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假科学产业：“论文工厂”是如何威胁进步的

中国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高产生产者，但是大量造假的研究，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现实后果

作为生物医学出版商Spandidos的欺诈检测员的工作之一，约翰·切塞布罗翻阅研究论文，仔细检查几乎相同的细胞图像。对他来说，“论文工厂”，一种收钱编造科学研究报告的机构，所使用的伎俩已经变得令人厌倦。

造假手段范围很广，从明显的复制（从众多不相关的研究中，复制了显微镜载玻片上相同的细胞培养图像）到更微妙的修补。切塞布罗说，有时候一个图像会被旋转，“试图欺骗你，让你认为它是不同的”，“有时，你可以检测图像的哪些部分经过数字处理，添加或删除细胞或其他特征，使数据看起来像你在假设中预期的结果。”他估计，由于数据造假或道德问题，已经拒绝了5%至10%的论文。

位于雅典和伦敦的Spandidos公司，接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论文，大约90%来自中国作者。2010年代中期，独立科学家指责斯Spandidos发表的论文，使用了相同的数据集。为回应这些指控，出版商正在利用一个内部欺诈检测小组来剔除虚假研究。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研究人员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高产的科学论文出版群体。根据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的计算，中国在2021年发表了370万篇论文，占全球产量的23%，仅次于美国的440万篇。

与此同时，中国在论文被其他作者引用的次数方面一直在攀升，引用次数是一个用于判断产出质量的指标。根据日本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数据，去年，中国在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方面首次超过了美国，尽管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首次对Covid-19病毒基因组进行测序的研究，在大流行的背景下被多次引用。

中国文产量飙升，已经引发了西方政储的关注。中国在量子技术、基因组学和空间科学等备受瞩目的领域取得的进展，以及北京两年前出人意外的高超音速导弹试验，让有有些人坚定的认为，中国正在向实现全球科技霸权的目标迈进。

西方机构和中国机构之间的信任正在破裂，类似的担忧也火上浇油。由于担心知识产权被盗，一些大学对中国学者进行了背景调查。

但专家们说，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文产出背后，是系统性的低效率和低质量及欺诈性研究。中国学者们经常抱怨说，为了在大学里获得职位，发表论文的压力非常大。

“为了在中国学术界生存，我们有许多KPI（关键绩效指标）需要达到。因此，当我们发表论文时，我们关注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物理学讲师说。“当未来的老板看到我们的简历时，他们更容易关注我们产出数量而不是研究质量。

世界各地的科学出版商们对欺诈的规模越来越感到震惊。他们的联合出版道德委员会（COPE）去年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提交疑似假研究论文的情况……越来越多，并有可能使大量期刊的编辑程序不堪重负”。

问题是，没有一家出版商，即使是最警惕的出版商，有能力剔除所有的欺诈行为。撤稿的情况很少，而且可能需要多年时间。在此期间，科学家们可能会在一篇假论文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在生物医学领域，当许多研究的目的是开发严重疾病的治疗方法时，这就更加令人担忧。

奥托-冯-格里克马格德堡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本哈德·萨贝尔是呼吁“迅速采取全球行动，恢复科学记录的健康状况，防止人们对科学的信任受到侵蚀”的众多期刊编辑之一。

萨贝尔说，“科学和真爱有两个共同点，都易被激情所迷惑，都依赖于信任。如果失去了信任，就很难回头了。”

论文工厂

伴随中国崛起为科技强国，中国作者的可疑研究激增，引起了许多独立学者的注意。

大卫·比姆勒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名心理学家，曾在新西兰的梅西大学工作。他发现吉林大学有150篇生物医学论文使用了相同的几组数据，并得出结论，这个机构有一个内部论文纸厂。

另外两位专家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也提到，吉林大学是产生虚假研究的首要犯罪者。吉林大学没有对评论请求作出回应。

比姆勒说：“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忙碌的人们会开始关注他们的论文，因为他们并没有很好地掩盖大规模生产的事实。”

出版商组织COPE，将论文工厂描述为“以盈利为目的的、非官方的、可能是非法的组织，他们生产和销售欺诈性的手稿，似乎类似于真正的研究”。

对虚假科学成果程度的估计差异很大，已发表论文中的从2%到20%，甚至更多。根据他自己的研究推断，萨贝尔认为论文工厂的全球收入，每年至少为10亿欧元，甚至可能更多。他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属于论文造假最严重的地区，尽管萨贝尔也指出，论文工厂“绝非仅限于中国”。

在中国的电商网站（如淘宝网）上，按订单生产论文的在线经纪人层出不穷。最近在淘宝网上做广告的一个经纪人向客户收取800美元，用于向国内一家中等规模的医学出版物投稿。

一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医学研究者说，“科学不端行为是一种有组织的做法，而且几乎一直作为一项业务半公开地运行”。她解释说，来自低层次大学的欺诈性论文，使用更便宜的论文工厂，更容易发现。他们倾向于多次循环使用相同的欺诈性数据集，而更有名望的大学学者，可能会购买其他研究人员的“剩余”实验数据。

中国政府已经对论文工厂的行为进行了处罚，包括禁止违规的研究人员申请政府资金。但执法不力意味着这种做法仍然很普遍。

切塞布罗说，一个典型的警示信号，是作者拒绝分享支持其假设的基础数据。他说，“我已经看到了所有的借口。有二十几次，研究人员说他们的电脑坏了。听说有五位作者死亡，十几位作者离开了研究所，再也联系不上了。”

虽然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必须发表论文以促进他们的职业生涯，但中国学者的压力，因资源有限和竞争者众多而加剧。科学信息研究所（ISI）估计，中国有超过200万名研究人员在争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资金。那位物理学讲师说，这产生了一种“制度化的作弊动机”，以达到引文和出版物产量的目标。在一些大学里，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学者可以获得现金奖励，尽管这种做法越来越被人诟病。

英国诺里奇约翰因斯中心植物学家，凯西·马丁（Cathie Martin）负责与中国科学院的交流和联合项目，她对在其植物科学实验室工作的中国研究人员的能力充满赞扬，但也很清楚他们所面临的压力。

她说：“在中国，科学研究的所有方面都是以发表文章为基础的，不仅是涉及你的职位，还有职位的等级。如果我的一个人要回中国找一个职位，很多时候他们会被告知，如果你再拿到一篇论文，就可以申请到我们的机构，然后他们会告诉你必须在哪个级别的杂志上发表。”

医学领域在生产虚假研究方面的名声特别不好，因为临床医生需要发表论文来拉升医院的等级，迫使时间不足的医生外包给论文工厂。

加利福尼亚州的微生物学家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强调了不良科学的案例，她是一个团队的成员，这个团队检查了来自世界各地作者的2万篇生物医学论文，发现有800篇存在“不适当的重复图像”的情况。她说：“来自中国的论文含有问题图像的几率比平均水平高。”

知名科学家也被发现产生了可疑的研究。比克说，她发现了一位在中国工作的著名免疫学家的50篇论文，“其中有不同的问题，从小型的到严重操纵的图像”。中国政府在进行官方审查后认定，“他对这些被篡改的图像没有任何责任”。比克说，“他被打了一个小耳光，但并不严重。他仍然在出版。”

Can you spot the image manipulation?

Two fluorescent microscopy images in a paper authored by Chinese academics purport to show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experiments . . .

. . . but they share a lot of features that have simply been mirrored

努力让国际合作不要崩溃

对中国学者虚假研究的审查，加剧了西方和中国学术机构之间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本来已经由于地缘政治关系的破裂而不断增加，现在又有了对中国研究人员利用他们在海外实验室的时间，来窃取知识产权的指控。

丹麦最大的学术研究资助机构之一，诺和诺德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兹·克罗斯加德·汤姆森说：“鉴于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我们正在对我们的资助和其他活动进行背景调查（对来自中国的申请人），无论何时何地，这都是相关的。我们根据当局的建议并与我们的资助对象合作来做这件事。”

以专利衡量，中国已迅速且无可争议地成为研究商业化的世界领导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称，中国的专利局在2021年收到160万份申请，而美国的专利局只有60万份。

这样的活动让西方政府感到不安，他们为许多中国科技研究人员来到他们的大学设置了障碍，担心这些学术交流有助于中国在全球的迅速崛起。根据特朗普时代的一项铲除经济间谍的计划，几名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人员因涉嫌向中国泄露知识产权而被指控。

伦敦大学学院研究政策教授詹姆斯·威尔斯说：“西方日益增长的敌意和怀疑，有些是围绕着合法的关切领域，有些是偏执和愚蠢的，但现在有很多中国科技间谍活动和可疑行为的例子。”

他说，随着那些“为合作科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家参与度降低，中国的研究产出的前景，“比近期更加不确定”。

在中国，受过国际培训的学者，最有可能在主要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哈佛大学的知识产权专家谢青南发现，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来自中国的文章中，76%的作者在返回大陆之前曾在海外学习。

（中国的）文化更多的是建立在其他研究基础上的系统思考，而西方则倾向于赞扬个人主义

中国政府通过奖学金和助学金资助了大量理科毕业生赴东京、旧金山和伦敦等地的大学学习，鼓励他们在完成学业后返回大陆。

这种所谓的“海龟”战略，是发展本土科技力量基础的政策支柱之一。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研究部门总裁史蒂文·英奇库姆表示，这种作法“促进了国际合作，提高了中国的标准”。

科学家们说，随着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削弱了维持合作项目所需的信任，双方都将蒙受损失。对于全球许多实验室来说，中国研究人员是参与大规模实验的重要劳动力来源。西方研究人员受益于获得廉价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博士生，他们可以通过运行实验帮助支持他们的发现。

英奇库姆说：“中国在应用和改进方面非常出色。但中国的文化更多的是建立在其他研究基础上的系统思考，而西方则倾向于赞扬个人主义。中国似乎没有以同样的方式突出个人英雄主义的需要。”

北京的那位物理学讲师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美国或英国科学家往往有突破性的想法，做真正的创新研究，中国人是快速的学习者。他们帮助寻找证据，使框架更加稳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滕·芬克说，当研究人员能够“跨越”现有技术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时，中国的创新是惊人的成功。一个例子是北京将投资重点放在电动汽车生产上的战略，而不是已经饱和的内燃机市场。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在全球太阳能电池板生产中的主导地位。

ISI的首席科学家乔纳森·亚当斯指出，中国的国际合作“强烈偏向于物理科学，信息和通信科学、材料和类似领域，在美国尤其如此。在美国的一些研究领域，80%的出版物的共同作者都有中国的地址”。

亚当斯说，发现中国参与美国研究的程度，对一些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完全的意外”，“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在许多这些技术领域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美国作者的研究是与中国共同完成的。”

美国的科学倡导者们，正在努力确保与中国的合作不会完全崩溃。“我们的科学文化是中国科学家的灯塔，”美国科学促进会首席执行官苏迪·帕里克说。“他们帮助丰富了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实验室。这些智力关系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失去国际合作的好处这一大局。”

如果与西方的科学关系破裂，受影响最大的是勤奋的中国学者，因为不信任的气氛和中国在研究方面的欺诈，使他们更难获得国际认可。

“最糟糕的影响是对真诚的中国研究人员，”比姆勒说。“有很多垃圾来自中国，研究人员私下里承认，如果论文来自中国，他们就不会去读……。科学家们没有时间来确定哪些是垃圾，哪些不是。”

Additional reporting by Wang Xueqiao in Shang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