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鲁迅-历史转折点的革命文豪

本文发布于《布尔什维克》杂志频道：https://t.me/bolshevik_red

“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i]

在马克思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时，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投机分子都忙于从大革命的伟大历史中召唤他们的亡灵。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这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剧变—丝毫不缺少可以召唤的亡灵。在这个阶级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从历史中召唤出的是哪般亡灵对于今日的革命者来说关系到未来斗争的纲领、策略和面貌。而在官僚为了标榜自己继承“革命”传统所散布的种种迷雾中，找到二十世纪中国从文化到政治社会巨变的真正面貌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任务。

而鲜有人物像鲁迅在当代中国有如此矛盾的形象—一方面，他是官僚们都想勾肩搭背的“知己”，习近平便非常喜欢吹嘘：“我在‘文革’期间，把当时出版的鲁迅文集都看了，有的书看了好几遍”[ii]，并号召大小走狗都跟自己一起“弘扬”鲁迅精神；另一方面，他是令官老爷和资本家们都惴惴不安的幽灵，向往民主与平等的进步青年的鞭策者和导师。他的作品内容反映了中国二十世纪初期激进、向往革命的社会意识和他个人对传统文化、殖民主义和社会动态的深刻反思，其辛辣、批判的风格更是令生活在资产阶级剥削和中共独裁枷锁中的读者酣畅淋漓。也正因如此，他的文章被悄悄地从课本中删除，当在抗议中中国青年模仿鲁迅在街上呼吁群众“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生”，“在黑暗里发一点光”的时候，警察只能遮遮掩掩的把他们赶走[iii]。中共官僚虚伪的行为揭示了他们的真面貌：过去谁革命、怎么革命，现在谁是“革命”的、谁又不能革命，不是按社会物质活动的真理来决定的，而是按少数当权者的便利来决定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要为未来的中国革命指明方向，就需要破除中共官僚对过去革命的谎言和迷信。通过对鲁迅本人真实思想，和其所处在、所思考时代的揭示，本文旨在讨论并澄明鲁迅究竟是站在民族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以及布尔什维克革命党和文艺活动、创作者关系的疑问。

五四运动与“救国”

在鲁迅的葬礼上，中共统一战线下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在鲁迅的棺椁上盖上了“民族魂”的绸幛[iv]。自此以后，将鲁迅成为一名民族主义者就成为了一件顺理成章、颇为方便的事情。现如今，中共喜欢跟我们强调鲁迅有多“爱国”，多想“救国”，转而告诉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团结起来，抗击西方国家霸权。

这是对鲁迅真正立场的拙劣模仿。

对于那个时代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来说，“爱国”与“救国”从来都不是关于民族自强（成为列强）或者民族复兴的事情，尤其不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重新请回来的事情。将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摆脱，意味着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和科学理念，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带到中国[v]。鲁迅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只不过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实践这件事情。

鲁迅从来都不是一个标榜中国文化和传统的人。年少时，他在江南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学习日语和德语，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最新的医学和地质学知识。这让他成为了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地质学和进化论的人之一，“侏罗纪”和“白垩纪”这些古生物学名词就是首先由他翻译而来[vi]。这种对进化论的认识也成为了他后来对社会演化和革命支持的发端。

仰慕日本同为落后东亚国家维新取得的现代化成果，他赴日留学，在这期间他对其他受压迫民族的文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翻译了诸多俄国和东欧弱势民族的文学[vii][viii]。鲁迅对受压迫民族解放的认识从源头就不来自于对中国古老社会和文化的认同，而是来自于在殖民主义下对民族压迫普遍性的觉悟。

这种对政治和文化理解的逐渐加深让他的兴趣逐渐从通过科学救国变成了通过文化和政治救国[ix]。但他并没有选择成为一名政治家和组织者，而是成为一名文人。他的志趣并没有在领导中国茁壮发展的工农和学生运动上，而是在写作上。他通过笔，而不是武器和旧社会作斗争。

毫无疑问，鲁迅一直到二十年代早期都以唤醒“国民”的意志作为自己的任务，但他的民族主义从来没有建立在对过去传统的尊崇上，事实上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x]作为地主、佃农和官宦社会所反射的意识形态，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是落后和保守的。鲁迅激进地对中国文化进行彻底的否定，从而给远远超出文化范畴的革命性新文化运动腾出空间。他毫不留情地揭露那些幻想把传统文化和激进意识调和的人的虚伪面目：“他们反对一切舶来的东西，说这会‘用夷变夏’；不过，要是这夷人统治了中国，他们又发现这夷人其实也是黄帝的苗裔。”[xi]对于鲁迅来说，重要的从来不是中国还是外国的，而是进步还是保守的，压迫还是解放的。

在五四运动以后，鲁迅意识到了资产阶级的买办和军阀跟帝国主义紧紧勾结在一起，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为了完成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人民必须从阶级合作、民族团结的立场走到阶级斗争的立场，并以此调整政治策略。

《阿Q正传》这部伟大的作品就体现了这一点，主人公阿Q在经历了革命之后（革命具体的名字被抹去了，正是为了对中国传统农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相似性，也就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进行反思）却观察到：

“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xii]

正是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导致了民主革命没有被彻底完成，旧有的制度仍然在新的形式下被保存了下来，由此导致民众的意识中也没有发生根本的革命，孙中山的任务并没有完成—革命仍然不是全体国民的，而仍然是少数权贵的利益、权力交接。这既反映在阿Q和他周围的农村群众对辛亥革命朴素的前现代理解中，也反映在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投机倒把中：

“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xiii]

“那还是上午的事。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xiv]

正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和经济上的双重无能和妥协导致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破产。此后数十年的民国政府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做列强三流奴才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其政治代表无力从帝国主义手中“救国”！

在中国已成为新兴帝国主义势力的今天，鲁迅的立场尤其需要革命共产主义者通过历史环境进行反思。他在彼时支持的民族意识觉醒和爱国救国运动是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进步抗争，并且他本人也很快反思到了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哪怕是“国际性的”民族主义）。倘若有“左翼”人士在现如今的中国支持中共为无产阶级画的民族复兴、民族团结的大饼，帮助游说无产阶级现在苦一苦，等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了就可以享受工人贵族的生活，那就跟鲁迅“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xv]的反帝革命精神背道而驰了。同样，倘若中国群众发动了推翻中共党国的斗争，如果仅仅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也就只是让官僚和他们的资产阶级走狗们“将辫子盘在顶上”，改个名号继续统治罢了！

批评自由与“党的文学”

自从鲁迅死后，毛泽东便把他的名号当成了自己手中的大棒。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讲话上，毛泽东将他吹捧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xvi]。这便有两重作用：一方面鲁迅成了毛泽东的亲密同志、精神知己；另一方面，凡是党的政策（毛的政策），也就成了鲁迅的政策。我们会看到这种利用的滑稽表现：在50年代鲁迅是需要接受改造，“要被整整的”臭老九[xvii]，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鲁迅又成了毛主席忠诚的红卫兵，“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xviii]在这对鲁迅的滑稽骑劫中，他仿佛成了一个无原则听命于党的御用文人，这是鲁迅的真实立场吗？

一、党的“文学”问题

毛泽东在1942年所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是中共毛泽东时代对文艺态度最经典的论述，也因此今日的“马列毛主义者”也将此文视为“走无产阶级路线”的文艺政策。在此文中，毛泽东声称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毛泽东进一步引申，鲁迅便是这样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艺工作者在整风运动中就要以鲁迅为榜样，“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xix]。

文艺工作者需要按照革命党的任务改变自己作品的面貌吗？既然毛泽东和“马列毛主义者”都自认为是列宁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精神继承者，我们就需要考察一下毛泽东所提及的列宁的文章«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请读者原谅我在这里使用了俄文原文，因为我们正要谈到的就是一个涉及俄文翻译的重要问题--这篇文章被翻译为多个版本，而最大的分歧就在于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究竟是翻译为文学还是出版物。[xx]（中共最新版的《列宁全集》也已经翻译为了“出版物”）

为了释义上的严谨，我们需要联系列宁原文中的上下文对列宁的原意进行推断。在本文的开头，列宁提出：

“十月革命【指的是1905年10月30日沙皇签署给予公民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十月诏书》】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出版物【或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我们首席大臣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还在‘非法地’出版”。[xxi]

由此可见，当列宁说党的出版物需要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时候，他谈的并不是对文学进行审查，将其作为党政纲领的延申，而是先锋党的党报党刊在民主集中制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这也与列宁在《怎么办？》中对党报的论述相吻合）。当然有作家会向往革命、支持革命，甚至参与革命，但他们的文艺作品不是党报——党的组织和政治宣传工具。党报当然需要遵从党在特定时期所确立的政治路线，但对文艺作品进行审查，尤其是禁止那些对党和党的政治路线进行批评，或对当前社会进行反映和批判的文艺作品，毫无疑问会扼杀文学创作的活力。鲁迅从来没有同意过这样的观点。

二、鲁迅的文艺观

在1927年《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讲稿中，鲁迅提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xxii]

鲁迅一生都坚持这样的观点—文学是从来不能政治挂帅的，得是“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政治性、阶级性，但它并不是完全受政治经济支配的，而是有自己一定独立发展的逻辑。一些机械唯物论者并不理解这一点，事实上，当时鲁迅就针对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论的文学观做出了评价。当林癸未夫（日本文学批评家）用无产者和有产者都要吃饭睡觉来反驳唯物史观提出的阶级分析时，鲁迅答道：

“来信的‘吃饭睡觉’的比喻，虽然不过是讲笑话，但脱罗兹基【托洛茨基】曾以对于‘死之恐怖’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有不带阶级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实是差不多的。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xxiii]

上文中鲁迅就已提到了托洛茨基。的确，他本人早年就阅读了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文学与革命》，并在多篇文章中提及。[xxiv]鲁迅远远说不上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毕竟这个词包含了诸多政治涵义，而鲁迅对这些政治问题并不完全清楚，也更没有研究过托洛茨基的政治经济作品。但他在文艺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和他对文艺问题的态度却和托洛茨基颇有相似之处。

在文艺工作中，托洛茨基和鲁迅分别作为政治家和作家遇到了阶级还原论的对手。在苏联，托洛茨基的主要论敌是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文化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该协会激烈地否定非无产阶级艺术家的创作，并且鼓吹通过一小撮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孤立地成立一个工作室来从头培养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学”[xxv]；在中国，鲁迅遭遇到了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派，和俄国的无产文协一样，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派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主张有良好鼓动效果，为革命服务的才是好文学。[xxvi]1928年，鲁迅、茅盾两位作家和无产阶级文学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鲁迅的回答从一名作者的角度出发，指明艺术创作中作家自由发挥的重要性。托洛茨基的回答则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角度出发：

“自己的路艺术应当用自己的腿来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不是艺术的方法。党领导着无产阶级，却不领导历史的进程。……艺术的领域，不是党应当去指挥的领域。”[xxvii]

尽管艺术趣味相比托洛茨基更偏古典，但列宁同样不把自己的艺术观念强加在艺术家身上，并极力反对试图把文艺路线变成党的路线的波格丹诺夫。

“对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著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xxviii]

这种文艺创作自由的观念贯穿了鲁迅一生。尽管没有经过精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鲁迅的文学观可以说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他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同时也意识到了文化和经济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使好的文学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由阶级政治支配的东西，因此它也需要一定自我有机发展的空间，掐掉这个空间，就会让文学成为死气沉沉的八股文。比起毛泽东和斯大林对文艺事业的严格审查，鲁迅的立场明显更接近托洛茨基和列宁。

三、陷于政治漩涡中的文人——同志、信和迫害

鲁迅作为一名文人，既没有加入共产党，也没有仔细研究过马克思主义著作，自然谈不上政治家或理论家。但他的文艺知己瞿秋白确是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长和政治局常务委员，后来也担任了总书记。瞿秋白本人早年也阅读过《文学与革命》，并在访苏期间写下了《赤都心史》，其中对托洛茨基颇有仰慕。[xxix]他的这种态度在斯大林对左翼反对派的清洗中自然是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6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仅因为说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论“有些意见还值得考虑”，就被王明等人扣上了“半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名号。[xxx]此后他在中共不断被边缘化，1935年在临死前他在狱中写下：“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斯大林主义者对党内民主的打压和肮脏的政治手段尽让一名革命志士到了如此消沉绝望的地步，呜呼哀哉！

在这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堕落成官僚集权机构的过程中，就连党外的鲁迅也不能幸免。毋宁说，鲁迅的正义感和他民族救亡的决心被中共的官僚们绑架了。在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就是被冠名到鲁迅身上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目前学界已有共识，该信绝非鲁迅作品，但这封信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甚高，甚至被视为反托洛茨基的大旗，因此中共在再版的《鲁迅全集》中从未删除此信。

中共（在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国际指导下）与国民党第二次形成人民阵线后（即抗日统一战线），鲁迅表达了对这个举措的惊愕和不解。在《半夏小集》中，鲁迅讽刺道：“‘联合阵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xxxi]这种观点自然是跟鼓吹“国防文学”（即文学中的人民阵线）的中共相左的，以至于当时出现了鲁迅是“托洛茨基者”的传言[xxxii]。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鲁迅不是一名政治家，因对时局发表见解称呼某某作家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或“斯大林主义者”都是一种政治抹黑。[xxxiii]

在这种情势下，一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向鲁迅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让鲁迅知晓托派的政治意见。据当时该事件的亲历者，中共党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胡风回忆，收到信件后，时任中共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在鲁迅病重时代笔完成了此信，并仅仅在鲁迅病榻前念了一遍这封信后就代其发表。冯雪峰还向胡风抱怨：“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xxxiv]可见这封信极难被称为鲁迅的观点。

这封信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在信中，“鲁迅”先是嘲讽了托洛茨基“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指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政治避难]”，接着暗指托洛茨基派“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xxxv]。此等言论恰是鲁迅本人最痛恨的，在批判梁实秋的文章《“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鲁迅言道：

“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比起‘侩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xxxvi]

这番比枪杀革命志士的侩子手更下贱的言论，怎么又会被鲁迅本人重新用来攻击托洛茨基主义者呢？把这封信的内容挂到鲁迅的名下，是对他的一种恶毒地侮辱。

作为一名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正义和解放的文人，鲁迅并没有过多的涉足政治，除了笔杆子外，他也没拿起过其他的武器。因此他并不了解千里外苏联政治中的诸多纠葛，和由此在中国的左翼政治中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在他的党中好友要么变成斯大林的忠实走狗、要么被清洗的时候，鲁迅在彷徨中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这种无奈是在时代的漩涡中一个有风骨的文人孤单地挣扎。

结语

为什么鲁迅在二十世纪早期的文坛独树一帜？他的赤诚、他的才华和他对社会敏锐的观察使他的杂文讽刺和故事描绘入骨三分。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执拗和傲骨——不对强权低头，永远都说从心中自然流出的话。它启发着革命共产主义者，因为反抗绝望的现存秩序、通过专业革命工作彻底地改变社会同样需要一种决绝的勇气。这种勇气是所有“现实主义者”、愤世嫉俗者的“不可能”领会不到的，毕竟“绝不能以我之必无地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xxxvii]。

纵观鲁迅的一生，他为社会中受压迫和剥削的弱势者而呐喊，在对国民革命的反思中从民族主义立场走向阶级立场。但他从来不能被归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亦或“毛派”、“托派”。无论是何立场，自认为是革命共产主义者的人都应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者是一名投身组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但这并不妨碍革命者从鲁迅这位同路人的文学作品中汲取灵感和鼓舞。正如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重要的是启发我们的究竟是怎样的鲁迅？扒开了中共官僚集团为了粉饰自己的特权，和保留其特权所使用的集权手段所抛出的迷雾，我们才能从历史中还原鲁迅思想和他所处时代的真正面貌，为这一代的革命者澄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

我们是谁？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危机，群众斗争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都愈演愈烈。当统治阶级陷入危机时，群众斗争扩大加深时，建立一个能够引领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式组织的必要性愈发清晰了。

为此，我们创办了《布尔什维克》杂志，通过分析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形势和阶级矛盾，指出通过理论学习、哲学教育和政治训练，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组织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提供了理论学习的素材，帮助读者什么是革命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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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01.htm。

[ii]央广网，“开明睿智才能进一步海纳百川”——“习近平在上海”系列报道之二，https://www.cnr.cn/shanghai/tt/20170927/t20170927_523967432.shtml。

[iii]德国之声，上海万圣节：当鲁迅、维尼熊遇到大白，https://www.dw.com/zh/%E4%B8%8A%E6%B5%B7%E4%B8%87%E5%9C%A3%E8%8A%82%E5%BD%93%E9%B2%81%E8%BF%85%E7%BB%B4%E5%B0%BC%E7%86%8A%E9%81%87%E5%88%B0%E5%A4%A7%E7%99%BD/a-67277028。

[iv]丸尾常喜，《明暗之间：鲁迅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53页。

[v]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9页。

[vi]丸尾常喜，《明暗之间：鲁迅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6页。

[vii]鲁迅，《鲁迅全集》，《为了忘却的纪念》，第2466页。

[viii]同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第2490页。

[ix]同上，《藤野先生》，第1102页。

[x]同上，《老调子已经唱完》，第4226页。

[xi]同上，《古书与白话》，第1559页

[xii]同上，《阿Q正传》，第700页。

[xiii]同上，《阿Q正传》，第695页。

[xiv]同上，《阿Q正传》，第700页。

[xv]同上，《杂忆》，第305页。

[xvi]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万岁》（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1968年），《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1-094.htm。

[xvii]李新宇,《1949：进入新时代的鲁迅》，https://www.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75&extra=page%3D1&mobile=no

[xviii]郭沫若，《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日），《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66/11/1/4/

[xix]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205.htm

[xx]根据日本学者长堀祐造的推测，毛泽东阅读的应是《解放日报》1942年5月14日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毛泽东在5月23日的《结论》中就引用了该文章。

[xxi]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06.htm

[xxii]鲁迅，《鲁迅全集》，《革命时代的文学》，第1790页。

[xxiii]同上，《文学的阶级性》，第2073页。

[xxiv]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83页。

[xxv]《捍卫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文化论批判：博格丹诺夫到斯大林主义，https://telegra.ph/Critique-of-Proletarian-Culture-Bogdanov-to-Stalinism-part-1-06-21

[xxvi]田丰，《“革命文学”之为何极其途径——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的核心》（《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4月），第1页

[xxvii]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04页

[xxviii]列宁，宁可要少些，但要好一些，中马库，1923年3月4日，列宁，宁可要少些，但要好一些，中马库，1923年3月4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230304.htm

[xxix]“第三次大会第一天，杜洛次基提案《世界经济现象》，指呈当时经济恐慌稍缓，渐有改善，劳动运动由进攻一转而为防守——资本家反乘机进取，然而这不打紧，共产国际可藉此深入群众，正是历练巩固革命力的好机会。丰采奕奕的杜氏，演说辞以流利的德语，延长到三小时余，……后来讨论时，法国共产党有许多疑问，争辩很久。我们新闻记者中有不十分懂的，因约着布加利亚代表同去问杜氏。杜氏见中国新闻记者很欣喜，因竭力和我们解释，说话时眉宇昂爽，流利倜傥。”

“列宁末后几句话，葬在热烈的掌声中。还没来得及静下，演坛上突然又现杜洛次基的伟影：

——我很愿意不到这演坛上来，而只愿意坐在你们中间，听一听你们的回忆辞。”

瞿秋白，《赤都心史》，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quqiubai/mia-chinese-qqb-1921.htm#18

[xxx]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114页。

[xxxi]鲁迅，《鲁迅全集》，《半夏小集》，第3842页。

[xxxii]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214页。

[xxxiii]同上，215页。

[xxxiv]同上，204页。

[xxxv]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luxun/21/009.htm

[xxxvi]鲁迅，《鲁迅全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第2216页。

[xxxvii]同上，《呐喊》，第5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