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列宁主义的工人斗争研究
罢工是工人斗争的起点，是中国工人一直在持续但少有被马克思主义者认真的以自己立场研究的东西，罢工是活劳动对资本直接的抵抗，是自发性向自觉性、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跨越的第一步。
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当中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政治灌输，当然，这一灌输不是我们已经重复批判过了的那种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无限怀念和一点点对于当下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而是全面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与工人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事情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的揭露，从而将工人的意识转化为社会主义的。而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工人斗争的大小事态、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危机和专制政权在政治与经济上如何进攻工人有着非常全面的了解，并且善于将这些内容与自己所直接面对的工人群众的处境与斗争联系起来。尤其是对于工人斗争，我们之前提到过，工人不信任自己的力量，无法探查到自己的力量并且在现实生活当中面临的一切要求其放弃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力量。但是，工人斗争的现实存在是客观的，并且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断的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所在。但由于资产阶级政权的各种压制，工人斗争本身的自发性所带来的模糊不清的问题，以及，最为严重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视角的严重缺乏导致对于工人斗争本身并没有形成什么值得教给工人的政治内容：哪怕是“第一时期”中最优秀的作品《中国当代的阶级斗争》，也不过只是列举了一系列罢工，并将其冠以“阶级斗争”之名罢了。
缺乏这一部分政治内容的后果十分恶劣。一方面，它导致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自身无法对工人斗争的一般趋势和表达出来的政治效应进行客观的研究，从而对局势、工人斗争所处的阶段和如何将这种斗争提升到我们需要的层面上这几个对于革命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始终无法解答——只需要看看25年末深圳罢工时各路“左派”的分析就足够了，几乎没有组织的文宣指出了这是什么样的斗争，在什么情势下展开，工人使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并提出了什么样的诉求，以及更为重要的，这对于正在重建期的社会革命运动意味着什么。因此我们发现，哪怕26年的工人斗争烈度往往并不比25年低，甚至有反超的大趋势，左派内部关于工人斗争的有效文献（如果不算那些滥竽充数的“新闻”和“时评”）几乎仍然是等于没有。作为正面教材，列宁的罢工分析是扎实的。在为《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写的序言当中，列宁细致的分析了哈尔科夫五月工潮的各类诉求，指出了这些诉求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变得与广泛的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以及地方的工人政党组织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政治行动使得革命性的变化在工人斗争当中发生，以及这种政治行动与全俄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任务的相关性。
另一方面，这导致我们作为革命者，关于工人斗争这件事情本身，在工人那里能拿的出手的内容相当少，可以说完全是处于“稀粥”的状态，不成体系，不成形状，甚至不成逻辑。有很多从事工人工作的同志在为工人讲解罢工时，往往过于急切的跳过罢工本身就进入“政治灌输”——看！工人正在起来，你们也应该跟上，大家都一样。目的或许是为了鼓动在本厂的罢工。但是，工人往往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是这样？是什么导致了罢工？他们罢工又能得到什么呢？（除了镇压之外）我们当然也想罢工，这里的恶劣条件完完全全值得罢工，但是如果不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怎么保证胜利？我们应该怎么做？融工派在一个时期里经常强调“经济斗争”的重要性，然而在欠缺对于已有的罢工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这种经济斗争完全是以“老骨头撞围墙”，留下的积极遗产是很有限的，以及远远没有上升到政治灌输的层面上。（关于这一部分内容可以参考我们对“游击战”和“阵地战”模式的批判）面对工人，我们对于工人斗争的理解是匮乏的，又怎么能够将这些“环节”联系到政治的意识上呢？工人向往罢工，工人无数次的表达自己想要罢工，工人正在自己组织罢工并提出诉求，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提供给工人关于如何取得胜利的知识，并对在罢工之后如何争取更大的，无产阶级在社会意义上的全面胜利进行坚定的、有条理的且与其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讲解，那么这不是对勇武斗争的工人的一种背叛吗？
这些事实证明，我们迫切的需要探索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服务的罢工研究，这种罢工研究要求我们既掌握对于工人斗争的自发性一般趋势和中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别忘了，是工人斗争促成资本主义发展，探索新的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形式），也要求我们学习向工人讲解罢工与革命的联系，罢工如何成为更大的社会革命工人斗争的一部分，以及如何在已有的基础上在正确的局势下将罢工组织起来，向政治斗争转换，而不只是盲目的掀起罢工。
为了做到这样的罢工研究，我们需要通过调查等形式考察这些问题：
- 首先需要关注阶级构成，即其技术构成和政治构成，以及社会的构成。可以通过对产业的一般形式进行技术构成的研究，从罢工的诉求和开展的形式补充技术构成的部分和政治构成（即何种诉求），并根据工人的一般画像和当地政治经济结构尽可能的分析社会构成。关于什么是阶级构成，我们在后文会解释。
- 趋势和全国政策的联系，要将罢工本身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所处的趋势过程联系起来，判断其为孤立事件还是与更广泛的斗争潜能联系在一起。这要求我们将发生罢工的工厂与其工业区、产业链、产业状况与国家政策等等联合起来考虑，并且用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和方法进行谨慎的分析，与阶级构成的分析构成同频，试图还原阶级斗争的全貌。
- 完成了阶级构成分析和积累体制（政治经济）分析之后，应当思考地方组织如何介入并试图领导罢工，是否能在自己的工人工作当中发掘同样可能引起罢工的矛盾与问题，并且将罢工分析当中得出的阶级构成内容通过调查的形式与自己的工人工作联系起来。
我们可以先从列宁对罢工的政治分析开始，逐步的探索三个方面。
列宁为《哈尔科夫的五月》所写的序言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份十分优秀的教材，因为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列宁恰恰是由“如何抓住并促成下一次更有力量的进攻”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思维去写作的。这份小册子由哈尔科夫委员会“根据工人自己的记叙编辑而成”，原本是作为通讯寄来的，列宁决定为它出版单行本，理由之一是“为了使它更易于尽可能大量地、广泛地流传”。序言开头把这项工作的用途交代得毫不含糊：
“现在就要着手准备下一次的五一游行示威了，而最重要的准备措施之一，应当是介绍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取得的成就，分析我们整个运动，特别是五一游行示威还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我们怎样弥补这些不足之处，以争取更好的成绩。”
分析在这里被列为准备措施，而且是最重要的准备措施之一。研究一场过去的罢工同组织下一场斗争是同一件工作，其成果不是存进组织内部的总结，而是赶在半年后新世纪第一个五一节之前，尽可能广泛地交到各地工人手中的小册子。
列宁对这场斗争的分析从工人实际做了什么开始。
“大批工人参加罢工，大街上举行成千上万人的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大会宣布传单中提出的各种要求，这些要求都具有革命的内容，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和政治自由。”
罢工的规模、街头集会的形式、传单中要求的内容作为工人斗争当中铁的事实，用来回答运动内部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俄国工人是否“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程度”，是否只该从事“纯经济斗争”。列宁已经从事了很多工作在《火星报》上阐释自己的原则，哈尔科夫的工人斗争提供了重要的论据，经济派的观点“已经被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彻底驳倒了”，驳倒它的是工人的行动。紧接着他把分析转向另一面：
“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俄国工人的政治才能，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对于充分发挥这种才能还有哪些不足之处。”
才能属于工人，不足属于“我们”。列宁没有把游行的缺陷归咎于工人的落后，他要检查的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在哪些地方没有跟上工人已经表现出来的东西。从这里出发的罢工研究不是对工人自发性的苛责（尽管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而是持续的追问工人政党和其组织在这一过程当中究竟还欠缺什么。
紧接着是对诉求的分析，但是仍然与提出党的政治任务联系在一起。小册子里写道：
“在五一节和游行示威之际，令人意想不到地提出了各种没有经过适当酝酿的实际要求，因此，总的说来，当然注定要失败。”
列宁对这个判断持认可态度，并且把铁路工厂工人的诉求进行了逐个分析：
“在铁路工厂工人的14项要求中，有11项是在现行政治制度下也完全可以达到的个别的小改善，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消除胡作非为的现象。”
余下的不能在现行政治制度下达成的三项诉求里，他着力分析的是八小时工作制。他分拣诉求的标准不是一项要求听起来多么激进，而是这项要求是向谁提出的：
“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的要求，各行各业的工人可以向（而且应当向）他们的业主提出，这种要求是行业性的要求，是个别工种工人的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个要求不应向个别业主提出，而是要向国家政权即整个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代表提出，向掌握全部生产资料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提出。”
八小时工作制同缩短工时一样关乎工作时间，但提出问题的对象和方式，以及工人斗争的目标和对象则完全不同。单单是缩减工时的斗争可以与单个工厂的资本家形成某种契约，用工人斗争的平息换取工时缩减，另一个则只有整个资本家阶级和它的国家才能回答，因此，八小时工作制斗争的对象在这里就是劳动与资本的直接的阶级对抗。哈尔科夫的先进工人已经把这项要求写了进去，列宁肯定这说明他们“懂得要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团结一致”。
然而，列宁不吝啬他的批评，他认为这项诉求出现在了错误的位置，被同“工头态度要和蔼、工资要提高10％这样一些局部要求混在一起”。于是他给马克思主义者规定了一项具体的工作：
“我们应当让工人们了解这种差别，使他们不要把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降低到象要求发给免票或开除守卫那样的水平。”
按诉求必须指向的对象来区分诉求，是列宁分析这场斗争政治构成的入口。
但是，与现在的一些天才时评家不同，列宁并不因此轻视局部要求，单个业主可以满足的要求，工人不仅可以提，而且“应当”提，他写道：
“一年来，这里那里的工人们经常向业主提出各式各样的局部要求并为其实现而斗争，社会党人在支援这种斗争时，应当随时指出这种斗争要同各国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
为工人斗争，不管其诉求如何，提供直接的支援是革命者应该做到的前提，指出与争取解放的国际工人斗争联系起来是在支援之中随时进行的工作，不能将政治灌输的工作与支援工人斗争这两项工作分割开来。列宁要的是在工人为加薪和缩短工时斗争的同时，让他们看清这些斗争同什么更大的斗争连在一起。
下面对调解委员会的分析，展示了列宁怎样把一项厂内要求一步一步推到国家面前。工人和厂部各选代表组成委员会调解纠纷，本来只是一项关于厂内怎样处理争执的要求，然而其产生作用的条件则是巨大的矛盾。
“由工人和厂部分别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这个委员会，当然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就是选举完全自由和代表完全独立。”
我们在10年代的珠三角工人斗争当中经常也能发现工人代表要么被收买，要么被威胁开除的情况。因此，目前成熟的工人斗争往往不设代表，也不试图去组建劳资谈判的调解委员会，而是直接的进行野猫式的阶级对抗。
然而，要使代表不受厂方左右，
“就只有成立工人的自由工会，即包括许多工厂、拥有自己的储金会并且能保卫自己的代表的工会”
而工人不被警察和宪兵任意逮捕，又需要人身不受侵犯和结社自由，
“试问，工人能向谁要求到保证人身不受侵犯和结社自由（我们认为这是调解委员会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呢？只有向国家政权要求，因为人身不受侵犯和结社自由有没有保证，取决于俄国国家的根本法律，甚至取决于俄国的国家管理形式。”
这条推理的每一步都在追问前一步的实现条件。政治的结论不是从外面加到这项厂内要求上的，它就在这项要求自身实现条件的逻辑链上。这一结论我们在2018年仍然发现其有效性。
列宁继续写道：“现在没有人民代表机关，专制政府一只手给工人一点小小的让步，另一只手又总想把它夺回来。”接下来他举出的就是这次游行的后果：“省长接受工人群众的要求，释放了被捕者，几天之后，彼得堡又下令把几十名工人重新抓起来！”工人在哈尔科夫所获得的让步和争取到的东西，不是由工人自己决定，而是由彼得堡的黑帮政府决定的，而地方当局的保证也能被中央政权一纸命令推翻。这场罢工同整个国家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是由罢工自己的结局证明的。同样，我们也能看到10年代珠三角工人斗争是如何被中央政府镇压下去的，只需要考察对于罢工的态度和几次失败的劳工立法就足够了。
列宁的政治结论正是从这里得出：
“正因为如此，工人应当要求沙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国民代表会议。”
当然，就如同列宁的所有政治战略和决定一样，这些要求并不是他空想的，而恰恰来自作为革命政治家对如何抓住“政治的关键环节”拥有的敏锐嗅觉，而这种嗅觉恰恰来自与工人群众斗争的紧密联系和对现实的细致考察。他指出：“今年五一节前在哈尔科夫散发的传单中，曾经提出了这种要求，我们看到一部分先进工人完全了解它的意义。”
可是到了工厂视察员问工人究竟需要什么的时候，“只有一个人高呼‘要宪法’”，记者嘲笑说这是“一个无产者放了一炮”。政治革命的诉求与工人斗争的实际觉悟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恰恰是哈尔科夫的组织工作暴露出的问题，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想要去解决的。列宁的回答没有停在只是替这个工人辩护上：
“老实说，这个回答并没有什么可笑的，可笑的只是这个孤零零地提出的改变整个国家制度的要求同缩短工作日半小时和在工作时间发放工资的要求极不协调。”
一项政治要求的软弱，不在它提得太早或太激进，而在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同工人当天提出的其他要求没有发生什么政治的联系。但是，列宁接着断定：
“但是这后两项要求同要求宪法之间的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们能使（我们一定能使）群众都了解这种联系，那么‘要宪法！’的呼声就不会只是从一个人口中喊出来，而是从成千上万人的口中喊出来了，那时这个呼声就不是可笑的，而是可畏的了。”
衡量一场斗争的政治分量，看的不是其中最先进的那个人喊出了什么，而是这个呼声有多少人一起喊。组织的任务，就是让一个人懂得的联系变成成千上万人都懂得的联系。
站在这一步，列宁就提出了具体的组织任务，指出了目前组织存在的缺陷和能从何种方向去改进目前的工作。哈尔科夫的社会民主党人事前做了准备，计划却没有实现。列宁引用哈尔科夫同志自己给出的原因：
“因为觉悟的工人社会党人‘总部’的力量分配不平衡，这个工厂多，那个工厂少；其次，因为工人们的计划‘被当局知道了’，当局自然就采取了一切措施来离间工人。”
然后他写道：“结论很清楚：我们缺少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什么？需要成为什么？
它要成为“一个坚强的核心，来合理部署觉悟工人的全部力量，保证工作进行得非常秘密”。觉悟工人在各个工厂之间分布不均，说明组织既不掌握、也调配不了革命工人的力量。列宁对这个组织的构成也有明确要求：“它应当把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在几十年的教训中积累起来的社会主义知识和革命经验同先进工人所特有的对工人群众的了解以及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和引导群众前进的本领结合起来。”对工人群众的了解在这里被明确地归于先进工人，知识分子带来的是社会主义知识和革命经验，两种知识缺一不可，所以他紧接着强调：“我们首先和主要应当关心的就是这种结合，而不是划分知识分子同工人之间的人为的界限，不是建立‘纯工人的’组织。”
至此，我们从《哈尔科夫的五月》当中得出了《怎么办？》的全部前提与初步的结论，列宁的政治思想就是这样在工人斗争的具体分析和各类复杂的政治环节当中现实的发展出来的。对于我们列宁主义者来说，绝不能让自己的政治思想脱离这些分析。
在所有这些分析里，列宁几乎没有去考察铁路工厂的生产本身。但是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使得某些一目了然的事情发生了转变，在工人的日常要求背后，它更多地通过产业政策、工资和社保的规定、层层转包的责任安排进入工厂，常常站在资本的身后而不是前面。工人的要求同国家之间的联系因此并不一目了然，要经过对产业怎样组织生产、全国政策怎样作用于这个产业的研究才能被找出来。这正是我们要求罢工研究从产业的一般形式和全国政策入手的原因。
我们先从对阶级构成的分析入手，以及解释阶级构成分析为什么对于罢工研究是必要的。首先，什么是阶级构成？其实应当对这一用词进行规定，阶级构成分析处理的是工人阶级的构成，即从工人的视角和内部出发的分析，是对工人阶级与资本和其自己的关系出发的，因此，在这里处理的是劳动与资本斗争当中劳动的一方。
技术构成是资本聚合劳动力的方式，涉及到直接生产过程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之中。描述资本如何把劳动力聚到一起；那意味着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诸条件（比如不同车间的分工、“行政”与生产的分离、特定机器的使用）以及再生产的形式（居住社区、家庭结构等等）。工人如何与这种技术、设备、工具或者别的什么相处？它们如何改变我们的劳动？它们如何被用来对付我们？劳动的这些特征引入了哪些机会或者哪些挑战？简而言之，技术构成关乎工作场所中所有这些要素。它是“劳动力通过劳动当中的诸关系而被组织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那种具体的物质组织”。在今天的中国，还必须考察几种特殊的对于劳动力的支配：总包、分包、劳务派遣和外包层层相套的用工链条。现代中国资本主义对福特制和丰田制和其他积累的社会体制的应用远远复杂过俄罗斯，因此也应该考虑到集中的大工厂，其一级供应商和二级供应商逐级压价的生产网络。我们可以从直接的工人调查和产业调查出发推定一家工厂的技术构成，并且由直接的对工人斗争的考察填充：工人在什么条件下拒绝继续劳动并发起罢工、诉求指向生产和再生产的哪个环节，这些内容会把这家工厂的分工和控制方式从内部暴露出来，同时也为工人斗争本身提供策略和建议。我们可以借用“底边来信”的考察方案来对发生罢工的工厂，以及我们自己在做工人工作的工厂进行技术构成的调查：
固定资本的角色
- 工作场所是什么样的，它在哪里？
- 那里有什么样的设备或机器？
- 不同种类的技术在工作场所中起什么作用？
- 同供应链其他环节有什么样的联系？
可变资本的组织
- 劳动过程是什么，它如何被组织？
- 工人之间有什么样的互动？
- 劳动的产出是什么？
- 存在哪些形式的管理与监督？
- 工人的工资或薪酬结构是什么样的？
这里的每一个方面都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工作场所的重要东西。它不是一张可以用来直接读出不同类型工作场所的图式，但它提示了在理解一次调查时可能值得着重注意的那些因素。
思考技术构成，意味着把我们的工作场所当作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场所来加以关注。我们不想只从资本一方去理解它，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视角去分析它。这是一种绘制工作场所中阶级斗争地形的方式：工人同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什么？
社会构成考察是资本聚到一起的劳动者“是谁”的问题，也就是劳动者的“集体画像”，以及接收他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同一条流水线上可能站着被职业学校整班送进工厂的学生工和带着家庭负担的中年工人，也站着刚从研发和管理岗位被解雇，不得不进入工厂流水线的应届大学生。工人的年龄、性别、户籍、受教育程度，他们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在不同行业之间流动的经历，以及他们所依靠的同乡和亲属网络，决定了同一种技术构成落在一群什么样的人身上，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群人在斗争当中的表现和被镇压的方式。当地的政治经济结构则决定了工人面对的对手。在外来工远多于本地户籍人口的城中村工业区当中，本地居民小资产阶级靠向工人出租房屋分享工业的收益，基层政府的税源往往系于工厂和关键的生产网络，而这些生产网络往往是垄断资本与本地资产阶级合作形成的，我们在南方工业区的中小厂和超级工厂的联系中往往能发现这一点。在财政吃紧、靠政府项目拉动建设的内地城市，拖欠工钱的源头往往就是地方政府自己。因此，同样的斗争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镇压，政府和资本家愿意给出多少让步，工人与资本的力量对比也会因为社会构成而有所不同。中国工人最常用的个人出路是离开，辞工、跳厂、回老家，高度的流动本身就是一种被再生产出来的个人解决办法。但如果斗争的原因是欠薪则改变了这个处境，留下来一起讨回工资就成为了唯一的出路。这个夏天的集体行动大多是讨薪，“还我血汗钱”也成为了一个人尽皆知的战斗口号。然而，资本也懂得利用个人的这种出路，易力声和伯恩工厂强行推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正是要让工资下降到逼迫工人自己离开的地步，好免去经济补偿。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进入积累危机之后的各类斗争当中都能看到资方主动降低工时的野蛮行径。工人在这种时候选择罢工，是在拒绝资本替他们安排好的那条个人化的退路，争取集体的利益和补偿，然后再选择离开——一旦资本家被迫支付经济补偿，其美梦就落空了。
然而，正如我在别处说过的：“这些种种不同的形态，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造成的神秘化形式，这些神秘化形式并没有一种能够长期存在的特殊性，而只是构成劳动现场与社会再生产过程当中具体的特殊性，因此，将这种具体的特殊性当中的某一个部分拔高并试图证明这是运动唯一的策源，是不可取的。”理解技术构成与政治构成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资本对劳动力在其与机器的关系中的衔接，与阶级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技术构成与政治构成并不给我们一幅关于不同要素的静态图画，仿佛一边是完全从属于资本的劳动力、另一边是革命的阶级。它们都是被冲突、被断裂与颠倒的可能所贯穿的过程，因为两者都在作为一种对抗性关系的资本的社会关系内部运作。为了突破这种对抗性关系本身，或者至少在意识的层面上作为阶级意识的形成突破它，阶级组织与政党便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在解释完关键概念和研究的切入口之后，仍然需要一种方法对工人斗争的个案进行细致的研究。或许只有在革命者能直接的接触到罢工现场和工人的时候才能进行这种研究，但是，工人工作当中不可避免都会接触到一定的工人斗争（哪怕规模很小），亦或者是工作者接触到了曾经参与过罢工的工人，或者前往地区内发生罢工的工厂进行调查，等等。因此，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些关于与工人交流的个案研究方法。
调查的材料分为公开的和调查所得的两类。公开材料包括新闻报道、集体行动的事件记录、短视频和直播片段、社交媒体上的帖子、仲裁和诉讼文书、政府通报，以及上市公司年报之类的企业披露信息，主要用来重建罢工的时间线、诉求和形式，交代企业和产业的背景。调查材料主要来自同工人的访谈，辅以工人自己制作的诉求清单、联名信、通知和群聊记录，以及对工作场所和居住环境的观察。访谈对象要力求覆盖群体内部的主要分割，工种、身份、户籍、性别和年龄都要照顾到，因为资本正是沿着这些分割线分化工人的。对一次罢工的分析在逻辑上逐步推进，在实际调查中各步可以交叉进行。分析的起点是物质条件。依据产业的一般形式和企业的具体资料，推定罢工所在工厂的技术构成，并重建它的社会构成和积累背景，也就是危机怎样沿产业链层层传导，产业政策、监管行动、社保和工资规定怎样直接的影响这家企业并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罢工。只有先划定有关事实的范围。
对一次罢工的调查，要在罢工群体身上分辨三样东西：他们掌握了哪些事实，他们对这些事实作了什么判断，他们怎样行动。工人掌握的事实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零散的原始材料，另一种是这些材料在对现实的解释中被连接起来的形态。同一组材料可以被连接成完全不同的解释。工人的常识和阶级的认识，往往就是从同一组材料出发分道扬镳的。工人对事实所作的判断，同样有单个的判断、直接的好恶与连接成体系的判断之分。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衡量工人的判断：它的覆盖范围是止于企业，还是延伸到整个社会；它的自觉程度是自发形成的，还是在某种触动之后才形成的；它的融贯程度如何，判断与判断之间、判断与工人自己掌握的事实之间有没有矛盾。自觉程度这一项同组织的工作关系是最直接的，这种触动、价值的判断和与社会的链接正是革命者能够在工人中间提供的东西，政治灌输就是从这里起步的。行为则要区分出于自觉决定的行为和非决定性的行为。在个人的层次上，这个区分对判断政治态度用处不大，然而到了群体的层次上，它就是决定性的。罢工一旦发生，本身就证明某种把个人决定连接成群体决定的组织形式已经形成。这些区分都要在群体层次上使用。调查关心的不是个别能说会道的工人知道什么、怎么想，而是哪些事实和判断已经在罢工群体中普遍化了。进一步还要看，普遍化了的部分是停留在一件件互不相连的材料和一个个孤立的判断上，还是已经扩展为对事实的完整解释和成形的价值体系。掌握了哪些事实，限定了判断能够针对的范围；判断影响行动；行动又反过来改变群体所接触的事实和判断的种类与数量。群体之外，其他社会群体和物质环境也在作出反应，这些反应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不自觉的，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机械的，它们同样在塑造罢工群体的态度。群体态度不是静止的，它在罢工前、罢工中和罢工后都在变化。罢工中的行动和其后果往往会改变工人自己的意识和判断，并且为更进一步的政治行动打开空间。工人在斗争当中到集团总部去，到劳动仲裁机构去，到政府部门去，就在这些行动中碰到了关于国家和资本在他们的相互斗争当中起什么作用这些新的事实。资方的分化手段和镇压则是工人同专制国家相遇的时刻。应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考察工人中是否形成了关于国家在自己处境中处于什么位置的、已经普遍化的认识和判断。工人只有学会从一切阶级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中观察社会，才能获得阶级的政治意识。
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调查之后，我们可以做出政治的判断。关于阶级构成和关于积累体制，要确定罢工是个别企业的偶然情况，还是在同一产业、同一类政策覆盖的许多企业中都存在的可能性。调查一次罢工的价值，就在于把一次罢工变成关于一种资本主义机制的认识。这种认识可以拿到革命工作本身当中去检验，罢工同更广泛的斗争潜力之间的联系，正是经由这种可以检验的机制建立起来的。因此，考察罢工的目的是研究工人怎样对付资本，以及工人对付资本的斗争到了什么程度，形成了什么样的新的趋势。对罢工研究来说，我们既要能够研究每一场罢工当场生产出来的组织和诉求，也要判断分散的罢工是否已经同社会生产的中心连在一起、要怎样才能连在一起，这正是罢工研究在阶级构成分析之后必须接着追问的斗争潜能问题，也就是列宁主义所处理的政治问题，也就是列宁在《哈尔科夫的五月》最后部分提到的组织问题。在现代中国，与俄罗斯一样我们面对着专制国家的直接镇压，没有组织民主工会和独立的阶级组织的机会，那么在这里处理的则直接的是党建问题，即由成型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组织在工人当中组织党小组，形成独立的、地下秘密的、具有坚定的战斗性的革命工人组织的问题。
作为组织的我们获得了关于罢工的知识，也就必然应当将这种知识转化为改变所影响的工人的斗争意识的能力和政治工具。在文章的开头，我们已经提到过研究罢工的目的既是为宏观趋势服务，也是为工人工作服务，合二为一的来说，都是为革命运动如何发展自己的阶级基础并促成阶级斗争-建党目标所服务的。因此，通过详细的材料写作和解释，通过编辑部的工作和政治报作为一种政治机器的组织和运作，使得每一个地方小组都了解对工人斗争的最新研究和据此在工作当中需要注意的新问题，并将这种文献广泛的在革命运动能触及到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小组当中流传，努力的促进整个革命运动对工人斗争形成集体认识。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如我们在如何开展工人工作的文章当中论述的那样，一定要注重与工人的交流和在工人小组当中展开的，对于工人斗争的材料的共同研究和集体讨论，以斗争的现实性促进新的斗争，发掘国家与资本对工人的进攻和现实生活的联系，使得工人的意识能够跃升到阶级斗争的层次上来，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斗争是相关联的——“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当俄国一切工业城市和工人区的工人群众完全自觉和坚定不移地反复提出沙皇必须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要求的时候，当工人使全体城市居民和一切进城的农民都懂得社会党人的要求是什么，工人是为什么而斗争的时候，人民从警察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伟大日子就为期不远了！”
附：
华特工厂罢工分析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26年夏天的集体行动里，我们选取8月18日至21日上海嘉定华特集团三家工厂的罢工作为一个个案进行研究。我们使用的是公开材料，包括：“昨天”项目的事件记录，工劳小报的报道，海外媒体转述的社交媒体爆料，企业的工商信息和历年的企业介绍，上汽集团、华域汽车的财报，乘联会等机构发布的行业数据，以及相关的政策与法规文本。
8月18日至21日，上海市嘉定区华特集团旗下华谷、子元、华特三家工厂的数百名工人全线罢工，先后前往嘉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华特集团总部等地集会，讨要被拖欠长达四个月的工资。根据自由派媒体的报道，三家工厂的欠薪已长达五个月，员工集体写下联名投诉信，并连续罢工三天。值得注意的是，联名投诉信和三个厂区的全线停工说明，在行动之前，某种把个人的决定连接成群体决定的组织形式已经形成，尽管它不自称为组织，报道中也看不到任何有名有姓的代表。至于资方和仲裁机构作出了什么回应、工资最终是否结清，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公开的后续报道。
我们先从华特这家企业开始。
华特集团的前身上海华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1998年成立于嘉定安亭。今天它是一家由几位自然人和两家有限合伙企业持股的公司，旗下十六家公司分布在全国十个省市。2019年的企业介绍称其员工约2700人，2018年销售额29亿元，自2012年起每年纳税约1亿元。
它做的是汽车内饰件，即遮阳板、把手、仪表板、内饰板这类注塑类工艺的产品。它的客户是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一汽大众和福特。也就是说，这是一家靠给合资品牌配套生存的民营企业，它在仪征、沈阳、烟台、佛山设立的子公司，也大体沿着这些合资整车厂的生产基地展开，与汽车厂组成生产网络。因此，要讨论罢工的原因，就需要考察整体产业的危机趋势，必须研究上海汽车产业这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海汽车产业的总量并没有衰落。上汽集团2025年卖出450.7万辆车，归母净利润101.1亿元，比2024年增长506.5%，算是从2024年的深坑里爬了出来。26年上半年，上汽集团的销量同比基本持平，其中自主品牌卖出146.9万辆，同比增长12.6%，占到全部销量的71.8%，新能源车同比增长23.14%。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上半年交付约46.8万辆，同比增长28.4%，6月的出口同比增长257%。据上海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全市汽车制造业产值在上半年仍然是增长的。可是在这个增长的总量之下是燃油车体系的崩塌。上汽大众26年上半年销量约33.9万辆，同比下降31.2%，前四个月的产能利用率只有37.95%。上汽通用上半年销量同比下降5.68%，二季度下降19.27%，产能利用率只有32%；它在2024年的销量更是腰斩，同比下降56.54%，产能利用率一度跌到16.2%。上海汽车产业不是在整体地衰退，而是在剧烈地分化：自主品牌、新能源和特斯拉仍然在蓬勃生长，从国家的新能源政策当中源源不断的获取积累的活力，然而合资品牌燃油汽车则在逐渐崩塌，作为其供应链企业的华特就处于这种危机前线。
我们发现许多工厂已经关停，这意味着裁员、失业与劳动者的强制迁移。上汽大众安亭一厂2021年7月停产、随后永久关停，部分产线迁往江苏仪征。2025年7月1日，年产能36万辆的南京工厂关闭，正式工要么调往仪征，要么以“N+1”解除合同，年过五十的按基本工资的85%内退。上汽通用2025年关闭沈阳北盛工厂，涉及约2000名员工；武汉基地被曝减产裁员。总体来讲，上汽集团在2024年第四季度计提了232亿元的资产减值；通用汽车拿出超过50亿美元，用于上汽通用的减值和重组。据报道，上汽集团2025年年报提出要“加快调产能”，合资企业腾出的产能将用来生产与华为合作的“尚界”等自主品牌产品。
这里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上汽集团是上海的国有企业。产能从合资品牌转向自主品牌、从燃油转向新能源，是国有资本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引下作出的战略决定。像华特这样的民营企业，产品和客户都依赖于合资燃油企业上，其转向空间是非常受限制的。合资体系的收缩，就这样被传导到最依赖它、也最没有能力转向的企业身上，而最终最后落到这些企业的工人身上，这无疑是资本对劳动发动的进攻。
而处于同一个生产网络中的工人被攻击的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合资整车厂的正式工，关厂时还能拿到“N+1”，或者在五十岁以后按基本工资的85%内退。到了民营配套企业，工人面对的往往是另一套办法。
2024年11月，闵行七宝为德国大众配套的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宣布，工龄三年的员工主动辞职，可以领取三个月的当地最低工资，条件是“未与公司发生过劳动纠纷”。工人认为这是在逼迫工人自动离职、逃避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于是上街堵路，一些工人被警察带走，事情最后由区政府接手处理。这家企业此前连年被评为“经济突出贡献企业”，它的工会主席还当过“先进工会工作者”。华特三厂的欠薪、国利的逼迫离职，同我们在易力声看到的“五天八小时”一样，都是资本在收缩期把调整的代价转嫁给工人的手段，只是转嫁的形式随企业在链条上的位置而变化。
回到华特三厂的罢工本身。我们在方法中提出过三个问题：工人掌握了哪些事实，作了什么判断，怎样行动。公开材料能回答的只有最后一个问题的一部分。联名投诉信和三个厂区的全线停工说明，工人在行动之前，已经把“个人被拖欠工资”这件事，连接成了“三个厂的几百人被同一个集团拖欠”的共同事实并据此作出了群体的决定。他们先试图尝试劳动仲裁，说明法律渠道仍然被当作讨薪的首选。但正如我们提到的，我们国家的政治社会被资产阶级垄断，实际上排除无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劳资协商就只能是资产阶级主导、党国体制提供平台。
按照列宁分析诉求的办法，追回欠薪是一项可以、也应当向老板提出的要求，但只要追问它的实现条件，这项要求就会一步一步走向与国家的对抗。华特付不付得出工资取决于它的订单和回款，订单取决于合资品牌的销量，而合资品牌的销量，又取决于油价、购置税、以旧换新这些由国家决定的政策，取决于作为国有企业的上汽把产能分给合资品牌还是自主品牌。以及，企业垮掉时工人能拿回多少赢得的工资，这取决于破产和欠薪保障的法律。更为重要的是，工人斗争和其联合能否维持下去，罢工是否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能否独立建立自己的民主基层工会，民主选举产生既不被收买、也不被开除的代表，取决于有没有结社的自由，而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同样是没有的。
工人的工资要求同国家之间的联系，在这里并不一目了然，但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以政治斗争的战略思维持续的追问和考察这一链条，并以政治灌输的形式将其带到工人那里去，那么，国家在阶级斗争当中的地位就变得明显起来了，政治斗争和工人政党的必要性也就如此显现了。
对于地方组织来说，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任务：
1.考察本地产业，辨认其危机状态和受国家政策影响的程度，细致的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力求了解所在地的经济危机程度和对工人-社区的可能影响。
2.在工人工作当中，尤其是在工人小组的讨论会中主动提起并讨论罢工事件，力求用最明确清晰的语言描述工人为什么罢工，怎么去罢工，罢工与国家-资本的联系以及与自身的联系。
3.进行列宁主义罢工研究的理论学习，指出政治灌输与罢工研究的关系，并通过联系网络与其他地区的地方组织-工人小组讨论这些理论内容，力求使自己在思想上武装起来，能以革命的战略思维思考罢工与本地和全国阶级斗争的联系，并持续完善以上两项工作，以更符合当前的革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