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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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的组织”和专政

最近的（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建立“协调的组织”和加强纪律作为目前的首要任务［注：见本卷第114—115页。——编者注］。现在大家都乐意“投票赞成”和“签署”这类决议，但是关于实现这些决议需要强制，而且正是专政形式的强制这一点，人们通常却不去仔细考虑。可是，认为不要强制，不要专政，便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那就是极端的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义。马克思的理论很早就十分明确地反对过这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胡说。1917—1918年的俄国，也在这方面非常明显、具体、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只有绝顶愚钝或硬不承认真理的人，才会在这方面仍然执迷不悟。或者是科尔尼洛夫专政（如果把科尔尼洛夫看作俄国式资产阶级的卡芬雅克的话），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个经过了几次非常急剧的转变而非常迅速地发展的国家，在灾难性的战争造成惨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其他出路。一切中间的解决办法，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资产阶级不能讲真话，不能说他们需要科尔尼洛夫），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切尔诺夫之流、策列铁里之流、马尔托夫之流的愚蠢念头（他们一味宣扬所谓民主派的统一、民主派专政、民主联合战线、以及诸如此类的谬论）。如果1917—1918年俄国革命的进程都没有使一个人懂得不可能有中间的解决办法，那么对这样的人也就不必抱什么希望了。

另一方面，不难了解，凡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面，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这些剥削者的财富，他们在组织能力上和知识上的优势是不可能一下子被剥夺掉的，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试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外部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内部战争即内战，而内战造成的经济破坏会比外部战争造成的更大，内战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极不明确、极不稳定、极为混乱的状态。旧社会的一切有害分子——其数量当然非常之多，而且大半都是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和毁灭——在这种深刻变革的时候，自然不能不“大显身手”。而这些有害分子“大显身手”就只能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收买、投机活动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需要时间，需要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通过把盗贼就地枪决来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的。从前历次革命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群众革命热忱未能持久的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还不强大，而唯有它才能（如果它有足够的数量、觉悟和纪律）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简单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并且长期掌握政权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有害分子。

马克思正是总结了历次革命的这个历史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提出了一个简短、尖锐、准确、鲜明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已正确地开始实现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苏维埃组织在俄国一切民族地区的胜利进军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苏维埃政权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先进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这个先进阶级发动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来实行新的民主，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他们正根据亲身体验认识到，有纪律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自己最可靠的领袖。

但是，专政是一个大字眼，大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说的。专政就是铁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而我们的政权却软弱得很，往往不大象铁，却很象浆糊。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两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是从外部进行活动，采取萨文柯夫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办法，搞阴谋和暴动，以及通过他们污浊的“思想上的”反映，在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不断造谣诬蔑；另一方面，这种自发势力还从内部进行活动，利用一切有害分子、一切弱点来进行收买，来助长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混乱现象。我们愈接近于用武力把资产阶级彻底镇压下去，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对于我们也就愈加危险。要同这种自发势力作斗争，决不能只靠宣传和鼓动，只靠组织竞赛，只靠选拔组织家，——进行这种斗争还必须依靠强制。

随着政权的基本任务由武力镇压转向管理工作，镇压和强制的典型表现也会由就地枪决转向法庭审判。在这一方面，革命群众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证明了革命的生命力，在解散资产阶级官僚司法机关的任何法令颁布以前就已经开始组织自己的即工农的法院。可是，我们革命的人民的法院还非常非常软弱。还可以感觉到，人民把法院看作一种同自己对立的衙门，这种由于地主资产阶级压迫而留传下来的观点，还没有彻底打破。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法院正是吸引全体贫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机关（因为司法工作是国家管理的职能之一），法院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权力机关，法院是纪律教育的工具。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俄国的主要苦难既然是饥荒和失业，那么要战胜这种苦难，就决不能凭一时的热情，而只能靠全面的、无所不包的、全民的组织和纪律来增产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和工业所需要的粮食（燃料），把它们及时运到并且正确地进行分配。因此，在任何工厂、任何经济单位、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罪人；应该善于查出这种罪人，交付审判，严厉惩办。我们现在要最坚决反对的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就表现在对饥荒和失业现象同组织和纪律方面的普遍自由散漫有着国民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系这一点认识不足，就表现在还牢固地保持着这样一种小私有者的观点：只要我能够多捞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

在铁路这个可以说是最明显地体现着大资本主义造成的机构的经济联系的部门，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发势力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性的这种斗争表现得特别突出。“蹲办公室的”人员中间产生出大量的怠工者和受贿者；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为纪律而斗争；而在前后两种人之间，自然有很多动摇的、“软弱的”人，他们无力抗拒投机活动、贿赂和私利的“诱惑”，不惜破坏整个机构来换取私利，而战胜饥荒和失业是要靠这些机构正确地进行工作的。

在这个基础上围绕最近颁布的关于铁路管理的法令，即赋予领导者个人以独裁的权力（或“无限的”权力）的法令展开的斗争[10]，是很说明问题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觉的（而大部分大概是不自觉的）代表，想把赋予个人以“无限的”（即独裁的）权力看作是背离集体管理制原则，背离民主制和背离苏维埃政权的原则。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些地方利用一些人的劣根性和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进行了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反对关于独裁权的法令。问题变得确实意义重大：第一是原则问题，即委派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个人的这种做法同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究竟是否相容；第二，这件事情，也可说是这个先例，同政权在目前具体形势下的特殊任务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应该非常仔细地加以研究。

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说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个人独裁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无疑是彼此相容的。可是在这一点上，咒骂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应声虫总是耍弄手腕，一方面，他们说苏维埃政权不过是一种荒谬的、无政府主义的、野蛮的东西，极力避开我们用来证明苏维埃是民主制的高级形式，甚至是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开端的所有历史对比和理论论据；另一方面，他们却向我们要求高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民主制，并且说，个人独裁是同你们布尔什维克的（即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民主制绝不相容的。

这种论断是十分拙劣的。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需有国家，即强制。强制的形式，取决于当时革命阶级发展的程度，其次取决于某些特殊情况，如长期反动战争造成的后果，再其次，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形式。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打击占少数的剥削者以利于占多数的被剥削者，其次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由被剥削劳动群众——也是通过个人——来实现的，而且是由正是为了唤起和发动这些群众去从事历史创造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苏维埃组织就是这种组织）来实现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从当前特殊任务来看个人独裁权力的意义问题。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在参加共同工作的人们具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象听从乐团指挥者的柔和的指挥。如果没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那就可能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是加倍地和三倍地必要。这种由一个政治任务向另一个政治任务的过渡（在表面上看来，后一种任务同前一种任务是完全不相象的），构成目前时局的突出特点。革命刚刚打碎了强加于群众的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当然，这种过渡是不能一下子做到的。当然，只有经过极大的动荡、震撼、倒退，经过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巨大努力，这个过渡才会实现。害了《新生活报》、《前进报》[11]、《人民事业报》或《我们时代报》[12]那种庸人的歇斯底里症的人，是不肯考虑这一点的。

就拿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心理来看，把这种心理同他的社会生活的客观物质条件比较一下吧。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实际上从来没有看到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真正作出过任何对他们来说是真正重大的牺牲或做过有利于他的事情。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把许诺过多次的土地和自由给他，把和平给他，牺牲“大国地位”的利益和大国秘密条约的利益，牺牲资本和利润。只是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当他自己用强力取得了这种东西，并且必须用强力来保卫这种东西不受克伦斯基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杜托夫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侵犯的时候，他才看到了这种情形。当然，在一定时间内，他的一切注意、一切思想、一切精力都只求喘喘气，伸伸腰和舒展一下躯体，取得一些可以取得的而被推翻的剥削者没有给过他的眼前生活上的福利。当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普通的群众才能不仅亲眼看见，不仅信服，而且还会亲身感到：这样随便地“取得”、夺得、捞一把是不行的，这样会助长经济破坏，招致灭亡，导致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卷土重来。普通劳动群众生活条件上（因而还有心理上）相应的转变不过刚刚开始。我们的全部任务，被剥削者求解放愿望的自觉代表者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在于认识这个转变，了解这种转变的必然性，领导为寻找出路而精疲力竭的群众，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即遵守劳动纪律，把开群众大会讨论工作条件同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拥有独裁权力的苏维埃领导者的意志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

资产者、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嘲笑“开群众大会”，更常常恶意地加以指摘，认为这只是混乱、胡闹和小私有者利己主义的发作。可是，不开群众大会，被压迫群众永远也不能由剥削者强加给他们的纪律转到自觉自愿的纪律。开群众大会，这也就是劳动者的真正民主，是他们扬眉吐气的机会，是他们觉醒过来投入新生活的行动，是他们在这样一个活动场所的初步行动，他们自己从这个场所清除了恶棍（剥削者、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他们自己还希望学会按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苏维埃的政权（不是别人的，不是贵族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的原则，整顿这个活动场所。正是要有劳动者战胜剥削者的十月胜利，正是要有由劳动者自己初步讨论新生活条件和新任务的整个历史时期，才能够稳固地过渡到更高形式的劳动纪律，过渡到自觉地领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过渡到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苏维埃政权代表的个人指挥。

这个过渡现在已经开始了。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我们看到，劳动群众怎样在自己中间创造出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为推翻剥削者而共同奋斗。1905年10月以及1917年2月和10月这样一些阶段，是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二个任务：唤醒和发动被剥削者推下去的社会“下层”，这些人只是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才得到了推翻剥削者、开始认识环境和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的完全自由。正是这些被压迫被蹂躏得最厉害的、受教育最少的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到处建立自己的苏维埃组织，——这便是革命的第二个伟大阶段。

现在正开始第三个阶段。必须使我们自己夺得的东西，使我们自己颁布过的、确定为法令的、讨论过的、拟订了的东西巩固下来，用日常劳动纪律这种稳定的形式巩固下来。这是一项最困难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这项任务，我们才能有社会主义的秩序。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的这种民主精神，犹如春潮泛滥，汹涌澎群，漫过一切堤岸。我们应该学会把这种民主精神同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劳动时无条件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学会。

这件事我们一定能学会。

昨天，我们曾遇到以科尔尼洛夫之流、郭茨之流、杜托夫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鲍加耶夫斯基之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剥削制复辟的威胁。我们战胜了他们。今天，这种复辟，这种同样的复辟，又以另一种形式威胁着我们，它表现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以及小私有者“事不关己”心理的自发势力，表现为这种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纪律性进行的日常的、细小的、可是为数极多的进攻和袭击。我们必须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而且我们一定能战胜它。

苏维埃组织的发展

苏维埃民主制即目前具体实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第一，选举人是被剥削劳动群众，排除了资产阶级；第二，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的手续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并且有罢免当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立了劳动者先锋队即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优良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使劳动者先锋队能够领导最广大的被剥削群众，吸收他们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从而第一次着手使真正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

这就是在俄国实行的民主制的主要特征，这种民主制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是与资产阶级所歪曲的民主制截然不同的民主制，是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和使国家能开始消亡的条件的过渡。

当然，小资产阶级涣散组织的自发势力（在任何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自发势力都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而在我国革命中，由于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落后以及反动战争所造成的恶果，更表现得特别厉害），也不能不对苏维埃产生影响。

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苏维埃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正在变成一种逐渐同各人民委员部合并的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愈多样化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做完8小时“份内的”生产劳动之后，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过渡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这种转变是新鲜事物，是一件难事，当然会产生许多可说是摸索的步骤，许多错误和动摇，——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任何显著的进步。在许多想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看来目前情况十分独特，因为他们惯于抽象地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又在两者之间意味深长地加上一个词：“飞跃”（有些人想起从恩格斯著作中看到的片言只语，作了更加意味深长的补充：“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编者注］）。“在书本上读过”社会主义，却从来没有认真加以钻研的大多数所谓社会主义者，都认识不到：社会主义的导师们是从全世界历史上的转变这个角度把那种突然转折称之为“飞跃”的，这种飞跃要延续10来年或更长的时间。自然，在这样的时期，在所谓“知识界”中，会出现无数的哭丧妇：有的哭立宪会议，有的哭资产阶级纪律，有的哭资本主义秩序，有的哭文明地主，有的哭帝国主义的大国地位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大飞跃时代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旧事物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数量积累得更快，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有这样的历史时刻，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多积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坏些旧机构；也有另一种时刻，即在破坏已经够了的时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还有一种时刻，这时最重要的是精心照料在瓦砾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

苏维埃同“人民”之间，即同被剥削劳动者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这种联系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是消除苏维埃组织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保证。即使是世界上民主制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贫民也从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机关。而苏维埃在工农群众看来，则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无论是谢德曼式的，或者是同他们如出一辙的马尔托夫式的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都厌恶苏维埃，羡慕体面的资产阶级议会或立宪会议，正如60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贵族立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夫民主制[13]一样。

正是苏维埃同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罢免形式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现在应该大力加以发展。例如，国民教育委员会，作为苏维埃选民及其代表为讨论和监督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的工作而举行的定期会议，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赞同和支持的。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停滞不前的和自满自足的东西，那是再愚蠢不过的。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主张在一定的工作过程中，在履行纯粹执行的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结论

国际方面的情况是非常严重、困难和危险的；必须随机应变和退却；这是等待西欧极其缓慢地成熟起来的革命重新爆发的时期；在国内，是缓慢建设和无情“整饬”的时期，是无产阶级严格的纪律性同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及无政府状态的危险的自发势力作长期的坚决斗争的时期，——简单说来，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革命特殊阶段的特点。这就是历史事变链条中我们现在必须用全力抓住的环节，抓住这个环节才能顺利解决当前的任务，直至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这下一个环节闪耀着特别的令人向往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光辉。

我们可以把从当前阶段的特点产生出来的随机应变、退却、等待、缓慢建设、无情整饬、严守纪律、消灭自由散漫这些口号同通常流行的“革命家”这个概念放到一起试试看……有些“革命家”听到这些口号不禁义愤填膺，他们开始“痛斥”我们，说我们忘掉了十月革命的传统，说我们同资产阶级专家妥协，同资产阶级调和，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倾向，是改良主义，等等，等等，这有什么奇怪呢？

这些可怜的革命家的不幸就在于，连他们中间那些具有世界上最高尚的动机并且绝对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不了解一个落后的、被反动和不幸的战争严重破坏、又远远早于先进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必然要经历的特殊的和特别“不愉快的”状态，都缺乏经受住这个艰难过渡中的艰难时刻的坚毅精神。自然，对我们党持这种“正式”反对态度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在集团和阶级的代表人物中，个人的例外当然是有的，而且总是会有的。可是，各类社会代表人物始终是存在的。在小私有者人口比纯粹无产阶级人口占有巨大优势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者同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差别必然会显露出来，而且有时会极其尖锐地显露出来。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事变的每一转折关头都会犹豫和动摇，由1917年3月间的激烈的革命态度转到5月间的颂扬“联合”，转到7月间的仇视布尔什维克（或者为布尔什维克的“冒险主义”痛哭流涕），又转到10月底小心翼翼地回避布尔什维克，再转到12月间支持布尔什维克，最后，在1918年3月和4月间，这种人物又常常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说：“我可不是那种为‘机关’工作、实际主义和渐进精神唱赞歌的人。”

这种人物的社会来源就是小业主，他们被战争的惨祸、突然破产以及饥荒和破坏的空前折磨弄得暴怒发狂，他们疯狂地东奔西窜，寻求出路和解救办法，他们摇摆不定，时而信任和支持无产阶级，时而又爆发绝望情绪。应该清楚懂得和明确了解：靠这种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只有毫不动摇地走自己的路，在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转变时刻也不灰心失望的阶级，才能领导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不需要狂热。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铁军的匀整的步伐。

载于1918年4月28日《真理报》第83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85号附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165—208页

来源：《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

注释：

[1]《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是列宁受党中央全会的委托于1918年4月间写的，手稿中标题为《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1918年4月26日，中央委员会讨论并一致批准了这个《提纲》，决定以文章形式在《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并出版单行本。——[150]。

[2]指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列宁起草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01页）。按照这个决定，人民委员领取的最高工资额每月是500卢布，另给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属每人补贴100卢布。这大体上相当于中等工人工资水平。

1918年1月2日（15日），人民委员会为答复劳动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询问在列宁起草的一项决定中解释说，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的法令并不禁止付给专家以超过规定界限的报酬，这样就批准了对科学技术专家支付较高的工资。——[161]。

[3]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对对外贸易实行监督。最初，由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调节对外贸易，审查进出口商品申请和监督海关活动。1917年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下令由工商业人民委员部监督对外贸易。但是仅仅靠监督和关税保护，还不可能可靠地保护苏维埃经济免受外国资本的侵害。1917年12月，列宁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草稿的第11条中就提出了实行对外贸易国家垄断的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44页）。1918年4月22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法令。——[164]。

[4]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强征和特别税曾是补充预算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地方上尤其如此。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苏俄政府采取了向正规课税过渡的措施。1918年5月17—21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必须实行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建议，并选出专门的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纲制定了相应的条例。1918年6月17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对1917年11月24日的直接税法令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令》，这一法令规定了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严格制度（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441—443页）。——[165]。

[5]指《关于消费合作组织的法令》。这个法令的最初草案是列宁写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12—213页）。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列宁的草案拟了一个详细的法令草案，由粮食人民委员亚·格·施利希特尔签署，公布于1918年1月19日（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号。草案遭到了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的激烈反对，他们坚持合作社应该完全独立，不受苏维埃机关领导。人民委员会为了利用现有的合作社机构来开展商业工作和搞好对居民的粮食分配，不得不对合作社工作者作了一些让步。1918年3—4月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和粮食组织三方代表举行谈判，重新制定了法令草案。4月9日和10日，草案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经列宁作了补充和修改后通过。法令的第11、12、13条完全是列宁写的。4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法令，同时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指出这个法令是妥协的产物，有一些重大缺点，因而是作为过渡性措施通过的。法令公布于4月13日《真理报》第71号和4月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5号。——[167]。

[6]为了适应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生产的需要，1918年3月27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委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制定总的劳动纪律条例草案。4月1日，在列宁参加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起草的关于劳动纪律的决议，建议把决议改写成法令，并在改写时考虑列宁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见本卷第195—196页）。4月3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劳动纪律条例》，发表在1918年4月《国民经济》杂志第2期。《条例》要求一切国营企业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生产定额和计算劳动生产率，实行计件工资和超额奖励制，对破坏劳动纪律的人严加惩处。各工厂根据这个《条例》都制定了各自的具体的章程。这对整顿社会主义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

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是率先实现列宁关于实行计件和奖励工资制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指示的单位之一。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讨论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时，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坚持把必须实行计件工资制写进提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4月1日审查的决议中。根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的决定，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于1918年4月向所有基层组织发出了关于在金属工业中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的指示。——[170]。

[7]十月革命后，在苏俄，计件工资几乎完全被计时工资所代替，这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巩固劳动纪律起了消极作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苏维埃政权首先在第一批国有化企业里推行计件工资制。在和平喘息时期，计件工资制得到广泛推广。到1918年7月，彼得格勒各企业已对四分之一的工人实行计件工资。1918年12月颁布的苏维埃劳动法典最后肯定了计件工资原则。——[170]。　

[8]商业秘密指资本主义企业对其一切生产、贸易和金融业务及全部有关文据保守秘密的权利，这种权利受资产阶级立法的保护。十月革命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于1917年11月14日（27日）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从而废除了商业秘密。——[171]。

[9]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象和哈巴狗》。寓言讲一只小哈巴狗朝着一只大象狂吠乱叫，无理取闹，以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毫不费力地成为“大名鼎鼎的好汉”。——[174]。

[10]指人民委员会《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保护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这项法令规定，交通人民委员对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在运输方面拥有无限的权力，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不得直接干预他的命令。所有联邦一级、区域一级及其他各级地方苏维埃组织都无权干预运输事宜。

这项法令的制定过程是：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3月18日审查了交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各机关不得干预铁路部门事务的法令草案后，责成专门委员会根据列宁提出的下述要点改写这个法令：“1．大集中。2．根据铁路组织的挑选任命各个负责人，即每一地方中心的执行者。3．对他们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4．军事警卫队在保障秩序方面的独裁权力。5．立即核查流动人员及其分布的措施。6．建立技术部的措施。7．燃料。”对专门委员会改写后提交人民委员会3月21日会议讨论的草案，列宁又作了一系列重要修改。之后，草案被政府批准。由于法令受到在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影响下的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反对，交通人民委员部3月23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修改这个法令的问题。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会上攻击这个法令取消了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作用，而代之以委员的个人权力。列宁批驳了这种攻击，指出必须采取最强硬的措施来消除铁路上的怠工和松垮现象，并对法令又作了两处修改。3月23日，法令被政府最终批准，由列宁签署，公布于3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7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18—20页）。——[178]。

[11]《前进报》（《Вперёд》）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起在莫斯科出版。该报最初是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的机关报，后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委员会和中部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8年4月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和亚·萨·马尔丁诺夫都参加了该报编辑部。1918年5月10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该报被查封，领导人被送交法庭审判。5月14日，该报改称《永远前进报》，出了1号。1919年1月22日—2月25日继续出版。1919年2月，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被最终查封（决定草案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180]。

[12]《我们时代报》（《Наш　Век》）即俄国立宪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言语报》。《言语报》在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后，曾用《我们时代报》以及《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等名称出版。——[180]。　

[13]关于伊·谢·屠格涅夫对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为表谢忱》一文（《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1年俄文版第4卷第122—123页）。——[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