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战争（下）

第三章

重建国际

应当怎样重建国际呢？不过，先要谈一谈不应当怎样重建国际。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的方法

哦，一切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战争一爆发，他们就为国际操尽了心。一方面他们要人相信：说国际破产，这是“夸大其词”，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请听考茨基是怎样说的。他说：国际不过是“和平时期的工具”，这个工具在战时自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另一方面，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找到了一个摆脱现状的非常简单的方法，——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国际的方法。这个方法确实不复杂：只需要等待战争结束，而在战争结束以前，各国的社会党人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和支持“自己的”政府。到战争结束以后，则应当互相“赦免”，承认大家做得都正确，承认在和平时期我们应当象兄弟一样和睦相处，而在战时我们就应当恪守某项某项决议，号召德国工人消灭自己的法国兄弟，号召法国工人消灭自己的德国兄弟。

在这一点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维克多·阿德勒以及海涅是完全一致的。维克多·阿德勒写道，“在我们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之后，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彼此斤斤计较”。考茨基断言，“直到现在为止，任何一方严肃的社会党人都没有认为人们必须为”国际的命运“担忧”。普列汉诺夫说，“握沾有无辜被杀害者的鲜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手是不愉快的”。但是他又立即提出“赦免”，他写道，“使感情服从理智在这里将是完全适当的。为了自己的伟大事业，国际应当接受即使是事后表示的懊悔”。海涅在《社会主义月刊》中称王德威尔得的行为是“勇敢的和不屈不挠的”，说他是德国左派的榜样。

总之，当战争结束时，只要任命一个由考茨基、普列沃诺夫、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组成的委员会，转眼间就会拟定出一个合乎互相赦免精神的“一致同意的”决议。争端就将圆满地被掩盖起来。他们将不是帮助工人去了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要用有名无实的纸上的“统一”去欺骗工人。于是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伪君子的联合，就将被说成是国际的重建。

无庸讳言：如此“重建”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同样愿意这样做。他们都同样不希望他们国家的工人群众能够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他们都同样愿意互相掩饰罪过。除“国际”伪善专家考茨基所提出的办法之外，他们谁也提不出任何别的办法。

然而，对于这种危险性，人们几乎没有认识。战争爆发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许多重建国际联系的尝试。我们不打算谈伦敦和维也纳的代表会议，当时那些态度明确的沙文主义者聚在一起，是为了帮助自己“祖国”的总参谋部和资产阶级。我们要谈的是卢加诺和哥本哈根的代表会议、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和国际青年代表会议。这些会议都具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它们完全没有看到上述的危险性。它们没有制定出一条国际主义者的战斗路线。它们没有向无产阶级指出社会沙文主义者“重建”国际的方法对于无产阶级的危险性。它们至多不过重复一下旧的决议，而没有向工人指出，如果不进行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希望的。它们至多是在原地踏步。

反对派内部的情况

毫无疑问，一切国际主义者最关心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内部的情况。曾是第二国际中最强有力的、居领导地位的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了这一国际工人组织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反对派。在欧洲的大党中，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那些仍然忠于社会主义旗帜的同志们首先发出了响亮的抗议声。我们高兴地读了《光线》杂志和《国际》杂志。我们更高兴地听说，在德国，人们在散发秘密的革命呼吁书，例如《主要敌人在本国》这样的呼吁书。这说明在德国工人中还保持着社会主义精神，在德国还有能够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人。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最明显地反映了当今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我们在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三个派别：机会主义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的堕落和叛变，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达到象在德国那样的程度；考茨基的“中派”，他们在这里除了充当机会主义者的奴仆，根本没有能力扮演任何别的角色；左派，它是德国的唯一的社会民主派。

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德国左派的情况。我们把德国左派看作我们的同志，看作一切国际主义者的希望。

他们的情况怎样呢？

《国际》杂志说得很对，德国的左派还处于动荡之中，还将发生巨大的重新组合，他们的内部有比较坚定的分子，也有不够坚定的分子。

不言而喻，我们俄国国际主义者丝毫也不想干涉我们的德国左派同志的内部事务。我们知道，只有他们自己才完全有权根据时间和地点的条件来确定自己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方法。我们认为，我们的权利和义务仅仅是开诚布公地说明我们对情况的看法。我们深信《国际》杂志的社论的作者说得十分正确，他断言，考茨基的“中派”比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更有害于马克思主义事业。现在谁抹杀意见分歧，现在谁假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向工人宣传考茨基主义所宣传的东西，谁就是在麻痹工人，就比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而使工人不得不自己去辩别是非的休特古姆和海涅之流更为有害。

考茨基和哈阿兹最近竟同“领导机关”对抗起来，这样做是迷惑不了任何人的。他们和谢德曼分子之间的分歧不是原则性的分歧。一些人认为，兴登堡和马肯森已经胜利了，因此现在已经可以放手抗议兼并了。另一些人认为，兴登堡和马肯森还没有胜利，因此应当“坚持到底”。

考茨基派反对“领导机关”的斗争只是做给别人看的，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够在战争发生后对工人掩饰原则性的争论，用一千零一个以模模糊糊的“左的”精神起草的冗长的决议把问题掩盖起来。而起草这样的决议，第二国际的外交家们都是能手。

十分明显，德国反对派在反对“领导机关”的困难斗争中，也应当利用考茨基派的这种非原则性的对抗。但是，检验任何一个国际主义者的试金石，应当仍然是看他是否对新考茨基主义持否定态度。只有反对考茨基主义，只有懂得即使在自己的领袖实行假转变之后“中派”在原则问题上仍然是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盟友的人，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对国际中所有的动摇分子持何种态度，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分子——主要是带有和平主义色彩的社会党人——在中立国和在某些交战国中都有（例如在英国有独立工党）。这些分子可以成为我们的同路人。和他们搞好关系来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记住，他们仅仅是同路人，他们在重建国际的主要和根本的问题上不会拥护我们而会反对我们，他们会拥护考茨基、谢德曼、王德威尔得和桑巴。在国际会议上我们决不能把自己的纲领局限在这些分子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否则我们自己就会成为动摇不定的和平主义者的俘虏。例如，在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上就是这样。持克拉拉·蔡特金同志的观点的德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实际上起了“中派”的作用。这次妇女代表会议所谈的，仅仅是特鲁尔斯特拉的荷兰机会主义党的代表和独立工党（Ｉ．Ｌ．Ｐ．）的代表所能接受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在“协约国”沙文主义者伦敦代表会议上，独立工党曾投票赞成王德威尔得的决议案。我们对独立工党在战时对英国政府所作的英勇斗争表示最大的敬意。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党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而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举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而明确地向工人说明我们是怎样看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提出群众革命行动的口号，即把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变为国内战争时代的起点。

不管怎样，在许多国家里都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俄国、斯堪的纳维亚（霍格伦同志所代表的有影响的一派）、巴尔干（保加利亚的“紧密派”）、意大利、英国（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法国（瓦扬自己在《人道报》上也承认，他收到过许多国际主义者的抗议信，但是这些信他一封也没有全文发表）以及荷兰（论坛派）等国家中，都有这样的人。团结这些马克思主义分子（不管起初他们的数量多么少），以他们的名义让人们回忆回忆现在已被忘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言论，号召各国工人同沙文主义者决裂并站到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到目前为止，一些制定出所谓“行动”纲领的会议，只是比较完全或不够完全地宣布了纯粹和平主义的纲领。马克思主义不是和平主义。争取尽速终止战争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在号召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下，要求“和平”才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所谓民主的和平只能是小市民的空想。真正的行动纲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因为只有这种纲领能够完全而清楚地向群众解答所发生的事情，阐明什么是帝国主义以及如何同它作斗争，公开声明机会主义已使第二国际破产，公开号召建立一个没有机会主义者参加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只有那种足以表明我们相信自己、相信马克思主义并宣布要同机会主义作殊死斗争的纲领，才能保证我们迟早赢得真正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三国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就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决裂了。现在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又变成了沙文主义者。这只能使我们更加相信，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是必要的。我们确信，今天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丝毫不亚于过去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决裂时社会党人同后者之间的分歧。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普鲁士年鉴》上说得很对，目前的统一有利于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因为它迫使左派服从沙文主义者，妨碍工人弄清争论的实质，妨碍工人建立自己的真正工人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政党。我们深信，在目前情况下革命者的首要职责，就是同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决裂，这恰恰象过去为了尽快教育落后工人并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而必须同黄色分子、反犹太主义者和自由派工会等决裂一样。

我们认为，第三国际就应当建立在这样的革命基础上。对我们党来说，不存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是否合适的问题。对我们党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对我们党来说，现在存在的只是能否在最近时期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这一决裂的问题。

十分明显，要创立一个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就必须在各个国家里都准备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德国这个工人运动历史最悠久、工人运动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是举足轻重的。最近的将来会表明，创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如果已经成熟，我们党一定会高兴地参加这样一个清除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如果没有成熟，这就表明，为了完成这种清除工作，还需要一个稍长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党就将成为旧国际内的极端的反对派，直到在各个国家里都具备一定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为止。

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最近几年在国际舞台上会有怎样的发展。但是我们确切知道并且确信不疑的是，我们党将朝着上述方向在我们的国家内，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中间不懈地工作，并将通过我们日常的全部工作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国际的俄国支部。

在我们俄国，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集团也不乏其例。这些人将反对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我们知道，普列汉诺夫是和休特古姆站在同一基本立场上的，并且现在已经向休特古姆伸出亲善之手。我们知道，阿克雪里罗得领导的所谓“组织委员会”正在鼓吹俄国土地上的考茨基主义。这些人借口工人阶级的统一，鼓吹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并通过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统一。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当前俄国工人运动的全部情况可以使我们完全相信，有觉悟的俄国无产阶级将一如既往地同我们党站在一起。

第四章

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历史及其现状

上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策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30年来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深入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了解这一策略和我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向读者提醒党的历史中的一些主要事实。

社会民主党作为一种思想派别，产生于1883年。那时，“劳动解放社”在国外第一次针对俄国的情况系统地阐述了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在90年代以前，社会民主派一直是一个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没有联系的思想派别。90年代初期社会运动的高涨、工人的风潮和罢工运动，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同工人阶级的斗争（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积极的政治力量。也就是从这时起，社会民主党开始分裂为“经济派”和“火星派”。

“经济派”和旧《火星报》（1894—1903年）

“经济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它的政治实质可归结为如下这样一个纲领：“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这种主义所“承认”的是完全抹掉了任何革命性而合乎自由派资产阶级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借口俄国工人群众落后，希望“和群众一道前进”，而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范围局限为进行经济斗争和在政治上支持自由派，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独立的政治任务和任何革命任务。

旧《火星报》（1900—1903年）为捍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胜利地进行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觉悟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切优秀分子都站到了《火星报》方面。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前的几年内提出了一项最彻底的和不妥协的纲领。1905年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和群众的行动证明了这个纲领是正确的。“经济派”迁就群众的落后性。《火星报》则培养了能领导群众前进的工人先锋队。社会沙文主义者目前所持的论据（必须考虑群众，帝国主义的进步性，革命者的“幻想”，等等），全部都是经济派曾经提出过的。早在20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见到过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司徒卢威主义”这种事情了。

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1903—1908年）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使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新的派别斗争，这个斗争是过去的斗争的直接继续。“经济主义”变成了“孟什维主义”。捍卫旧《火星报》的革命策略的斗争则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

在急风暴雨般的1905—1907年，孟什维主义是受自由派资产者支持的、在工人运动中传播自由派资产阶级倾向的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主义的实质就是使工人阶级的斗争适应自由派的需要。与此相反，布尔什维主义提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任务是：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和背叛，发动民主主义的农民进行革命斗争。而工人群众，如孟什维克自己也屡次承认的那样，在革命时期的所有重大行动中都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

1905年革命考验、加强、深化和锻炼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彻底革命的策略。各阶级和各党派的公开行动，不止一次地暴露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和自由派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1908—1914年）

反革命时期以完全新的形式又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策略和革命策略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孟什维主义中的主流派不顾它的许多优秀分子的反对，掀起一股取消主义思潮，即放弃争取在俄国实行另一次革命的斗争，放弃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轻蔑地嘲笑“地下组织”，嘲笑共和国的口号等等。《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合法著作家集团（波特列索夫先生、切列万宁先生等）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原有的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核心，这个核心得到了想使工人放弃革命斗争的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百般支持、吹捧和宠爱。

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把这个机会主义集团开除出党，并且不顾许多国外的大小集团的疯狂反对，恢复了党。在两年多（1912年初至1914年中）的时间里，两个社会民主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个是1912年1月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另一个是“组织委员会”。后者拒不承认一月代表会议，并企图按另一种方式即通过与《我们的曙光》集团保持统一去恢复党。两种工人日报（《真理报》和《光线报》以及它们的后继者）之间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两个社会民主党党团（真理派或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和以齐赫泽为首的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之间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真理派”始终忠于党的革命传统，支持开始高涨的工人运动（特别在1912年春季以后），把合法组织和秘密组织、报刊和鼓动结合起来，从而把觉悟的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而取消派——它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只是通过《我们的曙光》集团进行活动——则依靠自由派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支持。

工人团体对两党报纸的公开捐款，是适合俄国当时条件的（同时是唯一可以公开实行的、人人都可以自由核查的）交纳社会民主党党费的形式，它清楚地证明了“真理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是无产阶级，而取消派（以及他们的“组织委员会”）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下面就是关于这些捐款的简要材料，这些材料详尽地刊载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一书中，并摘要登载在1914年7月21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莱比锡人民报》上。

1914年1月1日至5月13日，分别捐款给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的（真理派的）日报和取消派的日报的捐款次数和捐款总额如下：

由此可见，到1914年，我们党已经把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团结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周围。1913年全年，工人团体给真理派捐款2181次，给取消派捐款661次。1913年1月1日至1914年5月13日，工人团体给“真理派”（即我们党）捐款5054次，给取消派捐款1332次，即占20．8％。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1914—1915年）

1914—1915年的欧洲大战，使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危机中检验自己的策略。这场奴隶主之间的战争的反动性和掠夺性，从沙皇政府方面看，要比从其他各国政府方面看更加明显得多。尽管如此，取消派的主要集团（在俄国，除了我们党，它是唯一有重大影响的集团，因为它和自由派有广泛的联系）还是转向了社会沙文主义！这个《我们的曙光》集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独占合法地位，在群众中鼓吹什么“不抵制战争”、希望三协约国（现在是四协约国）获胜、谴责德国帝国主义犯了“滔天罪行”等等。自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曾多次表现出毫无政治气节，曾多次转向机会主义者，现在他更加坚决地采取了这种立场，从而博得俄国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称赞。普列汉诺夫已经堕落到宣称沙皇政府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并在意大利的官方报纸上发表谈话，极力怂恿意大利参战！！

这就完全证明，我们对取消主义的评价和把取消派的主要集团开除出党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取消派的现实纲领和他们的方针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一般的机会主义，而且在于他们维护大俄罗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大国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这是执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方针。这是一部分激进派小资产者、极少数特权工人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盟。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无论取消派，无论某些国外集团（普列汉诺夫的、阿列克辛斯基的、托洛茨基的，等等），或所谓“民族的”（即非大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承认我们的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我们挨了数不清的咒骂，其中最常听到的罪名就是“盗用名义”和“分裂主义”。我们对此的回答就是举出经得起客观检查的确凿数字，证明我们党团结了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如果考虑到在反革命时代进行秘密活动的各种困难，这个数目就不算小了。

如果说在俄国不清除《我们的曙光》集团就可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基础上达到“统一”，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为数众多的反对者甚至在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实现统一呢？自1912年1月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三年半了，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的反对者虽然很想建立一个与我们相对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来。这个事实为我们党作了最好的辩护。

同我们党进行斗争的各社会民主派别的整个历史，是一部崩溃和瓦解的历史。在1912年3月它们曾经一致“联合起来”咒骂我们。然而到1912年8月，当反对我们的所谓“八月联盟”建立起来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分崩离析了。一部分派别脱离了它们。它们无法建立起一个党和中央委员会。它们只建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以恢复统一”。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委员会不过是俄国取消派集团的一个不中用的掩蔽物。在1912—1914年俄国工人运动和群众罢工异常高涨的整个时期内，整个“八月联盟”中只有《我们的曙光》集团是能够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唯一集团，这个集团的力量来源于它和自由派的联系。1914年初，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正式退出了“八月联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参加这个联盟），联盟的领袖之一托洛茨基则非正式地退出了联盟，又建立了他自己单独的集团。1914年7月的布鲁塞尔代表会议在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的参加下建立了所谓“布鲁塞尔联盟”来反对我们，拉脱维亚人没有参加这个联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派）也立即脱离了这个联盟。这个联盟在战争爆发后便瓦解了。《我们的曙光》杂志、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以及高加索社会民主党领袖阿恩，都成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鼓吹最好让德国失败。组织委员会和崩得庇护社会沙文主义者，维护社会沙文主义原则。齐赫泽党团虽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在俄国，甚至连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都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但仍然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忠实盟友。我们的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对齐赫泽党团十分满意。在巴黎，创办了《我们的言论报》（其前身是《呼声报》），其主要参加者是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他们想把空泛地捍卫国际主义和要求同《我们的曙光》杂志、组织委员会或齐赫泽党团无条件地统一这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报纸在出版了250号以后，自己不得不承认已经解体：编辑部的一部分人倾向我们党，马尔托夫仍然忠于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公开谴责《我们的言论报》犯了“无政府主义”（正如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大卫之流、《国际通讯》杂志、列金之流指责李卜克内西同志犯了无政府主义一样）；托洛茨基宣称和组织委员会决裂，但又愿意和齐赫泽党团一道走。下面就是齐赫泽党团的一位领袖阐述的该党团的纲领和策略。契恒凯里1915年在奉行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方针的《现代世界》杂志第5期上写道：

“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本来能够制止自己国家的军事行动而没有这样做，这是暗地希望该党不仅让自己，而且让自己的祖国断送在街垒上，或者是拿无政府主义的望远镜观察近在咫尺的事物。”［注：1915年《现代世界》杂志第5期第148页。托洛茨基在不久前宣称，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高齐赫泽党团在国际中的威信。毫无疑问，契恒凯里也将同样卖力气地去提高托洛茨基在国际中的威信……］

短短几句话将社会沙文主义的实质表达得淋漓尽致：既是在原则上为主张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又是嘲笑——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允许下——宣传和准备革命的行动。问题根本不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能否制止战争，也不在于革命者究竟能否担保革命胜利。问题在于：是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还是真要“断送”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怀抱里。

我们党的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前产生，并在这次革命和尔后的反革命时期壮大起来的。俄国的落后使我国出现异常多的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和各国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前的巩固，则使我国一些典型的自由派几乎完全拜倒在“合理的”、“欧洲式的”（非革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党的脚下。俄国工人阶级不得不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30年的坚决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政党。世界大战的过程使欧洲的机会主义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而使我们的民族主义自由派和社会沙文主义取消派的联盟得到了巩固；这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党在今后也必须沿着我们原来的彻底革命的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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