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党史：通往革命的道路》1.24 1903年分裂的真正意义

《布尔什维克党史：通往革命的道路》是一部通过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前后历史，阐述并解释了他们如何凝聚为一股马克思主义势力，一步步带领俄国的工人阶级推翻沙皇和临时政府，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早在100多年前的俄国就已经被指出，而布尔什维主义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它还是人类的未来，是通往革命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杂志为读者翻译本作，学习20世纪俄国革命的历史来真正传播革命共产主义思想。这样的作品对于每一位共产主义者都是必要的。该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对资产阶级抹黑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真正的革命者的论战，同时也是一本记录着如何通过哲学的方法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一般的工人先锋队革命党。

无论1903年的分裂对未来的影响有多大，在大会上出现的分歧仍然具有未被发现的特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已经作为政治倾向而存在，但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在所有的政治问题上，《火星报》的倾向内部实际上是一致的。然而，一直有强大的既得利益者试图从这些分歧中解读出远远超过它们所包含的事实。这并不是偶然的。斯大林主义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都可以从把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中获利，而斯大林主义者需要证明托洛茨基从1903年起就是属于孟什维克的。

孟什维克主义所代表的政治倾向只是在大会之后的时期才形成的。当时的分界线还很混乱。这个未来的社会爱国者普列汉诺夫最初站在列宁一边。未来的十月革命领袖和红军的创始人，托洛茨基，则发现自己暂时处于少数派的阵营。与斯大林主义的诽谤相反，托洛茨基从1903年起就是孟什维克，他在1904年9月与马尔托夫集团决裂，此后正式留在两个派别之外，直到1917年。在政治上，托洛茨基始终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但在组织上，他有一种错觉，认为有可能将党的两翼联合起来。历史最终表明这是不可能的。但托洛茨基并不是唯一一个犯这种错误的人，我们将证明这一点。

尽管这一明显的事实，几十年来，斯大林主义者坚持引用23岁的托洛茨基在第二次大会上的头脑发热的反应，作为他所谓的孟什维克主义的证据。因此，我们读到了下面这样的说法：

“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大会发言表明，在党的纲领（！）和规则这一根本问题上，托洛茨基与其他孟什维克一脉相承，并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V.A.格里戈连科[i]等，《布尔什维克党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1903-1917年2月）》，第30页。)

这种基本的诽谤起源于1923-24年发起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当时列宁躺在病床上，瘫痪而无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了一个秘密集团，以期在列宁死后形成领导权。他们不惜写了一本所谓的《布尔什维主义史》，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党的历史的扭曲和充满偏向的叙述来诋毁托洛茨基。关于1903年，季诺维也夫提到了“当时还是孟什维克的托洛茨基同志”。(季诺维耶夫,《布尔什维主义史》，第85页)

诸如伦纳德·夏皮罗这样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则试图讽刺列宁赞成集中制的论点，以描绘出一个对民主制度横加指责的无情独裁者。事实上，1903年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偶然性，没有人预料到会发生这种分裂。参与者自己也对这一意外事件的发生感到震惊和惊愕。列宁没有把它看作是最后的分道扬镳，这一点从他在大会之后的几个月里不断地试图与少数派实现团结中可以看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有一次当她提到永久分裂的可能性时，列宁反驳说“那简直疯狂到我无言以对。”(《历史》，第一卷，第486页)

1903年的分裂背后是早期脱离小圈子的困难。从党的发展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每一个时期，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内部摩擦。我们已经评论过早期从宣传到鼓动行动的过渡中所涉及的压力和紧张。现在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但结果要严重得多。以《火星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主要目标是使党走出小圈子生活的萌芽期（kustarnichestvo），为俄国强大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甚至在大会召开之前，马尔托夫就开始对召开党代会是否可取表示怀疑和摇摆不定。召开《火星报》倾向的代表大会不是更好吗？这种犹豫反映了保守主义和墨守成规，以及老兵们对向新方向前进的恐惧。

小流亡团体根深蒂固的习惯本能地反抗如此剧烈的旧有方式的破坏。正式选举、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意志、纪律严明的工作的想法，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接受，但在实践中证明是难以接受的。普列汉诺夫的旧的集团成员，习惯于小型的、非正式的朋友圈的生活，作为老兵和著名的《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长期以来享有巨大的政治权威，而他们现在所扮演的角色严格说来并不符合这种情况。阿克雪里罗德和扎苏里奇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害怕失去个人权威，害怕自己的个性在新的环境中被吞噬，而新的环境是由来自俄国内部的新一代新兴年轻干部主导的。大会记录显示，除了普列汉诺夫这个自然的例外，老一辈人发挥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他们一定感到完全迷失了方向。

个人威望的因素在一般的组织中可以起到非常大的破坏作用，而不仅仅是在政治中。在不涉及意识形态或原则问题的足球俱乐部、佛教寺庙和编织圈中，为职位、个人竞争和野心而进行的小规模斗争都会造成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导致革命组织的分裂和相当毒辣的争端，包括无政府主义组织，这些组织在理论上至少不赞成集中制主义——尽管在实践中这些团体经常被小集团和独裁者所支配。在与群众隔绝的小组织中，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分子占优势的地方，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劳动解放社的老成员们从未认真想过大会的决定会改变他们在运动中的地位。事情肯定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他们除了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外，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占据任何位置。当列宁提议选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时，引起了一片哗然，这让他完全措手不及——更何况这个提议在大会前已经被编辑们接受了。但这种同意只是表面上的。这个提议深深地震惊和伤害了那些将被放弃的老编辑们。在大会的走廊里，他们到处抱怨列宁所谓的不圆滑和不敏感。

为了党的团结，《火星报》组织和劳动解放社都在大会上正式解散了。但是，当提出结束《南方工人报》的问题时，其追随者进行了最后的斗争，主张将其作为一份“大众”报纸继续下去——这一概念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坚决反对。《火星报》领导层在大会前商定的建议是成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来自内部），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以及一个由这两个机构和另一个人（普列汉诺夫）组成的党委会。然而，在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上，矛盾立即浮现出来。《火星报》强硬派倾向于建立一个完全由《火星报》支持者组成的委员会。以马尔托夫为首的软派则希望给中间派（《南方工人报》）以代表权，并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候选人名单。这表明，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软派《火星报》潮流正试图与围绕着 《南方工人报》的摇摆不定的中间派潮流达成妥协。他试图推迟对这个问题的决定，这在大厅里引起了骚动。但是，与伴随着下一次会议的暴风雨场面相比，关于 《南方工人报 》的争论算不了什么。

列宁关于三人编辑部的建议不是独裁集权主义的反映，而是现实的简单表达。毫无疑问，列宁完全符合逻辑，因此普列汉诺夫不得不同意。旧的六人编辑委员会甚至没有设法开过一次会。在六位编辑领导下的45期《火星报》中，马尔托夫写了39篇文章，列宁写了32篇文章，普列汉诺夫写了24篇文章，波特列索夫写了8篇文章，扎苏里奇写了6篇文章，阿克雪里罗德只写了4篇文章。这是三年来的事! 所有的技术工作都是由列宁和马尔托夫完成的。列宁在大会后写道，“我再说一遍，实际上这个三人小组，在过去3年中，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是在政治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写作上的）中心。。” (《列宁全集》第44卷 ，致亚·米·卡尔梅柯娃，1903年9月7日，) 党的官方刊物的编委会成员可以是不亲自参加工作的人，其唯一的贡献是偶尔提供文章发表，这种说法不符合无产阶级战斗组织的概念。

起初，年轻的编辑部成员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也同意这一改变，但在扎苏里奇和阿克雪里罗德的疯狂压力下，他们改变了主意。托洛茨基提议重新选举旧的六人编辑部。但是崩得组织和工人事业部的支持者的退出，意味着《火星报》的强硬派现在占了多数。托洛茨基的提议被否决，选出了由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的新编委会，马尔托夫宣布拒绝参加编委会。强硬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软弱少数派（孟什维克）之间的分裂是一个事实。当分裂完全浮出水面时，它呈现出暴力的特征。在讨论编辑部组成的会议上，气氛很激烈，有时甚至“歇斯底里”，布尔什维克后来向社会主义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1904年）报告了这一点。

托洛茨基在当时的回忆录中表达了这个问题在年轻和易受影响的革命者中引起的愤慨：

1903年，问题仅仅是让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退出《火星报》编辑部。我对这两个人不仅充满的敬意，而且还有些私人情谊。列宁同样高度评价他们的过去，但他已得出结论，他们已成了通往未来道路上的障碍。他得出了组织结论，应该把他们清除出领导岗位。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的整个身心都抗议如此无情地驱逐老人的做法，他们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了党的门坎上。我的愤怒导致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列宁分手。我觉得他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可怕的、令人愤慨的。但是它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因而在组织上是必须的。与陷在准备阶段不能自拔的老人们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当时还试图保留普列汉诺夫，把他和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区别对待。但事件很快表明，这一尝试并没有取得效果。(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39页）。

在大会之后的几个月里，少数派的支持者大肆宣扬列宁所谓的“独裁倾向”和“无情的集中制主义”。这些没有丝毫事实根据的言论，成为掩盖马尔托夫集团无政府主义行为的烟幕，尽管他们在大会上作出了保证，但他们拒绝服从多数人的决定，对大会上民主选举的领导层发动了不忠诚的运动。他们破坏了适用于任何政党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要求由少数人决定，并通过拒绝与党的当选机关合作，有效地试图破坏党的工作。一个革命党不是一个讨论俱乐部，而是一个战斗组织。尽管如此，把布尔什维克党看成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结构，领导人发号施令，官兵服从的想法，是一种恶意的错误说法。相反，布尔什维克党是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党。即使在地下工作最困难的时期，在革命的中心地带，在内战最危险的日子里，内部政权，特别是它的最高表现形式——代表大会，也是公开和诚实讨论的舞台，不同思想的碰撞。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在最后的最后，一个不仅寻求夸夸其谈，而且寻求行动的党，必须达成决定并将其付诸实践。

从根本上说，对党的组织和纪律的态度是一个阶级问题。工人在工厂生活的日常经验中学习纪律。罢工的经验给我们上了非常深刻的一课——作为成功的前提条件，必须采取联合的纪律行动。另一方面，组织和纪律的概念对知识分子来说是难以掌握的。他或她倾向于把党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讨论组，在其中阐述自己对每一个话题的看法。少数人的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它对纪律的有机无力，以及把个人问题与政治原则混为一谈的倾向。无论多么博学，无论多么饱读诗书，那些没有亲自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知识分子，恰恰在运动的真正任务开始的地方，也就是在行动的领域，戛然而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注释

【i】V.A.格里戈连科：V.A.Grigoren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