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苏维埃宪法
我已经说过，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标志。就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时，也并没有事先说过要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专政的这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依照某个政党的“计划”出现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历史学家考茨基当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不了解，当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人）在苏维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自己就已经同苏维埃分离，抵制它，同它对抗，对它施展种种阴谋。苏维埃是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从1917年春至1918年夏）也还没有任何宪法。资产阶级痛恨被压迫者的这种独立的和万能的（因为是包括所有人的）组织，肆无忌惮、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地反对苏维埃，公开参加（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米留可夫到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一切造成了资产阶级被正式排除出苏维埃的结果。
考茨基听说过科尔尼洛夫叛乱，但是他竟大模大样地不顾历史事实，无视那决定专政形式的斗争进程、斗争形式。的确，既然讲的是“纯粹”民主，又何必管事实呢？因此，考茨基对取消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批评”是那样地……天真，如果是一个小孩子，这种天真倒很可爱，但如果是一个尚未被公认为蠢才的人，这种天真就令人憎恶了。
“……如果资本家在普选制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他们就会宁可顺从自己的命运”（第33页）……这不是说得很可爱吗？聪明的考茨基在历史上多次见过，并且根据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也清楚地知道，有些地主和资本家是尊重大多数被压迫者的意志的。聪明的考茨基坚持“反对派”的观点，即议会内斗争的观点。他真是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的：“反对派”（第34页及其他许多页）。
啊，好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您该知道，“反对派”是和平斗争而且只是议会斗争的概念，就是说，是适合非革命形势的概念，是适合没有革命的情况的概念。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象考茨基那样害怕内战的小资产者无论发出怎样的反动的悲叹，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当资产阶级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时（凡尔赛派及其同俾斯麦勾结的例子，对于任何一个不是象果戈理小说中的彼特鲁什卡[24]那样对待历史的人来说，是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当资产阶级向外国求援并同它们一道进行反对革命的阴谋活动时，用“反对派”的观点来看残酷的内战问题，这真是笑话。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象“糊涂顾问”考茨基那样，昏头昏脑地把组织杜托夫、克拉斯诺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并且付给怠工者千百万金钱的资产阶级，看作合法的“反对派”。啊，多么深刻的思想！
考茨基只是对问题的形式方面法律方面感到兴趣，所以一读到他对苏维埃宪法发表的议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倍倍尔的一句话：法学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考茨基说：“实际上，单把资本家变为无权的人是不行的。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有产者吗？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经济非常进步、无产阶级人数极多的国家里，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也会使大量的人成为没有政治权利的人。1907年，在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工业、商业三大部门中的从业人员及其家属，属于职员和雇佣工人这一类的约有3500万人，属于独立经营者这一类的有1700万人。可见，党在雇佣工人中间完全可以成为多数，但在全体居民中间则占少数。”（第33页）
这是考茨基的典型议论之一。这难道不是资产者反革命的抱怨吗？考茨基先生，您明明知道，俄国极大多数农民不雇佣工人，因而也没有被剥夺权利，您为什么把全体“独立经营者”都算作没有权利的人呢？这难道不是捏造吗？
您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引用您所熟悉的数字，1907年德国同一个统计材料里关于农业中各类农户使用雇佣劳动的数字呢？您为什么不把德国统计材料的以上数字给那些读您的小册子的德国工人看，让他们知道剥削者有多少，知道剥削者在“农户”总数中只占少数呢？
这是因为您的叛徒立场使您变成了一个纯粹是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
你们看，资本家原来是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于是考茨基在好几页上攻击苏维埃宪法的“专横”。这位“郑重的学者”容许英国资产阶级用几世纪的时间制定和周密制定新的（对中世纪来说是新的）资产阶级宪法，而对于我们俄国工人和农民，这位奴才科学的代表却不给任何期限。他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内就制定出极其周密的宪法……
……“专横”！请想一想，这种责难暴露出他向资产阶级献媚已经卑鄙到了极点，他那种迂腐已经到了极其愚钝的地步。资本主义国家那班十足资产阶级的而且大部分是反动的法学家，在几百年或几十年中周密地制定了极其详尽的条规，写了几十本几百本的法律和法律解释来限制工人，束缚穷人的手脚，对人民中的每个普通劳动者百般刁难和阻挠，啊，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考茨基先生却不认为这是“专横”！这是“秩序”和“法制”！这里的一切都想得周到，规定得完备，目的是要尽量把穷人的血汗“榨干”。这里有成千上万的资产阶级的律师和官吏（考茨基根本不提这些人，想必是因为马克思非常重视打碎官吏机器吧……），他们能把法律解释得使工人和普通农民永远逃不出法网。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横”，这不是自私自利、卑鄙龌龊、榨取民脂民膏的剥削者的专政，绝对不是。这是一天比一天更纯粹的“纯粹民主”。
而当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在因帝国主义战争而同国外兄弟们隔绝开来的情况下，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号召受到资产阶级压迫、被他们弄得闭塞、愚钝的群众起来进行政治建设，并已亲自开始建设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在炽热斗争的烈火中、在内战的烽火中开始拟定出没有剥削者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的时候，所有的资产阶级恶棍，一帮吸血鬼，以及他们的应声虫考茨基，就大叫起“专横”来了！的确，这些无知的工人和农民，这班“小百姓”，怎能解释他们自己的法律呢？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得不到有学识的律师们的忠告，得不到资产阶级著作家的忠告，得不到考茨基之流和明哲练达的官吏的忠告，怎么会有正义感呢？
考茨基先生从我1918年4月28日的讲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0—188页。——编者注］中引了一句话：“……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于是“纯粹民主派”考茨基推论道：
“……可见，每个选民会议大概都可以随意规定选举程序。专横和排除无产阶级内部那些不好办的反对派分子的可能性，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37页）
说这种话，同资本家雇用的文痞所谓群众在罢工时压迫“愿意做工的”勤勉工人这种叫喊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由资产阶级－官吏决定选举程序，就不是专横呢？为什么起来同历来的剥削者作斗争的群众，在这场殊死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的群众，他们的正义感就一定赶不上一小撮受资产阶级偏见熏陶的官吏、知识分子和律师呢？
考茨基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你们可别怀疑这位最可敬的家长、这位最正直的公民的真诚。他热烈地坚定地拥护工人的胜利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只是希望甜蜜蜜的知识分子市侩和昏头昏脑的庸人在群众运动展开以前，在群众同剥削者作激烈斗争（绝对不要进行内战）以前，先制定出一个温和谨慎的革命发展章程……
我们这位极其博学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25]义愤填膺地对德国工人说，1918年6月14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们开除出苏维埃。[26]义愤填膺的犹杜什卡·考茨基写道：“这个措施不是针对犯了某种罪行的某些个人……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苏维埃代表不受侵犯的问题。在这里，被开除出苏维埃的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政党。”（第37页）
是的，这的确可怕，这是不可容忍地背弃纯粹民主，而我们这位革命的犹杜什卡·考茨基是要按照这种民主的规则干革命的。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应该先保证萨文柯夫之流、李伯尔唐恩[27]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积极派”[28]）不受侵犯，然后再制定刑法，宣布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战争或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同德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反对本国工人的人“应受惩治”，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才有权根据这个刑法并依照“纯粹民主”把“某些个人”开除出苏维埃。不言而喻，通过萨文柯夫、波特列索夫、李伯尔唐恩之流或依靠他们的鼓动从英法资本家手里领取金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在乌克兰和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帮助之下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枪械的克拉斯诺夫分子，在我们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刑法以前就会乖乖地坐在那里，并且会象最纯粹的民主派那样仅限于从事“反对派”的活动……
苏维埃宪法剥夺“以取得利润为目的而使用雇佣工人”的人们的选举权，这也引起了考茨基同样强烈的义愤。他写道：“带一个学徒的家庭手工业者或小业主，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他没有选举权。”（第36页）
这是怎样的背弃“纯粹民主”啊！这是怎样的不正义啊！固然，直到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并且用无数事实证明，小业主剥削雇佣工人是最不讲良心和最贪得无厌的，但犹杜什卡·考茨基所指的，当然不是小业主阶级（究竟是谁臆造出有害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某些个人，是那些“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剥削者。人们认为早已死去的著名的“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考茨基的笔下复活了。这位节俭的阿格尼斯是几十年以前“纯粹”民主派资产者欧根·李希特尔虚构出来传播于德国文坛的。他预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没收剥削者的资本将引起无法形容的不幸，他摆出一副天真的面孔问道，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他以被凶恶的“无产阶级专政者”剥夺得分文不剩的可怜的节俭的女裁缝（“节俭的阿格尼斯”）为例。有一个时期，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把纯粹民主派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个“节俭的阿格尼斯”引为笑谈。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倍倍尔还活着，他曾坦白直爽地说，我们党内有很多民族自由主义者[29]；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考茨基还没有成为叛徒。
现在，“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带一个学徒的、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小业主”身上复活了。凶恶的布尔什维克欺侮他，剥夺他的选举权。固然，在苏维埃共和国中，“任何一个选举大会”，象同一个考茨基所说的那样，可以允许同该工厂有关系的贫苦工匠参加，只要他（作为例外）不是剥削者，只要他真正是“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难道能够指望普通工人举行的既无秩序又无章程可遵循的（哎呀，真可怕呀！）工厂大会会有实际生活知识和正义感吗？与其去冒险，使工人有可能欺侮“节俭的阿格尼斯”以及“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工匠”，不如把选举权给一切剥削者，给一切雇用工人的人，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让那些受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欢迎［注：我刚才读了《法兰克福报》[30]（1918年10月22日第293号）的社论。这篇社论兴高采烈地转述了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内容。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十分满意。当然啦！一位同志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谢德曼之流的《前进报》在一篇专论[31]上说，它几乎对考茨基的每句话都赞同。恭喜恭喜！］的实行背叛的小人去痛骂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吧。这样很好，因为这会加速和加深欧洲革命工人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拉姆赛·麦克唐纳之流的分裂，同社会主义的老领袖和老叛徒的分裂。
被压迫阶级的群众，他们的觉悟的忠诚的领袖革命无产者，一定会赞成我们。只要让这些无产者和这些群众了解了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他们立刻会说：这才真正是我们的人，这才真正是工人政党，真正是工人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不象上述一切领袖们欺骗我们那样用改良的空话欺骗工人，而是认真同剥削者进行斗争，认真实行革命，真正为工人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既然苏维埃在一年的“实践”之后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真正是被压迫群众的组织，而不是卖身给资产阶级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组织。既然苏维埃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不是小资产阶级同资本家妥协的机关，不是进行议会空谈（如考茨基、龙格和麦克唐纳之流的空谈）的机关，而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同剥削者作你死我活斗争的机关。
一位消息灵通的同志几天前（今天是10月30日）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这里几乎没有人知道考茨基的小册子。”我倒想建议我国驻德国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书收购来，赠给觉悟的工人，让他们来声讨这个早已成了“发臭的死尸”的“欧洲的”（应读作：帝国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
考茨基先生在书末（第61页和第63页）伤心地说：“新理论〈他这样称呼布尔什维主义，不敢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竟在象瑞士这样的老民主国也找到了拥护者。”“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接受这个理论”，在考茨基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
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战争的严重教训使得革命群众愈来愈讨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了。
考茨基写道，“我们”向来是主张民主的，现在我们忽然又要抛弃它！
“我们”，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向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科尔布之流早已公开这样说过。考茨基知道这一点，但他妄想向读者掩盖他已“回到”伯恩施坦和科尔布之流的“怀抱中”这一明显事实。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看作神圣的东西。大家知道，1903年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他可悲地转到俄国谢德曼的立场上去以前）。当时他在通过党纲的党代表大会上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要时将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将解散任何议会，如果这个议会成了反革命的议会。[32]只有这种观点才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任何人即使从我上面引用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中都看得出来的。这显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中得出来的。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向人民发表过各国考茨基主义者喜欢发表的那种言论，他们向资产阶级献媚，迎合资产阶级议会制，讳言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只要求扩大这种民主，把这种民主贯彻到底。
“我们”对资产阶级说过：你们这些剥削者和伪君子高谈民主，同时却在各种场合百般阻碍被压迫群众参与政治。我们抓住你们的话，为了这些群众的利益，要求扩大你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以便把群众训练好去进行打倒你们这些剥削者的革命。如果你们剥削者企图反抗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会无情地镇压你们，把你们变成没有权利的人，不仅如此，还不给你们粮食吃，因为在我们无产阶级共和国中，剥削者将没有权利，将没有饭吃，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谢德曼式和考茨基式的社会主义者。
这就是“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的和还要说的话，这就是被压迫群众一定会拥护我们、同我们在一起，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一定会滚到叛徒的臭水坑去的原因。
注释：
[24]彼特鲁什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主角乞乞科夫的跟丁。他爱看书，但不想了解书的内容，只对字母总会拼出字来感兴趣。——274。
[25]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此人满嘴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278。
[26]1918年6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决定：“鉴于（1）苏维埃政权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刻，同时受到各条战线上的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俄罗斯共和国内部的同盟者的攻击，国际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从最无耻的诽谤到阴谋活动和武装暴动，来反对工农政府；（2）苏维埃组织内部存在着明目张胆地力图破坏苏维埃政权威信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政党的代表，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容许的；（3）以前发表的以及这次会议上宣读的文件清楚地表明，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直至最负责的人员，确实在同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在顿河流域同卡列金和科尔尼洛夫，在乌拉尔同杜托夫，在西伯利亚同谢苗诺夫、霍尔瓦特和高尔察克，以及最近又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和依附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黑帮分子）相勾结，组织反对工农的武装暴乱，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兹决定：把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开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建议各级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把这些党派的代表从自己的组织中清除出去。”——278。
[27]李伯尔唐恩由孟什维克米·伊·李伯尔和费·伊·唐恩两人的姓氏缀合而成，出自俄国诗人杰·别德内依的同名讽刺诗，是诗人给十月革命前夕鼓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李伯尔和唐恩及其一伙起的绰号。——278。
[28]“积极派”是指以米·伊·李伯尔、亚·尼·波特列索夫、谢·拉·瓦因施泰因等为首的一批孟什维克，他们极端敌视布尔什维克党，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起就开始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加入各种反革命阴谋组织，支持反革命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阿·马·卡列金以及反革命的乌克兰中央拉达，积极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并与外国干涉者的军队相勾结。1918年，在孟什维克党的支持下，“积极派”以讨论粮食状况为借口，开了几次所谓“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实际上提出了取消苏维埃的要求。——278。
[29]指1910年9月20日奥·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参看列宁的《两个世界》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279。
[30]《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280。
[31]指1918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90号的社论《是专政呢还是民主？》
《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76年10月创刊，先后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进行反对苏维埃的宣传。1933年停刊。——280。
[32]指格·瓦·普列汉诺夫1903年7月30日（8月12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弟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纲问题时的发言。普列汉诺夫说：“对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用革命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因此，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不作这种限制就是犯罪。作为个人意见，我要说，甚至对于普选权原则也应当用我上面指出的那个基本民主原则的观点去看待。可以设想，有那么一天，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会反对普选权。意大利各共和国中，资产阶级曾经剥夺过属于贵族阶层的人的政治权利。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就象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这种措施是否适宜，只有根据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这个原则才能判断。就是在议会任期的问题上，我们也必须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在革命热情迸发的情况下，人民选出了一个很好的议会——一种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的议会），那么，我们应该力求使它成为长期的议会；如果选举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应当力求解散它，不是过两年，要是可能的话，过两周就解散它。”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和《普列汉诺夫论恐怖》（《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88—190页）中都引用过普列汉诺夫的这次发言。——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