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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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

1 代表大会开幕词

（3月18日）

同志们，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第一句话必须谈到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同志们，如果对全党和整个苏维埃共和国来说，象许多同志今天在葬仪上所说的，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是一个最主要的组织者，那么，对党的代表大会来说，他就更宝贵和亲切得多了。在这里，我们失去了一位把自己最后的时日全部贡献给了代表大会的同志。在这里，他的离去会影响到我们工作的整个进程，代表大会将特别尖锐地感觉到他的离去所带来的影响。同志们，我提议大家起立为他志哀。（全体起立）

同志们，我们是在俄国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处于十分困难、复杂和很不寻常的时刻举行我们的党代表大会的。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党的力量和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几乎完全用来直接保卫祖国，直接抗击敌人，直接抗击那些根本不让社会主义共和国长期存在的国内外资产阶级，现在，我们毕竟逐步巩固起来，并开始把建设任务和组织任务提到首位。我觉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当完全在这种建设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标志下进行。党纲中那些在理论上难于解决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建设方面的问题，这次代表大会议程又专门列入了组织问题、红军问题、特别是农村工作问题，——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问题即组织问题上，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但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又是一个能收到最大成效的任务。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恰好是一个小农国家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时一项最困难的任务，这就是如何对待中农的任务。

同志们，最初，当我们必须捍卫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权利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能广泛地提到首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同农村资产阶级和富农进行的无情的斗争，把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任务提到了首位。但对于一个要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牢固基础的党来说，下一步要提出的任务就是正确地解决我们对中农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更高的任务。在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基础还没有得到保障之前，我们不能广泛地提出这个任务。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任务。它要求我们对一个人数众多、势力很大的阶层确定自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不能用斗争或支柱这样简单的回答来确定的。如果说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我们的任务是用“斗争”、“镇压”这样的词来表述，在对待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态度上，这一任务是用“我们的支柱”这样的词来表述，那么，在对待中农的态度上，毫无疑问，任务是更复杂了。社会主义者，旧时的社会主义优秀代表，当他们还相信革命并在理论上思想上为革命服务的时候，曾说到中立农民，就是说，即使不能把中农变成积极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阶层，至少也要把他们变成不妨碍革命的、中立的、不站在我们的敌人方面的社会阶层。对任务的这种抽象的、理论上的提法，我们是十分清楚的。可是这种提法是不够的。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此时必须具体地详细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经验检验过的基本规则和指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以保证对中农采取巩固联盟的立场，使得那些屡次产生的偏向和错误再也不能发生，这些偏向和错误曾使中农离开我们，其实，我们这个首先帮助俄国农民彻底摆脱了地主压迫并为他们建立起真正民主制度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本来是完全能够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的。这个任务不同于那类要求无情地迅速地镇压和进攻的任务。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更复杂的任务。但我可以有信心地说，有了一年的准备工作，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我还想稍微谈谈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同志们，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成立，就确定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来说，是一个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一支庞大的实在的军事力量——世界上一切最强大的国家，直到现在还全副武装反对我们。然而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个表面上庞大的、从物质方面看来比我们强得多的力量已经摇摇欲坠了。这已经不是一种力量。它已失去从前所具有的那种巩固性。因此，我们的任务和目的——在斗争中战胜这一庞然大物——并不是空想。相反地，尽管我们目前被人为地与整个世界隔开，但没有一天报纸不带来各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消息。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一高涨采取了苏维埃的形式。这是一个保证，保证我们在实现苏维埃政权后就摸索到了国际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我们坚信：全世界无产阶级已走上了进行这种斗争的道路，走上了建立这种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工人和劳动者的政权）的道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向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前进。（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现在让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并开始选举主席团。

载于1919年3月20日《真理报》第6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27-130页

2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3月18日）

（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伊里奇万岁！”、“列宁同志万岁！”）同志们，让我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谈起。要作上届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活动的总结报告，这实质上就是作一个关于我国整个革命的总结报告。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意见，要一个人来完成这样的任务，不仅在这样短短的期限里是不可能的，而且根本是不能胜任的。因此，我决定只谈几点，在我看来，这几点不仅从我党在过去这段时期所做的工作来看，而且从当前的任务来看，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我们目前这样的时候，只注意历史，只回忆过去，而不想到现在和将来，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

如果从对外政策谈起，不言而喻，占首要地位的是我们同德帝国主义的关系和布列斯特和约。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谈谈，因为它不仅是具有历史的意义。我觉得，苏维埃政权向协约国提出的建议，或者正确些说，我国政府对大家知道的举行普林杰沃群岛会议[1]的建议所表示的同意，我觉得，这个建议和我们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重申了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所确定的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正因为这样，我想，在事变迅速发展的现在来谈谈这段历史是必要的。

在解决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时候，苏维埃的建设（更不用说党的建设了）还处于开始阶段。你们知道，当时全党的经验很少，还不能确定（哪怕是大概地确定）我们沿着已走上的道路前进的速度。由于过去必然遗留下来的某种混乱状态，当时要观察事变和确切了解发生的事情还非常困难。由于同西欧和其余一切国家隔绝，我们得不到任何的客观材料，无法判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可能有多快，可能采取什么形式。由于这种复杂情况，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便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不少的分歧。

但是事变证明，被迫在德帝国主义面前退却，在这个用极大强制性的、令人愤慨的、掠夺性的和约作掩饰的帝国主义面前退却，从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世界帝国主义（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一半）的态度来看，是唯一正确的。当时，我们刚刚推翻了俄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除了在世界帝国主义势力面前退却，绝对没有别的道路可选择。那些从革命家的观点来谴责这一退却的人，实际上是站在根本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的。他们忘记了，我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经历了怎样漫长而困难的克伦斯基时代，在苏维埃内进行了多么巨大的准备工作，才使得广大劳动群众在严重的七月失败之后，在科尔尼洛夫叛乱[2]之后，终于在10月间最后下定了推翻资产阶级的决心，有了为此所必需的有组织的物质的力量。显然，当时在国际范围内根本谈不上有类似情况。因此，当时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任务是这样的：继续进行工作来瓦解这个帝国主义，来启发和联合在各地已经开始骚动、但还没有完全明确的行动目标的工人阶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布列斯特和约所采取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尽管这个政策在当时——不言而喻——是加深了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的仇视，而这些分子决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是在一切国家中都是、可能是和必定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在这里，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我们需要好好领会，因为毫无疑问，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用得着这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如何对待那些在各国都有而在俄国势力特别大、人数特别多的分子、阶层、集团和阶级，这是一个极端复杂和困难的任务。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于新社会和旧社会之间。他们既不能成为旧社会的推动者，也不能成为新社会的推动者。同时，他们对旧事物的留恋没有达到地主和资产阶级那种程度。爱国主义，这正是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一种情感。资产阶级比小私有者更国际化。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是多么惨重）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了这种爱国主义。同时我们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发生了最尖锐最剧烈的冲突。当时很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同资产阶级、地主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后来他们又开始动摇了。

有些同志在这里提到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我们的党纲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涉及这个问题，而且以后在讨论每一项议程时实际上还会涉及的。这个问题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已失去它的抽象性、一般性，成了具体的问题。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我们国际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要使无产阶级分子坚强和团结起来。这在当时就使小资产阶级政党离开了我们。我们知道，在德国革命发生以后，小资产阶级分子又动摇了。这些事变擦亮了许多人的眼睛，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日益成熟的时代，曾经用旧爱国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他们的看法不仅是非社会主义的，而且是根本不正确的。现在由于粮食困难，由于要继续同协约国作战，我们又遇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的浪潮。我们事先也估计到了这种动摇，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就是旧的局势不会照样重复。新的局势是更为复杂的。如果我们用布列斯特和约的经验武装起来，我们就会正确地估计这种局势，我们的政策就会正确。当我们对举行普林杰沃群岛会议的建议表示同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去缔结的是带极大强制性的和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现在也更多地知道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怎样在西欧高涨起来，那里的人心浮动怎样变成自觉的不满，它在怎样导致组织全世界的苏维埃无产阶级运动。如果说从前我们是摸索前进，我们是猜测欧洲革命会在何时爆发（这种猜测是以我们从理论上深信这个革命必定爆发为依据的），那么现在则有了一系列的事实，表明其他国家的革命正在成熟，这个运动已经开始。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对待西欧和协约国的态度上，现在或将来还得重复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所实行过的许多东西。有了布列斯特的经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容易多了。当我们中央委员会讨论同白卫分子一起参加普林杰沃群岛会议问题（实质上是兼并白卫分子所占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停战问题在无产阶级中间并没有引起丝毫不平，而党的态度也是这样。至少我没有在什么地方听到不满或不平。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国际政策的教训产生了效果。

至于小资产阶级分子，在这方面，党的任务还没有彻底解决。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实际上在列入日程的所有一切问题上，我们在过去一年内已为正确地解决这个任务，特别是对待中农的任务，打下了基础。在理论上我们一致认为：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中农要求我们给予特殊对待；在这里，事情会怎样变化取决于革命中许许多多的暂时因素，特别要看拥护爱国主义还是反对爱国主义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些次要的甚至是很次要的问题，但它们却使小资产阶级完全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分子在斗争中是动摇的，而且变得毫无主见。他们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他们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采取非常灵活非常谨慎的策略，因为有时是需要一只手给东西一只手取东西的。这不能怪我们，这只能怪不能积聚自己的力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现在我们在实际上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今天我们还从报上看到，拥有象考茨基和希法亭那样一些大人物的德国独立党[3]在开始追求什么东西。你们知道，他们想把苏维埃制度纳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宪法，就是说，想使“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式结婚。在我们看来，这是对我国革命、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日益成熟的波兰革命的常识的嘲笑，我们只有耸耸肩膀。我们可以说，最先进的国家都有这种动摇分子。有时，甚至在象德国那样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教养的、开明的、有知识的分子的乱说乱叫要比我国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厉害百倍。这就给俄国上了一课，即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和中农。我们的任务在长时期内都将是复杂的和双重的。这些政党在长时期内必将是进一步退两步，因为它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了这一点，因为它们跟着社会主义走完全不是由于绝对相信资产阶级制度的无用。忠于社会主义——这是根本不能要求于它们的。指望它们的社会主义——这是笑话。只有当它们确信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时候，只有当资产阶级被彻底打倒和镇压的时候，它们才会走向社会主义。

我没有可能系统地总结过去一年的经验，我只是根据明天或后天我们的政策需要什么这一点来回顾过去。主要的教训就是我们要非常谨慎地对待中农和小资产阶级。这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在布列斯特的例子上体验到的。我们要经常改变行为方式，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这可能是奇怪的和不可理解的。他会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昨天你们向小资产阶级许下诺言，今天捷尔任斯基又宣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将被枪毙。多么矛盾啊！……”是的，是矛盾的。但矛盾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身的行为，他们不知道站在哪边好，试图脚踏两只船，忽东忽西，忽左忽右。我们改变了对他们的策略，而每当他们转向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说：“请来吧。”我们丝毫也不想剥夺中农，根本也不想用暴力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向他们说：“你们不是了不起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资产阶级。但是，如果你们同他们沆瀣一气，那我们就不得不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对付你们。”

现在我来谈国内建设问题，并简略地谈谈能够说明政治经验的主要之点，即中央委员会这一时期政治活动总结的主要之点。中央委员会的这种政治活动表现在每天发生的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如果没有象我说过的那样同心协力的紧张工作，我们就不会有已经采取的那种行动，就不能解决各项战斗任务。关于目前引起辩论并由代表大会作为专题列入议程的红军问题，我们曾经作出了许多零星的决定，这些决定是由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并由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执行的。此外，各人民委员自己作出的重要规定为数更多，但这些规定都是有系统有步骤地贯彻一条总的路线的。

组建红军问题完全是一个新问题，甚至在理论上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巴黎公社战士的功绩在于他们实现的决定不是从什么有偏见的学说中抄袭来的，而是从实际的必要性中产生的［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5-226页。——编者注］。马克思说到公社战士的这些话是带有一定的讽刺性的，因为在公社内主要有两派，即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这两派的行动都违反了自己的学说的教导。但我们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来行动的。同时，中央委员会进行各项具体的政治活动都完全是出于十分迫切的需要。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这个事实将是每一个能够完整地阐明这一年来党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活动和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工作的历史学家要特别强调指出的。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但甚至在1917年10月10日解决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这也丝毫没有使我们动摇过。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必须，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进行试验，做实验。我们从事的是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

红军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战争结束后军队开始瓦解时，许多人最初以为这只是俄国的现象。但是我们知道，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或者一次演习。当我们讨论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当1918年1月初提出靖和问题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军队的这种瓦解现象会在什么时候、在其他哪些国家发生。我们试验了又试验，我们试图建立一支志愿军，我们摸索、寻求、尝试，看用什么方法才能在当时情况下完成这个任务。任务是明显地摆着的。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生存。统治阶级决不会将自己的权力交给被压迫阶级。但是被压迫阶级应当用事实证明它不仅能够推翻剥削者，而且能够组织起来进行自卫，不怕一切牺牲。我们一向说：“有各种各样的战争。”我们谴责帝国主义战争，但并不是笼统地否定战争。糊涂的是那些企图责备我们实行军国主义的人。当我看到关于黄色社会党人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道，知道考茨基说布尔什维克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军国主义的时候，我只有笑笑，耸耸肩膀。历史上真的有过一次不同战争相联系的大革命玛？当然没有！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到来之前，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一个迄今替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指挥官充当小卒的阶级，应当怎样培养自己的指挥官呢？这个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科学技术（尽管是以最恶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种科学技术）就不能掌握现代作战技术和现代作战方法，既然这样，它怎样才能解决既要发挥被压迫者的热忱和新的革命创造精神，又要利用资产阶级的那种科学技术这样一个任务呢？

在这方面，我们面前摆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根据一年的经验概括出来的。当我们在我们党的革命纲领中写到专家问题时，我们总结了我党在一个重大问题上的实际经验。以往的社会主义导师，对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很多预见和设想，但我不记得他们对这个问题发表过什么意见。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我们着手建设红军时才产生的问题。这就是说：要用过去充当小卒的被压迫阶级来建立一支满腔热忱的军队，并使这支军队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那些最残暴最可憎的东西。

我们在红军问题上遇到的这个矛盾也存在于我国建设的一切领域。就拿由工人监督工业转到工人管理工业这个研究得最多的问题来说吧。人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颁布了许多法令和决定，这方面为我们创造了政治经验，在这之后，老实说，中央委员会只不过是来加以总结。它未必能在这样的问题上进行名副其实的领导。只要想想我们的第一批关于工人监督工业的法令和决定是多么无力、盲目和偶然就够了。我们原来以为这件事做起来很容易。实际做的结果，只是证明了建设的必要性，而完全没有回答怎样建设的问题。每一个国有化的工厂，每一个国有化的工业部门，运输业，特别是铁路运输业，都最突出地体现了资本主义这架机器的特点，都是按高度集中的原则建立在大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上的，都是国家最需要的，这一切体现了资本主义的集中的经验，并给我们造成莫大的困难。

就是现在我们也还远没有摆脱这些困难。最初，我们完全抽象地看待这些困难，就象会宣传而根本不知道怎样着手去做的革命家。当然，许多人曾责备我们，而且直到现在，所有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还在责备我们，说我们开始了这个事业，却不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但这是僵死的人的可笑的责备。好象进行一场最伟大的革命竟可以预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好象这种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不，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经验中产生。我认为我们的功绩在于，我们曾迎着极大的困难来着手解决对我们一直是一知半解的问题，我们曾使无产阶级群众独立进行工作，我们实行了工业企业的国有化等等。我们记得，在斯莫尔尼宫我们是怎样通过法令的，往往一次就有10个或12个。这表现出我们让无产阶级群众创造经验和发挥主动性的决心和愿望。现在我们有这个经验了。现在我们已经从工人监督工业转到或就要转到工人管理工业了。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完全束手无策，而是取得了一系列的经验教训，并尽可能在我们的党纲中把它们总结出来。这在讲组织问题时要详细谈到。如果工会的同志不来帮助我们，不和我们一道工作，我们是不能完成这个工作的。

在西欧，问题就不同了。在那里，同志们把工会看作一害，因为那里的工会被旧社会主义的黄色代表牢牢把持，所以共产党人认为工会的支持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西欧共产党人的许多代表，连罗莎·卢森堡在内，都宣布要取消工会[4]。这表明我们的任务放到西欧会是多么困难。而在我国，假如没有工会的帮助，我们连一个月也支持不了。在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可以着手解决最困难的问题。

拿专家问题来说，我们处处遇到这个问题，每决定一项任命都提出这个问题，国民经济方面的代表和党中央委员会也得提到它。在目前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不能按框框办事。如果不能抽出一些同志，让他们在本部门内独当一面工作，我们就根本不能进行工作。只是因为我们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那样的一些组织家，我们才能在战争情况下顺利地进行工作，连一个值得注意的冲突都没有发生。而在这一工作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利用那些愿意用旧时学到的知识来为我们效劳的人的帮助。

我们就拿军事部门的管理问题来说。在这里，对司令部、对擅长组织工作的大专家不信任，就无法解决问题。在这方面，局部说来我们有过意见分歧，但总的说来，猜疑是不可能有的。我们曾求助于资产阶级专家，他们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多次背叛过我们，而且今后还会背叛我们。然而，如果认为我们只用清白的共产党人的双手，不要资产阶级专家帮助，就能建成共产主义，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我们经过斗争锻炼，有力量，团结一致，因此，我们应当走组织工作的道路，利用这些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

我们现在需要实际地进行建设，而且不得不用敌人的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看起来是矛盾的，甚至是无法解决的矛盾，但实际上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当我们注意到我们的经验，看到每天同这个问题接触的情况时，当我们看到中央委员会所做的实际工作时，我觉得，我们的党基本上解决了这个任务。这是极其困难的，但只有这样，任务才能解决。富有创造性的协调的组织工作一定会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行列中行进，尽管他们每走一步都要进行反抗和较量。我们应当把他们当作技术和文化人才来安排工作，以便保存他们，并使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国家变为一个有文化的共产主义国家。我认为，这一年我们已经学会建设，我们已经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且决不会离开这条道路。

我还想简略地谈谈粮食问题和农村问题。粮食问题一向是我们最困难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在农民的帮助下取得政权、充当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代理人的国家里，在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以前，也就是在1918年夏天甚至秋天以前，我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不怕说出这一点。我们所以这样容易地完成十月革命，是因为全体农民同我们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反对了地主，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一定会把革命进行到底，是因为我们以法律形式实现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刊载过的东酉，即怯懦的小资产阶级许诺过但不能做到的那些东西。但是，自从贫苦农民委员会组织起来以后，我们的革命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还远没有解决。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把它实际地提出来了。贫苦农民委员会是一个过渡阶段。关于由苏维埃政权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的第一个法令，是在当时主持粮食工作的瞿鲁巴同志的倡议下通过的。当时必须把受饥饿折磨的非农业居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这只有依靠贫苦农民委员会这种无产阶级组织才能做到。当我们看到1918年夏天在农村中发生了和举行了十月革命时，只有那时，我们才站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基础上来，只有那时，我们的革命才不是在宣言上、许诺上和声明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了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摆在我党面前的任务，即创造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的任务。不久以前，我到过彼得格勒，出席了召开较早的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代表大会。我看到，我们还在摸索着处理这件事情，但我认为，这件事无疑会有进展的。我应当说，我们从这一年的政治领导中所取得的主要经验，就是要在这里找到组织支柱。我们已朝着这方面前进了一步，建立了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苏维埃，改变了粮食政策，当然在这方面也遇到了莫大困难。也许，在就要成为苏维埃边区的俄国边区，如乌克兰和顿河区，这种政策还需要作一些改变。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就把这些法令照搬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错了。我们一定会遇到不少的特殊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照搬到一切边区。我们才开始来执行真正建设的任务，我们在这方面还只是迈出头几步，前面还有大量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我曾一再指出，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是苏维埃政权第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这是由粮食工作人员进行的，也是势在必行的。但为了把我们的任务彻底完成，需要的不是贫苦农民委员会这样的临时组织。在我国，与苏维埃并存的有工会组织，我们现在利用它们作为教育落后群众的学校。一年来实际管理俄国、执行全部政策而成为我们的主力的工人阶层，其人数少得不可思议。这一点，我们是深有所知、深有所感的。假如将来什么时候有位历史学家收集材料，研究哪些集团在俄国管理了这17个月，哪几百人或哪几千人承担了这全部工作，负起了难以置信的管理国家的全部重担，那么，谁都不会相信这样少的人能够完成这样的业绩。他们的人数所以微小，是因为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才能的政治领导者在俄国是为数不多的。这个阶层在俄国人数甚少，而在以往的斗争中却负担过多，劳动过度，做了他们力不胜任的那样多的工作。我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要找出实际办法，在工业中，尤其重要的是在农村中，大量地使用新生力量，吸收中等水平甚至低于中等水平的工农参加苏维埃工作。在我们看来，没有他们的大量帮助，今后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我的发言时间快完了，因此，我只想简单地谈谈我们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对中农应采取什么态度，在革命开始以前我们就基本上是清楚的。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中立农民。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提到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问题时，我曾引用了恩格斯的原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02-227页。——编者注］恩格斯不仅指出中农是我们的同盟者，他甚至表示相信，对待大农或许也可以不采取高压手段，镇压手段。在俄国，这种推想没有得到证实。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同富农进行直接的国内战争，将来也还会这样。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从实践中看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苏维埃工作人员没有经验，由于问题困难，原定的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我们在这里犯了极大的错误。在这方面汇集起来的经验会帮助我们今后尽量避免这种错误。这就是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论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你们很清楚，这个任务是困难的。我们没有什么物资可以给中农，而中农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主义者，他们要求具体的物质资料，这种物质资料我们现在还拿不出来，而且国家也许还要在没有这种物质资料的情况下艰苦斗争几个月，虽然这一斗争现在可望取得彻底的胜利。不过现在我们在我们实际的行政工作中还是能够做很多事情：改善我们的机构，纠正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修改和纠正我们党的那条没有充分注意到和中农结成同盟、结成联盟、实行妥协的路线。

我现在能够给你们提供的中央委员会一年来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情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现在我要极简略地谈谈中央委员会托付给我的任务的第二部分，即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这个任务只有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才能很好地完成。中央委员会本来是指定他担任这个问题的报告人的。他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很好的记忆力，能把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都记在脑子里，同时他个人对地方上的组织工作很熟悉，所以他能够作这个报告。我甚至不能讲出他要讲的百分之一，因为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只好完全信赖并有充分理由信赖常常一个人就能作出决定的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我可以在这里提供一小部分摘自书面报告的现成材料。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没有可能完成自己的工作，但它十分肯定地答应说，在下一周内，就要把书面报告写好，油印很多份，发给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这些书面报告将补充我在这里只能匆匆地谈到的片断的意见。在目前这份书面报告的材料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关于收文的资料：1918年12月有1 483件，1919年1月有1 537件，2月有1 840件。各类文件的百分比是有的，但我不准备念它了。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志从即将分发的报告中会看到，例如在11月内到书记处来谈问题的有490人。而这里把这份报告交给我的同志说，这份报告未必能包括书记处所处理的问题的一半，因为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一天要接见几十位代表，这些代表多半是党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苏维埃负责人。

我要请你们注意关于外国人团体联合会[5]活动的总结报告。我对这方面的工作的了解，也只能以我所能浏览的有关外国人团体的材料为限。它们起初有7个，现在有9个。住在纯大俄罗斯人地区、没有机会直接了解这些团体和没有在报上看到报告的同志，最好看看报纸摘录，这些摘录我不准备全部念了。我应当说，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为成立第三国际所做的工作的真正基础。第三国际是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为期很短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在有关国际的一切问题上的全部意见的详细报告，将由季诺维也夫同志来作。我们所以能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人代表大会上用很短的时间做了这样多的工作，是由于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组织者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完成了巨大的准备工作。我们在留居俄国的外国人中间进行了宣传和鼓动，组织了许多外国人团体。这些团体中有好几十个成员完全知道作为领导路线的基本计划和总的政治任务。从帝国主义者专为自己的私利而建立起来的军队中俘虏过来的几十万战俘被调到匈牙利、德国、奥地利以后，布尔什维主义病菌就扩散到了这些国家。如果说对我们表示同情的团体或政党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话，那么，这是俄国的外国人团体做了工作的结果。这种工作在表面看不见，在组织报告中也只是概括而简短地提了一下，但这一工作却是作为世界共产党支部之一的俄国共产党活动中的极重要的一页。

其次，在交给我的资料中，有关于哪些组织向中央委员会送报告和怎样送报告的统计数字，在这里我们俄国的无组织性真使我们丢脸。定期报告的有4个省的组织，不定期报告的有14个省，偶然报告的有16个省。这些省份的名称都列在表中，我就不念了。当然，我们的无组织性极其严重，我们的组织性非常淡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战争条件造成的，但这远不是全部原因。用这一点来掩饰问题、进行申辩和推卸责任，是完全不应该的。组织工作从来不是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所有俄国人的长处，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却正是组织任务。在这里组织问题被提到一个显著的地位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里应当坚决而果断地，更加坚决更加果断地用一切办法进行斗争。不进行长期教育和改造，我们在这方面将一事无成。在这方面，有人在滥用革命暴力，滥用专政，我要警告你们防止这种违法乱纪现象。革命暴力和专政如果用的得当，该用的时候就用，该用于谁就用于谁，那是很好的东西。但在组织方面是不能用它们的。这个教育、改造和长期组织工作的任务，我们根本没有解决，现在我们应当有步骤地来着手解决这个任务。

这里有一份详细的财务报告。其中最大的一项是（一个工人出版社和两个报纸）：100万，100万，100万，一共300万。交给党组织的是280万。编辑部的开支是360万。在即将印发给全体代表的这份报告中列有更详细的数目字。同志们暂时可以通过代表团的代表来了解。这些数目字我就不念了。写报告的同志在这里提供了主要的和最能说明问题的东西，这就是从出版方面对宣传工作作了总结。共产党人出版社[6]出版了62种。《真理报》在1918年内提供了纯利200万，发行了2 500万份。《贫苦农民报》[7]提供了纯利237万，发行了3 300万份。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同志答应把他们掌握的详细数字重新加以整理，以便至少可以从两方面作一比较。到那时，任何人都会看到党所进行的巨大教育工作，这个党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为了资产阶级而是为了工农来利用现代大资本主义的印刷技术。人们千百万次非难我们，说我们破坏出版自由，不要民主。非难我们的人把资本收买报刊叫作民主，把富人可以利用出版事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叫作民主。我们不把这叫作民主，而把这叫作财阀统治。我们把资产阶级文化所创造的、被用来欺骗人民和维护资本家的一切东西夺了过来，以满足工人和农民的政治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做到的，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四分之一世纪或半个世纪也未能做到的。尽管如此，我们所做的还是比应当做的少得多。

政治局交给我的最后一宗材料是通告信，总共有14封。对这些信不了解或不够了解的同志们，请去看一看。当然，在这方面，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远不是十全十美的。可是应该注意到，我们必须在我们工作过的那种条件下进行工作，每天必须就一系列问题发出政治指示，只有在例外的甚至少有的场合才通过政治局或中央全会来做，——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经常发出政治通告信是不可能的。

我再说一遍，在国内战争时期，作为战斗党的战斗机关，我们也不能用别种方式进行工作。否则，不是含糊其词，就是议会争吵，而靠议会在专政时期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指导党或苏维埃组织。同志们，在我们利用资产阶级的印刷厂和报刊的时代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信的意义缩小了。我们发送的只是那些不能发表的指示，因为我们的活动尽管很多是公开的，但秘密工作终究是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我们从不怕别人责难我们不公开，守秘密，不，我们是以此自豪的。既然我们的处境是推翻了我国资产阶级而又面对着欧洲资产阶级，我们的活动就仍然有秘密，我们的工作就仍然有不公开的。

同志们，我的报告到此结束。（鼓掌）

载于1919年3月20日和21日《真理报》第60号和第6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31-150页

　注释：

[1]普林杰沃群岛会议是帝国主义国家计划召开的关于恢复俄国和平问题的会议。1919年1月22日，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受巴黎和会的十人会议的委托发表呼吁书，建议在马尔马拉海的普林杰沃群岛召开有前俄罗斯帝国领土上所有事实上的政府参加的会议，以便同协约国代表共同制定停止俄国内战的办法。2月4日，苏维埃政府通电英、法、意、日、美各国政府，指出，苏维埃政府虽然没有收到直接邀请，但为了和平，愿意立即在普林杰沃群岛或其他任何地点同所有大国，或者同某些国家或政治集团举行谈判。协约国对苏维埃政府的电报未予答复。而安·伊·邓尼金、亚·瓦·高尔察克和其他反革命政府的头子指望用武力扼杀苏维埃共和国，拒绝参加会议。会议没有开成。——119。

[2]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发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力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叛乱于8月25日（9月7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3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和农民平定了这次叛乱。8月31日（9月13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120。

[3]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一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123。

[4]指罗·卢森堡在1918年12月30日一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在工会右派领导人实行叛卖政策的情况下，卢森堡支持了大会一些代表关于取消工会的错误主张，说德国工会“已经从工人的组织变成了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巩固支柱”，“如果不提出取消工会的问题，那就不可能进行争取社会化的斗争”，并认为工会的任务应当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来担负。

列宁关于革命家必须在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指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第6节。——128。

[5]外国人团体联合会是参加俄共（布）并在苏俄活动的外国共产党人的团体的联合组织，根据俄共（布）中央1918年5月的决定成立。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羁留在俄国的战俘中就开始有了革命活动。十月革命胜利后，战俘们开始建立自己的t革命组织，用各种文字出版报纸。1918年在战俘中成立了一些外国共产党人团体。在1918年3月召开的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会议上成立了外国共产党人团体中央常务局，其任务是领导这些团体的工作，负责同俄共（布）中央和有关各国的共产党人组织进行联系；还成立了一些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外国人文部。外国人团体联合会于5月成立后，先后加入的团体有:俄共（布）匈牙利组、俄共（布）德国组、俄共（布）南斯拉夫组、俄共（布）捷克斯洛伐克组、俄共（布）法国组、俄共（布）保加利亚组、俄共（布）英美组、俄共（布）意大利组、俄共（布）罗马尼亚组、乌拉尔外国工农共产党和土耳其斯坦外国工农共产党。领导外国人团体联合会的是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外国人团体中央联合会。每一民族的团体派两名代表参加中央联合会。匈牙利共产党人库恩·贝拉是中央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各个外国人团体的主要任务是在战俘和侵犯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者的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联合会于1920年2月停止活动。——133。

[6]共产党人出版社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出版社，于1918年由浪潮出版社与生活和知识出版社联合组成；不久，波涛出版社也并入了共产党人出版社。共产党人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读物。1919年5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国家出版社，共产党人出版社并入了该社。——135。

[7]《贫苦农民报》（《Беднота》）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年3月27日一1931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农村贫民报》、《士兵真理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农村真理报》。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报》也是红军的报纸，在军内销售的份数占总印数的一半。先后担任该报编辑的有维。阿·卡尔宾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雅·阿·雅柯夫列夫等。’该报编辑部曾为列宁编写名为《贫苦农民晴雨表》的农民来信综述。从1931年2月1日起，《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