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列宁
（1921年1月25日）
一场带有大会序幕性质的党内辩论和派别斗争，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前，由于选举即将举行而激烈起来了。在第一次派别活动之后，即在托洛茨基同志以“一群负责工作人员”的名义发表了“纲领性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序言注明日期为1920年12月25日）之后，接着就是俄共彼得格勒组织措辞激烈的（读者从后面可以看到，措辞这样激烈是完全应当的）宣言（《告全党书》，1921年1月6日发表于《彼得格勒真理报》[2]，以后又在1921年1月13日发表于党中央机关报——莫斯科的《真理报》）。此后，莫斯科委员会又发表了反对彼得格勒组织的宣言（载于同一天的《真理报》）。以后又出现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党团委员会发表的关于1920年12月30日辩论的速记记录，这次辩论是在一次规模巨大而且由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党的会议上，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的会议上进行的。这个速记记录的标题是《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序言注明日期为1921年1月6日）。自然，这远不是辩论的全部材料。现在几乎到处都在举行党的会议，讨论有争论的问题。1920年12月30日，我曾经不得不象当时声明的那样，在“违反常例”的条件下，即在不能参加讨论、不能听到前面和后面的发言的条件下作了发言［注：见本卷第198页。——编者注］。现在我想恢复一下被违反的常例，比较“正规地”谈谈我的意见。
派别活动对党的危害
托洛茨基同志发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是不是派别活动呢？这种活动，不管它的内容如何，是不是对党有害呢？认为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进行了派别活动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们（当然，托洛茨基同志除外），对这个问题特别喜欢保持沉默，布哈林同志也是这样，不过，他在1920年12月30日以“缓冲派”的名义发言时，却认为自己不得不作如下的声明：
“……当火车有某种倾覆趋势时，缓冲器就不是那么不好的东西了。”（1920年12月30日辩论记录第45页）
这样说来，是存在着某种倾覆趋势的。然而，对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存在着这种倾覆趋势，以及这种趋势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有觉悟的党员怎么能漠不关心呢？
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一开始就声明，说“它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说参加编写小册子的是“一群负责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会工作者（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说这是一本“纲领性小册子”。而在提纲第4条末了，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本次党代表大会必须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
如果这还不算是一个中央委员在建立派别组织，如果这还不算是“某种倾覆趋势”，那就请布哈林同志或他的任何一个同道者向党解释解释：俄文中“派别活动”和党的“倾覆趋势”究竟还有什么别的含义？？有的人愿意“缓冲”，却又故意无视这样的“倾覆趋势”，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奇特的失明吗？？
说来叫人难以置信，在中央委员会两次全体会议（11月9日和12月7日）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初稿及其所主张的党对工会的整个政策，作了空前详细的、长时间的和热烈的讨论之后，一个在19个中央委员中至今仍独持己见的委员，竟然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拉帮结伙，把他们的“集体”“著作”当作“纲领”发表，并且建议党代表大会在“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托洛茨基同志在1920年12月25日宣告说有两种趋势而且只有两种趋势（虽然布哈林在11月9日已经以“缓冲者”的姿态出现），这就非常明显地揭露了布哈林派所扮演的真正角色，说明它不过是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这一点就用不着我说了。这是附带的话。不过我要问问随便哪一个党员：要求对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作出选择”，搞这样的进逼和袭击岂不是头脑发昏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吗？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三年之后的今天，党内竟会有一个党员，就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问题发动这样的“袭击”，这岂不是太令人吃惊了吗？
不仅如此。请再看看这本小册子里的比比皆是的派别攻击吧。在提纲第1条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工会运动的某些工作人员”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架势”，这些工作人员被说成是“倒退到原则上早已为党所肃清的工联主义立场上去了”（大概，在19个中央委员中，代表党的只有1个人）。提纲第8条危言耸听地谴责“工会工作者领导层中的工会保守主义”（请注意，把注意力集中在“领导层”上，这才是真正的官僚主义态度呢！）。提纲第11条一开始就极其委婉地、有根有据地、切实地（怎样才能说得更客气一点呢？）“暗示”出，“大多数工会工作者”只是“在形式上，即在口头上承认”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大多数（！！）工会工作者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党的决议——我们面对的是何等有权威的法官啊！
提纲第12条说：
“……许多工会工作者日益激烈地和不妥协地反对结合的前景…… 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两位同志就属于这样的工会工作者。不仅如此，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接受新任务和新方法，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小团体的排他情绪和敌视本经济部门的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因而实际上支持了工会组织中的工人的行会习气的残余。”
请读者仔细地再把这些论断看一遍，并且好好地想一想吧。这里面“妙语”可真是多得惊人。首先，从这种言论的派别性的角度来给它一个评价吧！设想一下，如果托姆斯基发表一个纲领，责备托洛茨基和“许多”军事工作者培养官僚主义习气、支持野蛮制度的残余等等，那么托洛茨基会怎样说呢？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既然没有看到——简直没有注意到，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词句的激烈性和派别性，没有看到这里的派别性要比彼得格勒同志们的宣言严重好多倍，那么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其次，请仔细考虑一下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吧：许多工会工作者“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情绪……” 这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态度。请看，全部问题在于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的是什么“情绪”，而完全不在于群众、千百万群众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条件。
第三，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无意中道出了他和“缓冲派”布哈林等人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和掩盖的全部争论的实质。
全部争论的实质和斗争的根源，是在于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接受新任务和新方法并且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呢？
还是在于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群众理所当然地提出抗议并且不可避免地决心要抛弃那些不愿意纠正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新工作人员呢？
争论的实质，是在于有人不愿意了解“新任务和新方法”呢？
还是在于有人空谈什么新任务和新方法来拙劣地掩饰他对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庇护呢？
读者应牢牢记住全部争论的这个实质！
形式上的民主和对革命的适宜性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所谓“集体工作的成果”的提纲中写道：“工人民主不懂得偶像”，“它只知道对革命的适宜性”（提纲第23条）。
托洛茨基同志这个提纲的遭遇是不愉快的。提纲中的正确的东西，不仅不是新的，而且是倒转过来反对托洛茨基本人的。而提纲中的新的东西，却又全都是不正确的。
我摘录了托洛茨基同志几个正确的论点。这几个论点，不仅在提纲第23条里所涉及的那个问题（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上，而且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都是倒转过来反对托洛茨基本人的。
从形式上的民主来看，即使是反对整个中央的派别纲领，托洛茨基也是有权发表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1920年12月24日中央关于辩论自由的决议承认了这种形式上的权利，这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缓冲派布哈林承认托洛茨基有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却不承认彼得格勒组织有这种权利，这大概是因为布哈林在1920年12月30日甚至说出了“工人民主这个神圣的口号”这样的话（速记记录第45页）……
然而，对革命的适宜性如何呢？
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头脑健全、神志清醒、没有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或“缓冲”派的那种派别自尊迷了心窍的人，却会认为象托洛茨基这样一位权威的领袖就工会运动问题发表这种言论对革命是适宜的，这样的人能找到一个吗？？
就算托洛茨基指出的“新任务和新方法”非常正确——实际上他指出得完全不正确，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然而单是托洛茨基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无论对于他本人，对于党，对于工会运动，对于几百万工会会员的教育工作，或者对于共和国，都是有害的，这一点难道还能否认吗？？
好心肠的布哈林和他的伙伴自称为“缓冲者”，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已下定决心不考虑采用这个称号必须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吧。
工会运动中的分裂在政治上的危险性
大家都知道，大的分歧有时是由很小的、甚至开始时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发展起来的。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在一生中总要有几十次小的创伤或者擦伤的，但是，如果伤口化脓，如果引起血液感染，这种小小的创伤也会变成最危险的病症，甚至是不治之症。在一切冲突中（甚至在纯粹个人的冲突中）常常是这样。在政治上也常常是这样。
任何分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如果有可能发展成为分裂，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而足以动摇和破坏整个政治大厦，足以造成——用布哈林同志的比喻来说——火车倾覆的话，那么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会是危险的。
很明显，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中间出现的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尤其在无产阶级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很少数的情况下。而工会运动（我在1920年12月30日的发言中曾经极力强调，这是一个几乎全部组织在工会内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注：见本卷第198—199页。——编者注］）中的分裂，正是意味着无产阶级群众的分裂。
正因为如此，在1920年11月2日至6日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风波掀起”（风波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掀起的）的时候，当会议刚刚结束……不，我说错了，当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非常激动的托姆斯基同志跑到政治局来，在非常冷静的鲁祖塔克同志的全力支持下，叙述了托洛茨基同志在会议上讲要“整刷”工会，而他，托姆斯基，与之争辩的情形，——当这件事发生时，我立刻毫不踌躇地断定，争论的实质正是在于政策（就是说在于党对工会的政策），而在这场争论中，托洛茨基同志和他提出的针对托姆斯基同志的“整刷”政策是根本错误的。这是因为，即使“整刷”政策部分地被“新任务和新方法”（托洛茨基提纲第12条）证明是对的，然而，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一政策也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它有造成分裂的危险。
托洛茨基同志现在认为，把“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归罪于他，“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列·托洛茨基《答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载于1921年1月15日《真理报》第9号）。但是“整刷”这个词现在成了一个真正的“惯用语”，倒并不是仅仅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用了这个词，可以说它已经“传遍了”全党和工会。不是的。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从深刻得多的意义上说来，这个词还依然是很确切的。这就是说，这一个词就非常简练地表现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纲领性小册子的全部精神、全部倾向。托洛茨基同志这本纲领性小册子，从头到尾贯穿着的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的精神。回忆一下他对托姆斯基同志或“许多工会工作者”的责难，说他们“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就什么都清楚了！
但是，如果说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1920年11月2日至6日）还只是刚刚开始形成可能导致分裂的气氛，那么到了1920年12月初，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的分裂就已经成为事实了。
在评论我们的争论的政治实质时，这一事件是基本的，主要的，根本的；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以为对此沉默会有所帮助，那是枉费心机。在目前情况下，沉默非但不是“缓冲”，而且是火上加油，因为问题不仅已被现实生活提到日程上来，而且也由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纲领性小册子中强调地指出来了。正是这本小册子，在我所引证的几段话中（特别是在提纲第12条中），再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事情的实质究竟是在于“许多工会工作者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呢，还是在于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例如，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引起群众理所当然的“敌视”呢？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1920年12月30日的第一次发言中，很有根据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托洛茨基同志的极端拥护者”造成了分裂。也许布哈林同志正是因为这句话而责骂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是“废话”吧？然而现在任何一个党员，只要他读一读1920年12月30日辩论的速记记录，都会认为这种责备是不公道的，因为他会发现，援引确切事实和依据确切事实的正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而毫无事实根据、满嘴知识分子“空话”的，正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
当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是泥足的，它现在已经分裂成三截”的时候，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立刻打断他的话，喊道：
“而你们还曾加以鼓励呢。”（速记记录第15页）
这是一种严重的指控。这个指控如果被证实，那么这个被指控为鼓励分裂——哪怕分裂的只是一个工会——的人，不论在中央委员会内，在俄国共产党内，或是在我们共和国的工会内，都将没有立足之地了。幸而这一严重的指控是由一位同志以不严肃的方式提出的。遗憾的是，这位同志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论战时表现出这种不严肃的“狂热”了。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对他自己的好文章，例如生产宣传方面的文章，有时也能添上“一勺焦油”，毁掉生产宣传本身的全部优点。常有一些脾气好的人（如布哈林），他们甚至在最激烈的斗争中，也能尽量少在自己的攻击中使用恶毒言词；但是也常有一些脾气不太好的人，他们动辄就在自己的攻击中使用恶毒言词。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在这方面如果能注意一下，或者请他的朋友帮他注意一下，那对他是会有益处的。
人们会说，虽然指控采取了不严肃的、不妥当的、显然是“派别的”方式，但毕竟是提出来了。既然事情严重，那么与其缄默不言，倒不如实话实说，哪怕说得不妥当也好。
事情无疑是严重的，因为，我再说一遍，整个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这要超出人们的想象。好在我们有十分确凿、十分客观的具体材料，足以对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提出的问题给予实质性的答复。
第一，在速记记录的同一页上，我们可以看到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声明，他不仅回答了索斯诺夫斯基同志：“不对！”，并且还确切地举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季诺维也夫同志指出，托洛茨基同志本来想提出（我可以补充说：这显然是出于派别狂热）的，决不是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所提出的这种指控，而是要指控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俄共九月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促成了或引起了分裂。（我附带指出，这一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季诺维也夫在九月的发言，事实上已经得到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赞同，而且一次也没有看见有谁正式提出过反对。）
季诺维也夫同志回答说，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鲁祖塔克同志已经用他手里的记录证明，“这个问题〈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里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问题〉远在我〈季诺维也夫〉作任何发言之前，远在全国代表会议举行之前，就已经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北方和南方都讨论过了”。
这是一个十分明白、确切和符合事实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几千名担任负责工作的俄共党员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中所作的，而无论是在季诺维也夫这次发言之后曾经两次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或是在季诺维也夫发言之后也曾经发过言的布哈林同志，都没有驳倒过他所指出的事实。
第二，对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所提出的指控，还有一个更确切和更正式地驳斥他的材料，那就是载于同一速记记录中的1920年12月7日通过的俄共中央全会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中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鉴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水运员工之间发生冲突，中央委员会决定：（1）在联合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一个水运员工部。（2）在2月份召开铁路和水运员工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进行新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正常选举。（3）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常行使职权。（4）立即撤销水运总政治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并且根据正常的民主制原则，把它们所有的人员和资财转交给工会组织。”
读者由此可以看到，这里不但没有责备水运员工，而且相反，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承认他们是对的。不过，在1921年1月14日的共同纲领上署名的中央委员，没有一个人（除了加米涅夫）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这里所说的共同纲领就是《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是由一批中央委员和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提交中央委员会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草案。非中央委员而以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名义签名的是洛佐夫斯基。其余的人是：托姆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列宁、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和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
这个决议的通过是针对上面所列举的这批中央委员，即针对我们这一批人的。这是因为我们当时本来是会投票反对暂时保留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看到我们这一批人必然要获胜，托洛茨基才不得不去投票拥护布哈林的决议，因为不这样做，就会通过我们的决议。11月间曾经拥护托洛茨基的李可夫同志，在12月间参加了工会问题委员会处理水运员工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冲突的工作，也相信水运员工是正确的。
总起来说，中央委员会十二月会议（12月7日）的多数，是由托洛茨基、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等等同志组成的，就是说，是由不可能被任何人怀疑是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抱有成见的一些中央委员组成的。而这个多数，就其决议的实质看来，所责备的并不是水运员工，而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只是拒绝立即加以撤换罢了。这就是说，索斯诺夫斯基的指控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
为了不致留下任何暧昧之处，还必须提到另外一点。我屡次提到的“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一指控有没有凭空虚构或言过其实的地方呢？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920年12月30日的第一次发言里同样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回答是十分准确的。季诺维也夫同志[3]从印就的佐夫同志关于水路运输的命令（1920年5月3日）中援引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一句：“乱设委员会的做法已经成为过去”。季诺维也夫同志正确地把这叫作根本性的错误。这也就是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的和“委派制”的极端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同时，季诺维也夫同志又立刻作了说明，认为有些被委派的同志“从受过的考验和具有的经验来说都远远不如”佐夫同志。在中央委员会里我曾听到过对佐夫同志的评价，说他是很可贵的工作人员，我在国防委员会中观察到的情况，也完全证实了这样的评价。没有任何人想损害这样的同志的威信，也没有任何人想使他们成为“替罪羊”（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报告第25页，毫无根据地怀疑别人想这样做）。破坏“被委派者”威信的，不是那些纠正他们错误的人，而是那些当他们犯了错误的时候还想袒护他们的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工会运动发生分裂的危险并不是虚构的，而是现实的。我们同样可以明显地看到，并没有加以夸大的分歧实质究竟在什么地方：它就在于反对袒护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的和委派制的极端行为，反对为它们辩护，而力求纠正它们。全部问题就是这样。
论原则分歧
但是，也许有人会这样对我们说：如果存在着根本的和深刻的原则分歧，那么这种分歧难道不足以证明甚至发表最激烈的派别言论也是有理由的吗？如果需要说些不容易理解的新的东西，那么这难道不足以证明有时甚至实行分裂也是有理由的吗？
如果分歧的确是极其深刻的，如果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纠正党或工人阶级的政策的错误方向，那当然可以证明是有理由的。
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分歧并不存在。托洛茨基同志力图指出这样的分歧，但是指不出来。如果说在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发表（12月25日）之前，还可以（而且应当）用有条件的或和解的口吻来说话（“即使有未被意识到的新任务，有分歧，也不能这样对待问题”），那么，在这本小册子发表之后，就必须说：托洛茨基同志小册子里所有的新东西，实质上都是错误的。
把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拿来同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11月2日至6日）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比较一下，就能最明显不过地看出这一点。我在12月30日的发言中和在1月21日的《真理报》上，都援引过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注：见本卷第218—221页。——编者注］。这个提纲比托洛茨基的提纲正确、完备。托洛茨基的提纲与备祖塔克的提纲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托洛茨基错误的地方。
先从布哈林同志急急忙忙塞进12月7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有名的“生产民主”说起吧。如果这个笨拙的、知识分子生造的术语（“标新立异的词儿”）是用在一篇演说或一篇文章中，而我们却对它加以挑剔，那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是要知道，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正好是把自己置于一种可笑的境地：他们正是在提纲中坚持用这个术语，坚持用这个把他们的“纲领”跟工会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区别开来的术语！
这个术语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把“生产民主”跟任何其他的民主分割开来，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这样做只能造成混乱而丝毫没有意义，这是第一。
第二，请看一看布哈林自己在他起草的12月7日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对这一术语的解释吧。在这个决议中，布哈林这样写道：“因此，工人民主的方法应当是生产民主的方法。这就是说〈你们看：“这就是说”！布哈林在向群众说话时，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必须特别加以解释的深奥的术语。我认为，从民主的观点来看，这是非民主的；写给群众看的东西，不应当用这种需要特别加以解释的新术语；从“生产”的观点来看，这是有害的，因为它使人们白费时间来解释无用的术语〉，进行一切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都应当不仅考虑政治坚定性，而且要考虑经济工作能力、行政管理工作资历、组织才能以及经过实际考验的对劳动群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心程度。”
这种论断显然是牵强附会和不正确的。民主的意义不仅是“进行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并不是进行一切选举都要考虑到政治坚定性和经济工作能力。和托洛茨基的愿望相反，在拥有百万群众的组织中，还应当有一定百分比的调停人和官吏（在今后许多年内，没有好的官吏是不行的）。但我们并不说什么“调停人”民主或“官吏”民主。
第三，只注意被选举者，只注意组织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等等，是错误的。这些优秀人才终究只是少数。应当注意普通人，注意群众。鲁祖塔克的提纲对这一点不仅说得比较简洁，比较明了，而且在理论上也比较正确（提纲第6条）：
“……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懂得他所执行的生产任务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不仅能参加执行上级所交给的任务，而且能自觉地参加纠正生产方面的一切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缺点。”
第四，“生产民主”是一个可能引起误解的术语。可以把它理解成否认独裁制和一长制，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是要延缓实行或不愿实行普通的民主。这两种解释都是有害的，要想避免这种解释，就非加上冗长的和特别的注解不可。
鲁祖塔克简洁地表述了这些思想，他的表述比较正确，而且避免了所有这些毛病。而托洛茨基在1月1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他的《生产民主》一文中，不但没有对存在着这些错误和毛病这一点提出反驳（他完全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把自己的提纲拿来同鲁祖塔克的提纲比较），反而间接地证实了他的这个术语的错误和毛病，因为他把“军事民主”同“生产民主”相提并论。幸而，就我记得的说来，我们还从来没有为这类术语掀起过派别争论。
托洛茨基提出的“生产气氛”这样的术语，就更不妥当了。季诺维也夫很正确地讥笑了这个术语。托洛茨基气愤地反驳道：“我们曾经有过军事气氛……
现在应当在工人群众中间——深入工人群众，而不仅是在表面上——造成生产气氛，这就是说，要使他们对生产全力以赴，切实关心，就象过去对前线那样……”问题就在于对“工人群众”说话时，“深入工人群众”说话时，要象鲁祖塔克的提纲那样去说，而不要使用“生产气氛”之类的字眼，这种字眼只会引起误解或者传为笑谈。实际上，托洛茨基同志使用“生产气氛”这个说法所表明的思想，正是生产宣传这个概念所表明的思想。但正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在深入工人群众进行生产宣传时，应当避免这一类说法。如果要说明对群众不该怎么进行生产宣传，这个说法倒可以作为一个范例。
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
现在重新提出这样初步的、属于起码常识的问题，当然是很奇怪的。但遗憾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两人责难我，说我把问题“偷换”了，或者说我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布哈林甚至把这点放进他的提纲里，并且企图把自己说成“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他说：我把这两种看法结合起来。
这种理论错误令人吃惊。我在发言里重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也许我的政治估计不正确？如果是这样，就请指出并且加以证明。可是，如果说（哪怕只是间接地提出）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两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换句话说，从政治上看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如果由于党的错误而造成党和工会的分裂，那就一定会使苏维埃政权遭到毁灭）。可以（而且应当）从本质上来检查这种见解，就是说，来分析、研究、判断这样看问题究竟对不对。而如果说：我“尊重”您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态度，“但是”，这只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我们“还”需要“从经济上”看问题，这就等于说：我“尊重”您所说的采取这种步骤就是自取灭亡这种见解，但是，也请您权衡一下，是否丰衣足食要比饥寒交迫好些。
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中主义立场上去了。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你们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更具体些说吧。季诺维也夫说：“你们在工会中造成分裂，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至于提高生产的问题我早在1920年1月就已经谈过，并且写过文章，那时我曾经举修建澡堂作为例子。”托洛茨基回答说：“写了一本小册子，举了个澡堂的例子，真是了不起〈第29页〉，可是关于工会应该做什么，您却‘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提〈第22页〉。”
不对。澡堂的例子——请原谅我说句笑话——可以值十个“生产气氛”再外加几个“生产民主”。澡堂的例子，正好是对群众，在“深入群众”时简单明了地说明了工会应该做什么，而“生产气氛”和“生产民主”却是迷了工人群众眼睛的沙子，使他们对问题难以理解。
托洛茨基同志也责备了我，他说：关于“那种被称为工会机关的杠杆起着怎样的作用和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列宁却一个字也没有提”（第66页）。
对不起，托洛茨基同志，我全文宣读了鲁祖塔克的提纲并表示同意这个提纲，因此我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要比你的整个提纲、整个报告或副报告和总结发言所说的更多，更充分，更正确，更简洁，更明白。因为，我再说一遍，就掌握经济、管理工业、加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来说，实物奖励和同志纪律审判会的意义要比“生产民主”、“结合”之类的完全抽象的（因而也是空洞的）字眼重要百倍。
在提出“生产”观点（托洛茨基）或克服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片面性以及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布哈林）的借口之下，使我们看到的是：
（1）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这表现在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了理论上错误的、折中主义的规定。
（2）为贯穿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的整刷政策这种政治错误辩护和掩饰。而这种错误，假如不认识，不改正，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
（3）在纯粹生产的即经济的问题方面，在怎样增加生产的问题方面，倒退了一步；就是说，从鲁祖塔克的切实的提纲，从这个提出了具体的、实际的、迫切的和活生生的任务（开展生产宣传，学会很好地分配实物奖和更正确地采用同志纪律审判会这种形式的强制）的提纲退了一步，退到抽象的、不具体的、“空洞的”、理论上错误的、知识分子式的、一般的提纲上去，忘记了最实际最切实的东西。
在关于政治与经济的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和我为一方，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另一方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就是如此。
因此，当我读到托洛茨基同志12月30日对我的反驳时，我不禁觉得好笑，他说：“列宁同志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我国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曾经说，我们要少搞一点政治，多搞一点经济，可是在工会问题上，他却把问题的政治方面放在第一位。”（第65页）托洛茨基同志以为这些话“正中要害”。实际上这些话正好说明他的概念极其糊涂，说明他的“思想混乱”已经到了极点。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而托洛茨基同志所犯的并且由布哈林同志加深的政治错误，却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迫使我们——遗憾得很——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来同工团主义倾向（它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同对工会运动的错误态度（这种态度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就一般的“提纲”进行争论，而不是进行切实的、实际的、“经济方面的”争论，即看看谁更好地更成功地根据11月2日至6日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分配了实物奖，组织了纪律审判会，实行了结合：是萨拉托夫面粉业工人，是顿巴斯煤矿工人，还是彼得格勒五金工人，如此等等。
拿“广泛辩论”是否有好处这个问题来说吧。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政治错误如何使我们离开了经济任务。我曾经反对所谓的“广泛”辩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破坏工会问题委员会是一个错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在这个委员会里本来是可以进行切实的辩论的。我认为以布哈林为首的缓冲派的政治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缓冲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是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从“缓冲”的观点来看，他们正应当全力反对广泛的辩论，争取把辩论转到工会问题委员会里去进行。请看一看当时的情形吧。
12月30日，布哈林竟说：“我们宣布了工人民主这个新的神圣的口号，它的内容就是，一切问题都不应当在狭小的集体管理机构里讨论，不应当在小型的会议上讨论，不应当在自己的什么团体里讨论，而应当提到大型的会议上去讨论。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把工会的作用问题提到今天这样的大会上来讨论，我们决不是倒退了一步，而是前进了一步。”（第45页）这个人还责备过季诺维也夫净说废话和夸大民主呢！这才是十足的废话和“胡言乱语”，他根本就不懂得形式上的民主应当服从于对革命的适宜性！
托洛茨基丝毫也不高明一些。他指控说：“列宁想用一切办法来取消和破坏关于问题实质的辩论。”（第65页）他说：“为什么我不参加委员会呢？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在没有允许我象所有其他同志一样把这些问题全部提到党报上之前，我是不指望在小圈子里研究这些问题会带来什么好处的，因此我也就不指望委员会的工作会带来什么好处。”（第69页）
结果如何呢？从12月25日托洛茨基开始“广泛辩论”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在100个党的负责工作人员中，对这场辩论不感到头痛，不认为这场辩论毫无益处（甚至更坏些）的，恐怕已经一个也找不到了。这是因为托洛茨基使党浪费时间去对字眼、对糟糕的提纲进行争论，还骂委员会里那种正好是切实的对经济方面的研究是“小圈子里的”研究。这个委员会本来就是为了研究和检查实际经验，以便从中学习在真正的“生产”工作中前进，而不是后退，不是从活生生的工作后退到各种各样的“生产气氛”这类僵死的经院哲学上去。
拿有名的“结合”来说吧。在12月30日我曾劝告大家对这个问题采取沉默态度，因为我们还没有研究好我们本身的实际经验，而不具备这个条件，关于结合的争论就必然会变成废话，使党的力量脱离经济工作而瞎忙一气。托洛茨基的提纲在这个问题上建议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工会代表占1／3到1／2，或占1／2到2／3，我把这个提纲叫作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注：见本卷第210页。——编者注］。
为了这件事，布哈林向我大发脾气。我从记录第49页上看到，布哈林很周密详尽地向我证明：“当人们聚在一起谈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不应当装聋作哑的。”（这一页上印的就是这样的话，一字不差！）托洛茨基也发火了，他喊道：
“我请你们每一位都在小本子上记下来：列宁同志在某月某日把这一点叫作官僚主义；我敢预言，再过几个月，这一点大家就都会知道，都会奉为准则，那时，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在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金属局等组织里，都会有1／3到1／2的兼职工作人员……”（第68页）
我读过这段话之后，就请米柳亭同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把现有的关于结合问题的印好的报告给我送来。我自己这样想：我就开始一点一滴地来研究我们的实际经验吧，因为光是说空话，既没有材料又没有事实根据，只是凭空编造分歧，炮制各种定义和“生产民主”，这样来从事“全党讨论”（布哈林在第47页上用的词，这大概也会成为“惯用语”，不亚于有名的“整刷”），实在是枯燥无味到了极点。
米柳亭同志给我送来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1920年莫斯科版；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920年12月19日）。该报告第14页上，载有一个表明工人参加管理机关情况的表格。我现在把这个表格照抄在下面（只包括一部分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企业）：
由此可见，就在目前，工人参加管理的，平均已经达到61．6％，就是说，已经超过半数，而接近2／3了！这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东西是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关于“1／3到1／2”或“1／2到2／3”，不管你是说也好，争论也好，写成纲领也好，都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全党讨论”，都是使人力、物力、注意力、时间脱离生产工作，都不过是没有重要内容的政客的空谈。而如果是在委员会里——在这里可以找到有经验的人，在这里不会同意不研究事实就写提纲——那我们就可以有成效地从事检查经验的工作，例如，找一二十个人（从1000个“兼职工作人员”中）问一问，把他们的印象和结论同客观的统计材料加以比较，设法对未来的工作作出切实的、实际的指示：根据这些经验，现在是应当朝着原来的方向前进呢，还是应当稍微改变一下方向、方式和方法，如果改变又应当怎样改变，或者是为了对工作有利而暂时停下来，再去反复地检查经验，也许可以再把什么地方修改修改，如此等等。
同志们，一个真正的“经济工作者”（让我也来作些“生产宣传”吧！）一定知道，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资本家和托拉斯组织者，也要费好多年的工夫，有时是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和检查自己的（和别人的）实际经验，纠正和改变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次又一次倒退回去，经过多次纠正，才能找到完全适合某种业务的管理制度，选拔出高级和低级的行政管理人员，等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资本主义在整个文明世界中是依靠几百年的经验和习惯来经营自己的事业的。而我们则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习惯进行极其长久的、顽强的和耐心的改造工作，而这一工作只能一步步来。象托洛茨基那样对待这个问题，是根本错误的。托洛茨基在他12月30日的发言中喊道：“我们的工人，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受过生产教育呢？有，还是没有？我的答复是：没有。”（第29页）这样来对待这种问题，是很可笑的。这就象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样：在这个师里有没有足够数量的毡靴呢？有，还是没有？
甚至再过十年，我们一定还会说：所有的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受过足够的生产教育。这正象再过十年，所有党、工会和军事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还没有受过足够的军事训练一样。但是生产教育的基础，我们已经奠定了，因为现在已有近千名的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参加了管理机关，管理着企业、总管理局以及更高的机关。“生产教育”的基本原则，对我们这些从前的秘密工作者和职业政论家自己的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遵照“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自己动手并且教会别人动手去极其仔细地研究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坚持不懈地、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切实认真地检查这千把人所做的事情，更加小心谨慎地、认真地改进他们的工作，要在一定的方法、一定的管理制度、一定的比例、一定的人才的选拔办法等等都已经充分证明效果良好以后再向前进——这就是“生产教育”的主要的、根本的和绝对的准则，而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提纲，对待问题的整个态度，都正好违反了这个准则。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提纲，整个纲领性小册子，正好是用自己的错误使党的注意力和力量脱离切实的“生产”工作而去进行空洞的、毫无内容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