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丨论劳动纪律——写在二七纪念日

1月22日，凤凰新闻发布了一篇《开火车的人》，详细地记述了火车司机的职业生活。文章发出后不久即被删除，幸好工劳网[1]做了备份[2]。文章作者的观点和倾向有些偏颇，但其中丰富的现实材料仍值得我们分析和研究，本文将对其中提到的火车司机劳动纪律进行讨论。

如果我们一般地谈劳动纪律，那么谁也不能否认，劳动纪律是必要的：没有劳动纪律，工人们就不能协调起来，无法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没有劳动纪律，也无法保证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就拿铁路来说吧，一趟火车要想正常的开动，需要有巡道工定期巡逻检查，保证铁轨状态良好、没有障碍，需要火车司机按时到岗、专心驾驶、服从调度，需要调度人员合理安排列车时刻表，需要车站在规定时间段组织乘客上下车、安排货物装卸……不这样做，铁路就不能完成运输任务，甚至有发生事故的风险，造成人员的伤亡、财产的损失。《开火车的人》一文提到的一部分劳动纪律，例如发车前备班、驾驶时瞭望、按照规定的时间和速度驾驶车辆，就其本身来说，都是必要的劳动纪律，都是由铁路本身大生产性质决定的。

但并不是所有劳动纪律都是如此。我们看到，另一些劳动纪律不是由于铁路的大生产性质，而是由于铁路的资本主义性质。与其他行业的资本主义生产一样，资本主义的铁路也想要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但生产规模受限于需求和铁路运输能力，不能随意扩大（像另一些行业的资本家随意加快流水线的速度那样），于是就有了所谓“降本增效”：减少工人的人数，两三个人的工作交给一个人干。一部分劳动纪律就是为了“降本增效”而产生的，例如火车司机在春运时期可能50天不能回家休息、没有公休节假日、月工作时间长达400小时……只要简单地增加人手，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火车司机可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不那么疲惫，对安全生产也有好处；安排多个司机轮流开车，可以解决火车司机的吃饭上厕所问题；当司机因事故出现心理创伤或者因长期工作而产生身体上的疾病，也可以给司机放假——但是资本主义的铁路为了“降本增效”，不愿这么做。类似的现象不仅发生在铁路部门，有的工厂扩产的时候并不相应地增加人手，而是要求工人照看更多的机器，这样工人的负担更重了，而资本家只支付同样的工资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

以上我们说到了两种劳动纪律，一种是由铁路的大生产性质决定的，一种是由铁路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当资本主义制度被消灭，企业的存在就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需求、保障就业，这时就不需要第二种劳动纪律了，而第一种劳动纪律仍有必要保留，除非出现了重大的技术革新。

除了这两种劳动纪律以外，我们还能看到第三种劳动纪律，这种劳动纪律对于生产本身没有什么帮助，对于“降本增效”也没有什么好处。比如所谓的“司机警惕装置”，要求司机每隔一两分钟按一下或踩一下，目的是让司机证明自己没有睡着——保持清醒当然是必要的，但对于清醒的司机，自证清醒就成了一种负担，更别说现在更是有AI技术通过摄像头实时监测司机是否闭眼、坐姿不正，完全用不着这样自证清醒；另一种“限速提醒装置”要求司机看到限速标识时按下按钮——然而按钮并不影响火车的速度，车速是自动的，这种自动的车速本可以减轻司机的负担，让他们更多地注意轨道异物。火车司机们说，这样的劳动纪律“只是增加司机的负担，影响情绪”。

这一类的劳动纪律为何会产生呢？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资本家已经不直接掌控企业了，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出现了管理者。在最小的企业中，资本家常常自己兼任管理者，直接向工人发号施令；稍大一些的企业，资本家自己管不过来了，可能会让自己的亲戚帮忙管理，形成所谓的“家族企业”；而当企业的规模达到一定的程度，资本家就要雇佣专门的管理者了。这时，资本家不必了解生产过程，即使对生产一窍不通也没有关系，他只需要决定自己把钱投在哪个行业，然后就能躺着赚钱——实质上是剥削工人的血汗。因此，搞房地产的资本家开始生产汽车，生产汽车的资本家收购了通讯软件，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像铁路这样的“国有企业”，背后的“资本家”国资委更是不可能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

这样一群管理者，他们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就有所不同了。资本家希望尽可能地多赚钱，但最多能赚多少呢？资本家也不知道，他只能大概估计一个标准，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心满意足了。而对于管理者来说，他们不能从利润当中得到多少好处，并且级别越低的管理者，他的收入越是与利润无关（这里是说，虽然管理者的收入也是由工人的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的利润来供养，但他们大多是获得较固定的高额薪资）。相反，管理者更担心自己承担责任的风险：一旦出现事故，自己的饭碗还能不能保住？于是，管理者就利用自己的权力，制定各种劳动纪律。如果出现事故，管理者就可以从中找出相应的条款，宣布事故原因是工人不遵守纪律，责任完全在工人，从而逃避责任。用火车司机自己的话说，这样的纪律“只是领导为了自保和分担责任而定”。这样的劳动纪律难以真正执行，管理者不在乎；这样的劳动纪律增加工人的负担，损害工人的安全与健康，管理者也不在乎；这样的劳动纪律可能对生产有负面影响，只要不显著地影响利润、不至于让管理者无法向资本家交差，管理者还是不在乎——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其他行业也有类似的劳动纪律。我们曾收到一位冶金工人的来信，这位冶金工人的管理者在机器上设置了许多警报，这些警报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却需要工人来处理。这些无用的警报吸引了工人的注意力，真正有意义的警报就被掩盖了，有一次因此而影响了生产，管理者自己没有承担责任，也没有修改警报的设置，而是责怪工人处理不及时，“考核”了工人。

“考核”，实际上是罚款，这是管理者的官僚主义的另一种表现。以上所谈到的三种类型的劳动纪律，都是通过罚款制度来执行的，因为这是对管理者来说最方便、最省事的执行方式。火车司机每个月的工资“怎么都会少点钱”，因为罚款的名目太多，已经搞不清楚了。甚至罚款成为了一种任务，有的机务段在火车头里安装摄像头，并且安排专门的“视频分析员”看监控录像，完成“考核”的指标。

在这样的罚款制度下，即使是像备班（发车前强制火车司机休息）这样完全必要的劳动纪律，也不能产生有益的作用，因为火车司机只会因罚款而担惊受怕，却没有人来向他们解释劳动纪律的目的和意义，也没有人照顾他们的情绪、鼓励他们。相反，管理者只会讲一些狗屁不通的大道理，比如“所有人都是规矩中的一份子”，这句话是火车司机张国平从领导的口中听到的。张国平原本热爱自己的工作，但由于违反劳动纪律被罚款，变得提心吊胆、经常走神，甚至出现了心理疾病。这就是说，通过罚款来实施的劳动纪律只能起到负面的效果，甚至对生产造成危害。

我们继续追问，管理者为何能有权力制定劳动纪律和罚款制度呢？这是因为资本家把资本的使用权交给了管理者，其中包括了支配劳动力的权力，因此管理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支配劳动力，能够制定劳动纪律，逃避责任——但他们不只是逃避责任。管理者既然制定了劳动纪律，掌握了赏罚大权，就能以罚款为要挟，让工人送礼、给好处；招聘和提拔的权力也成为了管理者的摇钱树，巴结领导的工人能成为班组长，违逆领导的工人则会被穿小鞋甚至开除。由于工人学会了借助劳动合同法维权，直接开除的情况可能已经不多了，但给工人穿小鞋、逼工人自己离职的情况仍然广泛存在。

管理者的出现，让实际生活中的现象更加复杂了，让工人承受了更多的痛苦，但并不改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而只是这种对立的表现形式。资本家和管理者虽有不同的利益，但他们紧密地勾结在一起：资本家放权给管理者，自己仍能得到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管理者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了高额薪金，实质上是瓜分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同时还利用劳动纪律规避了风险，还能把自己的权力“变现”；工人不但受资本的剥削，还要承受严苛的劳动纪律和管理者的盘剥，一旦出现事故还会成为替罪羊。这不只发生在铁路部门，而是许多行业的大企业所共有的。

那么，工人们要如何改变现状呢？怎样才能摆脱那些不合理的劳动纪律与罚款制度呢？

郑州局洛阳段的火车司机李伟杰，曾在2013年起诉郑州铁路局，要求支付加班费、归还罚款。[3]李师傅的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地铁路工人的关注和支持，但由于铁路局阻挠破坏、法院审判不公，李师傅最终败诉。李师傅的斗争经验告诉我们，专制政府和资本家、管理者是穿一条裤子的，我们可以借助起诉来唤起其他工友的斗争意识，但不能指望法院替工人说话。要想彻底废除不合理的劳动纪律与罚款制度，我们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推翻专制政府、夺取生产资料，自己组织生产、自己制定劳动纪律。

另一方面，李师傅的斗争经验也让我们看到了“12万的火车司机，甚至是全路的铁路工人”团结的力量。李师傅利用QQ群进行组织，利用公众号进行宣传，甚至得到了日本和韩国铁路工人的支持；各地的铁路局迫于压力，不得不给火车司机补发加班费，仅郑州局就补发了一个亿。李师傅的QQ群是流动的，群里的火车司机常常受到领导的压力而退群，同时也不断有火车司机进群。一个松散的QQ群，就让铁路局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如果是巩固的工人组织，该会迸发出怎样的力量呢？

李师傅的官司，是在郑州市二七区法院起诉的。“二七”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一百多年前的一次铁路工人罢工。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为了维护集会权，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开始罢工。由于京汉铁路全线的工人都组织在一起，从发布罢工命令到京汉铁路全线瘫痪仅用了三个小时。京汉铁路工人的组织程度吓坏了反动军阀吴佩孚，2月7日，这个狠毒的杀人强盗调动军警镇压铁路工人，迫使工人复工。

罢工顺利开展，是由于工人有一定的组织程度；罢工以失败告终，则是由于工人的组织程度还不够高：京汉铁路工人与正太铁路工人、津浦铁路工人等等只有松散的联系，也没有联合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贫雇农。今天，中国无产阶级面对的敌人不是割据一方的军阀吴佩孚，而是一个触手遍布全国的官僚资本集团；今天，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没有集会权，而且连建立工会的权利也没有。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情况下，工人组织的发展壮大受到种种限制，因此今天的中国无产阶级首先要联合其他劳动者去推翻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

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力量有限，还不能立刻夺取全部的生产资料。但是，革命工人政党应该派人进驻大企业，尤其是由革命政府没收的、规模以上的生产企业，来发动群众组建和巩固工人代表委员会。革命政党要发动群众、教育群众，首先从帮助他们改造自身的工作场所开始，可以在劳动纪律方面争取以下改变：

①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人手，使第二类（资本家的）劳动纪律被动摇；

②管理者由职工大会任命并受工人监督，使第三类（管理者的）劳动纪律失去基础；

③由职工大会组织以一线劳动者为主的讨论，力求废除第二类和第三类劳动纪律，保留第一类（大生产的）劳动纪律；

④废除罚款制度，通过解释和说服使每个工人自觉遵守第一类劳动纪律。

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无产阶级已经是自己为自己制定劳动纪律了。这样的劳动纪律既不是为了让资本家获利，也不是为了让管理者逃避责任，而是为了生产的稳定进行、为了工人自己的安全与健康。无须讳言，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真正夺取生产资料，这些成果还不够稳固，资本家也还能得到一些利润，工人还在受剥削；但更重要的是，在广泛的斗争当中，无产阶级能够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力量，直到最终夺取生产资料，彻底巩固一切斗争成果。到那时候，铁路工人才能凭借自己的组织纪律性，凭借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贡献，重新取得“铁老大”的光荣地位。

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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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s://at.laborinfocn3.com/articles/url?lk=https%3A//news.ifeng.com/c/8WY0ooU22i4

[3] https://zhuanlan.zhihu.com/p/38508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