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利益的纪念——谁为了什么纪念孙可欣同学？
湘雅医院的孙可欣同学自杀了。
如果对她的纪念只是个人纾解压力的阀门，用来对人生对社会发出一些不痛不痒的抱怨，这样的纪念是虚伪的。在孙同学自杀之初，像小红书这样的平台上到处都是假借孙同学的名义，实际上仅仅“控诉”自己原生家庭不理解自己的言论。可见，吃人血馒头至今也不稀奇。
可是，把孙同学的自杀用作革命宣传，难道就能够避免于吃人血馒头的事实吗？作者还没有看到有哪个组织的报刊发表了纪念孙同学的事件。但是，这种事情大概也是会有的。谁都知道，我们的运动不仅缺乏工人阶级的基础，而且也缺乏可堪一用的新闻评论。
孙同学的死是因为社会制度的压迫，压迫是资本主义对所有人（或者“老百姓”和“无产阶级”，这里的意思都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起来革命。我们运动中的绝大多数新闻评论，毫无疑问，都是这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的确，抽象地说，这是正确的。可是这里根本没有生活本身的内容，没有“灵魂”，因而根本就没有政治。可以把孙同学换成任何人：李文亮医生、亚伦·布什内尔，甚至...我们的前辈法拉格和他的妻子劳拉·马克思......。也可以把自杀换成任何事件：工人讨薪、业主维权、外地上访、国外的示威游行......。如果马克思给《纽约论坛报》的评论只是这种无聊的三板斧，社长大概会痛骂他一顿的，而我们也不会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必须从事情本身开始说起，自然而然地得到事情本身的结论。
为什么孙同学的自杀引起如此多的关注？新闻媒体和平台自媒体向我们勾勒出一个足够典型的孙同学的形象。一个开朗热心、积极向上的女孩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保研，最终进入了她梦想中“最爱的科室、最好的团队”（孙同学的原话）。可是她选择的这个专硕规培生方向一边要求在医院实习，一边要求继续做科研项目，这就让她压力倍增。最后，她在遗言中指出她的导师“给她安排的各项任务已经严重影响了她正常的规培工作，并导致她‘在带教和导师双方的训斥责骂下很难继续工作’”。简而言之，一个因导师压迫而自杀的优秀研究生女孩。美好的被摧毁给人看。一个典型的悲剧故事。
然而疑点就在这里。为什么人们认为孙同学的生命原本是美好的？如果说这是因为她积极向上的话，那么每天不积极向上就会饿死的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大概也是美好的，怎么不见得舆论因他们而动容，去纪念他们？说是因为网络审查不允许，那是完全不顾事实的胡扯。任何人在网络上随便就能够找到那些到最底层的无产阶级中去，与他们“为善”的视频记录，有的播放量甚至能达到几百万。可在这些视频中，被认为美好的也不是无产者，而是带给他们良好环境的视频记录者，也就是向无产阶级施舍恩惠的人。无产者的生命不被认为是美好的，反而与他的环境同一，是肮脏的、悲惨的。使无产者从可悲的肮脏中脱离出来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一个外人，一个善良的富人。
孙同学是美好的，因为她是一个优秀的研究生，是将要成为白衣天使的社会栋梁。舆论认为她本就应该青云直上，畅通无阻地过完这一生。无产阶级不是美好的，因为舆论认为只有不努力的或有缺陷的人才会成为无产者，而无产者本就应该被牺牲。美好也是分阶级的。
谁来裁定美好的标准？是舆论。舆论是谁？是有闲情逸致去积极参与被垄断资本（平台本身就是这样的东西）设下界限的的舆论议题的阶级和阶层。反过来，这些集团又使得舆论——在大资本的主导下——主要表现为同它们自己的利益深切相关的议题上。即使无产者想要参与舆论，他也会发现自己陷于不得已的境地。一个简单的例子：即使每年3·15曝光了那么多黑心的食品生产商，工人也发现他没有办法自主选择那些更加有保障的食品，因为他的工资不足以支持这个“自由的”选择。从而，他只会越来越觉得舆论同自己的疏离。
那些起来为孙可欣同学——更准确地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起来为她——发声的，很明白，主要是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们。他们和孙同学一样，原本期待着一考上研究生、博士生，就离自己“以学术为志业”的目标更近了一步，离为人类做贡献、突破人类知识的边界更近了一步。只是到了他们真进入同导师的关系之后才发现，原来并不是每个导师都是和蔼可亲的，才开始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把导师看成老师，而把他称之为“老板”。在中国的学术制度中，手工业的帮工-师傅关系和现代的科层制关系并存。这也就是说，导师不仅对学术有着业绩要求，诸如一年要发多少核心期刊、要给自己写多少国家基金申报书等等，而且还掌握着学生毕业“出师”的权力，并且往往能够影响他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就像在金庸小说里面的门派往来中能看到的那样。
孙可欣同学不仅仅是一个研究生，而且还是一个专硕规培生。这就意味着她既要做实验，又要发期刊，同时还要在医院实习上班，而这一切都要集中在三年之内完成。这个附加而必要的实习，就像我们的许多读过职专、大专的工人同志们一样，仅仅拥有很少的工资，也就是所谓的“实习补贴”。也像在工厂里那样，规培生“工作时是医生，讲待遇时是学生”。这里也有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其实不仅是医学生，法学生想要成为执业律师，也要通过同工不同酬的实习期。也正如我们的学生工在工厂里那样，学校原先承诺的职业培训几乎不存在，在医院和律所，所谓的实习培训也只是走个形式。所以在孙同学这里，矛盾也就集中地爆发出来。
然而，如果仅凭这一点——实习中的医生、律师的收入接近雇佣劳动者，学术体系中的研究生、博士生认为自己受到了导师压榨——就断定他们天然地是无产阶级，内在地蕴含着革命的动力，所以应当尽心竭力地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摇旗呐喊，那就大大地犯错了。纯粹从收入上看，像孙同学这样的专硕规培生的确只有极少的基本工资（例如《澎湃新闻》指出某三甲医院规培只有1800元的“实习补贴”）。可是在这里，学生接受规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不是为了获得优渥的报酬，而只是为了拿到规培证，以便获得成为医生的资格。也就是说，劳动报酬的问题从属于职业及其相关的阶级的再生产问题。尽管学生们常常称自己为“高级农民工”或者“看起来体面一点的农民工”，可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正是上述这个再生产支配劳动报酬的系统，使得这个“高级”绝不是一句戏言。工人同资本家签订契约只是生活所迫，而绝对不能够把它当初通向另一个更高目标的必经之路。但对于研究生、博士生和将要进入技术职业的实习生来说，被导师压榨、实习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等等，这些只不过是“必要之恶”。如果不经历它，又怎么能“修成正果”，获得一份收入还不错，并且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的正式职位呢？
是的，有人——比如我们的孙可欣同学——由于种种原因，倒在了必要之恶面前。这个必要之恶连同它的一整套流程也引起许多当事人的诅咒。但是，他们并不敢于直接地对抗它，就像工人罢工对抗资本家一样。因为他们并不像工人那样，除了锁链之外一无所有。他们之所以选择承受这必要之恶，正是因为他们期待在“媳妇熬成婆”之后获得一份正式、体面的工作，既保证他们的经济收入，又能够满足他们对社会声望的需要，并且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不用同无产者为伍，屈辱地承受身边人的鄙视和嘲笑。在《澎湃新闻》的《湘雅医院专硕规培生坠江背后》这篇文章的最后，能够实在地看到这个实实在在的再生产系统导致的社会心理：
知道素未谋面的同校学姐孙可欣离世后，中南大学大三的医学生吴天宇决定到橘子洲桥为她送上一束花。吴天宇还写了一张悼念卡——
“知道你走的消息时，心里又沉又疼。二十五岁，正是医路漫漫里最该发光的年纪……”
明年读大四，吴天宇将要开始在医院实习。他知道规培是考上研究生之后的事，也听说过“上班的时候竞争压力会很大”，但他还是希望自己能顺利考上研究生，湘雅医院和湖南省人民医院都是他想考的地方。他希望自己可以“选上好老师”。
“我知道，但我还是......”。再生产系统就是这样造就了庞大的中产犬儒和他们的后备军。他们不是不知道农民工辛苦，不是不知道自己行业内的剥削和压迫，但是这个系统让他们自愿地接受这一事实，最多只是对它发几句牢骚，最极端的也只能是像孙可欣同学那样自杀。他们无法团结起来对抗剥削者，因为他们正期待着自己成为剥削者的同谋，成为专家、教授和导师。成为什么都好，反正不要成为无产者。
指出这一事实，不是要诋毁孙可欣同学。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她的逝去。可是同时必须立刻指出：孙可欣同学的悲剧不是在于一个美好的生命没能忍受住“必要之恶”，而是在于她凭借自身、凭借自己所在的整个阶层，没有办法找到一条不通过毁坏自己生命而寻得解放的道路。她原本将要跻身的中产阶层和她原本所在的这个中产阶层的学生部队早在本世纪初就摇摆不定。他们在政治上容易激动，但却没有激情和目标。他们是合唱队，永远只能追随者社会的主唱。在主唱开口前，他们胆怯不敢张口，而遇到掌声就歇斯底里。他们不是先锋队，而是跟屁虫。他们追求声望和权力，但愿自己能开个好价钱。现在，他们用沾上了孙可欣同学的血的馒头，来向资产阶级开个好价钱。
既然现在只有资产阶级才有用陪他们玩体面的游戏，他们的算盘看来是要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