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丨尸位素餐的“特色”工会与妇联组织 

你的心有病，需要治疗。

说这句话的，是富士康官办工会的代表；而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遭遇猥亵的女工。

2018年4月，这位女工下夜班时遭遇了一次猥亵：

一个神秘人从我身后用他戴白手套的手捂住我的嘴巴，用他的胳膊环着我的脖子，另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腰，我的身体被他用力地拖拽，呈仰面的状态，我竟叫也叫不出来，全身使不出一点力气。......路两边也有几个人经过没人理睬，我拼命地挣扎最后顺利逃跑。事发后我回到宿舍，心里害怕极了，不敢报警，不敢告诉任何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躲在被窝里哭......

从那次事件后我开始怕黑，更怕每次下班路上没有路灯，回宿舍的路上没有监控的那段总是让我提心吊胆。内心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不跟任何人联系，更恐惧跟任何人肢体接触。

同年六月，这位女工再次遭遇猥亵。她逐渐意识到，猥亵是普遍的，每一个富士康女工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在庞大的富士康集团，受伤害的何止我一个呢？那段时间在茶余饭后总有女工在讲述自己被伤害的事情，有露阴癖、袭胸、跟踪，猥亵都已经在厂区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个讲述自己被伤害的经过。更多人则关注这事件每个女工都可能遇到，如果遇到了怎么办？怎么去杜绝？这才是更担忧的话题。

因此，她和三位女工一起去妇联表达自己的诉求，只是希望妇联能够改善某些下班路段没有路灯与监控的情况，顺便对女工普及一下如何应对性骚扰的安全常识。妇联对她们“防止犯罪”的诉求含糊其辞，草草让她们填了个表单，就没有了下文，反而对她们从哪里来、在哪儿工作盘问不止，一得到确切消息，就通知了富士康。

于是，富士康官办工会和所谓“员工关爱中心”[1]约谈这位女工，不但不满足女工的要求，反而贬低女工说她“有病”，逼问她和其他三位女工的联系。[2]本来此事已是不了了之，但这位女工随口的几句话上了今日头条，这可又触动了官办工会和员工关爱中心的敏感神经，他们叫嚣着她一定是和今日头条有联系，还“受境外势力的影响”。迫害远不止于口头的贬低，他们故意在车间里散播这位女工的猥亵受害者身份，让她受到孤立；他们故意调整这位女工的工作岗位，让她下班的路更远、更黑；他们强行把这位女工的工作从长白班改为夜班，最后将她非法解雇。

尽管受到这样的迫害，这位女工仍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始终没有透露另外三位女工友的名字，公开地揭发妇联和富士康，并且准备起诉富士康。今年2月末，一个女性主义公众号再次采写了此事，随即3月2日该公众号便声明，这位女工已经失联了，时至发稿前仍无任何消息。[3]

这个事件，是非常典型而有教益的。它向我们展示了官办工会与妇联的真面目：名义上是群众组织，实际上是官僚机器。他们不关注性骚扰对女工造成的身体与精神上的伤害，不想帮助受害者惩治罪犯，哪怕防止犯罪发生的具体手段已经提至眼前，他们也不屑一顾。他们真正关注的是什么呢？他们如此锲而不舍地询问女工们的联系，就是生怕真有个群众组织要维护自身基本权益，生怕“群众组织”在网上发声、获得关注。虽然工会与妇联分属于厂方与专制政府，但在此事件中，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信息沟通亦是十分顺畅，就是因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在镇压工人组织上有着最大的共同利益。

用粗俗但直接的话来说，这些“群众组织”就是在占着茅坑不拉屎，这不是一家工厂、一个地区的个别现象。两三年以前，侵害妇女婚姻自由的离婚冷静期被写入民法典，广大妇女纷纷表示反对，而全国妇联就连屁也没有放一个，反而搞什么“离婚冷静期婚姻家庭辅导”[4]，事实上支持了离婚冷静期制度；2018年的佳士事件中，面对工人的建会请求，区总工会起初以“一百人签名”的条件来搪塞，后来积极工人被厂方开除，区总工会非但不提供帮助，反而表示从未支持工人自己组建工会，站在了资本家一边。这些“群众组织”的存在意义，不过是要在表面上占据所谓合法反映不公的途径，引诱不满于现状、但又不够自觉的工友上钩，同时暗地里给资本家通风报信，让其通过各种手段打压一切发声者，以维持自身统治。这和我们在信访一文中所揭露的完全一致。这位女工在这里所碰到的，和欠薪的农民工、被强拆的居民等等所碰到的一样，实际上都是专制统治剥夺绝大多数群众政治权利的结果，甚至连被污蔑的借口都如出一辙（勾结境外势力）。革命者用此事教育群众，不应停留在唤起群众对性犯罪的义愤，更要指出，专制政府为了压制群众的自组织，哪怕自己不能制止犯罪，还要压制群众一切遏制犯罪的愿望与尝试，专制政府甚至不止于纵容和帮助犯罪，还要亲自下场让人“失联”，反动的程度世所罕见。

无产阶级女性如果认清了“群众组织”与专制政府的真面目，应对性犯罪的方法就呼之欲出了，即建立秘密互助组织。现实已经教育了我们，指望官办的妇联向工厂施加压力，是行不通的，反而会泄漏积极工人的身份，带来额外的风险。而无产阶级一旦组织起来，就足以立刻解决很多问题，比如结伴下班，关心遭遇猥亵的女工并提供帮助，减轻她们的痛苦，或者在发生猥亵较多的场所蹲点，当场制止猥亵行为并揭发猥亵者，对情节恶劣者完全可以秘密地在工作场所传发与张贴传单进行揭露与震慑，乃至进行有组织的武力威胁。总之，使用一切可能手段预防和制止犯罪，来更好地保护女工权益。

有人会说，这简直是黑社会、帮会组织。不是的，无产阶级清晰地认识到种种罪恶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压迫，微薄的工资、长期机械的劳作与困窘的生活所制造的精神压力催生了种种变态行径。不通过政治教育将工人组织起来，历史地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性犯罪同其他犯罪一样无法根除。但是，在革命前组织工人的过程中，不能期待用政治教育说服和改造每一个工人，不能期待所有男工都能立刻深刻地领悟到，对女工的猥亵既是道德犯罪，更是在破坏无产阶级的团结、瓦解无产阶级的队伍。尤其是不能期待彻底改造全部流氓无产者，不能抽象地讲团结，不能期待不用雷霆手段进行震慑。

还有人会说，从上述的“秘密互助组织”中，没有看到任何的政治性。确系如此，如果表述得更确切些，对于受到侵害的女工，哪怕没有政治性，革命者也要支持她们首先秘密组织起来。抽象地讲，出于朴素的阶级团结，也就是工联主义来完成上述工作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积极分子，只是出于同情心或者个人受害经历参与相关工作，可能满足于建立这样一个互助组织，不想走向推翻专制政府的革命运动。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组织，在不会有大量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能够组织起来进行活动、实现上述措施，都需要有人自愿地付出与牺牲，这只有政治组织通过教育培养政治觉悟才能实现（在专制制度下，更是提升了无产阶级组织的门槛，只有具有一定秘密性、组织性的团体才能在警察的打击下存活）。而政治组织中，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才有最强的组织性与牺牲精神为工人阶级奋斗，我们一定能够组织最坚定的战斗、取得最重要的突破、获得最广泛的政治影响。

因此，如果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富士康女工这样的积极分子，革命者就不能停留在声援上，还要对这些积极分子做政治教育、帮助她们组织起来，首先从防范猥亵这个方面进行战斗！如果有现成的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者应在其中工作并使之更有效地保护女工权益。这样的秘密工人组织，也将为更深入的政治教育创造条件，使无产阶级更广泛地联合起来。

同志们，俄国女工在1917年3月8日的英勇斗争，召唤着新一代英雄的妇女工作者们！

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 ——《列宁全集》第38卷，《致女工》

[1] 所谓的 “员工关爱中心”，是2010年富士康“九连跳”之后成立的部门，这个部门与其说是“员工关爱中心”，不如说是“资本家甩锅中心”，真正的任务是把那些有自杀风险的工人预先辞退。有富士康工人表示，“富士康关爱中心只会关爱自己”，对工人起不到什么帮助作用。“员工关爱中心”成立后，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仍然继续发生，2010年共有13位工人跳楼自杀。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74766904/answer/2194724113

[2] https://mp.weixin.qq.com/s/mBQSfUfnkasHpjFr9jRuIw

文章开头数段引文来源亦是此文。

[3] https://mp.weixin.qq.com/s/RexkVnePB8sK1ebcnxRAyw

[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8992507495803625

欢迎革命同志们关注电报频道《前进报》https://t.me/vorwarts_2023并来稿交流，包括形势分析、理论争鸣、国情研究、斗争报道、工厂通讯等，投稿邮箱：Vorwarts_2023@proton.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