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塌方式腐败再现中国多地

下午察:塌方式腐败再现中国多地

联合早报
原中共惠州市委书记陈奕威(左五)为首的第十一届市委10人领导班子,已有七人落马。(互联网)

中共在今年7月中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誓言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严肃查处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全会落幕后,多地陆续被曝出现塌方式腐败。

为期四天的三中全会7月18日落幕后,中共广东省纪委监委7月20日通报,已退休两年的广东惠州原市委书记、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厅长陈奕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

陈奕威也成为惠州市第十一届市委10名常委中第七名被查官员。这很快引起中国舆论热议。


有网民称,“这个地方的腐败实在是触目惊心”,同届市委常委10个人“进去了七个,三任市长前腐后继,还不算拔出萝卜带出来的泥”。

62岁的陈奕威是广东潮州潮安人,先后在潮州、汕头、揭阳工作过,2011年由揭阳市长转任惠州市长,两年后任惠州市委书记。

2018年6月,担任惠州“一把手”五年的陈奕威,出任广东人社厅厅长,并于2022年6月年届60岁卸任退休。



惠州2007年以来已有连续三任市长被查,包括李汝求(2007年至2011年任)、陈奕威(2011年至2013年任)、麦教猛(2013年至2018年任),这显示惠州不仅出现坍塌式腐败,而且前任和接任者还“前腐后继”。

与陈奕威搭班子的市长麦教猛早在2022年4月已落马。麦教猛是湛江雷州人,长期在湛江工作,官至湛江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他2013年5月出任惠州市长,五年后转任广东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后任改制后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直至被查。

官方通报称,麦教猛生活腐化,毫无敬畏,将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承揽工程、工程款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2020年7月至12月,麦教猛被指先后三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宴请,食用高档菜肴、饮用高档酒水。2021年7月至8月,他还三次收受私营企业主以装修款名义,所送礼金共计118.6万元(人民币,下同,21.9万新元)。

陈奕威与麦教猛在惠州搭档五年,并在2018年年中几乎同时离开惠州。

腐败冲击惠州经济竞争力

同届市委常委班子多人相继落马,显示寻租文化大概率从上至下在当地领导层蔓延,上行下效造成不良政治生态,也严重损害法治公平正义,以及经济社会有序发展。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一的惠州,毗邻深圳、东莞,地处珠江口东岸,地理位置优越。这座广东东南地级市也是为数不多既与广州、深圳两座一线城市接壤,又拥有出海口的城市。

在第十一届市委常委2016年主政前,从2008年至2013年,惠州地区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高达14.1%,连续六年位列珠三角前三,号称珠三角发展最快的城市。

惠州自2012年还反超中山,成为广东第五大城市,排在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之后。

但2014年之后,惠州高速发展脚步放缓,整个“十三五”(2016年至2020年)期间,GDP年均增长仅5.5%。

昔日的珠三角新贵,近10年经济增长放缓,也体现在与珠三角其他城市的GDP差距上。

2012年,惠州与广东第四城东莞的经济差距为2838亿元;但到去年,这一差距被拉大至5978亿元。同为深圳邻居,东莞GDP已超万亿,惠州却已掉队。

有中国舆论在陈奕威落马后指出,腐败是经济发展最大的拦路虎和绊脚石,导致陈奕威2011年到任之初许下让惠州发展更好更快的承诺,无法兑现。

贵阳的“前腐后继”

“前腐后继”的现象也出现在近年频频发生官场震荡的贵州。

省会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马宁宇8月6日被通报落马,成为“贵州首贪”李再勇(2011年至2013年任)、刘文新(2013年至2017年任)、陈晏(2017年至2021年任)以来,连续第四任被查的贵阳市长。


贵阳连续四任市长落马,左起是马宁宇、李再勇、刘文新、陈晏。(互联网)

马宁宇是“75后”清华高材生,曾在清华任教,踏入官场后刷新多个最年轻纪录,包括2011年在贵州成为最年轻省级团委书记,年仅35岁;2021年在贵阳成为省会城市最年轻市长,年仅45岁。

马宁宇落马前夕毫无预兆。他8月5日仍参加公开活动,到贵阳市观山湖区调研。

据《贵阳日报》报道,中共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胡忠雄8月6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马宁宇案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敦促贵阳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马宁宇案为镜鉴,结合开展孙志刚案和李再勇、周建琨案以案促改。

曾主管中国国家医疗改革长达五年的中共贵州原省委书记孙志刚,去年8月落马,成为2022年中共二十大以来首名落马的卸任省级党委书记、以及第三名与贵州官场有渊源的落马高官。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周建琨、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再勇已先后在2022年11月、去年3月被查;孙志刚曾与他们共事。

62岁的李再勇曾长期在贵州工作,被指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肆意违规举债融资,造成重大债务风险。重庆法院今年5月一审李再勇案,显示他在贵州官场从政25年中受贿多达4.32亿余元。

塌方式腐败典型案例

塌方式腐败指的是一定范围内的系统性腐败,俗称“一窝黑”。

2012年中共开启反腐运动后,最典型的地方上塌方式腐败发生在山西。自2014年以来,当地的省部级干部共有七人落马,省会城市连续三任市委书记、三任公安局长被查。

山西共辖的11个地级市中,当年有至少七个市、超过30名官员被查,其中既有“夫妻档”,也有“父子兵”。

最不堪的是太原市和高平市。太原先后有三任市委书记、连续三任市公安局局长出问题;高平市在八年中连续三任市长都因涉贪被查。

近年来多地发生塌方式腐败,不乏在同一岗位上多任官员被查的情况。

今年1月落马、7月底被开除中共党籍、移送司法的湖南政协原副主席戴道晋,曾于2008年至2011年任湖南郴州市委书记。

自年2006年以来,郴州已有四任书记被查;其中戴道晋、向力力(2011年至2015年任)、易鹏飞(2015年至2021年任)是连续三任被查的郴州一把手。

今年7月25日,云南曲靖宣威两任书记同日被通报落马,分别为许玉才、朱开荣。自1994年宣威撤县设市的30年来,已有五任市(县)委书记、三任市(县)长被查。

据中国媒体不完整统计,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其他地方,包括河北唐山市曹妃甸区(五任区委书记落马)、辽宁鞍山市(四任市委书记落马)、吉林省吉林市(五任市委书记、三任市长落马)、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三任市委书记、三任市长落马)、内蒙古通辽市(五任市委书记、三任市长)、江西九江市(四任市委书记落马)、黑龙江绥化市(三任市委书记、四任市长落马)、辽宁省公安厅(连续四任公安厅长被查)、辽宁铁岭市(三任市委书记、七任市长落马)、河南漯河市(三任市委书记、五任市长落马)等。

随着中共持续纵深推进反腐,不断向下在省级和基层加码肃贪,进入公众视野的塌方式腐败案件与日增多并不奇怪,不排除还会有更触目惊心的案件被揭开。

当下中国经济持续阴霾,当局在地方上深入反腐,相信旨在创造更好的政治生态,为经济有效运行和长远发展创造环境,同时也解决民众面临的切身之痛。官方不计成本“打虎拍蝇”、大范围惩治“蝇贪蚁腐”,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震慑作用,是否能让中国经济复苏之路走得更顺,未来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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