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工人群众"：工人工作当中的调查对象
编者按：
这是我们关于工人调查的系列文章的导言。当今中国的左翼运动在工人工作方面并非一无所获。十几年来，不同派别的同志通过各种形式的融工实践、劳工服务和调查研究，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关于工厂劳动条件、管理控制方式、工人日常生活状态的感性经验。在劳动社会学的层面上，对于工资结构怎么算、加班制度怎么运作、劳务派遣和学生工制度怎么压低用工成本、宿舍体制怎么控制工人的时间和社会关系，这些基本的考察已经做了不少，材料也不算少。但所有这些经验和材料至今没有汇聚为一种对工人群众这个概念的具体、准确、具有分析力的认识。但我们不清楚，或者说不够清楚当下中国的工人群众到底由哪些不同的群体构成，这些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各自在生产体制和社会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它们面对的矛盾在性质上有何差异，哪些群体在什么条件下最有可能走向集体行动，哪些群体之间存在团结的潜力而哪些群体之间存在资方可以利用的分化线。没有这种具体的认识，所谓的工人工作就始终停留在一种模糊的、凭感觉的、碰到谁算谁的状态。厂内的工作到底应该以谁为重心、在什么岗位和什么群体上投入更多精力、如何处理正式工和临时工之间的身份差异、如何对待技术工人的特殊位置，所有这些在实际操作中每天都会碰到的问题，我们至今没有形成一套经得起经验检验的系统判断。
我们运动中理论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了实践对理论的消化力。问题在于，没有足够广泛和深入的工人调查实践作为基础，理论就只能在知识分子已有的认知范围内打转，用从书本和历史中借来的概念去套当下的现实。判断中的每一个都来自特定的历史条件，没有经过针对当下中国半自动化和长期萧条条件下工人阶级构成的系统验证，我们实际上是在用别人的地图走自己的路，而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地图还没有画出来。
这首先是实践的缺乏导致的理论的匮乏，而不是反过来。解决的办法不是再写更多的理论文章来辨析工人群众的概念应该怎么定义，而是走出去、到工业区中去、到工人生活的城中村和社区中去，开展真正系统的、持续的、以阶级构成分析为方法的工人调查。通过这种调查，逐步形成对本地区工人阶级内部构成的准确把握：谁在哪里、做什么活、跟谁在一起、面对什么矛盾、在什么条件下行动过或可能行动。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制定出真正有效的介入方案。而这种调查和介入要想具有持续性、积累性和方向性，就不能是散兵游勇式的个人行为，它必须依托地方组织的坚强领导来统筹和推进。调查给组织提供判断的依据，组织给调查确立方向和纪律。两者的结合，在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指导下、在地方小组的具体实践中实现，这是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工作上能够迈出的最现实也最必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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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关于工人调查的实际问题中，"找谁"是最先被提出、也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个。它看上去只是一个操作性的选择，但实际上它是组织路线在接触工人阶级这个问题上的具体化。选错了对象，或者更确切地说，选错了工人群众，后面的一切工作即使方法正确、态度诚恳、投入了大量精力，也很可能建立在一个偏斜的基础上。
这里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值得一开始就指出。很多人在考虑"找谁"的时候，本能地倾向于去寻找那些看起来最容易被"发展"的工人——要么是已经表现出某种不满或反抗倾向的人，要么是受过较好教育、能够迅速理解理论语言的人，要么是拥有某种特殊技能、在车间里有一定地位的人。这种倾向不是没有道理，但它包含了一个未经审视的预设，即最适合被"培养"的工人就是最重要的工人。但革命工作所需要的不是寻找最容易被培养的少数个人，而是找到那个在当下的生产体制和社会关系中，处于矛盾最尖锐的位置上、承受着最大的压力、因此也最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走向集体行动的工人群众。这两者不一定是同一群人。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恰恰不是。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可能凭空给出。它需要依据对阶级构成的具体分析，对特定地区的分析、特定行业中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哪些人处在什么位置上，他们与生产体制的关系是什么，他们的流动性、稳定性和社会关系网络是什么样的，他们所面临的矛盾在性质上有什么差异。
如果不从教条出发而从实际出发来思考"找谁"这个问题，就需要一种分析方法来把握工人阶级内部的结构。这种方法可以被概括为阶级构成分析，考察资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安排劳动力，以及这种安排在工人群体内部制造了什么样的分化、什么样的共同经验和什么样的潜在联合。
在半自动化的条件下，一边是与机器系统形成紧密关联的稳定技术工人。他们的工作内容是维护、调试和修理那些昂贵的自动化设备，机器越复杂他们就越不可替代，他们的工资更高、雇佣更稳定，在管理层眼中属于需要留住的人。另一边是被机器排斥在外的流动普工。他们从事的是机器做不了或做起来不划算的辅助操作：给机器喂料、把成品搬到包装线、做目检、装箱。这些操作不需要任何技能训练，一个新来的人半天就能上手，因此他们在资方眼中是最容易替代的，通过劳务派遣或短期合同随时可以增减。传统的分析会倾向于认为前一个群体是更具组织潜力的对象。他们更稳定，可以在同一个工作场所维持长期的联系；他们掌握关键技术节点，如果他们罢工，整条产线就瘫痪了；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更容易接受系统性的分析。前一个时间段的工人运动得出的反思与一定程度上进行的策略调整在直觉上似乎也支持这个选择，读者可以选阅《新十月》《前进报》的部分文章。
但阶级构成分析要求我们不仅看到一个群体的表面特征，还要看到这些特征在具体的生产关系中意味着什么。技术工人的稳定性是有代价的，他们的职业认同和物质利益与机器系统捆绑在一起，机器越复杂他们越值钱，因此他们在主观上（暂时的）往往更倾向于认同自动化的方向、更难以质疑整个技术安排的合理性。只有在工厂正常运转时他们的罢工威胁才有效，而在萧条导致的搬厂和关厂面前，劳工议价权往往就变得更弱势，其能量就变得越来越弱小，对斗争的把握程度远远不如经济上行期和自动化替代周期。流动普工的处境则完全相反。他们与生产体制之间没有任何深层的绑定关系，他们不懂机器、不操控机器、不依赖对机器的掌握来确立自己的身份。他们对工厂的感受是直接的、未经中介的，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捍卫，因为他们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当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程度时，工厂要搬走了、工资降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的局势，他们是最先也最坚决行动起来的人。
196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参照。在当时的重工业转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分化。一边是有手工业传统和工会组织基础的老技术工人，另一边是从农村和南方涌入工业城市的新一代流水线工人。后者没有任何手工业传统可以捍卫，没有对既有工会的忠诚，对流水线劳动的感受是纯粹的敌意和拒绝。传统的工人运动组织把前者视为骨干、把后者视为"落后群众"。但实际发生的是在1960年代末的大规模罢工潮中，恰恰是后者，那些被视为"没有阶级觉悟"的新工人成为了最具爆发力的斗争主体。
以上的分析框架如果要在中国落地，就必须与对中国工人阶级构成的具体认识相结合。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劳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其中一些关键发现直接关系到我们对调查对象的选择。
在中国出口制造业中，大量工厂实行工人住厂制度，工人的生产和生活被压缩在同一个由资方控制的封闭空间中。这种安排使得资本能够最大限度地控制工人的时间和社会关系，工人在厂内的一切交流都处于管理层的潜在监视之下。但从雇主控制的宿舍搬到工厂周边城中村自行租房的工人，获得了显著更大的社会自主性。他们不再被限制在工厂围墙之内，能够与来自不同工厂的工人自由交往，也更容易被外部的联系者接触到。这意味着在选择调查对象时，不仅要考虑工人在生产中的位置，还要考虑他们在生活中的空间位置，住在宿舍里的工人和住在城中村里的工人，虽然可能在同一条产线上工作，但他们被接触和被组织的条件完全不同。
在校企合作制度下，大量职业学校学生被送到工厂充当廉价的实习劳动力。他们从事与正式工人完全相同的工作，但不受劳动法的正式保护，工资更低，权益保障更少。自动化本应减少对人工的依赖，但实际上它反而加剧了对廉价学生劳动力的需求，因为自动化替代的是那些有一定技能要求的操作，留下来的是机器做不了的零碎手工活，而这些活恰恰最适合用最便宜的劳动力来填充。在一些工厂中，学生工占到了生产线工人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学生工作为调查对象具有特殊的价值，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数量上占有相当比例，更是因为他们的位置使他们成为了整个体制矛盾的集中体现者。他们名义上是在"学习"，实际上是在做与学习内容毫无关系的流水线操作。他们处于青少年向成年人的过渡期：刚从学校出来，对工厂的第一印象是未经任何适应和麻木过滤的震惊。他们保留着学校社会化中形成的同辈网络。同一个班级或同一个学校的学生可能被安排在同一个车间，这种预先存在的群体关系在工厂环境中是一种稀缺资源。他们的流动性极高，但这种流动性也意味着他们回到学校后有可能把工厂的经验传递给下一届，构成一种代际的经验传递机制，尽管是非正式和脆弱的。
应当把学生工纳入"工人群众"的概念之中。传统的理解倾向于把工人群众限定为已经正式进入雇佣劳动关系的成年劳动者。但在当代中国的制造业中，劳动力再生产的起点已经前移到了职业学校体系，学生工在法律身份上还是学生，但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工人。忽视这个群体就等于忽视了工人阶级形成的入口。
更广泛地说，"工人群众"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需要一次全面的重新审视和扩展。它必须包括那些在不同工厂和不同行业之间高速流转的流动劳动者，他们在统计上不是失业者（每隔几周或几个月就有一份新工作），在任何一个特定工厂里也不是固定的存在，但他们构成了制造业劳动力的庞大基座。它必须包括那些被半自动化从制造业"吐出来"、转入服务业底层的前工厂工人。所有这些群体都属于工人群众，但他们与生产体制的关系、他们的流动性、他们的社会网络结构、他们的主观经验和意识状态都有显著的差异。不理解这些差异就无法制定有效的组织策略。而理解这些差异不能靠在书桌前推演理论，只能靠进入工人的生活世界去调查。这再一次指向了大规模工人调查的必要性。我们对当下中国工人阶级内部构成的认识仍然严重不足，而这种认识的缺失直接制约着组织工作在"找谁"这个最基本问题上的判断力。
这里需要对前面的分析做一个重要的补充，以免我们关于技术工人的判断被误读为对这个群体的政治否定。
自动化工厂环境下技术工人的特殊处境在于，他们的相对优势地位完全依附于资本积累的特定阶段。技术工人的斗争性不是不存在，而是需要非常特殊的环境才能被激活，具体来说，是长期萧条所制造的那种系统性的危机环境。不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技术工人才会被迫面对一个他们在日常状态下可以回避的事实：他们和普工之间的区别，远没有他们和资本之间的区别重要。
但这种认识不会自动产生。危机可以摧毁技术工人的物质优势地位，但不能自动摧毁他们在长期的相对优越中形成的意识结构，对技术进步的认同、对自身可替代性的否认。危机制造了认识转变的客观条件，但条件不等于转变本身。这中间需要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组织，更准确地说，是已经在流动普工群体中形成了一定基础的地方组织。
这就是我们把流动普工和学生工列为第一优先的另一层含义，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自身处在矛盾最尖锐的位置上，更因为以他们为基础形成的组织力量，是未来在危机深化时将技术工人卷入共同行动的关键中介。"工人群众"作为一个有行动力的政治主体，不是某个单一群体的自称，而是不同处境的工人群体通过共同经验和组织联系走到一起的结果。流动普工在日常的被剥夺中最先行动起来，他们的行动和经验在组织的框架中被积累、被传递，形成了一种活的集体记忆和判断力。当萧条的冲击波最终扩展到技术工人头上时，已经存在的组织和它所积累的经验，就是将他们的个体危机转化为阶级团结的现成基础。没有这个中介，技术工人在危机中的反应更可能是个体化的，有了这个中介，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的遭遇理解为整个阶级正在面对的共同命运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的危机不是均匀地打击所有工人，而是分批次地、按照工人与生产体制绑定程度的高低依次冲击。绑定最弱的人最先被吐出来（流动普工、学生工、派遣工），绑定较强的人在危机深化后才轮到（技术工人、基层管理人员）。前一个批次的工人的经验、组织和认识，是后一个批次的工人在遭受冲击时可以接入的现成资源。但这个传递不会自动发生。如果前一个批次的工人在被吐出来之后只是各自散去、经验随风而逝，那么后一个批次遭受冲击时就只能从零开始。革命组织的核心功能之一，正是确保这种经验不会流失，通过持续的联系、记录和传递，使得先行者的教训成为后来者的起点。
工人阶级如果仍然处于分散状态，普工不知道技术工人面对什么，技术工人不知道学生工经历了什么，本地工人不了解流动工人的处境就只能逐个被击破。每一个群体各自面对自己那一份削减和恶化，以为这只是自己运气不好或者某一个老板特别过分。只有当不同群体的经验被串联起来，形成一幅整体的图景：所有人都在变糟，而且是同一种力量在让所有人变糟！只有这样阶级层面的认识和团结才有可能浮现。完成这种串联，不能靠抽象的理论宣传（告诉工人"你们是一个阶级"没有任何效果，如果他们的日常经验不支持这个判断），只能靠组织性的经验交流，让不同工厂、不同岗位、不同身份的工人有机会听到彼此的故事，在比较中自己发现那个共同的经验。调查和组织在这里合而为一，调查就是让不同经验汇聚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组织的一种形式。
因此，我们现在仍然需要一次大规模工人调查，甚至于说我们正站在要么进行彻底的工人调查，要么就一头撞死在南墙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