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广州大学女教师抢救病童反被罚

广州市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女教师今年5月因在医院抢救疑脑出血病人，而迟到29分钟上堂授课，结果遭校方认定为教学差错，不仅被处罚扣发2000元（人民币，下同，373新元）的5月奖金，还被全校通报批评、取消年度考评评优评先资格。

事件引发中国舆论哗然并登上星期天（6月16日）微博热搜第一位，网民一面倒声援救人教师，认为她不应受到校方处分，并质问校方“人命重要还是上课重要？”

多名中国劳动法专家、律师也表示，如果媒体报道的相关信息属实，校方可能涉嫌滥用处罚权且有违公序良俗，呼吁应取消对教师相应的处罚。

根据南方医科大第一临床医学院近日公布的“教师上课迟到事件的查处通报”文件，当事人是该校儿科医生俞莉。她今年5月10日教授临床医学（英语授课）班级课程，被学生反馈未按时到教室。

通报显示，俞莉当天上课前在医院查看她分管的病童病情，发现其中一人病情危重，疑似脑出血、死亡风险高，留下来紧急处理，因情况紧急未能及时报告教研室。临床医学系教师冯文艳获知情况后立即到教室安抚学生，并与俞莉保持联系。

有网民批评南方医科大学把上课看得比人命重要，“比起人命，领导更关心按时上课，死了人也要按时上课”“学校处理太绝情，学生反应太无情”，并质疑“这样的学校能培养出有医德的学生吗？”

对于教师因治病救人迟到该不该受处分，河南媒体大河网发起逾6万网民参与的投票，显示超过65％的人认为俞莉“迟到原因是特殊情况，不该受处分”；超过1万人认为“执行规则要讲人情，校方处罚太重了”；还有7000人认为“一码归一码，治病救人要嘉奖，上课迟到要处罚”。

眼见舆情汹涌，南方医科大学星期天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说明”试图管控舆论危机，强调“生命至上、救死扶伤优先”是校方始终坚持的价值理念，并称学校正在向相关单位了解核实情况，后续将跟进处理。

但南京媒体《现代快报》同日引述南方医科大学宣传处工作人员的回应，则为舆论风暴再添一把柴火，不满声浪更难平息。

该工作人员表示，俞莉的处理结果已属“最轻的一种”，还称患者当天就住在医院，不论俞莉在不在，患者的救治都能够得保障，随即引来网民批评荒唐、傲慢：“那不是工作人员的孩子，要是工作人员自己的孩子，恨不能全校老师都能立马放弃手上工作过来救援。”

事件也引发一些中国网民忆起三年冠病疫情期间的就医乱象：“疫情时期，孕妇急诊，医院就是不收，要层层上报，走流程，最后回复没等到，人没了……吃人的所谓符合流程，什么时候能完？”

也有网民认为事件反映出社会的冷漠：“社会的冷漠与无奈不是老百姓造成的，是体制与司法造成的”。

中国媒体一面倒声援被罚教师

中国媒体也一面倒声援俞莉。《新京报》星期一（17日）发评论，认为俞莉用亲身经历为同学们示范了何为“救死扶伤、济世活人”的医者天职，并称“这是一次成功的、生动的医德教育”。

评论也认为，如果救人者事后不是得到褒扬，而是受到处罚，那很多人在救人前就要考虑会不会被罚、值不值得，越来越多的人会因为顾忌在最后一刻犹豫了，社会的良知底线也必然节节退后。

《检察日报》星期一也发评论，指出俞莉把患病儿童的生命权看得比学校秩序更重，这是她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观念，也符合社会的常识常理。涉事教师既是老师，也是医师，无论什么时候，抢救病人于危难之中，远比按时上课更为紧急、更为重要。

上述两篇评论都指出，规则是“死”的，尤其在涉及人命的大问题上，应有更多灵活、权宜的处理机制。

第一财经的评论则指出，校方通报在肯定俞莉行为的同时，还继续作出相关惩罚决定，表明这并非处理决定草率的问题，背后可能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需要深挖的原因。

法律界人士：校方或涉嫌滥用处罚权

中国法律界人士也认为，校方处分因救人而迟到的教师，有滥用处罚权且有违公序良俗之嫌。

《工人日报》星期一引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炜衡劳动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姚均昌律师表示，虽然校方考勤制度有明确规定，但老师迟到事出有因，迟到与救人相比，不能机械地运用制度进行处罚而不考虑具体情况。

姚均昌指出，南方医科大学的制度也明确，因特殊情况发生教学事故（差错），则视具体情况进行处理。在本案中，俞莉迟到是为了抢救病人，属于特殊情况，更应该视情况进行处理。他认为，校方的做法不符合医学院生命至上、救死扶伤优先的理念，应当取消相应的处罚，同时还应针对教师治病救人的行为给予褒奖。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劳动法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洪桂彬律师则表示，目前，上海、宁波、济南等地均明确规定，在极端天气下如暴雨导致未准时到岗劳动部门，尚规定不作迟到早退处理，何况治病救人？

洪桂彬说：“学校的做法不仅涉嫌滥用处罚权而且有违最基本的公序良俗。患儿的生命权大于学校秩序这是基本的常识常理，如此处分不仅损害了当事教师的合法权益，也传递出极其错误的价值观。”

彻底改变墨守成规风气 还得依靠制度法规

这起救人被罚事件，再次表明中国一些部门机构，并未汲取三年冠病疫情期间、多地因严厉遵守管控规定导致民众无法及时就医送命的教训。从处罚结果来看，校方的规则不仅显得僵化、缺乏弹性，而且也本末倒置，无视事有轻重缓急，忽视“医者仁心”“生命至上”等更重要的价值。

相信在舆论一面倒施压下，这起事件的结果大概率将出现反转，并再次引发民间反思“生命至上”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要更彻底改变部门机构墨守成规的风气，还得依靠制度法规，就如同十几年来中国持续围绕“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等问题，从法律层面进行调整改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