最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判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力两年，成为台湾首位因该罪名遭判刑的公民。李明哲随后被移送湖南赤山监狱服刑。
根据李明哲表示，当时他是透过微信，与中国友人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事务，并援助中国的政治犯与其家属，包括寄书、寄送物资等。他每年固定前往中国拜访友人，并到当地观看援助工作落实情况。2017年李明哲依照往例前去中国时，于珠海入境之际被逮捕，随后押解到广州的指定地点且限制住居，遭“秘密关押”两个月。
富察案衍生讨论：中国籍配偶入籍台湾程序为何？
陆委会强调，取得在台定居许可的中国籍配偶，依台湾规定须缴附注销在陆户籍相关证明文件，但政府从未要求当事人“必须亲自返中办理”。
富察与台湾籍妻子结婚后，2009年依亲前往台湾定居，并于2013年取得台湾居留证，但仍未注销中国户籍。八旗文化前主编王家轩在脸书发文指出，富察原本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但已申请并获得中华民国国籍，富察此次返中即是要放弃中国籍。台湾社会也质疑，富察是否因台湾对中国配偶的入籍政策要求导致被捕。
陆委会强调，取得在台定居许可的中国籍配偶，依台湾规定须缴附注销在陆户籍相关证明文件，但政府从未要求当事人“必须亲自返中办理”。陆委会指出，如个案基于特殊因素或人身安全等考量，以至于不宜返中办理相关证件者，政府主管机关应会衡酌个案特殊状况提供适切的咨询与协助。
据《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0条第7项规定，申请定居的大陆地区居民应备齐“丧失原籍证明之公证书”。而若中国籍配偶要取得台湾身分证，必须先依亲居留满四年，且每年居住逾183日，可申请长期居留；长期居留满两年，且每年居住逾183日，可申请台湾定居证，并申请初设户籍登记即可申请国民身分证。
陆委会曾说明，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相关子法规定，中国人民申请定居时应缴交丧失原籍证明，未能于申请时缴付者，经具结后移民署会先核发定居证，当事人应于许可定居之翌日起算三个月内缴付相关证明文件。
去年12月，一名中国配偶YouTuber“焦虑主妇 Lia”上传影片表示，她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后，返回大连办理注销原籍程序，后续却遭当地官方以“系统问题”拖延取得返台所需的“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大通证）而无法返台。
当时陆委会亦表示，政府已掌握相关讯息，并已透过管道与当事人保持联系。不过就在“焦虑主妇”上传影片引发大量关注后，她又另传影片表示是自己没弄清楚定居、探亲签注办理时程不同，加上疫情影响，误以为时间遭延误，后续已取得证件返回台湾。
本文章由 flowerss 抓取自RSS，版权归源站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