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附录 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冲突事件
这个事件和第10节所引用的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的那封信里提到的所谓“伪造的”（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名单有密切联系。事件的实际情况如下。古谢夫同志曾经通知巴甫洛维奇同志，说这份包含施泰因、叶戈罗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同志的名单，是捷依奇同志转交给他（古谢夫）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信》第12页）。捷依奇同志责备古谢夫同志这个通知是“蓄意诬蔑”，同志仲裁法庭也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见《火星报》第62号刊载的法庭判决词）。当《火星报》编辑部把法庭的判决词登出来以后，马尔托夫同志（这次已经不是编辑部）印发了一个题为《同志仲裁法庭的判决词》的传单，他在这个传单中不仅转载了法庭的判决词全文，并且转载了关于此案整个审理经过的报告全文以及他自己的后记。在这个后记里，马尔托夫同志谈到“为了进行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这件事”是“可耻的”。为了回答这张传单，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利亚多夫同志和哥林同志印发了一张题为《仲裁法庭中的第四者》的传单，他们在这个传单中“坚决反对马尔托夫同志，因为他比法庭判决词走得更远，硬说古谢夫同志居心不良”，而法庭并没有认为这里有什么蓄意诬蔑，而只是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详细地解释说，古谢夫同志的通知可能是出于一种完全自然的误会，认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行为是“不体面的”，因为他自己发表过（而且现在又在自己的传单中发表）许多错误声明，随心所欲地硬说古谢夫同志怀有不良的动机。他们说，这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不良的动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以上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即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加以说明的问题的全部“文献”。
首先必须使读者对产生这个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时间和条件有一个确切的了解。我在本书正文里已经指出，《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曾开会商量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名单，以便共同向代表大会提出。这次会议由于意见分歧而告终，《火星报》组织中的多数派通过了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瓦西里耶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但是少数派不愿让步，而坚持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佛敏、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火星报》组织中的两派在提出和表决这两个名单的那次会议以后，就再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双方都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想通过整个党代表大会的表决来解决这一引起他们分歧的争论问题，并且双方都极力想把尽量多的代表吸引到自己方面。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这种自由鼓动，立刻就暴露了我在本书里十分详细分析过的一件政治事实，即火星派少数派（以马尔托夫为首）为了战胜我们，不得不依靠“中派”（泥潭派）和反火星派的支持。他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绝大多数一贯维护《火星报》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计划而反对反火星派和“中派”攻击的代表，都很快很坚决地站到我们方面来了。从既不属于反火星派，又不属于“中派”的33个代表（确切些说是33票）中，我们很快就争取到了24个，并和他们订立了“直接协定”，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而马尔托夫同志方面只剩下了9票；要取得胜利，他就必须得到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全部票数，然而他和这两派虽然能够一同行进（如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虽然能够实行“联盟”，即能取得他们的赞助，但是并不能同他们订立直接协定，其所以不能，是因为他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始终都和我们一样激烈地进行过反对这两派的斗争。这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处境可悲而又可笑的原因！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想用一个极端恶毒的问题置我于死地，说什么“我们恭敬地请求列宁同志爽快地回答一个问题：‘南方工人’社在代表大会上究竟对于谁是局外人呢？”（第23页附注）。我恭敬地爽快地回答说：对于马尔托夫同志是局外人。证据是：我很快就同火星派分子订立了直接协定，而马尔托夫同志当时却无论是同“南方工人”社，无论是同马霍夫同志，无论是同布鲁凯尔同志，都没有订立并且也无法订立直接协定。
只有把这一政治形势弄清楚以后，才有可能了解所谓“伪造”名单这一麻烦问题的“关键”。当时的具体情况是：《火星报》组织分裂了，我们双方都为维护各自提出的名单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大量个别的私人交谈产生了许许多多方案，提出了以三人小组代替五人小组，更换这个或那个候选人的建议层出不穷。例如，我很清楚地记得，在多数派的私人交谈中曾经提出过鲁索夫、奥西波夫、巴甫洛维奇、杰多夫等同志为候选人，但是后来，经过讨论和争论又把他们取消了。很可能还提出过其他我所不知道的候选人。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都在交谈中表示过自己的意见，提出过修正，进行过争论等等。很难设想这种情形只是在多数派中间发生。甚至可以肯定，在少数派中间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因为我们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原定的那个五人小组（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后来用三人小组（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波波夫）代替了，并且格列博夫也不中他们的意，他们宁愿用佛敏来代替他（见利亚多夫和哥林两同志的传单）。不要忘记，我在本书内把大会代表分成各个集团，是根据事后所作的分析划分的。实际上，这些集团在进行竞选鼓动时才刚刚开始形成，因而各个代表之间交换意见是非常自由的；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壁垒”，每个人只要想同哪个代表私下交谈，就可以同他交谈。当时，在出现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名单的情况下，除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名单（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之外，还产生了一个与它没有很大区别的名单，即包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施泰因、叶戈罗夫五人的名单，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产生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因为我们的候选人——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显然是不中《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意的（见他们那封载于本书第10节的信，在这封信里他们把特拉温斯基从三人小组名单中取消了，而关于格列博夫，干脆说这是一种妥协办法）。用组委会委员施泰因和叶戈罗夫两人来代替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原是完全自然的事；如果党的少数派代表中未曾有过一个人想要实行这样一种代替，那才是一件怪事。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以下两个问题：（1）包含叶戈罗夫、施泰因、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人的名单，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2）为什么马尔托夫同志听到有人把这样一个名单推到他头上就大发雷霆呢？为了准确地回答第一个问题，必须向全体大会代表询问一番。这在目前是办不到的。特别是必须弄清楚究竟党的少数派（不要把党的少数派和《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混为一谈）有哪些代表在大会上听见过引起《火星报》组织分裂的名单？他们究竟是怎样对待《火星报》组织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提出的这两个名单的呢？他们没有提出过也没有听见过关于适当改变《火星报》组织少数派的名单的任何设想或意见吗？可惜，这些问题在仲裁法庭上看来也没有提出过，仲裁法庭（根据法庭判决词来看）甚至始终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两个“五人小组”发生分裂的。例如，别洛夫同志（我认为他是“中派”的一分子）“曾经作证说，他和捷依奇有很好的同志关系，捷依奇同他说过自己对代表大会工作的感想，所以如果捷依奇进行过什么鼓动来支持某个名单的话，那他会把这件事告诉别洛夫”。可惜始终没有弄清楚，捷依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是不是和别洛夫同志说过他对于《火星报》组织的那些名单的感想？如果说过，那么别洛夫同志对《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提出的五人名单抱什么态度呢？他没有提出过或没有听见过关于对这个名单作某种适当改变的意见吗？既然这个情节没有弄清楚，所以别洛夫和捷依奇两同志的证词中也就含有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所指出的那个矛盾，即捷依奇同志和他自己的说法相反，“曾经进行鼓动来支持”《火星报》组织提出的“某些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别洛夫同志还进一步作证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传阅的那个名单，他是在代表大会闭幕前一两天遇见叶戈罗夫同志、波波夫同志和哈尔科夫委员会的代表时私下听到的。当时，叶戈罗夫曾经表示惊奇，为什么竟把他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因为在他看来，把他推举为候选人是不可能得到大会代表的赞同的，——无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的代表都不会赞同”。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显然是指《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因为在党代表大会的其余的少数派中间，叶戈罗夫同志这位组委会委员和“中派”的杰出演说家被推举为候选人，不仅能够而且一定会得到赞同。可惜，恰恰是关于党的少数派内不属于《火星报》组织的那些分子是否赞同的问题，别洛夫同志却只字未提，而这个问题正是重要问题，因为使捷依奇同志感到气愤的是，人们把这个名单推到《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头上，而这个名单可能出自不属于这个组织的少数派！
当然，现在很难回想起，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的，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是从谁的口中听见这个名单的。例如，我就不仅不记得这一点，而且也不记得多数派中间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我在前面谈到过的那个包括鲁索夫、杰多夫等人的候选名单的；从许多关于各种候选名单的谈话、设想和传闻中，我只记得那些直接在《火星报》组织中或在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上提过的“名单”。这些“名单”多半是用口头传达的（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4页倒数第5行里所说的那个“名单”，就是我用口头方式在会议上提出的五个候选人），但是往往也记在字条上，这些字条一般是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一些代表之间传递，通常在散会以后就销毁了。
既然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说明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名单的来源，那我们只好假定：或者是一个为《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所不知道的党内少数派的代表提出了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然后就经过口头和书面方式在代表大会上传开了；或者是《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名单，但是后来他把这一点忘掉了。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提施泰因同志为候选人在代表大会上显然得到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赞同（见我的小册子），而提叶戈罗夫同志为候选人的想法显然是这个少数派在代表大会闭会后产生的（因为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戒严状态》中都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为中央委员会一事表示惋惜，而叶戈罗夫同志就是组委会的一个委员）。当时这种要把组委会委员变为中央委员的想法是比较普遍的，既然如此，设想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私人谈话中和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种主张，不是很自然的吗？
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不愿意考虑这种理所当然的解释，却认为这里面有肮脏的打算，有人蓄意陷害，有不诚实的成分，有人散布“明明虚假的、目的在于中伤的传闻”，有人“为了派别斗争而进行假造”等等。这种不正常的倾向只能用不健康的流亡生活条件或神经不正常来解释，如果事情没有弄到无理伤害同志信誉的地步，那我根本不会谈这个问题。请你们想一想，捷依奇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能有什么理由追查不正确的通知或不正确的传闻含有的肮脏的不良动机呢？他们显然是由于神经失常，才觉得多数派“中伤了”他们，不是指出少数派的政治错误（党章第1条以及同机会主义者联盟），而是把一个“明明虚假的”“假造的”名单推到少数派身上。少数派宁愿说问题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是由于多数派采取了什么肮脏的不诚实的可耻手段！要追查“不正确的通知”的不良动机是多么不理智，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叙述当时情况时已经指出了；同志仲裁法庭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它并没有认定这里有什么诬蔑、恶意和可耻的东西。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即早在党代表大会上，在还没有进行选举以前，《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就向多数派谈到过这种谣传，而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在他那封在多数派所有24个代表的会议上宣读过的信里谈到过这种谣传！多数派根本就没有想在《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面前隐瞒在代表大会上流传过这样一个名单的事实：连斯基同志曾将此事告诉过捷依奇同志（见法庭判决词），普列汉诺夫同志对查苏利奇同志谈过这一点（“同她是不能谈话的，她仿佛把我看成特列波夫[47]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曾经这样告诉过我，这句后来重复过许多次的笑话再次证明少数派神经不正常）。我曾经向马尔托夫同志说，他的声明（说这个名单不是他马尔托夫提出的）在我看来已经够了（同盟记录第64页）。当时，马尔托夫同志（我记得他是同斯塔罗韦尔同志一起）向我们主席团递了一个内容大致如下的字条：“《火星报》编辑部的多数派请求允许他们参加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以便驳斥那些对他们散布的可耻谣言。”当时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就在这张字条上答复说：“我们并没有听见过什么可耻的谣言，如需召集编辑部会议，则应另行安排。列宁、普列汉诺夫。”我们晚上出席多数派会议时，曾把这件事告诉过所有24个代表。当时为了避免产生任何误会，决定由我们24个人共同推选代表去向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解释一下。被选出来的两个代表，即索罗金同志和萨布林娜同志，就去向他们解释了一番，说谁也没有把这个名单一定要推到马尔托夫同志或斯塔罗韦尔同志身上，特别是听过他们两个人的声明以后；说这个名单究竟是出自《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还是出自不属于这个组织的代表大会的少数派，这根本不重要。要知道，事实上根本不能在代表大会上普遍查问！根本不能向每个代表查问这个名单！可是，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又向我们写了一封正式辟谣的信件（见第10节）。这封信由我们的代表索罗金和萨布林娜两位同志在24人会议上宣读过。看来，这件事情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我说已经可以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已经确定了名单的来源（如果什么人对此有兴趣的话），而是说完全排除了任何以为有人故意“危害少数派”或“中伤”某一个人，或故意“为了派别斗争而进行假造”的看法。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大会上（记录第63—64页）又搬出这个由病态心理臆造出来的肮脏货色，并且作出了许多不正确的介绍（显然这是他自己神经过敏的结果）。他说，名单里有一个崩得分子。这是不对的。仲裁法庭的一切见证人——包括施泰因和别洛夫两位同志在内——都证实这个名单上有叶戈罗夫同志。马尔托夫同志说，这个名单就意味着签订了直接协定的联盟。这是不对的，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作了说明。马尔托夫同志说，由《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提出的（会使代表大会多数抛弃这个少数的）其他名单“是没有的，甚至连假造的也没有”。这是不对的，因为党代表大会多数派全体都知道，由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提出的但没有得到多数赞同的至少有三个名单（见利亚多夫和哥林的传单）。
究竟为什么这个名单使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气愤呢？因为这个名单说明他们转到我们党的右翼方面去了。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大喊大叫，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痛恨人家“把他的政治立场估计得不正确”，但是现在谁都看见：关于某个名单是不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提出来的问题并不能起任何政治作用；其实这个罪名无论同这个名单或其他什么名单都是无关的，这个罪名不是诬加的而是真实的，对政治立场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从这个令人不快的、人为地造成的关于人人都知道的假名单的事件，应当作出的总结如下：
（1）马尔托夫同志高喊“为了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是可耻的”，并以此损害古谢夫同志的名誉，我们不能不与哥林和利亚多夫两位同志一样认为这样做是不体面的。
（2）为了改善气氛并且使党员不必认真对待每一次病态的放肆行为，看来应当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象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那样确定一条规则。这个章程第2条说：“凡是严重违背党纲原则或犯有不名誉行为者，都不能留在党内。关于他们的党籍问题，应当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召集的仲裁法庭来处理。审判员由提议开除者和被提议开除者各指定半数，主审员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指定。对于仲裁法庭的判决，可向监察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上诉。”这样一条规则可以成为对付那些轻易控告他人犯有什么不名誉行为（或散布此类谣言）者的有力武器。有了这样一条规则，凡是这样的控告，如果提出控告者不敢理直气壮地以控告者的资格在党面前说话并且力求得到相应的党机关的裁决，就会被永远地确定为算作不体面的诽谤。
1904年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85—414页
注释：
[47]看来是指曾任警察总监和彼得堡市长的费·费·特列波夫。1878年1月24日，他因下令鞭打被监禁的革命者而被维·伊·查苏利奇开枪击伤。——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