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开眼界 富有的宋朝是如何收税的？（上）
希望之声
【希望之声2021年2月23日】（编辑：程书语）
说起宋朝的税收，现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宋朝税收在历朝历代中都是偏低的，宋朝政府“藏富于民”；另一种则认为宋朝的税收很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诸如：“正税之外，杂赋至繁，诡制异科，丑名暴敛”；“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几多率敛是无名”； “当官者不能悉其详”；朱熹“古者刻剥之法，本朝俱备”，即所谓“民间苦赋重”。
农业税到底是重还是轻我们先从农业税说起吧。农业税，通常是中国古代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宋代的农业税是“以贫富为差”的“两税法” ，根据居民有无田产，划分户别，有田才有税，没有田产，则不用缴税。正如苏轼《策别》中所写：“户无常赋，视地以为赋。” 有田的家庭再以财产的多寡，划为不同户等，田多的纳税多，田少的纳税少，但其实每亩的田产所收的税赋是固定的。
如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即无论产量多少，每亩田都收一斗的税。
也就是说，如果亩产为一石，那就是十税一；亩产为二石，那就是二十税一。如果亩产为三石，那就是三十税一。
宋代在亩产普遍较前代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亩产多在一石至四石之间，所以二程认为：“今代之税，视什一为轻矣。” 即采取于前代相同的征收税率，农民的田税负担无疑会比前代为轻。
宋朝在靠近边境的地区，农民有“支移”的义务，也就是民户须将麦粮等实物税送到军队驻扎的地点。户等不同“支移”的义务不同。宋代将民户分为五等，一等、二等有支移三百里的义务，三等、四等两百里，五等一百里。
“支移”的部分虽然等于增加了赋税，但属于合理的范围，并不能说是太大的负担。
“民间苦赋重”？既然农业税不过每亩一斗，那么“民间苦赋重”？这样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句话出自马端临《文献通考》，其中记载：“《食货志》言天下荒田未垦者多，京、襄、唐、邓尤甚，至治平、熙宁间，相继开垦，然凡百亩之田，起税止四亩，欲增至二十亩，则言者以为民间苦赋重，再至转徙，遂不增。”
就是说京、襄、唐、邓等地有很多荒地，一百亩荒地开垦为农田，国家只收四亩的税，后来打算收到二十亩的税，言官们就开始为民诉苦抱不平，即所谓“民间苦赋重”，结果就是一百亩的田继续收四亩的税。
由此可见，宋朝农业税不仅轻，为鼓励农民开垦荒田，竟然达到一百亩只收四亩税的地步！拿出“民间苦赋重”这句话来说明农民的负担很重，其实完全是断章取义，与实际情况南辕北辙。
宽税减赋几乎无处不在实际上，大宋王朝不仅给予开垦荒田的农民特殊的宽税政策，宽税减赋的政策几乎无处不在。
王明清在《挥摩后录》中记载：“祖宗开国以来，西北兵革既定，故宽其赋役。民间生业，每三亩之地，止取一亩之税。缘此公私富庶，人不思乱。”
就是说，开国以来既然不打仗了，为了休养生息，三亩地只是收一亩地的税，这样国家和个人都富裕，人民不会想着造反。
《宋会要》记载宋哲宗元符元年，京西转运副使张徽言：“二浙虽遇丰岁，蠲除税赋不下三四十万石。”可见宋政府不仅饥年减免田税，甚至丰年也时常减免田税。
司马光《和范景仁西圻野老诗》曰：“田家老父眉睫白，杖藜匍匐泣路旁。且云生逢至仁主，蠲租罢役岁为常。”意思是说，农家的白头老者，在路边匍匐哭泣感叹生正逢时，遇到了仁慈的君主，减租废除劳役的事情年年岁岁经常发生。
另外宋代由于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地籍比较紊乱，有极其严重的隐田现象，马端临引《食货志》的记载感慨：“田之无赋税者，又不止于十之七而已”。即十亩之田不止七亩不交任何赋租。
宋代田赋最大的问题不是轻重问题，而是征收不公的问题。即良田与劣田征收标准一样，而且占田越多逃税越多，负担越小，占田少的人，土地贫瘠的地方负担相对来说要大一些，这样那些占良田少的农户自然会感到不公，发出“赋敛为病”之叹。
“几多率敛是无名”？有的所谓史学家用“几多率敛是无名”来说明宋朝税多且乱，这句话出自仁宗时思想家李觏（gòu）的诗《有感》，原文是这样写的：“官家的的要宽征。古时什一今更轻。州县酷嫌民渐富，几多率敛是无名。”
意思是说，国家的的确确使用宽赋税的政策，政府的农田税收比古代还要轻。但有些州县看到民间人民富裕，而擅自进行无名之敛。
作者的本意是鞭挞一些地方的违法乱纪行为，并不是国策，况且这些地方的非法行为，都很难长久，会被中央政府纠正。如《宋史·食货志》记载：“（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西边兵费不给，州县或增所算名物，朝廷知之，悉命蠲（juān）去。（意思是康定元年的时候，西边军饷没到位，有些州县增加税收项目，朝廷知道后，都命令免除。）
宋代田税轻也得到明代学者们的推崇与羡慕，胡世宁《贡赋之常肤见》：“亩税一斗，天下通法。概令减轻，故宋民感宋恩德，深入骨髓。虽以南渡衰弱之后，而犹为之力耕，血战以抗强敌，而立社稷者百数十年。”
苛捐杂税？宋代的田赋比起前代轻，那其它杂税情况又如何呢？
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北宋开国之初就一直普遍减免前代各种杂税。比如前代普遍征收的农器税被彻底免了。宋代还有山林、川泽、陂塘的出产，任民采摘不收税。沟路、坟墓也不收税。
可以说杂税比起唐末五代来无疑是轻的。《宋史·食货志·赋税》：“宋克平诸国，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划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
徽宗之时的六贼之手蔡京增加了一些税收种类，造成一些商人破产，百姓困苦，为人所诟病。
北宋灭亡后，南宋建立，由于战乱，面对战争带来的巨额开支，南宋各地方迫不得已先后出现了“经总制钱”“版（又作板）帐钱”“月桩钱”等这些被很多人认为是杂税的款项，都是紧急情况下为了筹措军费而产生的。
严格来说，它们都不是税种，而是地方向朝廷定时上缴的三笔钱财的名称。在它们创立时，并没有新创税项，只是提高了旧有税项的税率或专卖品价格，比如经总制钱的来源就是卖酒提价，某些商税增收一分，提高楼店钱等，另外就是将原先不上缴朝廷，留在地方的钱财改为上缴朝廷。
月桩钱是地方供应军费的名称，产生于绍兴二年（1132年）冬季。月桩钱有地域性，最初只限江东，“其后江、浙、湖南皆有之”。但四川地区没有月桩钱，同是东南地区的福建、两广及湖北、淮南也没有月桩钱。
月桩钱的来源是商税、榷酒、经制钱等。就官方规定而言，它只是要求地方将正常税收所得之钱按月按量输送而已。
关于版帐钱，由于记载的缺失，究竟产生于何时，何以得名，均无从得知。
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都是输送货币。这三笔钱财的征收，虽都是形势所迫，但因增加了赋税收入中上缴朝廷部分的比重，大大加重了州县财政的困难，成为南宋许多地方性苛捐杂税的根源。
由于三种钱都创立于战争中，用于军费，有强制性的定额，甚至遇到灾年，灾区的税赋被朝廷蠲免，而这些钱却往往仍旧征收。这样，在完不成定额的地方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苛征横敛的情况。从苛征横敛的方法看，大都是低劣不合理的，远远超出了“杂税”的范畴。遭到很多文人与言官的批评。
南宋大儒朱熹认为“古之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蔡戡（1141—？）《论州县差科之扰札子》中的“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其赋敛繁重，可谓数倍于古矣”“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等等都来自这个时期。
一般来说，战争的爆发往往意味着人民更多的军费负担，这在各个朝代都是如此，不可能与和平时期是一样的。如果因此就给宋朝盖上苛捐杂税，百姓民不聊生的帽子显然是不合理的。
而且我们看到南宋初中期朝臣，批评各地方违法乱纪增加税收的札子，也大可感慨一下，宋代言官们对百姓的疾苦看在眼里，记在心理，上报朝廷，措辞严厉。宋朝百姓有这样的文人和言官，比起无官不贪，眼中没有百姓疾苦，只有所谓岁月静好的时代的百姓更幸运吧。
总体上说，北宋人民的税赋比南宋轻的多。除徽宗朝外，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要轻的多。北宋甚至大部分地区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杂税。
张方平：“畿甸之外，岁供两税，无他课调。”
司马光：“其乡村下等人户除二税之外，更无大段差徭，自非大饥之岁，则温衣饱食，父子兄弟，熙熙相乐。”
在宽税减赋，藏富于民的国策下，宋朝农民的生活应该说在大部分时间，大部分地区是丰衣足食，令人羡慕的。
陆游：“太平岂无象，麦饭家家香。”“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君不见朱门玉食烹万羊，不如农家小甑吴粳香！”
宋真宗：“数岁丰稔，物价甚贱，但小民不能爱惜，饮食之余，多所弃掷。”
《宋会要辑稿》记载：“天下穷民，饱食暖衣，犹有余峙。”这都是关于宋代百姓生活整体性、概括性的形容与描述。
藏富于民是国策宋朝不仅多数君主以仁治国，士大夫中也非常推崇藏富于民的理念，使之成为国策。南宋名臣真德秀（1178年－1235年）在论述宋朝的治体时强调：“立国不以力胜仁，理财不以利伤义，御民不以权易信，用人不以才胜德。恩结乎人心，富藏乎天下。”
晁说之（1059年—1129年）《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唯藏于民则民富，而国亦富，将不胜其利也。唯藏利于府库，则国富而民贫，将不胜其害也。”
本文仅大体介绍了宋朝农业税的部分，以后会再为大家介绍商税等其它税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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