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
常言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24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也和任何一个政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一样,成了某些觊觎领导地位而遭到失败的人的审判官。现在,这些“少数派”分子怀着十分动人的天真心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并且千方百计地想破坏代表大会的威信,贬低它的意义和权威性。这种倾向在《火星报》第57号发表的一篇署名为实际工作者的文章中,可以说表现得最突出,这位作者对于代表大会“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想深表愤慨。这正是新《火星报》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特征,我们决不能对此保持沉默。被代表大会否决的人员占多数的编辑部,一方面继续自称为“党的”编辑部,另一方面又竭力欢迎那些说什么代表大会不是神灵的人。这岂不是太妙了吗?是的,先生们,代表大会当然不是神灵,可是对于那些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痛骂”起代表大会来的人,又该怎么想呢?
那么,就让我们回想一下代表大会准备过程中的一些主要事实吧。
《火星报》从一开始就在1900年的出版预告[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1—318页。——编者注]中说过,在统一以前,我们必须划清界限。《火星报》曾经力求把1902年的代表会议[2]变成非正式的会议,而不是党的代表大会[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0页。]。《火星报》在1902年夏秋期间设法恢复这次代表会议上选出的组织委员会时,行动是十分慎重的。最后,划清界限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是结束了。1902年底,组织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火星报》欢迎组织委员会的成立,并在第32号的编辑部文章中宣布,召开党代表大会已经是迫切需要,刻不容缓[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76—78页。——编者注]。可见,完全没有理由责备我们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上过于匆忙。我们正是按七次量,一次裁这个准则办事的。我们有充分的道义上的权利期待同志们在裁了以后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也不要再量来量去。
组织委员会制定了非常细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章程(有些人也许会说这个章程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东西,他们现在用这些字眼来掩盖自己在政治上的毫无气节),并且交给所有的委员会讨论通过,最后正式批准,其中第18条是这样规定的:“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一切党组织都必须执行。这些决定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反对,只有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才能取消或加以修改。”[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2—23页和第380页。]其实,这几句话本身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当时就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默默地通过了,可是现在听起来真令人惊奇,好象是专门给“少数派”下的判决词!规定这一条文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吗?当然不是,当时,这个决定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党是由许多分散的独立的集团组成的,它们有可能不承认代表大会。这个决定正是表达了所有革命者的善良愿望(现在有人对这种愿望未免讲得太多而且太不恰当,本来应当用“奇怪的”字眼表示的东西却娓娓动听地用“善良的”字眼来形容了)。这个决定等于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互立下的誓言。这个决定是要保证一切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承担的巨大的劳动、风险和开支都不至于白费,保证代表大会不至于变成一出滑稽剧。这个决定事先就规定任何不承认代表大会的决定和选举的行为都是破坏信任的行为。
新《火星报》说代表大会不是神灵,代表大会的决定也不是圣经,把这当作新发现的新《火星报》究竟是在嘲笑谁呢?它的发现究竟是包含了“新的组织观点”,还是只包含一些掩盖旧痕迹的新企图呢?
注释:
[2]1902年代表会议是指1902年3月23—28日(4月5—10日)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是经济派筹办的。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崩得中央委员会及其国外委员会、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火星报》编辑部。经济派和支持他们的崩得分子起初打算把这次代表会议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望这样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抑制《火星报》日益增长的影响。但是,由于代表会议的代表面太窄(只有4个在俄国国内有活动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派代表出席,比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少),而代表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原则性意见分歧又很大,尤其是《火星报》代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一企图没有得逞。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决议,通过了崩得中央委员会代表提出的原则决议案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代表提出的修正案(《火星报》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决议草案,因而投了反对票),批准了以《火星报》编辑部拟订的草案为基础的五一传单,选出了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代表会议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组织委员会委员遭到了逮捕,所以1902年11月在普斯科夫会议上又成立了新的组织委员会。——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