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无大台"与香港极右翼的崛起

【转载】"无大台"与香港极右翼的崛起


Promise Li

转载自流伞,原文地址:「無大台」與香港極右翼的崛起

美国大选期间,香港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而这次更牵涉到极右翼的虚假消息事件。《苹果日报》涉嫌捏造并大肆宣传了亨特·拜登(Hunter Biden)受中国共产党操控的不实指控。这说法在东亚媒体中广为流传,令香港及其他国家公众对拜登阵营反感。尽管排外的右翼分子仍然不成组织,但其话语的影响力在香港却日趋增长。支持民主运动的媒体及网上平台,由连登到《立场新闻》,其留言均显示他们已由初时对右翼的容忍发展到将这些思想视为准则。香港人和散居海外的香港侨民对特朗普支持的崛起,为香港运动提供了最大的现实检测依据:狂热的极右翼是如何从看似致力避免意识形态讨论的运动中崛起,再直到去年对全球政治表现出一点点的兴趣?

等待特朗普搭救

这些都不是新鲜事。自反修例运动以来,少数右翼份子一直热衷于将特朗普定位为香港争取民主的最好机会。《苹果》创办人黎智英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表明支持特朗普,并攻击拜登。其实《苹果》在去年运动前几年就已经不断散播右翼及仇外言论,尤其是针对大陆新移民的言论。今年,越来越多香港人亦大肆宣传亲特朗普的虚假信息和渠道,现在更散播特朗普阵营公然虚构有关选举结果的虚假信息。YouGov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香港是亚太地区中对特朗普支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由学者Maggie Shum和许田波(Victoria Hui)进行的另一项初步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美籍香港人以5比3多数都支持特朗普。尽管贸易战和对中国的制裁被特朗普支持者吹捧为对中国的“实际行动”,但实际并没有让任何人得益,无论是香港人、美国企业,还是消费者。

香港从来都没针对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思想进行过反思。我们可以为这种新崛起的右翼思想找很多借口,例如虚假信息的普及或因绝望而导致的无知。但是,这些仅仅是核心问题的征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香港人确实对这些讯息大为受落,并不经审视地加以散播。许多人理所当然地无视特朗普欺诈选民的说法如何被彻底揭穿,甚至不承认他的罪行。这些人还得出一个结论,声称特朗普是他们不想做但必须做的事(a necessary evil);为了自救,他们不惜牺牲任何人。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支持特朗普的香港人一概无视他过去的言论。在契合其政治目的的情况下,他曾附和习近平反对香港运动。2014年,特朗普谴责奥巴马支持雨伞运动。他重复地表示,香港的命运应该交给习近平处理,道:“中国不是我们的问题,香港议题也无助于贸易战。”他还表示:“从不怀疑习主席想迅速且人道地解决香港问题,这个他能够做到的。”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后,在最终签署法案前,特朗普曾公开考虑否决该法案,以维持与习近平的关系。

尽管特朗普对中国的立场前后不一致,香港人对他不加思索的效忠或许是一个更深层政治联系的征兆,将许多香港人与美国极右翼份子联系在一起。就像白人种族主义者一样,许多香港人一直在等待一个像特朗普一样的人物。他毫不掩饰地体现了潜伏于香港文化中的沙文主义精神,并在这种不平等的全球体系中维护其特权:这文化不断迫使我们必须保护自己的文化,尤其是西方范式中针对非白人外国人的某些面向,并保持经济稳定及无视系统的不平等,因为经济稳定仅取决于每个人的辛勤工作。这时,“少数声音”的逻辑正威胁着长期以来在全球经济中受益于资本主义的香港。这些观念已远远超越了林垚(Yao Lin)的看法:“将西方(尤其是美国)视为中国的政治灯塔,因为它没有系统的不公正,因此不需要‘积极的修正’。”这种观点得到一些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拥护:对于许多人来说,不单止不需要积极的修正,这种不公平正正是香港人理想的系统。

幻想的民主

不管香港的特朗普支持者承认与否,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有局限的,但他们依然将其视为理想的选择。特朗普主义正是美国假民主制度的极端,在《苹果》专栏作家和其他排外本土右派人士的支持下已被香港人所熟悉。这正是许多香港人一直追求的“自由”:少数人和权贵在一个为了繁荣发展而不得不参与博弈的制度中享有特权,并为幻想中的民主而感到满足。换句话说,香港从未省思自身的自我优越感,并久已从西方帝国主义获得特权并坐享其成,无事当中众多得受害者。

实际上,香港人对特朗普话语的接受和包容揭示了其自由抗争的最阴暗面和最大局限。主流民主派的话语从未真正关心过城市中所有人的真正自由,也不指望有什么成果。香港的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愿意容纳这些极右翼极端主义的观点,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薄弱,而是运动里“无大台”原则的特征之一。在这种语境中,右翼仇外心理通常会被原谅和容忍,因为两者的中心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排外本土主义也包含了香港的极端主义右翼。自由主义者对「香港民族主义」的包容,或民间社会对移工状况视而不见,都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有意或无意,许多香港人一直筑起高墙,将很多人排除在他们理解的民主制度以外。

一方面,这是殖民主义遗产造成了政治想像力有限的后果,而中共当然一直热衷维护之。另一方面,殖民主义在各地环境中的作用都不同:某些被殖民者会承接了主人的特征。正如学者罗永生所述,殖民权​​力不仅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故意进行的一种支配性手段”,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非人力量,透过各种场所和渠道存在和运作,在没有殖民者的情况下,这个非人力量仍然可以流连忘返”。罗永生所谓“互相合作的殖民力量”一直在建构着香港政治。殖民地的发展是关系的混合网络,将本地香港人,尤其是资产阶级,与宗主英国牵连起来。可以说,这些本地人成功地运用了英国制度。毫不惊讶的是,只要能够保持可观的自由度,他们便乐于融入被殖民者身份内。这种复杂的殖民遗产使得香港在移交后成为一个中心悖论:其公民能够简单地将殖民主义的大多数剥削遗产想像为中国殖民主义,而西方殖民主义则脱颖而出,成为一种幻象化的指称系统,为香港现时的困局建构一个美好的过去,或一个可想像的民主未来。但是,为何我们会指望以毒攻毒呢?

殖民结构下的感受

香港人普遍对内地人、少数民族、黑人的下意识反应(许多香港人从未与黑人有过互动),是我在香港长大印象特别深刻的现象。我和我家人亦不是例外,曾在小巴上怒视和做小手势,或听到人说普通话时表现出厌恶感。这一份被“多重决定”(overdetermined)的感觉,充满了仇外心理、恐惧、优越感和防御感。许多人会为这种“结构上的情感”(structural feeling)赋予各种借口,把仇恨心理归咎于中国资本家和暴发户并将其合理化,从而指责这些人对香港打工阶层、企业、社区的剥夺对自身文化亦构成侵害。但是,最核心又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某些自以为事的右翼分子会比其他主流示威者更加乐于承认并根深蒂固地相信:香港人比其他人优秀,因为我们较接近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我们把一系列的神话想像成真实,去进一步巩固这种幻象: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确实并不那么糟糕吧?死守住西方民主国家启蒙的意象容易不过,而且很多人更完全无法接受事实:我们受的压迫根植于中共,并在由西方殖民者最先建造的资本主义框架中得以永久保留和加强。

香港许多人一直以来都从殖民主义遗产中受益。即使其中一些特权逐渐消失,我们仍坚持抓紧那些对自己有利的特权,把白人救世主的图标和神话作为我们的解放典范。相对不可及的美国在地政治对很多香港人来说并无助于解决更深层的问题,使得支持特朗普的香港人将其逻辑推向极端。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去理解及面对现实;美国的情况并没有比香港好。香港盛行的布雷特巴特(Breitbart)和福克斯(Fox)新闻式叙事(厌女、排外、种族主义的极右翼会散播阴谋论及不实消息)为那些不想充分解决香港社会矛盾和特权的人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大多数香港自由派面对右派表现出的瘫痪和迷乱,迫使我们去面对许多人回避的问题:作为香港人,我们渴求的解放与自决到底是什么样的?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今年夏天美国的抗议活动在各方面迫使香港人面对这个问题。“黑人性命攸关”运动不仅是对极右翼特朗普政权和长期存在的自由主义政权数一数二的反对声音,也为香港人创造了难得的机会去集体反省意识形态的问题。自由主义者和中间派第一次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他们经常理想化的国家和民主制度其实包含着深层的系统性问题,而美国示威者亦领悟到应该和香港采取一样的力量和策略来抵抗,团结一致。但是,这个省思过程夹杂了香港社会很多方面潜在反黑人的现象。实际的触发点源自抗议运动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某些人尽管自身在民主路上的斗争是混乱无序的,但仍千方百计和他们视为根本上更“不合法”和“不文明”的运动保持距离。

美国的抗议运动暴露了香港运动中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迫使香港人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就接受改革性的系统变动,要么就撤退。黑人运动一直血淋淋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本质。我相信,即使没有历史、政治教育,和语言来阐明原因,很多香港人也能感觉到这一点。香港人对黑人运动的焦虑,恰恰是因为该运动体现了对全球不平等制度的激进主义;许多香港人其实对此心知肚明,却不愿意真真正正挑战这个制度。面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先认清制度是完全不公正的,才能瓦解视中国专制主义的狭窄斗争为重点的抗争方式。只关注「五大诉求」,不仅是因为共产党的压制没有让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意识形态上的区别,还反映了许多人只愿意走到这一步,即实际的具体愿景。这只是表面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

排外本土主义与殖民遗产

本土派组织者刘颖匡曾道出了许多香港人的心底里埋藏了多年的意念。他宣称:“在香港宣布独立后的第二天,香港市民现有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习惯,将会维持不变。”一年来,抗议运动一直不愿表达具体的政治观点,理由是,随着中国独裁政权的日益压迫,我们没有任何思考的余地。对很多人来说,革命必须先斩后奏:对未来的任何具体想像,此刻无地可容。

这不是没道理,但我更怀疑的是,这种想法普及起来是因为许多人同情刘颖匡的保守思想。之所以没有空间去重新构想香港运作的基础,是因为对于许多人而言,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刘颖匡的宣言表明了,有些人会承认中共对香港的管治也没有那么糟糕,只是这种压迫性的制度需要由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来领导。对这些人来说,如果人民可以投个票或提出反对意见,这座城市就会自动地好好运作。即使我们能从美国的情况看到,一日不认真思考核心的系统性问题,制度只是另一种压迫手段。他们认为,人是无法从根本上去决定自身可以拥有的物质条件的,亦因为这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所以只有某些——而不是全部——威权主义值得我们去反抗。

这种心态是香港排外本土主义的思想基础,建基于优越感、例外主义、排斥主义,和一些西方殖民主义的传承。早在雨伞运动之前,这种心态就已广为流行。陈云早期关于香港城邦国家论的右翼论述曾经几年是香港各大书店的畅销书。他的论述框架继续得到其他右翼本土派人士——如卢斯达、陶杰、其他《苹果日报》的专栏作家、连登仔,以及其他网红——的推动。陈浩天等人,在雨伞运动之后发起瓦解香港专上学生联会行动,很多人在去年的运动中亦将陈等人的言论重新包装为「无意识形态」以取得发展。这些人经常对妇女和少数族裔发出歧视性的言论,拥护一种似乎机智或具争议性的语调,把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政治说得好像头头是道,令人听得津津入味。

右翼力量的组织性其实不强,但是这组织上的问题一直是香港社会特色。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他们是右翼份子才缺乏组织性。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他们的危险性正正源自其「无组织性」的运作。实际上,他们的想法已成为主流,吸引了一群忠实的追随者。近年来,他们排斥性的愤怒政治在许多方面加剧了对大陆人的歧视反应,迫使本地主义者在没有明确政治方向的情况下无目的地采取日益激进的战术。这就是“揽炒”背后的逻辑:最坏意义上的民粹虚无主义,沉溺于划分香港身份定义,将其变成主要实践和意识形态的视野,而不是仔细考虑香港的具体解放条件。

这种对“香港身份”的重视甚至助长了功能上与排外本土主义及仇外心理框架没有区别的自由主义诠释。香港社运份子梁继平主张的“公民民族主义”直接将西方的公民身份概念套用于香港,称赞美国要求新移民“理解当地语言、历史,和政治价值观”的制度。梁之所以可以简单化地将这种排他性的公民身份概念应用到香港,揭示了香港与西方在身份认同上享有的特权;大陆人、东南亚人,和其他人种,只有“了解”我们的文化后,方可被视为“香港人”。能操流利广东话并熟悉本地文化的印度裔栋笃笑艺人阿V(Vivek Mahbubani)得到主流的接受,并在去年重庆大厦的多元种族集会中获得尊重及掌声,把种族自由主义(racial liberalism)的虚伪表露无遗。对未被同化的中国或东南亚工人来说,这场“民主”斗争的目的实为守住“香港人”这身份的种种界限。

虽然特朗普的香港支持者和白人支持者不能一概而论,但我敢说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一直都被低估了。香港人既遭受西方殖民的压迫,同时也从中受益,并透过美化他们在殖民机器中的位置以延续其特性;运动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去动员争取美国和社会的支持后,说没有这种情况的人其实只是自欺欺人。香港动荡的压迫之年和当前的殖民状况并不可能奇迹般地把那些散播极右讯息或声称对美国内政“一无所知”的人当成透明。简单来说,“无知”就是一种特权。

对于那些散居在外,与数以百万多年来受特朗普政府压迫的美国人(尤其是非白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香港人,保持这所谓无知是不可原谅的。但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无知本身就是香港公民社会中心的丑陋和种族主义特权的实在体现,甚至在还没有被识别出来之前就已经存在。这无知源于英国殖民时期和97回归的历史,以至到港人早期面对与西方脱钩(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和与我们已经习惯看不起的汉族身份进行调和的困惑和厌恶感。直到去年之前,主流社会普遍认为中共维持英国遗留下来的新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框架是没有问题的,就算这一直包括香港警察等的基础维稳设施。尽管香港人长期只是被异化的殖民对象,很多人并没有因此失去对西方的认同感。

面对北京政府的镇压,特朗普现象反映了这种压抑的焦虑:美国帝国主义不仅是寻求外国支持的最后一条路,某些香港人更认为这是解决香港困境的最佳答案。香港人公开表达想增强自身特权的愿景,故意忽略中国大陆劳工、东南亚少数民族、黑人如何被制度有系统地压制这一事实。很多人希望保留一种优越至上的特殊身份,完全承袭自白人优越主义的操作。尽管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可以慢慢改善这现象,但香港人亦必须面对事实——一个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不愿意面对的现实。无政府主义者黄津珏形容的“隐藏在香港社会运动中的种族仇恨”并没有因香港一整年的抗争而得到缓解,反而从亲特朗普的香港人的崛起这现象中被揭露并加深。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我们可以用种种借口安慰自己:在这次选举周期中发生的事情仅仅是虚假信息和“非恶意”的无知造成的,特朗普的支持者还是属少数派;又或者,特朗普虽然是有过错,但支持特朗普的行为还是可以接受,因为这对我们有利。这时,我必须坚决表明,这些元素不仅不应该被接受,它们的出现以及在运动里的容忍已揭示了我们在抗争路上更深层的问题。面对来自北京政府的不断压制而对这现象视而不见绝对不是好事:对极右主义的忍耐及纵容是自掘坟墓的表现。跟一个在全球被受厌恶的极右小丑结盟,只会引起世界大多数公民的鄙视。特朗普的香港支持者正在国际舞台上把运动污名化,而特朗普自己对香港运动的支持更是摇摆不得,甚至越帮越忙。透过一个具种族主义的选举制度让更多的选民丧失投票权、减少核心公共服务的拨款、宣传种族主义言论,特朗普甚至已经威胁到自由主义者甚至某些保守派都怀念的有限形式性民主。

但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所谓的“无大台”和“无意识形态”运动实际上促进了极右翼的发展。教条式的拒绝讨论意识形态,使专门制造虚假信息和不包容行为的本土主义者群体内酝酿了极右派话语的兴起,与中共的策略相同。并非巧合的是,相信“政治”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参与不公平的系统、自身社区的差距,以及自身的同流合污),是白人优越主义赖以为生的信仰;香港右翼正体现了其极端的形式。

固然我们可以反驳“并非所有香港人都支持特朗普”,但不容忽视的是:特朗普支持者根本就是太多了,之前提过的YouGov民意调查的受访者里占了36%,受访的美国籍香港人更高达55%。他们喧闹的滑稽举动向来都是主流政治话语中的霸权。事实是,我们任由这些观点普及化并仅仅将其视为意见分歧,单单这点就已经对整个运动造成伤害。表面上的说法是,我们应先避免讨论香港的系统性问题和真正的意识形态差异,而在战略上集中力量,先争取我们首先可以实现的目标;实际上,将这种逃避视为最终目标,反映了香港人只满足于表面而没有实际内容的民主。如果一整年的“无大台”导致了极右翼的扩大,我们必须严肃地问自己,为什么运动对民主进程的看法会有这样的错误导向?这反省绝非意图合理化北京政权对我们的压迫,而是反思究竟有什么因素令我们的民主运动被去合理化。

随着国家安全法的到来和特朗普败选,香港人不得不重新思索。我们最终是否需要批判性地反思局限着我们并继续在压迫者手中发挥作用的例外主义神话?这取决于我们选择:我们的前路是实践性、真正民主的运动——一个可以打破自由民主的局限,将更多受压迫者联系起来,与其他大规模的抗争建立团结斗争的运动——或是停留在无尽地被奴役的循环里,让自己在不同模式的迫害中痛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