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献辞

多灾多难的2020年过去了，我们迎来了2021年。

辞旧迎新之际，对尚待展开的未来给予美好的祝福，这种人之常情在历经灾变之后尤其热烈。可是感情的归感情，理性的归理性。对于新年的展望和规划，仍然应当建立在冷静的理性认识之上。

因此，我们对2021年不能抱有太大的期许。这是因为据今年的情况来看，大概可以预计，未来一年内，阶级力量对比方面，敌人占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占有绝对的劣势，这一点不会发生根本甚或相当的改变：

我们的主要敌人——以官僚资产阶级为核心的中国垄断资产阶级，其内外矛盾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化和发展，但尚未进入不能按旧的方式继续统治下去的爆炸期，仍然处于酝酿的前夜。所以，去年上半年的疫情虽然撕开了一个不小的口子，暴露出这个阶级狭隘的统治基础和严重的统治危机，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它的统治秩序。

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部分作为我们的次要敌人，部分作为我们暂时的同路人，因为切身感受到危机的临近，惴惴不安于前途何在。他们试图有所作为，以防时变，但既无科学切实的认识，也没有坚强持久的政治意志，更不用说使自己驾驭历史进程的人民力量。所以，他们总的来讲奉行事大主义，或者跟在垄断资产阶级后面，甘做国家主义的尾巴；或者祈求中共反动派自身偶然的失误和变故，用坐等成败的加速主义麻醉自己；又或者完全寄希望于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干涉，甚至举起河殇派的逆向民族主义破旗。这种源于其阶级地位（即一方面依赖垄断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上的无能，表明这个中间阶级在政治上软弱可欺而无所作为。因此正如张春桥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后发型帝国主义工业国中，由于中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并没有建设独立、稳定、典型的资产阶级模范民主共和国的阶级基础。

而我们的根本群众，即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具有巨大的政治潜能，担负着世界历史性的政治责任。可是自1976年“10·6”反革命政变以来，这个阶级不仅遭受了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受到严重的政治压迫和思想毒害。因此，中国工人阶级迄今仍然处于组织涣散、政治觉悟低下的状况。虽有强大的力量，却无法加以有效的联合和运用，成为没有独立阶级意识的庞然大物。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横亘着深刻的鸿沟。

如何填平这条鸿沟，使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和斗争，这是我们这些自诩的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历史使命。但我们并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完成这一使命。这主要由于我们和工人阶级之间缺乏有组织的密切联系，因而势单力薄，缺少必要的阶级和群众基础；次要原因则在于，我们没有很好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来掌握和理解马列主义，并予以必要的新发展。

在这样一种敌我力量对比之下，我们似乎并不应该对此后一年的形势发展，抱有太高的期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抱着悲观消沉的态度，继续龟缩、蛰伏起来，等待客观形势自动发生有利于我的转变。因为劣势转变为优势、不利状况转变为有利状况，不会无条件地自动发生。只有身处弱势的一方持续、积极、有效地投入工作，客观形势的变化才会造成强弱对比的转换。

更何况，不抱有太高期望绝非毫无希望可言。实际上，由于佳士斗争以来主客观条件的某种不可逆的变化趋势，2021年仍然有着相当的潜能，成为我们走出低谷的初期阶段。

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革命左翼的存在和斗争，主要托庇于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和文化遗产，以合法的学生社团作为吸收、动员和培养干部的主要组织架构，并以维持和壮大后者作为主要的工作内容。两年前的佳士斗争，是摆脱这种旧模式的努力的一部分，同时又因其思想、人力和组织基础而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旧模式的牵制，因而失败。

但这种失败不是毫无意义的。在这里，我们既不是指它迫使敌人付出了未曾预料的政治代价，也不是说失败必然给予的正反面经验和教训，而是说：

第一，它以实际斗争的力量驱散了长期围绕中国革命左翼的政治迷雾，将后者与中共政权、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从暧昧的两不清变成明确的两清，扫荡了保党救国幻想的政治基础，使一些所谓“左翼”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从此以后，中国的革命左翼运动不再是襁褓中的婴儿，而是必须以独立的思想、文化和组织形态从事独立的斗争。

第二，它使严肃的政治斗争，对于中国革命左翼运动来讲，从历史的回忆和未来的想象转变成直接的现实。在这种现实的要求下，人们再也不能靠马虎的外围工作混吃度日，而是必须在工人阶级当中扎下根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如此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否则就只能日益消沉、最终灭亡。

总之，佳士斗争及其失败，表明了旧模式的终结，昭示了新基础的开端。这是我们的主观条件在2020年代的新起点。从这一点出发，为建立新基础，我们必须且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学会如何思考、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如何斗争，来完成以下三项任务：

第一，到工人当中去，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的新结合，既为运动建立扎实的群众和阶级基础，也为阶级造就成熟的阶级意识；

第二，为建立相对统一的、群众性的、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奠定基础；

第三，实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即与中国的现代化现实相结合，解决如何在一个帝国主义工业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稳固持久地建设社会主义新秩序的问题。

这三项任务的完成总非一日之功，而是首先需要争取一些起码的前提，例如：通过多方面的不断尝试，摸索各种联系和深入工人阶级的途径；有意识地将志同道合者联合为实际的而非清谈的工作小组；建立一个安全的、论坛式的马列主义线上交流平台，填补“马列之声”不幸灭亡后的空白，以便革命左翼同志迅速有效地进行思想交流和理论争鸣。

面对这些工作，大部分人恐怕都是新手。但实际状况又要求我们尽快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在最初阶段，或许不能免于付出一定的代价，或许不得不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不过，只要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把代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不断的斗争和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增进对敌我友的认识，那么就能够在总体上使得超过失，历经失败而成长壮大，积量变为质变，适时打一个翻身仗。

而2021及其后数年的社会发展主线，即逐步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激化中国社会的内外矛盾，能够为我们上述工作提供比较好的客观环境。

因为危机的爆发和矛盾的加剧首先必然严重打击中共维稳机器，使警力不足的老问题进一步恶化，蜂起的群众抓不胜抓、杀不胜杀，令如今已然疲于奔命的维稳机关累死累瘫。其次，劳资矛盾必然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劳资冲突的数量和规模急剧增长，而且经济主义斗争路线也将遭遇更为广泛的破产，从而加速工人阶级整体的政治化。最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彻底暴露，必然给马列主义提供更好的传播环境，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一般群众左转，从而为我们预备更为充足的干部资源。

所以，当我们说不要对新的一年抱有太大期许时，绝不是在鼓吹消沉的失败主义，而是呼吁我们应当把对2021年的希望和筹划与更为长期的展望联系起来，把这一年当做2020年代乃至21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的一个起始阶段。这样一来，我们便能够有条不紊、稳扎稳打地完成好自己的历史使命，在21世纪上半叶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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