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何在——当前工人工作当中的几点问题
“在既有的左派融工实践中，本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建设是决定融工实践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 的确，在工人工作当中，组织作为核心力量的重要性无需多言。谁对此有什么反对意见，只需要看看马克思主义者在2025年末至2026年初的罢工潮中有多么无力，以至于没有做出任何一点反应就足够了。
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而且不能够对工人斗争做出反应，这显然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运动本身还不是一种工人的运动，而主要仍然是知识分子的思潮；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想要使运动立刻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急切愿望还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使工人和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手段，他在情急之下选择的那种手段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完全是一种社会常识的。最终，这使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没有赋予工人阶级以政治意识，并且反倒使他自己被单一工厂的事业束缚住了。我们运动中最具备工作能力的那部分同志所遭遇的就是上面这种情形：工作的重心不是放在普遍的劳动者及其劳动本身的解放，而是市场中单个（或者单个的机械相加的）劳动力商品价格的改善。——马克思主义者使自己运动掌握无产阶级的努力反而使之走向经济主义。
我们在《重读<怎么办？>》中已经再次发现一个由马克思和列宁发现的事实：起初，无产者同任何私有者一样，不是把自己看成某个阶级的一员，而只是商品市场中的一个买主和卖主，只在直接的经济关系中感到同别人和社会的联系。无产者把自己同雇主之间的矛盾仅仅看成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劳务纠纷，正如资本家一直这样看待自己同雇员之间的矛盾一样。此时，无产者拥有的只不过是社会的普遍常识。这种常识不过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经济主义所做的就是赋予这个资本主义的常识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外观，要求无产阶级仅仅在常识的限度内开展斗争，争取雇佣关系内部的优待条件。只有从市场私人中突破出来，以阶级集体的眼光看待世界、作出行动的时候，无产者才成为无产阶级。
因此，工人工作的核心应当是同工人自己的“常识”作斗争，同往往陷入常识、将常识理论化了的左派组织作斗争。
工人的常识是在使之受到剥削的他的整个社会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常识往往让工人服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让他认为雇佣劳动者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人，让他认为没有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就更不要说革命和改造整个生产关系了。事实上，工人并不认为政府和资本家是公正的好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切身体会过政府和资本家的勾结和腐败，并对此感到愤怒。他们之所以至今仍然幻想“如果政府强制资本家提高我们的工资和待遇”才是唯一的出路，那并不是因为他们完全信任政府及其伪社会主义宣传，而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当一个工人认为工人自己不可能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变劳资关系的力量对比的时候，他当然就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外在于他的神奇力量。而在中国，这当然只能是国家。
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列宁怎样定义了国家的阶级性质。关键在于让工人也知道并且领会这一事实，让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他的新的常识。对常识的斗争、提高，我们再说一遍，就是工人工作的核心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只能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下，通过革命者同无产阶级的共同活动，由无产阶级的斗争推动。
革命者必须同自己内部的常识机会主义作斗争，尽管这要更复杂些。在集中表达政治观点的纲领上、在口头的政治表态中，机会主义者往往并不会暴露自己，他只要随大流讲一些正确的废话就能蒙混过关了。没有人会蠢到提出不应该进行政治教育和政治斗争、不应该建立工人组织等等。我们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不是直接反对革命的路线，而是以一种纯粹技术的态度去对待它，在战术层面扭曲它。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我们把无关痛痒的战略让给你们这些玄想家哲人王，而我们要绝对地控制一切战术”。对组织纲领漠不关心，从纯粹的战术层面看待、提出和执行组织的工作，机会主义通过这些手段，一边奉行战术和战略互不影响的战略，一边光明正大地用“纯粹中立的”战术腐蚀了革命的战略。
任何一个革命组织的日常工作中都存在着大量看起来仅仅是纯粹技术的、战术的事务：调查采取什么方法、交友遵循什么节奏、培训班设置什么内容、在特定的劳资冲突面前采取什么尺度的介入、在感受到外部压力时如何调整工作部署......机会主义把这些事务及其决定呈现为简单的战术操作，使之似乎仅仅涉及“怎样更有效”或“怎样更安全”的评估，而与政治和组织的路线无关。但是，这种呈现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效果。每一个具体的战术都只是为了达成战略目标。战略方向已经决定了能够选择哪些战术，只不过通常这是“不言自明”的。当一个组织决定缩小斗争规模以降低风险时，这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工人工作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的政治判断——是建立同工人阶级的联系、推动其政治意识，还是维持组织自身在工厂中的存在？当一个组织决定以合法的社团经营替代经济斗争时，这不仅仅是工作方式的调整，同时也是一个关于“组织与工人阶级应当是什么关系”的政治判断——是通过合法的日常服务将工人吸引到组织周围，还是在斗争的实际过程中与工人形成共同的政治经验？从每个单独的节点上看，这些判断和决策都仅仅是以“有效的”“策略的”非政治面目出现，但它们的累积就构成事实上的路线及其转变。任何一个单独的决策看起来都不是路线转变，但路线的转变最终却发生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术是战略的具体开展形式。审查战术就是审查战略。拒绝审查战术的政治性质，就是拒绝审查战略方向是否正确。
在实践中，战术和战略的混乱集中表现在融工理论同融工经验的脱节和矛盾上。理论上，融工路线声称其目标是推动工人阶级的组织化和政治化，是通过在工厂中的长期工作将工人培养为自觉的阶级斗争主体。但在实际上呈现的是一条不断狭隘、收缩的轨迹：斗争规模在缩小，介入的深度在降低，与工人的政治性联系在减弱，组织的活动越来越局限于合法的、不引人注目的日常事务。理论和经验之间的这种脱节不是因为实践者缺乏能力或热情，而是因为那些被当作纯粹战术来处理的日常决定在事实上构成了一条与理论声称的方向相反的实际路线。
如果革命理论可以独立于实践，在工人阶级之外自行确立，那么这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理论只能在与工人经验的持续互动中才能被具体化、普遍化和理论化，那么任何脱离这种互动的理论生产都是在自欺欺人。从工人的直接经验出发并不意味着经验主义——绝不相当于把工人的自发意识直接等同于革命知识。革命知识的形成是将工人的直接经验作为原材料，通过具体的分析（这个工厂、这个工业区、这种生产体制下的具体阶级关系是什么）、普遍的上升（这些具体的阶级关系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和理论的综合（从这种认识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和政治纲领）而逐步完成的过程。在阶级斗争的领域中形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不是知识分子关于无产阶级的知识，不是知识分子替无产阶级生产的知识——而是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的斗争经验和对这种经验的集体反思而形成的、能够指导自身行动的知识。完成社会的批判与政治揭露。使工人能够认识到他们所经受的压迫不是孤立的个人遭遇，而是一种系统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从而使分散的不满汇聚为集体的政治行动。完成这一过程的中介与领导只能是阶级的革命组织，因为个体工人或分散的工人小团体无法自行完成从直接经验到系统性认识的上升，这个上升需要组织提供的理论工具、分析框架和集体经验以及活动。
革命组织必须坚决地在理论上不断前进，不断地与构成自己的“常识”作坚决的斗争。这里所说的“自己的常识”有两个来源。一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从外部对组织施加的持续压力，它不断把组织工作引诱到合法的、温和的、去革命政治的方向上去，试图让组织放弃革命，转变为致力于社会改良的经济主义组织。二是组织内部由于惰性、惯性和妥协倾向形成的机会主义倾向，它以事务和安全为名腐蚀着日常工作中的政治累积。外部压力使组织倾向于收缩和妥协，而收缩和妥协又削弱了组织抵抗外部压力的能力，于是进一步收缩、进一步妥协。
在同常识的斗争中，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发现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必须承认，在我们的运动中，知识分子运动相对于工人运动过于发达，以至于没有实际工人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成为观念的空转。理论不得不越来越依赖知识分子自身的经验和判断，成为知识分子对于工人的认识，而不是工人阶级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而知识分子为了改变上述问题所奉行的融工路线，在实践中使得教条主义和事务主义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运动的停滞。一方面忠诚于小宗派闭门造车的“理论体系”，对工人（甚至知识分子自身）的政治教育极度僵化，完全不加反思地诉诸、复制历史叙事和经典作家的语言。另一方面，在盲信教条的基础上抛弃政治审查和反思，组织的日常实践越来越被呈现为事务主义的“技术中立”的操作和选择——调查方法、交友策略、安全原则，等等。教条主义提供不了对工人所处的当下状况的具体认识，因为它的内容来自对历史的复述而非对当下的分析；事务主义提供不了实践的政治方向，因为它将每一个决定缩减为“怎么做更有效”的技术评估。两者的结合导致组织在事务技术上越来越精密，而在政治内容上越来越空洞。起初主张向工人进行政治灌输，而后退而求其次，试图发动经济斗争，再然后是缩小斗争规模，一直到完全依靠合法形式的交友活动，最终断尾跑路，这就是融工路线从开展到停滞的整个过程。在遭到失败后，就将一切“线下”工作推到无限遥远的未来，则是这种停滞的另一个极端表现形式。
六十年代的欧洲工人运动中曾经产生过一种重要转向，拒绝先分析资本的运动规律再去看工人在其中的位置，而是倒过来先从工人阶级自身的处境、经验和斗争出发。不是把工厂里的技术安排当作中性的生产条件来接受，而是追问这种特定的劳动分工、这种特定的管理控制方式，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它对工人的集体经验和集体行动能力意味着什么？在那些被认为拥有"顺从劳动力"的大工厂里，调查者没有止步于这种表面上的沉默，而是深入工人中间去发现：在看似驯顺的表面之下，工人已经在发展什么样的不满、什么样的非正式抵抗、什么样的关于自身处境的独立判断。调查的目标不是记录已经发生的斗争，而是揭示尚未爆发的斗争的条件和潜力。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将工人阶级视为斗争的实际主体，而不是被分析、被教育、被组织的。工人不是一块等待革命者来刻字的白板，而是已经在日常劳动中积累了关于剥削、关于管理控制、关于非正式抵抗的大量直接知识的活的阶级力量。理论的任务不是替代这种知识，而是帮助工人将这种知识从常识的外壳中释放出来，使之成为自觉的阶级认识和有组织的阶级行动的基础。
然而，这种方法在中国的应用恰恰丢失了这个核心。工人调查被缩减为最浅显的情势调查。进厂几个月，收集工资水平、工时安排、管理制度等等外部信息，写成报告交给组织。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什么角色？是被调查的对象，提供信息的来源。调查者不是与工人一起去发现他们经验中已经蕴含的政治潜力，而是从工人那里提取组织所需要的情报。调查结束，知识被交给组织去"使用"——制定策略、设计培训、安排下一步行动。工人自己并不参与这个使用过程。他们始终是被动的被筛选和培养。这种调查方法的问题不在于它收集了信息——信息当然是重要的——而在于它将知识的生产和知识的政治使用分离成了两个不同的过程，交给了两个不同的主体。调查者生产知识，组织使用知识，工人提供原材料。整个链条中，工人唯一的功能就是被观察和被筛选,从中挑出"先进分子"供组织"培养"。而那些不被视为"先进"的大多数工人，在这个框架中没有任何位置。
我们已经能从各类政治派组织的写作当中发现广泛交友滑入了白区路线的合法主义。交友的目的变成了在合法的日常交往中识别哪些工人可以被"提升"，而不是去理解工人之间已经存在的社会联系和非正式协作。交友本身的摇摆性也很强——不可能在几个月的短期融工中立刻交到足以进行"政治灌输"的朋友，于是交友就变成了一种永远在进行但永远不够深入的事务主义。同时，经济斗争的概念被无限缩小，甚至可以没有工人的广泛参与。一次"小斗争"...帮个别工人追讨一次拖欠工资、在一个小问题上与管理层交涉...被当作阶级斗争的演练。介入工人斗争被限制在单个厂区之内，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这个厂刚好发生了一起纠纷，“我们的人”刚好在场，介入了，结束了，然后呢？一百次这样的"小斗争"加在一起也不等于一个阶级运动，因为每一次都是孤立的事件，不留下超出事件本身的东西——不留下工人之间的持续联系，不留下对整个生产体制的集体认识，不留下组织化的经验和传统。
说到底，“我们的人”带着答案（已经制成的理论）进入工厂，然后只想着把理论灌输给被筛选出来的“先进分子”，工人在这个过程中什么也没有做并且也不能够做。调查者往往期待着工人自发地行动起来，以便给自己提供一些“猛料”，却完全没有看到下面这个事实， 即工人所作的一切，无论是被调查者看成革命的、朴素的或反动的，都已经是一种行动了。每个人都会说他要从工人阶级那里学到革命经验，但是在融工调查中却带着理论进去，抱着同一个理论出来。调查者和他的组织不是想要通过调查、和无产阶级一起更新理论，而是要抢先别的组织一步“捞到”工人成员。说到底，事实不过如此。而这一切则再次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知识分子运动相对于工人运动过于发达，以至于它完全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中心。结果，为了改变运动的知识分子性质的融工实践，实际上只不过是再次导致知识分子那不成比例的发达，只不过之前发达的是一般理论，现在发达的是知识分子自己学到的更精巧的部署、更严密的安全措施、更高效的灌输技巧和更多的道德特权。
这并不是我们危言耸听，一份来自工农解放社的融工经验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例证——不是因为它的实践极其失败，恰恰相反，融工的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展示了相当的行动能力和与工人建立联系的真实热情。但正是在这种热情和能力的展开过程中，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的矛盾以一种实践者本人未必察觉到的方式暴露了出来。在这份经验分享中，“灌输”出现了不下二十次，几乎是每一个段落的关键词。“政治灌输”“理论灌输”“灌输话语”“灌输经验”“灌输技巧”“灌输材料”——整个工人工作的框架被“灌输”包围，一切与工人的接触都被放在“灌输”的逻辑之下。交友是为了灌输（“为了进行政治灌输，我必须要和他关系好”），吐槽是灌输的初级形式（“口号化一些的、情绪化一些的简短宣传来调动工人情绪和灌输”），建立群众组织是为了延续灌输（“把那些经受一定灌输和认可我们一定灌输的工友以线上的方式组织起来”）。当然，问题不在于灌输论本身。我们向来捍卫灌输论的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就像上面我们概括的那样，从融工的革命者到工人，从有理论的人到需要接受理论的人，这整个过程被理解为：我带着马列毛主义进入工厂，通过各种交往技巧把理论传给工人。接受的好就是“进步工友”，接受得不够就是“右倾工友”，拒绝接受就是还需要做“思想工作”的工友。这是列宁主义的灌输论，还是知识分子傲慢的生搬硬套？
在这份经验分享中最具有意义、最显露工人意识的恰恰是调查者自己无法用“灌输”去定义的哪些时刻。例如，那个“右倾工友”表示“早就该这么干了，只是又表示不能只是期待别人上，要有人带头”。这并不是他被灌输后对灌输内容的复述，而是从他作为一个真真切切的工人，从自己的劳动经验中得到的关于集体行动的必要性和困难性的独立判断。这个工友最后说：“好了，你不用说了，我已经接受了，可见你的主张多么得人心。”这句话的关键在于那种对“灌输”这种工作方式的温和反讽——你不用灌输我，因为我自己早就知道了。
再来看看那个被调查者称为“最进步的工友”的人。他“十几年前还参与过一些工厂斗争，被镇压了”，“有些自由派思想，但也不排斥马列毛理论”，“倾向谈他所知道的西方制度来解决问题”。这个工人被定位为一个需要被转变的对象——他的“错误思想还是有些多”，需要通过持续的灌输来“慢慢改变学习和进步”。但事实上，他已经有了我们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的东西，即实际斗争的经验。他对工厂制度和社会的认识并不是从几十本几百本书上看到的，而是从亲身参与并遭到镇压的斗争中来的。他的那种自由派思想与其说是一种需要被“灌输”纠正的错误，不如说是一个有斗争经验的工人试图理解自身处境的自发、独立的尝试。需要做的不是完全替代他的这种独立思考，更何况这本来就不可能做到，而是帮助他用更有力的理论武器来重新审视他的斗争经验，让他自己发现民主-专制的对立模型没有办法充分解释工人遭到镇压的问题，必须用阶级的观点去看待它。
调查者对工人的区分方式暴露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思维：工人被按照对马列毛理论的接受程度划分为进步、保守或右倾。不用工人“反动”，大概只是因为他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一个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看不惯”的工人被归入“右倾”，尽管实践者自己也补充说这是“形右实左”，因为同一个工人也完全认可“我们被当牛马使唤”，完全支持集体行动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甚至表示“只要有人带头他肯定参加”。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教条主义，是因为这种评价体系并不看工人自身的经验和意识是不是倾向于斗争，而是看工人接不接受“我们的”语言。
而为了让工人都接受这种语言，教条主义就极端地重视事务主义，即对“灌输技巧”的过度关注。“怎么从经济话题转到政治话题”“怎么利用学生身份作为灌输材料”“怎么通过一个工友接触到更多群众”“怎么管理工人群”——这些都是以“怎么做”为中心的技术性讨论。它们在操作层面是有用的，但它们回避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与工人的接触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答案是“为了灌输”，那么所有这些技巧都服务于一个将工人提升到我们的理论水平的单向目标。如果答案是“为了与工人共同探究为什么现在是这个鬼样子”，为了在与工人经验的互动中共同发展对阶级处境的认识，那么这些技巧的功能就需要被重新定义，不是“怎么更有效地灌输”，而是“怎么让工人开口说话，怎么与工人共同探究”。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经验分享中关于“继承性问题”的讨论，因为它在不自觉中触及了我们所说的“工人运动的基础设施”的问题。调查者观察到：“这流水线很多工位上的员工流动性太大，工作继承性问题也需要解决。”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把那些和我们搞好关系并经受一定灌输的工友以线上的方式组织起来，并和今后的地区工作活动相结合。实际上这就是把继承性延续到单个工厂外。”这个判断在方向上是对的，即从单个工厂的阵地转向跨工厂的地区性联系，从而走向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地方小组。小组不是为某一次具体斗争而建立，而是为工人之间的持续联系而建立。它不依赖于知识分子在某个特定工厂的持续存在，而是以工人自身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两者之间缺少的环节恰好是经验中应当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对当下资本积累体制和劳动过程的具体分析。这份经验分享中有大量关于工厂劳动条件的描述，例如高强度流水线、手被磨破皮、工人身体损伤、女工月经来了都要生生憋住等等。但这些描述停留在“揭露压迫”的层面，没有上升到对劳动过程本身的系统分析。流水线的速度是由什么决定的？管理层为什么选择这种特定的技术安排而非其他？工人在这种技术安排下形成了什么样的非正式协作和抵抗？这种劳动过程与整个工业区的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资本积累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预设了理论已经在工人之外完成，实践者带着现成的理论进入工厂，只需要用合适的“技巧”将其传递给工人。它不需要从工人的具体劳动经验中生成新的认识，因此也就不需要对劳动过程本身进行系统的分析。
融工实践想要为工人提供政治教育的内容，但却仅仅以抽象概念和口号形式存在（“资本家就是不得满足的，就是想榨干我们”“我们完全被当牛马使了”），缺少对当下具体状况的分析。事务主义提供了与工人接触的方法——三条战线、灌输技巧、继承性解决方案——但这些方法服务于一个单向的传递目标。两者之间缺少的恰好是能够将工人的直接经验转化为系统性阶级认识、形成阶级观点的中间环节，即马克思主义者同工人一起考察资产阶级为了控制工人，采取了什么样的生产形式和对工人的镇压策略；而工人自身从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劳动经验，形成了什么样的非正式抵抗形式及其心理；一起形成阶级对阶级处境的认识。目前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部分经验都直接跳过了中间环节，想要从抽象的理论直接跳到具体操作上去，结果就出现上面所说的那种教条主义的内容同事务主义的方法的机械结合。
“右倾工友”自发地表达对集体行动的支持、工人们在下班集合时自发地分享身体损伤的经历、那个从工人自身需求自然构成的“牛马互助群”......这些位于“体系框架”之外的、在日常交往中凝聚的实打实的阶级经验，才是最值得重视的。这份经验分享中的调查者的贡献不在于灌输了什么东西，而在于凭借自己的朴素情感同工人站在一起，同工人一起分享了这些阶级经验的涌现时刻。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可以说真正摸到了列宁主义的灌输论的大门。
以往的融工路线将工人工作理解为一系列的"战役"——选定一个工厂或一个冲突事件，集中力量介入，试图通过这次介入来发动一次经济斗争、建立一个工人小组、培养几个积极分子。每一次"战役"都是一个独立的事件，有开始有结束，成功了就是一个"经验"，失败了就是一个"教训"，然后转移到下一个目标进行下一次"战役"。这种战役模式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它具体的操作有多少技术上的缺陷——虽然缺陷确实不少——而在于它的整个逻辑与阶级运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脱节的。单点突破依赖知识分子在特定工厂的脆弱部署。一个或几个知识分子进入一家工厂，以工人的身份工作，利用劳动间隙与工友交谈，试图发现和培养"先进分子"，在合适的时机组织一次经济斗争。但这整个安排的基础是知识分子在这家工厂中的持续存在。一旦知识分子暴露了身份或者因为斗争而被开除，该工厂的全部工作基础就彻底丧失了。因为留下来的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是私人性的，他们是通过这个具体的知识分子才被"发现"和"培养"的。知识分子一走，联系就断了。下一个知识分子进入同一家工厂要从零开始。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广泛的采取"小斗争"的模式只是在生产体制的层面上思考——处理具体的劳资纠纷、争取特定的经济利益而不触及劳动过程本身。它不追问这个工厂的技术安排为什么是这样的？管理层通过什么机制来控制工人的劳动节奏和劳动质量？工人在这种技术安排下形成了什么样的集体经验和什么样的非正式抵抗？这些问题——劳动过程层面的阶级分析是"小斗争"的框架所无法容纳的。因此"小斗争"无助于政治化的阶级斗争主体的生成。它所能积累的只是人际关系的简单堆叠"我交了多少工人朋友""我建立了多少工人联系"。但一百个孤立的人际联系不等于一个哪怕最初步的阶级组织，因为它们之间缺少的是共同的政治认识和共同的斗争经验，而这恰恰是战役模式所不能提供的东西。
我们提出的替代方案不是"不要斗争"，而是将斗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留下一个政治化的工人运动，将其与总体的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层面去理解。
自2023年以来从融工体系中脱离出来的“政治派”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拒绝经济主义，反对以保存“体系”为首要目标，反对缩小政治教育的范围。但在当前条件下，新纲领的制定只能在知识分子内部进行，这就有重新走向老路即知识分子运动不成比例地发达的危险。纲领是否正确，这只有在同工人经验的互动中才能被检验。但这种互动尚且不具备条件。理论的问题政治派已经澄清得足够多、足够明白，但在“那么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上还没有给出充分的回答。中国革命运动所需要的不再是理论的更新，而是理论生产者的更新。因此，当前运动的薄弱环节是——成型的革命者团体如何在工人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开展实际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回答“怎么办？”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组织同阶级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当然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团体，在革命道路上将战略和战术结合起来，形成对工人的持续介入，通过这些斗争形成同志关系。孤立的个人，不管他理论多正确、热情多充沛，都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革命者的行动必须完全彻底地从属于集体的政治目标，而在任何地方都不能陷于个人习气和山头主义。常常被提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让自己“政治化”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有意识地把个人的社会关系和实践纳入组织生活之中，通过在组织中提出任务、解决问题的方式，将自己提高为“战斗分子”，提高为有党性的“党人”。另一方面，可以想到，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在这种斗争中形成的网络和经验，那么政治团体就没有办法上升为阶级的党。
至此，我们没有办法再说任何话。因为理论在当前阶段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我们无法设想以后的内容。但在理论的终点，实践有了清晰的起点。
在实践中，首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工人相结合的地方组织，以它为中心建立并领导当地的工人工作、学生工作以及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开展的一切工作。地方组织作为地下的严密核心，应当统摄一切调查研究、宣传鼓动以及一切斗争中的组织工作。在当前阶段，工人调查和共同研究是地方组织领导的一项核心工作，但不是它的唯一任务。调查给组织的政治判断提供可靠的根据，组织则为调查确立方向和纪律。
作为重中之重，地方组织的工人工作应当根据以下几个原则开展。
第一个原则。不是寻找“可以介入的斗争”然后跳进去，而是通过对特定工业区的生产体制、劳动过程、工人阶级构成的系统调查，逐步建立同工人的政治关系，同时形成对当下阶级状况的具体认识。一旦同工人阶级的持续互动触及他们日常劳动经验中的不满和生活本身的矛盾，斗争无可避免就要出现。组织不能反过来预先设定一个斗争的蓝图，然后只是在工人中间搜罗用来执行蓝图的工具。系统的调查内在地包含着从起先的“自上而下”到工人-知识分子共同研究的过渡。如果一开始就能开展共同研究，那自然最好，但它要求以已经存在着的组织关系为前提。谁也不能在根本没有工人基础的条件下装作在开展共同研究。不应当耻于谈论当下的困难，应当根据困难出发制定每一阶段的任务。在地方组织的初始阶段，组织需要在自己内部完成对特定工业区生产结构的分析，为同工人的接触提供工具和问题。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小组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自己的科学知识应用在本地区的调查研究上，例如对政商关系的分析、对当地个别工厂的资产阶级的揭露和批判、对地区之内有特殊意义的社会关系的理解、对总的经济斗争情况的把握，如此等等。初始阶段之上的中间阶段则要求实际接触工人（通过对书面材料的分析、实地的访谈、长期的相处），与工人建立起政治关系，而不是一起吃喝玩乐的私交联系。而到了更高阶段，工人清楚意识到原先他感到模糊或困惑的问题，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此加以分析，得出革命的结论，从被动的承受者转变为自觉认识和行动的主角。只有向着这个阶段努力，政治教育或“灌输”才可以称得上是有效的，组织才不至于陷入知识分子自我再生产的循环。
第二个原则。以工业区或工人社区为单位而非以单个工厂为单位展开工作。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工作仅仅关心工人直接参与经济生产的那段生活，而忽略了工人位于工作之外的日常交往所构建的社会关系。不深入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不成为他们所处的社区的一分子，宣传和组织的工作就只是随着知识分子的进入和退出而飘摇的浮萍，没有落地生根的可能。可以把之前的那种融工模式称为一种运动战。知识分子一时进入某个工厂，致力于无限扩大自己的力量。而一旦他撤出，或该厂的工作因某种原因而失败，一切战果都将丧失。只有以更大的社会地理空间为工作范围，同工人阶级的接触和互动——即使仅仅是调查中产生的认识，如对整个工业区的产业结构的、劳动力市场特征、工人生活条件和管理控制模式的认识——就不会由于单个接触点的丧失而荡然无存。更何况，将工人的联系完全限制在单个车间或单条流水线，而禁止跨线、跨车间乃至跨厂的联系，以求限制他们的阶级联系，这原本是资产阶级管理者才做的勾当。
第三个原则。调查的内容是阶级分析。调查不是收集工资、工时、管理制度等等谁去和工人聊天都能知道的事情，然后把它写成报告交给组织。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调查方式，或者说是上面已经批判过的最浅显的对情势的调查。马克思主义的调查要追问的是：这个工业区的技术构成如何塑造了工人的集体劳动经验？管理控制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是直接监督、电子化的实时监控，半自动化流水线的速度控制，还是通过计件工资和劳务派遣实现的间接控制？工人内部存在什么样的分化？正式工与临时工、本地工与外来工，以及不同代际的工人之间的差异如何影响集体行动的可能？
第四个原则。尽管地方组织的形式具有向更高组织形式过渡的潜力，但不能预先规定过渡的具体形式。早在几年前我们就已经指出过，任何预先设立的尝试都必然只是用行政官僚的逻辑替代有机发展的逻辑。试图在连地方小组都还没有成规模的情况下设计出党本身的运作机制，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并且是反革命的幻想。
最后，必须诚实面对以下问题：地方组织的调查工作有可能退化为纯粹的学术活动。一旦调查长期都不能转化为同工人在政治上的实际联系，当参与者不是面对面地感受工人的激情，而仅仅只是站到他们中间例行采风，退化就发生了。有人这样提出过他的困惑：如果工人就是没有自己起来活动和斗争，那么一切干预又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伪问题。即使任何革命都暂时不再可能，革命者也能够并且应该在这种最煎熬、平缓的日常工作中尽自己的职责。只要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还存在，在组织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目标进行的调查就能够客观地分析着无产阶级无法活动的原因，并给未来的斗争积累主观的条件。
而在那些具有初步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关系的小组里面，就不能仅仅把政治教育变成给工人上课的夜校课堂，一个知识分子在上面讲些他自己都不甚明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几个工人在下面死记硬背，最后还要“考核”他们理解了多少。有比这一切更好的形式，即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共读：共同来读一篇关于本地工厂的调查报告、一篇来自其他地方的类似行业的斗争通讯、经典著作或学术著作中和当前处境相关的段落。每个人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讨论：这些说的和我自己在工厂里看到的、感受到的是不是一回事？如果不是，那么差别在哪里？这些报告从哪里来？不是知识分子写好了让工人按部就班地读，而是要工人一起参与收集材料、分析原因、评估结果。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够开始用阶级的视角审视自己个人的日常经验，而一旦他习惯于这么做，就能够每天都从自己的生活和劳动中发现阶级关系的具体表现。
同样，跟着这个问题前进，在融工实践中有一个始终没有被很好解决的问题：如何使人员从地上的半合法培训班转移到地下的政治学习小组？怎么筛选"可靠的"人，怎么在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转移，怎么保证转移过来的人"愿意听政治灌输"。根本问题是工人为什么要走这一步？他为什么要从一个讲法律知识和劳动权利的公开培训班，转到一个讨论阶级斗争和革命策略的秘密小组？如果地上培训班提供的是对工人切实有用的东西，比如法律知识使他能够在被拖欠工资时知道怎么维权，劳动权利的讲解使他能够在被强制加班时知道自己有什么法律依据，罢工基本策略使他在面对管理层的时候不至于完全束手无策，那么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就会自然地产生一些更深层的疑问 “为什么法律写得明明白白，但我去仲裁的时候仲裁员明显偏向老板？为什么明明我有拒绝加班的权利，但拒绝了就会被找各种理由开除？为什么同一个工业区里所有的工厂都用‘假外包，真派遣’来逃避法律责任，政府却不管？当工人自己产生了这些疑问的时候，向"地下"的转移就不再是组织单方面安排的行为，而是工人自身需求驱动的过程。他不是被"筛选"到地下学习小组去的，而是他自己带着问题来到了需要更深入讨论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灌输的问题就被根本地从怎么让工人接受我们的政治教育转化为怎么回应工人在实际经验和斗争中产生的政治问题。
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这是事实。无产阶级不可能仅凭自己的日常经验就自发地产生出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需要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结构和矛盾运动的系统研究，而这种研究在历史上确实是由知识分子完成的。但承认这个事实不等于接受由此推导出的一切实践结论。这个框架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每一个具体的生产体制中的具体应用，不可能由知识分子独立完成，它必须与工人在那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和生产体制中的直接经验相结合，才能产生出真正有效的阶级认识和斗争策略。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教育不能仅仅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传递过程。传递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然是必要的，我们绝不主张放弃理论教育。但传递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真正的政治教育是在传递了基本的分析工具之后，帮助工人用这些工具来分析自己的经验，并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检验和发展这些工具本身。组织将理论工具交给工人，工人用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校正这些工具，然后组织再将经过充实和校正的认识系统化并传播给更多的工人。
如果有人说，我们主张的这条出路是大声疾呼“停下行动，回到书斋！”，那么他就完全没有理解我们所说的哪怕任何一句话。我们之所以反对融工论，是因为它同工人的关系太浅薄，并且它在理论上的固有缺陷导致它永远停留在这种浅薄的关系之上。融工论不是“过早地”接触了工人，而是对工人的接触还不够广泛、深刻。我们要求的不是放弃“进厂”，而是更加全面的“进厂”。上面的所有文字都在反复申明这一点。我们的真正主张不是停下来先共同研究理论，而是号召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从书斋和单个工厂中出来，到广大的工业区，不仅到工人阶级劳动的地方，并且到他们生活的地方去！但是，去了之后不要只是“闷头打工，抽空聊天”，而要以小组为单位、以阶级分析为方法、以建设革命运动的“基础设施”为目标，开展全面的工人工作。那种在“进厂”之后只做最低级的、任何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可以做的事情，并称之为“政治灌输”的路线，是要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严肃批判的。
在这之余，也有同志挂着无奈和“现实主义”的表情劝我们说：“要达到《十一月评论》的满意的政治灌输，至少要有不少于20个的从工、学、群方面已经形成组织闭环的革命小组，而且要首先从组织上成型，不然发展的工人跑了你就等着吧！”这些同志想要说的是，我们对政治灌输的期待过高了，而事实上能够做到它的小组又太少了。我们完全同意，现在的小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并且少到让人日思夜思睡不着觉的地步。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任何分歧。但在承认小组太少之后呢？许多同志提出，既然人数太少，那么就应当按现有方式积累力量，等到小组足够多，政治教育的质量自然就会提高，或者至少能够达到解决提高质量这个问题的门槛。问题在于量，所以解决的方案就是立刻增加量。
我们认为，恰恰因为小组太少，我们的力量极其有限，所以调整路向，重新寻找出路的任务才更加紧迫。如果说原先那种组织发展的模式能够实打实地在量上实现积累，那么为什么从提出融工至今这将近2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绝大多数都仍然由学生组成呢？这个简单的事实显然不仅没有证明我们的运动充满了新鲜血液，反倒证明运动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只有播种、没有收获的人员周转问题。原先那些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融工结识的、被灌输的那些革命工人，现在又在哪里呢？如果真有一个哪怕人数极少但基础稳固的革命工人阶层，我们也就不用在这里继续谈论工人和知识分子关系的问题了。如果先前的模式甚至无法让我们在量上有所积累，那么继续保持这种路线，岂不是对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名吗？前面的十几年已经丢失了，中国无产阶级和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资本”再丢失下一个十几年了，否则在下一次世界大战中，无产阶级和我们都会被屠杀殆尽。
退一万步说，在起步阶段调转方向总比在壮大后调转也更加容易。现在我们运动中的各个小组都很弱小，它们中很少有满打满算能够拥有两位数成员的。组织越小，就越容易克服自己的惯性。如果一个五六人的小组现在走的是“闷头打工，抽空聊天”的路线，要纠正它只需要一次认真的内部清算就够了。而如果是一个几十人甚至成百上千人的组织，要纠正它就需要一场全面的路线斗争。中国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路线斗争在我们这个脆弱的运动中造成的分裂和消耗可能会有多大。正因为我们还很弱小，调转方向的代价也就更微不足道。而要做出这种改变，不需要回到书斋读几百本书后再参加革命工作，也不需要立刻从自己所在的工厂撤出来，更不需要等到有几十个小组后才能开始。只要有两三个人认真严肃地总结、反思，然后坚决行动，就完全足够了。
既然说到路线斗争，有必要再多说几句。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运动，不说成熟，但至少变得没那么幼稚，这是长期的可以说得上是猛烈的路线斗争带来的丰硕成果。在知识分子甚至说不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些主要表现为理论斗争的路线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然而，理论或观念有其自身的限度，而关于理论的斗争也有其自身的限度。以我们对融工论的批判为例，在现在和过去的各种文章中，我们完整地阐明了甚至融工论支持者自己都没办法说清楚的那些观念，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并“帮助”他们将融工的理论推演到了极限。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融工论表明自己同自己外面的革命意识形态自相矛盾，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现代的经济主义变体。我们可以继续写作批判融工论的文章，可以把文字雕琢得更精致，可以尽量做到无懈可击等等，但是理论批判和斗争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我们揭示了融工论的整个逻辑，指出这种意识形态的阶级物质基础，但这些不能够自动使我们所指出的那条新道路成为正确的。正如《费尔巴哈提纲》第二条所说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要在实践中才能够证明。我们根据历史证明了融工论不具备这种真理性。至于我们所指出的这条新出路是否具有真理性，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如果用流行的话来说，我们的运动已经处于理论斗争的“垃圾时间”之中。在体育比赛里，垃圾时间指的是比分差距已经大到足以决定胜负，比赛结果已经没有悬念的那段时间。例如，德国队已经6-0完胜巴西队，而巴西队的球员还在拼命奔跑着，可是结局已经注定了。我们现在正处于的这种“垃圾时间”有许多证明，只需要看看我们运动内部就足够了。现在，读文章的人比在工人中有真正联系的人多得多，而写文章的人甚至比读文章的人更多。我们的理论“生产力”远远超过了实践对理论的“消化力”。我们中有人可以对中国资本主义长篇大论，可以对全球帝国主义体系做出系统论述，可以将列宁的组织理论提升为一种政治哲学，这一切在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中不说数一数二，至少也能说得上出类拔萃。与这些杰出的理论家相比，我们的活动家简直少得可怜——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中有几个在工业区里有叫得上名字的工人朋友？有几个人真参与过工人斗争？我们的理论分析多大程度经受得起工人运动的检验？
这就是“垃圾时间”——理论斗争的结果已经相当清楚，它暂时不再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哪个地方小组能够在一个工业区里面长期扎根，能在工人社群内部开展有实际内容的政治工作，领导他们开展斗争，证明自己的分析和领导是有效的，那么他就在实践上回答了所有理论上争论不休的问题，解决了知识分子运动相对于工人运动过度发达的问题，斩断了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戈耳狄俄斯之结。读者能够从我们对这个典故的运用看出来我们小组相当具有的知识分子性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知识在当前阶段所能够做到的极限，就是最大可能地澄清理论，发现理论自身在现实中遭遇的矛盾，实现对知识分子小组自身的批判。而在批判之后，唯有实践能够给出真理。如果我们给出的这条出路在实践上没有什么成绩，那它就也只是知识分子另一种形式的自说自话。我们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需要认识到上述事实，否则也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们仍然要写作，要分析，要发展理论，要同运动中的错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有人用这篇文章来处心积虑地反对本来正确的理论家，那么他只有可能是个包藏祸心的机会主义分子。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再纠结于理论斗争的个别细节，而要投身于科学研究：我们在工业区怎么做？遇到了什么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的？有什么效果？下一步该怎么做？当然了，如果有人实在因客观条件没有办法开展这些实际调查，那么他根据书面材料研究其他一切社会阶层也是一样为革命做贡献。我们需要来自一切地方的材料，唯独不需要在已经澄清其极限的理论中继续打转。
至今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现在的问题是改变世界。为了改变世界，就要敢于失败。只有什么也不做的人才会永远胜利，这种人永远借口“条件不成熟”，躲在书堆里学习历史，却从来不敢站在创造历史的位置上，因为历史并不保证历史学家一定胜利。我们的运动太害怕失败了，结果却从来没有防止过失败。失败有其代价——名誉、脸面、生命和一切。可是，只有敢于失败才能敢于胜利。因为敢于失败意味着敢于行动，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创造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