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佳士的机会主义：为了忘却的纪念
中毛共下属的“政治报”《斗争报》在26年佳士运动纪念日罕见的发布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的炮火对准了中国的自由派。平心而论，抛开中毛共对自由派一以贯之的教条主义的敌视不谈，其文章对中国自由派运动当中饱含的对国际金融资本和其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含情脉脉的批判，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正是因为中国自由派一以贯之的站在一种与国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暧昧的态度上，自由派一直以来对专制政权的统治策略与其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小骂大帮忙”的态度，即从政治反对派的角度出发，只是在口头上坚持一种并不十分牢固的民主观念，但实际上却只是在与当局争论资本主义怎么能更好的发展，或者怎么改变经济危机带来的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中国自由派的几个意见领袖所表达的政治态度即是如此。如果2020年之前尚存相当大的空间使自由派的意见领袖能站在与体制相似的位置反对体制，那么2020年之后的政治专制加强，使自由派在政治意识上彻底泡沫化，只能要么倒向期望高层政治斗争，要么祈求国际帝国主义，乞灵于那个已经在帝国斗争当中泡沫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当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只是自由派的自觉政治意识，即依靠政治领袖和政治组织发表的政治意见。
但是，自由派在政治上的落后恰恰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在自发性上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的原因，并且这种不断的落后恰恰是在自由主义的观点在中国民众当中广泛传播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也就是说，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绝对人数和自发政治不断发展的同时，其政治领袖的观点恰恰处于不断的溃烂当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倒挂现象恰恰同时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当中发展着，工人群众当中的部分和大量的小知识分子不断的发展自发的向社会主义靠拢的倾向，产生了大量的未经反思但仍在前进的小组活动，并且小组活动自发的组成了一些探索政治自觉性的小组运动，产生了一些政治意识。然而，这一步“惊险的跳跃”却不断的被阻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建设和政治意识的发展仍然处于极度落后的状态，有领导的和集中的政治实践也不断的制造混乱，首先是思想混乱，然后就是在地实际工作者的实践混乱。这种混乱的原因和表现不得到清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始终不能形成自觉的政治意识，制定社会主义运动所必须的政治共识与社会革命政党的纲领，更不消说将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了。这一阶段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政治混乱，无疑是中国资本主义和专制政权所乐意看到的，敌人也放纵、容忍甚至是主动鼓动和培养这种混乱状态的存在，只需要看看公开互联网上那些“网络斗争”表达出来的极端的政治落后和反动意识就足够了。不能否认有一些政治小组承认了政治化当前的小组活动和工人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主动的贡献了非常有意义的讨论，发掘了政治斗争的意义。然而，这些小组相比于那些主动制造混乱的机会主义者与反动派来说都力量太小，且太弱，并且在工人和其他群众当中的影响都极度有限，这种有限性不是单靠着幻想与公开的宣传能够跨越的。
恰恰是在这种混乱当中，制造这种恶劣环境的机会主义者的浑水摸鱼就格外值得注意。我们认为，机会主义：
“不是从原理建立自己的体系，而是做出否定——它的原理就是反对一切原理。这就是为什么机会主义总是依附、寄生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之上，并且总是要把自己伪装成真正的革命力量。如果它不寄生，就无法继续存在；如果它不伪装，就无法达到目的。由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机会主义采取了一种片面的知性态度，这使它无法理解事物的本性。在机会主义那里，“根据还没有任何自在自为地得到规定的内容”，“所以，判定哪些根据应该有效就是属于主体的事情，而主体作出什么判定，也取决于主体的个人意向和目的。”机会主义想要把握的这种“机会”只是一种偶然的主观构造。因此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机会主义“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
因此，中国的机会主义者：
在它们那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不是从一个派别或个人的阶级出发，不是看它或他支不支持从现实中发展出来的革命，愿不愿意一起开展革命的工作，而往往只看在口头上承不承认社会主义，对政府有没有基本的不满，而这些不满也并没有被转化为政治的起点，而是仍然停留在情绪、口号和极其肤浅的推理上。一切都被用于证明政府的虚弱不堪和“修正主义”非法性，甚至连小资本家被垄断资本兼并，它们也投去同情的目光。
中毛共作为这样的一个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时作为制造目前的思想和实践混乱的为首需要负责的几个组织，在他最新和一贯的政治表态当中恰恰是践行了这样的机会主义基础。
中毛共的最新表态看上去只是回应一些自由派的“谣言”和对18年运动的误解，根据他们的说辞，这种误解是某种谣言式的攻击所造成的。我们不关心作为自封的实际领导者的中毛共如何为其自己的地位和其“伟大作用”辩护，而只是考察其自称的策略当中如何表达机会主义气质。
中毛共自称
“佳士斗争之前，中毛共大团队有四个分支：一线是负责工运的工厂工人和融工知识分子，是团队领导层。二线是以“青鹰梦工场”为代表的负责统战的公益机构。三线是负责学运的“中国社会主义左翼社团联盟”，四线是以“时代先锋网”为代表的宣传鼓动机关。北大马会、南大马会、人大新光等高校社团都是三线的下属机构，其人事任免、组织事务均由“社联”秘密管理。高校左翼社团培养出的学生骨干毕业去向由“社联”分配，分别输送到工厂融工一线、公益机构和宣传部门。”
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集中制的描述，中毛共试图将工运团体，青鹰等社工团体和北马等社团这几个运动的分支纳入其内部“体系”当中，并试图指出自己的政治中央（对我们来说则是不可见的）对这些分支的领导作用，并最终在18年的坪山“汇聚”到一起。平心而论，这样的邀功表态在其他革命者看来只能是这个神秘的组织对其对运动的罪行的承认，只有那种还没有抛弃对革命者和革命党的高深想象的人才会对这样的夸张表态崇拜的五体投地。在专制政权看来，这更是其“认罪认罚”的协议书了。不难看出，公开这些组织存在，正如一名网友所说，恰恰是这些工作分支和运动本身走向消亡的象征，只有当一个事物停止存在的时候，他才转变成了某种政治资本为自己增光添彩。然而，不正是这些政治资本，完全起了不恰当的作用，从而才使运动走向失败的吗？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斗争高潮的佳士运动，不恰恰是在这样的误导和攻击下，才走向失败的吗？
不难看到，将“社联”作为一个“人力池”处理的这样的政治方法，完全让出了在大学生组织间发展革命组织，发展地方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根据这种地方组织因地制宜的、开展有组织的政治地方工作等完全是有必要且应当做的工作，使得整个社团运动最终在佳士镇压当中走向毁灭，没有为马克思主义运动在随后的发展留下任何正面的政治遗产。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恰恰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这种地方小组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地方小组工作与革命政治斗争统一起来的作用，让佳士运动走向了极端冒险主义的路线，从而导致了失败。我们固然可以承认社联在组织声援团和将佳士运动炒作起来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重要作用完全是负面的。社团运动在这个意义上从而没有发展自己的政治性，而只是遵循了一个机会主义统一组织的“党性”摇摆的、同时也是激进冒险的方法，发起了绝望的进攻。不难看出这种进攻策略的一贯性。从认罪视频当中，我们可以得知，佳士运动当中中毛共妄想去复制11.15广工八青年的路线，通过政治炒作与广泛宣传向政府施压，来获得一个比较有利的立场。然而，11.15的目标是明确的，即让张云帆等人得到释放，这样的明确目标执行施压策略有将小事炒作为大事的作用，客观上联合起来的政治斗争确实起到了效果。但是，佳士的目标，与其说是不明确的（建立民主工会），不如说是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的，想要通过一次大的政治行动和表演向政府施压，却缺乏政治的阶级基础支持这种施压，其后果可想而知。要知道，在18年，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仍然存在的条件下，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却主动疏远了这种运动，还通过了冒险主义的政治策略客观上促进了专制政府消灭这种运动的尝试，试问参与工人运动的工人群众，会怎么想这些政治表演家？
我们说，既然要通过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形式来推进革命的发展，就必然要发展出独立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并且通过这种领导权使这种结合发生。中毛共的策略恰恰是反对形成这种领导权，通过冒险主义破坏工人运动，阻止这种结合发生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不仅对于社会其他阶级和劳动者有意义，对于无产阶级本身同样也是关键的。列宁在反对取消主义时提出：
“马克思主义认为，既然过去有“领导权”，那就可见，从各种职业、行业、行会的总和中已经生长出阶级，因为正是认识到领导权思想，正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这种思想体现到实际生活中去，才把各种行会的总和变成阶级...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1911年1月22日〔2月4日〕以后）
而中毛共的策略恰恰是以政治宗派的领导权代替了阶级的领导权，不去考虑阶级运动如何产生，而只是将自己的认同者和“被领导者”以非政治的形式简单相加，从而促成一种运动，这种运动怎么说也不是阶级运动，而只是小资产阶级的狂飙突进。
正因如此，我们认为中毛共完全符合机会主义的实质，即
“机会主义总是只会抓住瞬间，抓住当前，抓住今天，而不善于了解“昨天”和“明天”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则要求明确地认识到这种联系，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认识到这种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就同取消主义流派，尤其同否认领导权的思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2018年要求所有力量立刻出动，“抓住当前，抓住今天”，在2022年也要求“抓住瞬间”，而不去思考运动过去的历史与将来之间如何搭起桥梁，在这种过程当中促进运动的发展，这样的短视主义思维方式是有害的。我们在接下来的分析当中将无数次的回到这一点。
回到对于社联策略和社工机构策略的批评上，我们认为，并不是所有方法、技术与策略都是应该批判并抛弃的，珠三角社工机构与工人运动的联系众人皆知，大学社团在党组织发展当中的重要性也多次被历史运动所证实了，那么，决定这些正确的方法无法发展为正确的政治纲领的，恰恰是所谓无产阶级组织的内部政治构成所致。正如我们在《我们的组织任务》和其他关于组织策略的文本（《战斗组织的任务》、《我们离建党有多远》、《我们处于什么时期》、《中国的机会主义》...）当中多次提出的，这种作为社团人员的简单相加，以道德化和思辨性的阶级斗争代替实际阶级斗争，以非政治性的人员关系和盲目的集中制（一旦集中组织是非政治的机会主义，集中就立刻变得是有害的了，我们在孟什维克护党派那里能看到这一策略）代替有政治的组织关系和民主集中制，并试图以这种相加和聚集制造一种“运动”，而不考虑地方组织、这种组织的政治化和与本地工人阶级的政治联系的客观阶段，从思想和实质上对革命运动是绝对有害的，并且这种有害性仍然在持续误导当下的小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是在18年，也并不是所有社团都认可这样的策略，求是系更是在18年7月便主动雪藏自己（这种机会主义作为一种投降主义甚至多少没有批判的价值），恰恰证明了其运动缺乏思想的领导，共识不是建立在主义与现实结合产生的革命纲领与政治策略上，而是建立在某种虚假的对“政治”的想象上，因此当这种想象与现实发生冲突，分裂就发生了。更为有危害性的是，执行这种策略的决策者往往是在这种运动的不发展当中受益的，只有恰到好处的将运动维持在一种表面激进但实际政治性上一触即溃的落后状态，专制政府才能（根据其高度发达的政治保卫机构的“科学分析”）对其组织者“治病救人”“网开一面”，容忍他们“悔改”后以对社会相对无害的姿态维持自己的知识分子生活与社会高层的地位。叛徒贺鹏超参与运动的早期即为北京大学的精英学子，受到了黑帮领导人温家宝、李克强的亲切接见，运动当中7月23日还当选了“第一位社工党支部书记”，更令人气愤的是，叛徒贺鹏超出狱之后竟然还能在精英大学中谋求学职，发表论文，为资产阶级学术建制服务。试问当今我们地方组织的负责人，真正为政治工作付出人生一部分的同志（很多是工人和没有社会地位的学生），会受到专制政府如此良好的“招待”吗？
尽管批判出身和私人生活的效果有限且“不道德”，但是仍然值得指出，恰恰是这样一群人在保卫运动的落后性，并通过各种理论为这种落后性和其展示出的反民主集中制，反政治来辩护。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
以上政治策略是一贯的，中毛共在00年代其发展早期就发展并坚持的了。从这一段自我辩解当中，我们更能发现他们的问题。
“2009年通钢暴动之后发生了富士康连环跳楼、南海本田罢工和裕元鞋厂罢工等事件，我们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代替国企老工人成为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主力是大势所趋，所以于2012年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沿海私企的新工人”
这一段话看似是在为其从国企工人运动转向“新工人”运动的策略辩护，自证自己在早期就已经执行了这种“转向”，看似是在证明自己作为所谓政党的先进性，从而树立一种革命领导的旗帜。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暂且不讨论是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政党发现了南方工人运动并转向，也不讨论在这之前的工人运动是由谁推动发展的，18年又在何种程度上背叛了工人运动的先行者。只是从这段话本身展示出的所谓决策过程，我们就不难看出，中毛共将工作重心在“连环跳、南海本田和裕元斗争”之后转向南方、珠三角，恰恰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直接表现。在这里，他们不是仔细的对工人运动和其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与政治经济学考察，也不是力图使工人运动转向政治化，使工人阶级形成成为无产阶级，贯彻列宁的灌输论与领导权思想，建立革命的工人小组，而是跟在工人运动的后面“转向”了工人运动的大潮当中去，从一个纯粹的“外部”（不仅是生产关系的外部和工人运动的外部，而是纯粹的位置上的外部）“投入”了进去，就像上面那样“瞬间、迅速的聚集“到了珠三角，仿佛是要干一番大事业出来了。这种政治策略，我们列宁主义者一般称之为尾巴主义，其在历史上的表现则是经济派与后来的取消主义者。
为什么称之为尾巴主义？难道列宁主义者不主张领导10年代的工人运动吗？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不是错误的，列宁主义者的确主张领导10年代的工人运动，并使这种工人运动建立起来的（尽管是很初级的）基础设施和工人阶级一起走向政治化，形成工人政党，这对于任何处于10年代的人来说，都不应当是一个问题。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是以什么姿态，以什么形式和以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去执行这个策略。中毛共的表态显然在这里透露出了尾巴主义的特征，即发现了工人的主动性和劳动者坚持斗争的坚韧性，看到了群众罢工与经济斗争的连贯性和群众性，并认为这种斗争能够替代他们之前所依赖的国企工人运动，为其带来极大的政治资本和“话语权”，才决定一头扎进工人运动的。也就是说，这种判断完全是后知后觉的，并且这种后知后觉使我们这个运动在珠三角的政治策略展示出极大的弊端。这种后知后觉判断的原因，根据目前已有的文本和材料，不难总结出，当时的革命左翼完全忽视了几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研究，并且没有将这种忽视上升为与组织问题同构的，政治意识不发展的问题。这几个问题包括：中国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中国专制国家的国家理论、中国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国工人的阶级构成与政治意识等等。作为列宁主义者，我们认为这几个问题对于革命政党制定自己在运动中的策略和纲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同时对于我们的地方组织来说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缺少了这些研究，就不可能对中国的政治问题有深刻的认知，不可能对党的政治任务与政治意识有正确的判断，从而也就不可能对工人运动施加正确的介入和领导。不难看出，从当时的融工策略（很多延续到了现在，以工农解放社等几个求是分离组织为主）来说，当时的融工活动不仅在工业区内部是盲目的行动，在工业区外面的社会活动也是盲目的，不仅没有注意工人小组的活动如何培养觉悟工人，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同样也没有注意建立地方组织，培养革命家在地方的组织活动。对理论问题来说，也多是采取了拿来主义的策略，吸收了劳工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和一部分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也是很落后的），确实掀起了对工人工作方法（阵地战、游击战、运动战）的辩论，但是对资本主义本身和国家理论缺少研究，更缺少将研究成果运用到政治活动当中去，表现出来的政治意识则是十分低下的。这种延续性在当代的表现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失去了活跃的劳工圈和社会学圈子对其进行理论输出（客观来说，鉴于佳士运动的一系列操作和后面贺鹏超等人的叛徒行径，叠加专制政府的火力对劳工圈的镇压，停止这种输出是十分合理的），反而是有了相当的倒退。我们在关于中国左翼历史分期的讨论当中提到了这种倒退：
“融工派处理了几个劳工社会学在工人运动当中产生作用的热门议题，随之发展了数个工人工作方法，并围绕这些方法形成了最初的工业区政治教育的早期尝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为解决工人高流动性、高临时性的问题而形成的早期游击战和阵地战模式。不能否认这两种模式以及随后提出的运动战当中暗含的巨大问题，但同样不能忽视它们起到的进步作用。但是，工人工作方法论的提出同样伴随着从准备时期继承下来的工人主义倾向，并且第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将这种倾向不加反思地与没有成型的、直接从合法马克思主义和官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理论资源的自身意识形态相结合，产生了教条主义的倾向，两种错误倾向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融工派的"十个问题"。这一时期里的学生工作和群众面集中在精英大学与南方地区，其规模的相对较小造就了组织意义上的相互集中，存在一致意见的表达和共同方针，但差异恰恰在于这个时期的"集中"换来的是"错的一致，错的统一"，高度受几个意见领袖和围绕意见领袖形成的体系影响。同样，较小的规模也注定这一时期不可能产生广泛的、自发的地方小组工作，没有更广的群众面，不能将其形成的纲领和策略带到更广的讨论当中去，也没有着手处理如何使群众革命化、组织政治化这几个比较重要的议题。一般认为这个时期的结束是佳士运动的失败和随后的镇压，但我们提出第一个时期的结束应该定在二零二二年。从佳士到二二年的四年间，实则是第一个时期僵死的延续，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变化，没有产生更新的政治讨论和政治策略的提出，如果有的话，也只是继承性的。第一个时期的特征因此是，继承了一般的社会变革诉求产生了初步的革命纲领，继承了一般的社会主义者运动产生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其组织运动，但没有进一步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也没有将其组织运动政治化以形成建党运动。”
就是在这样的欠缺当中，10年代的工人工作是一种盲目的增加人员-制造斗争-扩大斗争-施压的过程，其根本目标仍然是在为机会主义者积攒他们宝贵的政治资本，客观上不仅没有促进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反倒是使这种结合倒退了。这种倒退的原因和政治背景没有得到足够的批判和反思，这造成了我们现在仍然处于的“第二个时期”的诸多问题。
“第二个时期代表了相当一大部分曾经没有被"常规"的工学联盟和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动员的群众，主要是中学生和随后升入大学的学生，参与进入了网络政治讨论，接触到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广泛自发的组织运动，并且积极参与进继承第一时期遗产的序列中，或批判之。"到工人中去"作为一种方法被抬高到了普遍共识的程度，并且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状态成为许多在组织运动当中形成的小组的目标；越来越多的组织运动当中产生的小组进入到了"到工人中去"的状态，但方法各异，目标不同，因此作为一条路线的融工看似是加强，实际是解体，失去了作为形成建党阶级基础的工人工作的本来意义，而只是从一个方面加强了融工宗派主义的形成，巩固了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与俄国的"第三时期"不同的是，这一阶段的融工甚至没有触及到工联主义的程度，还没有在政治上形成其自觉性，只是遵守了一条自发政治的方向漫无目的、不定向不定型地发展着，对形成纲领实际上是有害的。尽管从工联主义的程度降低了下来，第二时期当中仍然形成了一种有害的共识，并将这种共识上升到了路线的程度，由几个宗派组织推动，试图去影响广泛自发的小组运动的方向，使其走向右倾的方面，实际上将建党的三个要素破坏了，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基础。左翼知识分子反而特别醉心于时髦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和从马克思主义衍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并从另一个方向影响了自发小组运动，使很多小组巩固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方针。右倾宗派的去理论化态度又丢弃了理论资源当中本来能形成合理部分的内容，使形成革命纲领与党的思想基础这一任务倒退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失去了对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重构、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政治化、中国专制政权的统治特征与群众抵抗等问题的细致研究与结合实践的、运动当中产生的讨论，最终只能将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庸俗化，实际上堕落到了一种"安慰人心的手段"，自然在政党问题上也无所建树。在这样分散当中透着集中、集中里又浸透着分散本质的第二时期的毒气里，没有任何成型的机构或团体对广泛自发的小组运动有过普遍、完善且正确的政治化导向，实际产生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危害了小组运动的基础和成果，误导了一大批运动参与者与组织活动家，破坏了小组运动从自发活动向自觉的、有意识的政治化运动的转变，实际意义上没有对阶级斗争有所影响，也没有在发展群众斗争方面有所建树，完全落后于中国资本主义的长期萧条时段后期和经济危机时代开端所产生的工人斗争与群众斗争。关于这两个时段的罢工等工人运动的特征，我们会再补充性地谈到，以供读者理解为什么工人运动的基础是存在的，但又为什么异常薄弱，急需整备梳理。由于第二时期横行的理论反智主义，我们一直没有形成像第一时期那样的、哪怕是跛脚的漏洞百出的理论总结，如《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窥探这一时期的有害特征，可以从这样的现象探索：我们遇到的一个在左翼圈子里小有建树的同志，如果他是在2020年后才参加左翼活动的，就几乎必然有过一个在某个小组运动生成的组织团体当中活动的过程。鉴于这位同志较强的学习能力带来的更好的理论修养与更开阔的政治视界，他往往会在成长起来后离开这个他之前所营造出来的小组环境。然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个断裂上，当政治参与者从“早期的、孕育性的环境”进入更思想上高级和政治上成熟、激进的环境与关系当中时，其与之前那种小组运动之间的有机关系便发生了断裂。这位同志往往视"孕育"他的那个原生组织为累赘、为黑历史并以一种羞耻的态度不愿去正视这一类小组的实际状态，对其政治态度、思想情况与在整个小组运动当中的定位失察失考，从而往往对整个小组运动的政治化、各类组织关系之间以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的姿态进入更严肃的政治活动没有任何贡献，而只是巩固其进入的新关系当中去（往往资历更老，更有实践经验也更为成熟），这就导致作为运动目前客观先进者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运动实际上并没有沟通产生它的再生产机制，也就是小组运动，也没有把小组运动转化为政治化的建党运动，建立阶级基础的能力。”
我们正处于第二时期。第二时期的根本特征不是运动的消失而是运动基础的空前扩大与运动政治化的空前落后之间的反差，是广泛的自发参与与彻底的政治混乱之间的反差。这一反差本身既是危险也是可能。危险在于，没有正确政治化导向的广泛自发运动只会在融工宗派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双重侵蚀下消散，把它积累起来的全部参与基础重新还给泡沫化。可能在于，这一空前广泛的参与基础是第一时期任何一个宗派都不曾拥有的，它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化运动提供了第一时期所不具备的人力条件。第二时期向何处去，不取决于运动基础是否存在，而取决于能否出现对这一基础的正确政治化导向。
同志们，20年代即将要结束了。如果中国政府在2027年“如期”发动台海战争（不做任何预言，但是根据中国央行增持黄金资产的巨大规模，专制政府对海外资产和人口外流逐渐加强的控制和西方政治宣传当中透露出的一些“内幕”，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完全不是没可能的），届时我们难道真的要以现在的情况去面对因为战时经济危机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和反战民主运动吗？更为令我恐惧的事情是，我们真的要让18年的魂灵持续统治我们走入30年代吗？
列宁对尾巴主义的态度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从这五年涣散的历史中，应当得出的结论不是把这种涣散状态固定下来，而是必须永远结束这种状态。难道还有谁能否认这是十足的涣散状态吗...从党的组织瓦解的几年中得出组织“原则”，这种做法正和当年那些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一样，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曾经嘲笑他们，说他们乐意为鞭子进行辩护的根据就是因为它是历史性的鞭子”
不为这种“鞭子”进行辩护，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做到的自觉。逆转融工派的机会主义策略，确立第三时期的原则，最终都要落到一个根本问题上，即如何把第二时期广泛存在的自发小组运动引向一个自觉的政治化运动。这是从小组运动向建党运动前进的核心任务，也是我们试图所要具体处理的主要内容。
当前一切政治工作的现实起点是广泛存在的自发小组运动。这一现实本身既包含可能也包含风险，前面已经反复指出。把这一自发运动引向自觉的政治组织，不能依靠任何外部力量从上而下的整编，因为这种整编恰恰是融工宗派主义所做的事，它的结果只能是把分散重新组织为另一种分散，把错误的自发性重新巩固为错误的统一性。把自发运动引向自觉组织，只能依靠在小组运动内部持续，依靠在每一个具体小组中同时推进阶级基础、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依靠在小组之间用政治报建立持续的政治联系，依靠在持续的政治讨论中逐步形成共同的革命纲领。
试图逆转泡沫化趋势的政治派应该如何组织起来，这是一个必须被正面回答的问题。政治派的组织不是要再建一个新的宗派来与融工派争夺自发小组运动的领导权，那样只会用一种孤立化替代另一种孤立化。我们应该追求的组织是要推动整个运动在理论、实践和行动上的总体提升，是要在小组运动中确立正确的政治化导向，是要在第二时期的混乱中重建第一时期所丢失的、重提第一时期所未能完成的建党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