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运动映照下的大陆左翼

源于反送中诉求的香港民主运动，蔓延迄今，已一年有余。它不仅动员了数百万计的群众，深刻改变了香港的政治和文化生态，还激化了中美两大帝国主义强权之间的争霸矛盾，从而成为21世纪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这场地理上仅有一河之隔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尽管有来自北京当局的严防死守，虽然其主要意识形态是异在甚至敌对的，但却不能不对作为大陆反对派群体之一的左翼造成冲击和影响，激起他们的感情和思考。

所以如此，原因有三。首先，这场运动和大陆左翼有着共同的敌人——中共官僚资产阶级政权。“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虽然在道理上未必普遍有效，但目睹自己的敌人遭遇攻击、受到损害，往往会形成对于攻击者的感情共鸣。其次，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易于激起革命左翼的浪漫主义情怀，引起对于群众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的热望。正是在这种情怀的促动下，大陆左翼对于香港民主运动，抱持着程度不一的期待和想象。第三，这场运动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两个对于大陆左翼来讲至关重要且争论未决（或者只得到了部分解决）的问题，尖锐地、具体地提了出来。这便为运动在大陆左翼当中引起争论和思考奠定了话题基础。

一般来讲，在思想和文化上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的大陆左翼，对于香港民主运动的观感和思考，遵循着这样的公式：这是一场源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部分无产阶级参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因而带有阶级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为诉求上的不彻底、手段上的不激进，以及组织上的不严密；由于这种局限性，香港民主运动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中共官资政权在香港的政经代理秩序，但必定不能达成其参与者幻想达成的结果，而是会随着运动的发展，以阶级为基础发生分化，从而为未来更加分明的阶级斗争培育群众和政治基础。

这样一种公式，或者其他不同的分析，无论是否合理，都存在一个视角上的局限。也就是说，它们往往将香港民主运动作为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对象来加以认识和评判，而没有进一步将这一对象作为镜子，由彼及己，映照出自身的形象。这样一来，认识便停留在单纯理论的层面，只能以泛泛的定性、评论和预言为表现，无法具象化为反身性的实践镜像，以为自我改造和自我进步的标尺。

为了克服这一局限，首先要做的是，将大陆左翼的现实形象投射到香港民主运动的镜面上，通过对比，显现出前者的缺点和问题。这样一来，我们便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大陆左翼的现实形象是那样的虚弱，以至没有可靠坚实的政治地位，因而不能像香港反对派那样，作为一支现实的政治力量，与统治者展开攻防，打击敌人、保卫自己，只能以亚文化群体的身份，造成极为有限的文化影响。

自然，政治地位的获得和政治力量的造成，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除了物质生活领域的阶级基础外，也需要培育相应的文化土壤。唯此，社会存在的种子才能生根发芽，结出社会意识的果实，形成有益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舆论方向和理论指南，从而吸引干部、扩充队伍，并为群众及其斗争提供思想武器。因此，任何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在其形成之前，必然存在一个亚文化群体的阶段。

但问题在于，不能长期停留在这一阶段，而必须尽量缩短它，及早实现由亚文化群体向政治力量的转型。这是因为，在亚文化群体阶段，政治诉求往往表现为单纯的思想活动和情绪表达，仅有精神的意义，而无现实的作用。对于作为这些精神活动结果的理论叙事，人们也只能通过虚拟的设想来学习、构造、修订和检验。这实际上意味着，政治诉求和理论叙事陷于从精神到精神的、唯心式的存在状态，无法得到实践的检验。久而久之，必然败坏左翼的政治和理论风气，使宏大的主义沦为意气之争的幕布。这会使人们热衷于制造各种精致、奇异而无用的说辞，进行着仅限于文化领域的漫无边际的永久内战。于是，实践被等同于理论，而理论又沦为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人们一面沉浸于解释世界的虚假快感，一面又幻想正在参与改变世界的伟大实践。到最后，只能从别人那里收获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悲伤，因为自己的活动还没有进展到值得区分成败的地步。所以，一当面临现实的敌人，甚至无需动用暴力机关，只消一两句吓人的威胁，就足以令大部分左翼畏缩起来，束手苟活。这种意志薄弱、缺乏勇气、言行分离的状态，对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有百害而无一益。

为了摆脱上述状况、实现向政治力量的转型，关键在于建立群众基础。因为政治在根本上是群众的事业，政治力量只能是群众的力量。一定的诉求，只有当它为群众接受和追求时，才能从文化转变为政治。只有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政治活动所需的生力军、补给品和庇护所。所以只有建立了巩固的群众基础，才能说形成了一支政治力量。这对于大陆左翼来讲，就是到工人当中去，与工人阶级建立血肉相连的组织和思想联系，使自己转变为有阶级根基的政治运动。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进一步谈论力量的消长、理论的对错和事业的成败。

对此，人们往往以水土不服为由，加以驳斥。他们认为，建立和巩固群众基础的活动，需要一定的政治空间为支撑。后者在香港得到了当地相对自由的政治制度的保障，但对党国专制的大陆来讲，则显然不可能存在。因此，应当顺势而为，暂时搁置群众工作，隐蔽于较为安全的亚文化领域，等待中共政权垮台、民主化运动胜利后，再做计较。

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实则荒谬。因为它援以立论的基础，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种制度下，掌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会遵循抽象的民主原则，给予包括左翼在内的一切政治力量以自由活动的政治空间。所以是一种幻想，盖因政治虽然外表充斥抽象的理念，但内里却最讲究实际。因此，决定着政治空间分配的，总是现实的力量，而非抽象的原则。这里所说的力量，对于左翼来讲，也就是它的群众基础以及这种基础的组织和觉悟程度。所以，如果大陆左翼没有在工人阶级中间建立起巩固的群众基础，那么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统治集团也不会恩赐政治空间，反而会趁机制订禁共法，给左翼戴上反民主的高帽，施以阶级专政的铁拳。反之，一旦拥有巩固的阶级和群众基础，即便在中共党国机器的压迫下，左翼也将占有牢靠的政治空间。政治空间永远是由自己斗争来的，不可能出于别人的恩赐。忘掉这一点，就是自我催眠，就不会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更不要说解放工人阶级了。

所以，人们应当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转向切实的基础，想方设法突破横亘在自己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政治高墙，通过组织和思想工作建立巩固的群众和阶级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使大陆左翼摆脱作空头文章的窘境，赶上并超过香港民主运动，成为能够给敌人以实际打击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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