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除了组织之外，没有别的武器——关于2018年佳士斗争的思考

过去三年，无论是清零，还是共存，全中国无产阶级都深陷在这场灾难中。现在，疫情过去了，但又似乎没有过去，无产阶级的处境仍在恶化:失业、工资下降、入不敷出、负债累累，一个个新的灾难不断出现。无产阶级承担了疫情的成本，也承担了清零的代价，在后疫情时代，依然要忍受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然而，在这样一个时代，无产阶级却没有自己的政党去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我们知道，除了工人运动，没有其它途径通向社会主义；而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也不会发生能导向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甚至不能发生使得斗争成果得以保留的工人运动。此时此刻，不得不使人经常想起已经过去了四年多的佳士事件，斗争虽然早已失败，但围绕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的争论，依然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佳士斗争之所以仍然被关注、被讨论，原因在于现存的左翼组织参与群众运动的深度还没有超过它，特别是有组织的斗争方面。

《无产阶级斗争报》强调佳士斗争融工路线的正确性，不承认斗争当中存在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是既不能提炼出佳士斗争的优点，也不能正视其存在的问题。显然，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单纯强调融工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佳士斗争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严重问题如果不得到认真总结，那么，2018年那一轮声势浩大的斗争的代价就白付了。署名“清道夫”的《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搜集了大量材料，对于现实的工运路线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分析，但出于托派小宗派的偏见，“清道夫”花了大量篇幅分析佳士斗争与保救派的合作，然后猜测佳士斗争的毛派组织者是否真的对当局抱有幻想；他没有看到，佳士斗争的组织者采取反复向上层呼吁的策略，虽然性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但实际上是力量不够导致的病急乱投医。“清道夫”的总结，实际上忽视了总结佳士斗争组织者的真正问题，即不正确的工运路线导致的自身没有力量，从而陷入了对佳士组织自身是否存在与官方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保救思想的猜测。

这些带有宗派主义色彩的肯定和否定抓住了佳士斗争的一些方面，但没有上升到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认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总结，就是非常具体的，既肯定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也指出了巴黎公社领导者的诸多问题，指导了后来的革命运动。现在，当我们处于政治专制之下，很多工作不知道如何着手的时候，佳士斗争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启发。这场运动所触及到的革命阵营的问题与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是异常丰富的，而且这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中国本土革命经验，是任何书本知识所无法替代的。

我们总的观点是：佳士斗争的突出优点是建党的历史主动性，与现实的群众自发运动主动结合，年轻人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以及网络游击战的宣传手段。主要缺点是（1）思想上马列理论修养不够，片面强调立场，忽视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没有找到巩固工人运动成果的正确途径；（2）组织建设上没有贯彻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都存在重大缺陷，表现为既没有民主（主要领导者的唯我独革，缺乏有效的内部纠正错误路线的机制），又缺乏集中（缺乏“中央”与“地方”的明确的上下级的关系）。因此，佳士斗争是在思想上组织上的错误路线下的“左”倾冒险主义行动。

在没有力量与敌人决战的时候，佳士斗争的组织者寄希望于保救派和毛派群众的声援，反复向上层呼吁，无疑是错误的策略选择，但这种向外界展现出来的政治倾向的不彻底和组织内部实际上的较为彻底，使得整个斗争阵线模糊，进退失据。下面，我们将分成三部分对佳士斗争展开分析。

一、佳士斗争背后组织的情况

佳士斗争实际上是由一个左翼秘密革命组织领导的，这一点迄今还有很多人不清楚。佳士事件背后的秘密组织是中毛共第二代（2022年8月24日,“声援佳士工友”电报群管理员突然公开宣称佳士工人运动不是一场自发的工人运动,而是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实际规模仍然是地方小组。政党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组织形式，显然,佳士事件背后的秘密组织的阶级代表性是远远不够的。从地域来说，他们基本局限于珠三角、北京和南京等少数的几个据点;从工人分布来说，组织佳士斗争的秘密组织并没有在重要产业和大工厂中建立工人支部和工人组织。

佳士斗争的领导成员是中毛共的幸存分子，他们吸取了2009年中毛共成立时完全脱离工人运动的教训，试图按照马列理论，通过组织工人进行斗争来加强党的阶级基础。佳士斗争的领导者大约在2010年左右开始从事革命实践。他们的第一步，是在全国寻找和他们进厂融工思路一致的同志，最终他们与北大马会建立了密切联系。

大约在2014年，中毛共再次成立。在聚集了一批先进分子之后，尤其是与转型后的北大马会建立了紧密联系后，他们开始了全国性的布点与进厂融工尝试。到了2016年，北大马会形成了一套青年学生培养的速成方法，即只用大约一个学期的时间完成从国情国史到《共产党宣言》《怎么办？》等原著的理论学习，然后把学生变成行动小组的一员。

第二步，通过“工闹”模式发现和培养觉悟工人。“组织计划在南方搞工人运动。我们一般是以三个月为周期，先调研筛选一些合适的厂，然后安插人员进厂，伺机挑动工人，搞“工闹”。这次佳士事件也是我们一手策划的。16年，我们先选定了两个公司进行工闹：佳士和xxx……”（见佳士声援团官网《认罪视频文字整理》）。网上江森16硬汉的故事就是他们组织工闹的一个案例。

第三步，因为工闹模式留不下人，所以他们“后来没有这样做，先做工作发展人，在一个厂能够长时间待着。”（见佳士声援团官网《认罪视频文字整理》）实际上，他们转向了以组建工会为目标的斗争。佳士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2016年年底发生了南京中医药大学致远社事件，2017年下半年又发生了“八青年”事件。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八青年”事件。从2017年12月21日声援八青年的联名信在网上出现，到2018年2月13日左右广东警方寻求结案妥协，再到春节后取消网上追逃，“八青年”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这一结果极大地鼓舞了佳士斗争领导成员，但很遗憾他们没有正确总结“八青年”斗争胜利的经验，以为是当局害怕了，以为仅仅靠勇敢精神就可以取得胜利。事实上，“八青年”斗争胜利的主要原因是警方并没有掌握他们背后组织的详细情况，加上斗争策略较为得当，动员了几乎所有的左翼力量，并且成功地利用中央和地方官僚之间的矛盾，使得对方最后“不了了之”（见红色中国网《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

在“八青年”斗争取得事实上的胜利后，中毛共认为2018年进入了所谓“政治元年”。他们于当年2月份上线“时代先锋网”，开始大量报道维权事件，包括性骚扰、上海环卫工、塔吊司机、山东平度退伍老兵，等等。从这些报道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派了人到现场进行宣传鼓动，这在最近十几年来的左翼发展过程中是极为罕见的。

当然，关于政治元年的判断并非全然没有依据。2018年，中国经济再次进入危机状态，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出现了明显下降，以致当年出现多起大规模工人斗争，特别是塔吊司机和卡车司机罢工，震动全国。然而，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是严重脱节的。在这种情况下，佳士斗争背后的组织试图参与到自发工运中去，想改变这种局面，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佳士斗争背后的组织的规模显然不能承担领导全国性斗争的重任。

二、佳士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佳士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在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实体经济严重不景气，外资撤离，无产阶级失业半失业状况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爆发的。在事件爆发前，深圳坪山已经发生了几起因工厂撤资引发的工人群体性事件。2018年3月，后来的佳士斗争积极分子尚杨雪作为赛格晶端厂撤资事件中与资方谈判的工人代表，为工人争取到了深圳史无前例的“（1.5N+1）+10000”的赔偿。

佳士斗争是秘密组织工闹模式的延续，但后来领导者改变策略，想在一个厂里扎根，做长期打算（见佳士声援团官网《认罪视频文字整理》）。他们以成立工会为目标，试图模仿韩国80年代工人运动的模式，通过请愿、舆论声援和少数人街头斗争的方式迫使当局允许成立民选工会，为工人运动的下一步发展拓展空间。在中国工人缺乏组织的情况下，这种建立民选工会的尝试不能说是不正确的。很遗憾，这个秘密组织打入工厂的工人因为过早暴露而被开除（余俊聪于2017年1月就进入佳士公司）。做过工人工作的同志都知道，什么时候斗争具备了条件，什么时候没有条件，这个分寸是很难掌握的。佳士“十八禁”等苛刻厂规的存在，使得这种斗争有了可能。这种可能性如何转化为现实性，需要各种条件，其中主要的是工厂内有群众基础，有秘密支部的领导，这样即使个别人暴露被开除，组织也有可能再生。显然，他们在佳士工厂不具备这个条件，当秘密组织成员被开除后，厂内基本没有响应。

他们争取复工的斗争失败后，赢得了舆论一定的同情，在沈梦雨组织现场声援团之后，斗争达到了高潮。但是，这种斗争并没有建立在有本厂工人群众参与的基础上。后来的情况说明，这场斗争几乎没有在厂工人的参与，余俊聪在厂外向厂内工友的呼吁，甚至到工头为安抚工人举行的饭局上散发传单，都没有得到工人的响应。因此，学生声援团的斗争是脱离工人运动本身的冒险行动，“11.9大抓捕”证明其已被当局全部摸清，斗争宣告失败。

佳士斗争失败主要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导致的。

首先，组织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屡屡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有的极具投机性和欺骗性。比如错误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我方力量，经常说“全国人民都支持我们”；另一方面过分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主观地认为先进工人已经起来，敌人不堪一击，“胜利就在前头”。因此，7月27日聚集在佳士工厂门口要求复工是完全脱离现实的行动。还有8月中旬，在很多同志明确建议撤退的情况下，他们继续组织学生声援团做没有希望的斗争；8月24日清场后，他们也没有趁敌人尚未摸清楚情况、骨干获释的机会保存力量，而是去韶山喊口号。再有就是9月份个别社团注册成功后，他们错误地认为是“敌人害怕了”，没有看到很多持同情立场的学校老师冒风险对他们的帮助，继续把学生社团搞成行动委员会，以致越来越孤立。到了12月，佳士事件背后的组织者仍然欺骗热心网友，说“这只是广东地方黑恶势力的定性，中央还没有定性，大家不要害怕”，“如果敌人继续抓人，将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等等。每一次行动失败，他们都想“押上更大的赌注”来翻盘，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

佳士工人声援团成员主要是左翼社团的学生，在运动失败后，这些社团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少数大学开展的社团保卫战，也存在策略错误。学生社团是注册在学校的学生组织，是在有着官方党团和学工系统的环境中生存的，即便公开注册成功，也会受到严密监视和控制，不可能像2018年以前那样开展工作。社团保卫战想通过向校方施加压力的方式保住社团，最多只能保住社团的壳子，而绝不能公开恢复之前的工作模式。实际工作的恢复必须另起炉灶，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更加灵活组织的读书会来进行。

其次，佳士斗争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例如，学生是先锋力量，却成了运动的主力，人数大大超过了本来应该成为主力军的工友。再如，参与斗争的工友都是失业状态或者其它工厂的，看不到佳士在岗工人。在没有在岗工人参与的情况下，斗争就完全脱离了工人运动的轨道，变成了没有群众基础的先锋队孤军奋战。

最后，佳士斗争在“左”的同时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佳士斗争形式上激进，是街头政治斗争，内容上却有很多保守的东西，比如在无法得到在岗工人支持的情况下，反复向高层呼吁。从整理出来的两段认罪视频文字可以看到，很多人说的话与他们之前的表现判若两人，这是由他们自身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决定的。当然，这不奇怪，共运史上的“左”与右从来就是相通的。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佳士斗争的领导集团至少犯了以下错误：

第一，整个组织理论准备不足。佳士事件背后的秘密组织从核心到骨干再到外围，基本上没有系统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片面地强调学生进厂融工的重要性。然而，因为全体都进厂客观上也是做不到的，他们实际上还是按照工作需要分布在不同的战线上，也没有都进厂，但这种对成员的要求却排斥了一些人。另外，他们对马列主义工会理论和工人斗争的条件基本上不了解。列宁曾经说过，在专制制度下，争取行业性工会合法存开展工作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建立党支部领导的地下的秘密工会进行斗争。开始的时候，他们搞工闹是“左”倾的，在劳动法执行不规范的时候，团结了一批进步工友，但并没有把接受他们领导的觉悟工人尽量扎根在大厂里面组织支部，后来意识到工闹模式不可持续后想扎根下来做长期打算，但又采取一味争取合法工会以致不惜接受保救派的帮助和向官方反复呼吁请愿的右倾模式，“左”右摇摆。

第二，组织上没有真正建立民主集中制。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两个方面。组织的权威要靠集体领导和路线正确来保证，而佳士斗争的领导者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说服大家参加斗争，而是使用组织权威压服大家。另外，佳士斗争背后的组织号称是政党，但并没有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组织架构。

这个组织内部的“左”倾冒险路线曾经遭到一些人质疑，但他们内部并没有能扭转错误路线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左”倾领导者得到了组织内部激进工人的支持，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使得其他反对的人要么离开，要么只能接受。

第三，组织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他们对于其他左翼小组，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不听取批评意见，唯我独革。在此之前，“八青年”关注团成立后募集的捐款有一部分剩余，也被这个左翼秘密组织占用（见红色中国网《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

第四，一些领导者的政治品质问题。这突出表现在80多页的供述上。这份供述据说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官方“把贺XX的长篇供述书发送给全国各地派出所、打印传阅给那几个月里其他被带到派出所的各地毛左青年阅读，以作为最佳的劝降材料”（见清道夫《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在认罪视频中贺XX说这场运动掺杂了他个人的私欲，想满足自己的控制欲，实现他的政治目的（见佳士声援团官网《认罪视频文字整理》）。这种暴露出来的政治品质问题背后的阶级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思想根源是缺乏马列主义理论修养。

三、佳士斗争对其他左翼组织的影响及教训

佳士斗争实际是一个小组的斗争，但影响了其他组织，客观上构成了一次政治斗争。佳士事件之后，左翼运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工人自媒体基本被摧毁，工人民间组织被打压。这给其他左翼组织提供了教训。

首先，路线不同的团体还是应该保持联系，而不应该因为策略性的分歧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因为，第一，无产阶级事业与资本家做生意和小生产都不一样，是一个阶级的整体事业，不同的小组、团体只要没有私心私利，最终是一定要走到一起的。因此，左翼内部的斗争应该转化为党内路线斗争。第二，敌人不会区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只会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所以“左”倾路线招致的打击是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佳士事件后对全国范围内左翼学生社团的打击，是广泛而深入的，可以说直到现在很多地方的学生工作还没有恢复到2018年以前的状态。正如一个“大陆工人斗争参与者”在2019年5月的访谈中所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认识的接触工人、了解工人的人、渠道和资源都被打掉了。那些直接做劳工集体权益的机构实体、人、场地、活动的空间、信息的渠道都没有了，人的话有的被警告、有的被抓、有的自己害怕。甚至一些普通公益机构的活动都被限制了”（见“怀火”网站《对话大陆工人斗争参与者：佳士学生进厂的工作思路批评》）。

其次，否定佳士斗争的“左”倾冒险路线，并不代表否定这场斗争的一切。我们已经说过，佳士斗争的优点，在于他们建党的历史主动性，在于年轻同志的勇气、牺牲精神和斗争精神。这在当前国内左翼普遍缺少斗争经历甚至不敢斗争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佳士斗争的组织者以不成熟的斗争方式，居然持续了半年之久，在左翼群众面前刺破了当局虚伪的面具。此外，他们的斗争无意间暴露了统治集团在协调体制内各部分力量镇压群众运动时存在极大的软肋，中央和地方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各怀鬼胎，都怕承担责任，思想认识也不统一。这为未来左翼斗争提供了直接的借鉴，这也是总结佳士事件的现实意义所在。

在这场斗争的众多优点当中，建党的历史主动性是当前整个国内左翼所迫切需要的。这种历史主动性如何转化为现实的建党路径，值得总结。佳士斗争的幕后组织者建党的共同思想基础并不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认同以及纲领的基本一致，而是一个很具体却又不能作为建党基础的标准——愿不愿意融工以及在工厂开展斗争。这种标准实际上忽视了理论的重要性，也容易忽视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核心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既不能搞泛民主化，又不能一言堂。因此，片面强调融工和在厂斗争，会导致团队在思想和组织两个方面的建设出现严重问题。

佳士斗争还有一些具体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比如通过搭建动态网页和微博游击战进行舆论斗争，扩大社会影响，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反观近年来自由派的行动，都未有2018年该组织参与的米兔运动和佳士斗争影响大。时代先锋网能坚持9个月，在特色当局的高压统治下是很不容易的。值得一提还有杨郑君，他是声援团成员，在他和新生代网站其他两位编辑的不懈努力下，尘肺病人争取到了将近三个亿的补偿金。其中，每位尘肺病患者获得12万到22万不等的一次性赔偿和每月3210元的生活补助，以及终身免费医疗。这是湖南的尘肺病工人九次艰难地到深圳维权才争取到的赔偿方案，但当新生代网站的三位编辑被捕后，这些补偿大大缩水了。

评价佳士斗争的复杂性在于没有一条正确路线与其并驾齐驱，所以，总结佳士的经验教训并不是站在一旁说风凉话，而是认真反思我们的现在和思考未来。我们现在的运动整体上甚至落在佳士斗争后面了。没有了时代先锋网，没有了51工号，左翼在2021年世硕昌硕斗争中几乎没有积极影响；在疫情期间，上海等地无产阶级陷于水深火热的时候，左翼分子也只是旁观。这种情况比起2018年佳士事件背后的秘密组织的活动范围来说，是大大缩小了。

那么，正确的道路在哪里呢？首先在于把各地小组转变成革命家组织，然后立足中国革命的特点，在重要产业和大工厂建立若干工人支部，组织工会和工人斗争，建立秘密的全国性政治报。

无产阶级生活日益艰难，失业问题极为严重，饿肚子、睡大街的情况正在发生，各种不满情绪正在酝酿，各种极端事件屡见不鲜，然而，革命组织的增长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发展。现在的突出问题是各地左翼组织在思想上是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化的，但在组织上沉浸于小组习气，缺少把不同小组统一起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同一地区的小组也不来往。在具体工作方面，各地的左翼组织普遍存在严重的事务主义倾向，例如，从历史惯性出发做学生工作，但不明白从事学生工作的意义，对学生的教育也比较有限；再如，把学生工作、工人工作和宣传工作平列在一起而不是内在地联系起来，没有工作重点，各项工作始终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理论修养也无法得到较为明显的提高。此外，各地的左翼组织还存在合法主义的倾向，似乎在当局允许的范围之外，就没有任何工作的空间。这是自缚手脚，革命活动本身就是违反统治阶级的反动律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合法主义是事务主义倾向的直接原因。

事务主义的哲学根源在于渐变论，仅仅重视量变，没有看到旧质限制了量的活动范围，如果没有质的飞跃，量的变化就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只有发生了质变，才能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进一步的量的发展。小组习气这种组织上的旧质限制了工作的继承性，甚至同一地区不同小组的工作经验都不能得到有效的积累、传承和共享。小组习气更大的弊端在于，它还限制了工人运动在更大范围的布点、经验分享、标准统一和人员的调配。

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摆脱合法主义的思路，安全问题不能成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革命的整体需要。建党是革命运动的部分质变，舍此不能完成更多工作。现在各种左翼报刊分散化、重复化，各种工作经验都不能有效地提升，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潭，以致于各种力量不能有效地整合，就连在同一地区工作的各个小组都不能整合起来。统一一切革命力量，把所有细小的琐碎的力量统一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在重要产业和工厂建立工人支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政治斗争，都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列宁说：

“我们党的直接任务，不能是号召现有的一切力量马上去举行攻击，而应当是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见《从何着手？》, 《列宁全集》第五卷，2013年版，第6页）

当前，各地小组还在消极等待，还在落后的组织形式下开展工作，这是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过渡到更高级的、更统一的、组织得更好和更完善的形式”（见《<火星报><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 《列宁全集》第四卷，2013年版，第285页）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如果说2022年上半年上海封城还不能为我们带来革命形势，那么除了大规模战争，我们将不可能等来任何革命形势。或者说，在特色专制的条件下，革命主观力量的成熟本身就是是革命形势出现的条件之一。小组应该变成革命家组织，这些革命家组织应该要研究局势，研究相应的斗争策略，从整体的角度安排各项具体工作，比如重大理论问题，工厂支部的建立，等等。

除了改变合法主义的策略，事务主义的改变要靠左翼分子自身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提高，勇于承担起历史责任。现在，把学生工作、工人工作和宣传工作平列的方式是极不妥当的，学生工作似乎只是一种过去工作的历史惯性，但培养的学生往哪里去决定了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学生工作应该为革命工作输送人才，应该明确告诉他们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他们毕业后应该为什么而奋斗，应该怎么奋斗，应该如何在革命工作中改造自己。当然，这里面要谈的就是学生工作的意义了，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另辟专文进行论述。

欢迎关注TG频道《列宁道路》：https://t.me/RoadofLenin。志同道合的同志请加入《列宁道路》读者群：t.me/lieningdaoluduzhequn。

欢迎向《列宁道路》投稿。工厂通讯、时事评论、理论分析等方面的文章均可，尤其工厂通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投稿邮箱：leninroad@proton.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