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联网」
The Internet of Us
诉诸情绪导致群体分化
在电视、电脑或 iPhone 系列诞生之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 1946 年这样写道：「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社会，每个人都孤立存在，从不见面，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人们之间靠打字或电报交流，出行时坐的是封闭式汽车……这样一个虚构的社会可以被称为完全抽象的或丧失人格的社会。」
这篇文字有几点值得关注。它具有先知性和预测性。这个想法如果不是叙述平淡，更像是《拍案惊奇》里的情节或者汤姆・斯威夫特的冒险经历，而非一篇关于民主、法西斯主义和知识论的艰深文论。在这篇文章中，波普尔以实事求是的笔触表达了自己对于开放社会的警觉，他认为这种社会很容易变成「抽象的」或「去人格化的」社会。波普尔曾经是开放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开放社会可以体现以下价值观：这样的社会致力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平等、理性，以及进取型的批判态度。现在，我们可以说，在一个适度开放的社会中，通信和信息自由受到保护，政府不对人民施加干涉和审查，媒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非垄断）。按照这个标准，美国就是一个适度开放的国家（不过不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样开放，而且其开放度正在收紧）。互联网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网络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原因之一是人们对于信息来源和类型的操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尽情取舍，自在随心。我们还可以通过互联网以更快的速度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或自以为想要的信息，安全高效、省时省力，又无须烦扰他人；我们可以隐匿于互联网当中，和素未谋面的人成为朋友。可能有人认为，这正是波普尔发出的警告：随着言论和消费自由的扩展，人与人之间可能会越发疏离。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波普尔的担忧不无道理。但尚未可知的是，我们唯一面临的问题——甚至是最根本的问题——是否仅仅是个体孤立的现象。的确，沟通即交流，即使有些方法可能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果。贯穿于我们社会脉络的信息技术使我们得以通过更多的方式进行交流。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已经变得不可分离，我们向对方发送邮件、短信、推文，可能很快我们就可以向对方传递思维了。但是，我们在和谁交谈呢？我们又在倾听谁的声音呢？这就是问题所在。证据表明，我们倾听和诉说的对象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小圈子、小群体和同路人。我们倾向于阅读那些和我们观点一致的博客文章，观看有线新闻网以大众视角播出的世界报道，并且发布和分享「另一方」的笑料。因此，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波普尔所忧虑的现象：开放的数字世界让每个人都成了独立的个体，像鲁滨逊一样生活在智能手机这座孤岛上。我们真正的担心是，互联网正在增强「群体极化」效应，人们在逐渐形成孤立的部落。
在数字文化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曾经指出，互联网促进极化效应的一个原因是，互联网用户「反复地接触某一极端立场，存在心里暗示，认为很多人都持有这一立场，从而受到引导，人云亦云」。因此，长期收看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保守主义者会变得更加保守。只读《赫芬顿邮报》或《Kos 日报》的自由主义者也会更加推崇自由。桑斯坦认为，这意味着社会的真正分裂，「不同的人不再坚守自己最初的观点，原本多样化的观点渐渐趋同，因为他们所阅读和观看的东西都有局限」。
如今，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分裂现象。这一点反映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和 Facebook 上的其他自由主义者交朋友，而 Twitter 的页面上每天都充斥着令人激愤的消息，这些最新报道会使你和你的朋友们感到愤慨，从而增强群聚效应。大多数的极端话题都涉及道德和政治价值观的分裂问题。这一点很好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有基督徒和穆斯林；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共和党和民主党；自由市场营销者和社会主义者；等等。这些宗教、道德和政治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是我们如何辨识队友，是否各自为政的标准；有些差异以多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例如我们决定邀请谁参加晚宴，或者投票给哪个候选人。
那么，互联网会不会不仅分裂我们的道德和宗教价值观，而且使我们的理性标准产生分裂呢？我们会不会变得更不理性了呢？
互联网无限放大了观念之争
让我们回到第 1 章讨论过的博尔赫斯关于图书馆的想法。在这样一座包罗万象的图书馆中，各门各类的书籍应有尽有——从政治学到物理学，再到铅笔制造法。但这些书籍的论调并不统一，而我们也不能离开图书馆去查验孰对孰错，一切的资源都在图书馆里。如果我们生存在博尔赫斯所说的图书馆这样一个世界中——显然确实如此——我们将处于一种信息过剩的状态。无论是人们想象得到的，还是想象不到的任何主题，都可以在这座无边无垠的图书馆中找到相关的信息。有些信息完全准确，有些部分准确，还有一些全是胡言乱语，问题是我们如何分辨真伪对错。当然，人们将会推行某些理论，并将某些参考书籍视为解开其他秘密的钥匙，或是用于追寻真伪的地图。但是人们无法形成一致意见，不能确定哪些书是最佳参考书，也无法统一书籍好坏的分拣标准。
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将何去何从？一种很自然的趋势就是，人们会越来越部落化，就好像桑斯坦曾经论述的情形一样。这就如同在一间嘈杂房屋内，有人开始关注某些可以辨识的声音一样。图书馆里的某些住客会倾向于阅读某些书籍，而无视另外一些书籍，他们还会贬损对手的书籍及其参考书籍，用来确定图书好坏的标准。照此发展，我们会越来越难以理性地讨论谁的书最好，以及如何分拣新书。图书馆中的各个部落会以完全不同的标准来评判彼此给出的理由。
知识分子们会以先知的姿态频频点头。他们会说，这是一种必然的情形。有些人认为，我们无法知道哪本书里包含着客观真理，还有一些人会宣称：「客观真理根本不存在！一切书籍都具有相对性。」另外一些人会说，只有笃信某一本真理书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其他对参考文献、引文记录、卡片目录和理性标准的诉求一律无用。这样的情形只会加深部落化的格局，更加讲求实效的住客可能会听信某些煽动者的言论，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烧毁其他部落的书籍。
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互联网在向我们传达更多的信息，这不仅给了我们更多不同的意见，而且让我们可以更容易地挑选出那些我们早就认同的意见，这反过来又会加深我们的分歧。
以「政治真相」（Politifact）这样的「事实核查」网站为例，该网站由已经停刊的《圣彼得堡时报》发起建立，目的是打破一切各自为政的言论，并对新闻报道中充斥的文化和政治辩论中所宣称的各种真相进行验证。总的来说，这个网站发挥了良性效应，但也不断地受到攻击。在一篇题为「谎言、该死的谎言与事实核查：自由媒体在控制言论方面的最新尝试」的文章中，马克・海明威（Mark Hemingway）指控事实核查者本身就有失公允，因为他偏向左派。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好几例事件中，事实核查者似乎都带有政治偏见。海明威说：「显然，随着有线新闻和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媒体对政治言论的控制越来越弱，也越来越难以煽动公众情绪。与其说『事实核查』网站在核查事实，不如说它是以另一种方式过滤掉了那些不宜见光的真相。」
请注意海明威如何描述事实核查员的核查过程。他揭露了一个隐匿的真相：一些人（事实核查者）急于让有些见不得人的真相脱离人们的视野。无论是不是如海明威所说，问题是，在这个国家中，真相之争已经愈演愈烈，即使是「核查事实」的想法都会遭人怀疑。
一旦争论演变到这个地步，事情就很难解决了。这已经上升成一个原则问题，不是道德原则，而是「认识论」原则，因为这关乎什么值得相信，以及真相和知识的最佳来源问题。针对类别或原则问题产生的分歧印证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忧患，即所有的理由最终都站不住脚。
例如，你认为某个方法是通向真理的可靠途径，并称之为 P 认知原则，而我不认同这个原则，于是你借助 Q 原则加以论证。如果我仍旧持怀疑态度，并对 Q 原则进行质疑，那么你就无所适从了。作为一个生命和智商都受到限制的个体，你很难找到足够的原则来进行论证。最终，你只能用 P 原则（真实性未知）来捍卫你的 Q 原则，或者固执己见，强行让人接受你的论点。无论是怎样一种情况，你都没有解答我的质疑，而且你对于所持原则的笃信以及由此得出的找寻一切事物真相的途径都显得有些盲目。
这个悖论至少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时间轮转，它再一次出现在了文化辩论之中。现在，福音派人士声称科学其实是另一种宗教：「不只是科学家，每个人在最初进行知识探索时都要用到一些未经证实的公理，它们源于经验或引自其他真理的先验理念。不管起点是什么，都只能用信念支撑……」这是一个很有力度的说法，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真理性更强，而且令人感到释然。从理性角度来讲，它起到了一种均衡作用。毕竟，如果所有的原理都站不住脚，那么凭什么说科学的基础更加坚实呢？我们不如依然坚持自己原有的信念罢了。
如果我们只关注第 1 章中出现的知识接受模式，那么这些争论不会对知识本身构成威胁。但问题在于，这些争论涉及的不是接受能力，而是合理性问题，它们挑战的是我们表达和维护观点的能力。针对理由提出的怀疑论问题，不在于我是否可以用有效的原则来证明我的原则，假设我可以证明，问题在于我能否对这些原则进行更为客观的论证和辩护。也就是说，我给出的推理理由是否符合休谟所说的「共同观点」，即「影响人类社会并被所有人认同的普遍原则」。
那些对使用科学方法解决争论（例如，地球上的生命起源或宇宙开端）持怀疑态度的人并非真正的怀疑论者。他们的争论局限于特定的领域。AnswersinGenesis.org 网站上没有让我们放弃观察、逻辑和实验的证明方法。他们只是说，在解决某些问题时，还有更好的方法。在某些领域，其他方法会更胜一筹。例如，有人认为《摩西五经》、《圣经》或《古兰经》是更好的，但也并非唯一的探索世界起源的途径，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便是如此。
设想一下，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创世论者就下面两个原则展开了争论：
- （A）研究化石和实体记录是了解远古时代的唯一方法。
- （H）阅读《圣经》是了解远古时代的最佳方法。
拥护（H）的朋友并不是在否定（A）。所以我们不能谴责他们间或应用（A）的理论。显然，我们不能穿越时空，回到远古，通过观察（另一种通用的方法）确定谁对谁错。这里要说明的是，即使是针对具体原则的争论也往往难见分晓——争论者或用同一原则来维护该项原则（例如援引《圣经》来捍卫《圣经》），或用对方给予较低评价的其他原则来维护自己的原则。没有一方可以用对方赞同的理由来维护自己的观点。
我曾经指出，互联网不是问题的根源，但它在扩大这种效应。你可能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正如哲学家艾伦・赫兹利特（Allen Hazlett）指出的：「如果某种民主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那么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话说就是，民主国家应该「包含多种教义，它们有各自的理论，彼此之间互不兼容」。
但问题不在于此。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如果我们对合理性的标准都不能达成一致，那又如何确定谁的观点「合理」，谁的「不合理」呢？如果我们观点各异（不能压迫、操纵或恐吓对方），又不能交换理由，那么我们如何与对方开展对话呢？答案是：不可能。这说明：公民社会不仅需要一种通用货币来兑换钱币，而且还需要一种通用的货币来交换理由。
因此，这里要说的并不是我们应该意见一致。即使是相同的游戏、相同的规则，不同的玩家都会有不同结果。同样，使用相同的方法来解决或回答问题的人也不一定会形成一致的答案。其实也不应该一致，毕竟，我们的经历各不相同，即使我们对于什么是标准能够达成一致，依旧会使用不同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对于什么是标准不能够达成统一的话，那么在认识论层面上，我们就不再遵循同一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争论就没有意义了。
凡是涉及判断，背后都有价值标准
我们很难用理由来捍卫我们的「基本原则」，这不足为奇。理由分化实际上源于人们的心理认知，而数字文化则加剧了这种分化。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就不太可能有给出和征询理由的理性意愿。毕竟，即使你不是卡尔・罗夫（Karl Rove）也可以想到，人们往往不看重证据，真正改变人们看法的是有效的宣传、情感联络和更大的幌子（或超级政治委员会）。
最近，一些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一直在说我们已经离真理不远了。海特有力地揭示了导致价值观分裂的一些心理因素。不过，他认为这项工作表明，哲学家们对于理由的设想不仅天真，而且毫无根据，完全是「理性主义妄想」的产物。如他所说，「任何重视真理的人都不应该再崇尚理由，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证据，并且直视推理过程」。海特认为在推理过程中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点涉及推理的相对效用（或缺失）；第二点涉及公开这样做（交换理由）的问题。海特认为，价值判断不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是直觉和情感的结果。用神经科学家德鲁・韦斯滕（Drew Westen）的话说就是，政治头脑就是情感头脑。
如果该说法正确，那么我们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认知分裂现象会持续存在（人们根本不会听取对方的理由），而且也有了解决问题的方向。至少我们知道不去做什么：试图给出理由，说服我们的文化对手。这种做法真的不可行。如果和平即将到来，也一定是以其他的方式实现。
理由通常——或许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说服对方，认识到这点无疑很有意义。正如我们在卡尼曼的书中看到的，我们大脑中有一个反思的自我，负责监督我们的快速判断过程，但这个自我通常玩忽职守。即使反思的自我发挥了作用，「推理过程」也通常是因果对调：我们倾向于接受那些能够支持我们原有观点的信息（心理学家称之为证实性偏见）。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例如，当人们在 IQ（智商）测试中得到一个很低的分数时，他们更有可能去阅读那些批评这种测试的科学文章；当他们得分很高时，就更有可能阅读支持这些测试的文章。换句话说，他们更倾向于那些使他们感觉良好的「证据」。这就是海特所说的「摇摆狗」的错觉：认为理性是一条狗尾，摇摆着价值判断之狗。
究其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情感往往超越理性。例如，海特曾经做过一些关于「道德蠢货」的著名研究。他在研究中假设一对成年兄妹之间自愿发生了性关系——只此一次并做了避孕措施，但大多数人对此都感到恶心，认为这是乱伦。即使研究人员进行质疑，受试者仍然抱有这种反感，并对该行为进行强烈地指责。海特认为，这意味着无论研究人员提出何种看似可行的理由，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感觉做出判断。
我们应该在这种现象前停下来思考；同时也需要谨慎，不能过度渲染这项研究所揭示的问题。特别是像海特研究中的那些年轻大学生，人们不能说出为什么会做出本能的判断，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判断完全来自非理性过程，甚至不意味着他们的观点欠缺理由。直觉、道德等也可以是合理评估与校准之后的结果。此外，理性思考不可以匆匆而为。它是一个过程，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在长时间段内衡量它的效果。很明显，在海特的无害的禁忌研究中，参与者们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但根据其他研究结果，当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反思时，他们会参考证据，并改变自己的想法，即使有些想法最初让他们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海特的态度一直十分谨慎，他认为理由可以在道德和政治判断中发挥某种作用，但是理由远远不如直觉和情感有效。后者「压倒」理由：「理由（在没有直觉干涉时）可以发挥作用」。
正如我所说的，改变一个人的直觉判断非常困难，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但情况也有转机，美国人对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转变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多数年轻人对同性婚姻的态度越来越宽容。另外，人们通过媒体对同性恋者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接触。不过，同性婚姻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法律之争，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婚姻」的定义，而且涉及同性联姻对非同性联姻的危害。显然，有证据（理由）已经表明这些主张没有道理。这个问题似乎对相关的司法诉讼产生了影响，最著名的是加利福尼亚州 8 号提案。2009 年，当律师在法庭上为一起反同性婚姻案件进行辩护时，他承认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有证据表明同性婚姻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因此，或许我们不必借助推理效应就可以解释大量的道德和政治变革问题，但似乎证据也同样重要。事实上，证据（通常由社会科学家发现）已经对法律部门等一些机构产生了影响，并因此转变了人们看待同性（或跨种族）婚姻的态度。
此外，正如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指出的那样，理性思考似乎也将促成新的道德观念，例如人权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虽然我们从传统文化中继承的「直觉」或「情感」判断会阻碍道德观念的转变，但转变依然可以发生，只不过需要时间。因此，为了证明在价值判断中推理理由不能战胜直觉，我们就需要证明任何时候这些理由都不会改变我们的道德判断。
这让我们想到海特就推理过程给出的第二个要点。他赞成格劳科（Glaucon）关于价值推理的看法。这里援引柏拉图的老话：如果你有一枚隐身戒指，你会用它来做什么？是为了真理、正义和国家而战，还是用它来偷窥和偷窃？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个叫格劳科的人通过提出这个问题来说明，我们之所以守法，仅仅是因为害怕遭到逮捕，不是为了寻求正义。海特从中总结了我们用理由来维护观点的价值。正如那些做「正确」事情的人并非真的有正义感一样，那些用理由来维护自己观点的人并不是「真的」追求真相。正如认知科学家梅西尔（Mercier）和斯佩贝尔（Sperber）所言，无论他们是否承认，他们真正追求的是支持他们固有观念的论据。如果是这样，那么即使对于证据的诉求有时可以逐渐改变我们的价值观，那也只是因为理由本身的目的就是操纵别人，让他们认同我们，而不是揭开事实的真相。只有认识到这点，我们才不会再次陷入理性主义的妄想。
在给出理由时，我们当然希望别人能够认同我们的观点（我现在就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以意见一致为目标，并寻求有效的实现手段，这是一件好事（的确，这是海特书里的崇高理想之一）。但当我们只是想让别人认同我们的判断时，我们是否还可以自始至终条理一致，这就不一定了。
为了看清这一点，请想一想理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想一想我们对此保持怀疑态度有多么困难。如果我们认为理由的作用很弱，那么这个判断本身就是一种判断。怀疑论者已经通过理由进行辩护，所以如果这些和我的直觉相悖的理由说服我相信了他的理论，那么理由就在判断过程中起到了决胜作用——对消理论。请回忆我前面引用过的一段文字：「任何重视真理的人都不应该再崇尚理由，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证据，并且直视推理过程。」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自我矛盾的观点：建议我们用理由看到理由的缺陷。
当然，有人会不无道理地说，他们之所以接受海特等人的观点，其理由不是价值判断，而是科学主张。但即使是最「科学」的主张也会受价值判断所引导。科学本身是以某些价值观为前提的：真理、客观性和我所说的「认识论原则」，它们赋予我们理性标准的原则。此外，除了算术运算，很少存在只能得出一种结论的决定性数据。通常情况下，数据可以有多种解释和演绎。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出推断或判断对错。凡是涉及判断的地方，背后都会有价值标准。因此，（用理由）证明理由不能在价值判断中发挥作用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即使我们可以认为自己只是在用理由操控别人，但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有此观点。假设我给了你一种药物，一旦放进水里，就会使大多数人同意你的政治观点。很诱人的想法，不是吗？但这同样不对。说它不对是因为，我们认为最疯狂的政治宣传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再次，推行民主政治就意味着把你的同胞都看成能够自主决策的个体。这意味着，在一种运行良好的民主政治中，我们要向彼此提供施政理由。显然，这里的理由不能是强迫性和操纵性的「理由」，因为将某个观点强加于人的做法就是不把他们视为自主、平等的个体。如果我们把自己看成格劳科式的雄辩家，而不是给出理由的推理者，那么问题就会随之产生。格劳科式的人都是推销者；说服是场游戏，真理无关紧要。但是，一旦我们开始以这种方式看待我们自己和其他所有人，我们就再也不能平等地参与到民主事业中了。我们只是棋盘上的棋子，受人摆布。
寻求科学的认识论原则与思维方法
我在本章开篇提出过一个问题：互联网是否让我们变得更不理性？我曾经说过，给出理由的过程就相当于在用理由辩护你的观点，而这些理由背后应该是双方认可的认识论原则或标准。我们已经探讨了两个深层次的理性问题。第一个问题来自古老的哲学悖论。它指出，当分歧发展到了认识论原则的层面，理性就失去了作用。第二个问题来自社会心理学的成果。它促使我们思考：理由是不是真正有效的说服工具。
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因此，我们不能说是互联网本身消磨了我们的理性，这种说法有些欠妥。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在互联网的辅助下自己变得不那么理性了。或者更加精确地说，互联网放大了这些问题，使解决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
在两种情况下，正是因为我们可以获得太多的信息，就好像生活在图书馆中一样，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问题。海特强调过一点：「无论你相信全球变暖的原因是什么或胎儿能否感到疼痛，只需『Google』你所相信的内容。」我们能够获得的信息越多，就越容易跟随直觉，让自己已经相信的事情变得更加可信。
当然，我们有理由看到希望。我们确实在通过互联网让彼此负起责任，解决我在上一章中谈到的信息协调问题。想一想我们在多么频繁地查看手机。你多久参加一次聚会、去一次酒吧或听一场讲座，以及某人做过什么事情，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通过查看手机来确认（或否认），曾经有个游戏就是看谁能以最快的速度查看手机信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彼此都负起责任（有时也很恼人）。维基百科已经成为人们最为认可的一种公共证据。通常情况下这是件好事，它可以删减不负责任的言论（虽然这个删减过程也不太负责）。此外，正如本书后面所讲，互联网显然是一股促进社会融合和民主议事的力量。
然而，这同样没有解决我们刚刚提出的问题，也没有回答为什么合理性和理由如此重要的问题——不过是哲学史里的一个末篇故事给出了一种答案。
约翰・弗里德里希・佐尔纳（Johann Friedrich Zollner）是 18 世纪的一个牧师，也是一位政治评论家，人们至今记得他是因为，康德是在他的启发下得出了启蒙运动的定义。事情听起来很有意思，法国大革命刚刚爆发时，佐尔纳在《柏林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那个时代的进步党派，当时的进步派认为婚姻是民事问题，而非宗教制约问题。佐尔纳则认为，只有宗教可以为婚姻和神权提供恰当的基础，因此宗教应当在民事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进步派所宣称的启蒙价值观并不适用。此外，他还在脚注中嘲讽道，没有人能够解释什么是「启蒙」。
几个月后，康德发表文章，直接回答了佐尔纳的问题。我们在第 1 章中看到：康德说，启蒙意味着你有勇气去自我思考。这就是康德的口号：敢于认知。
康德对自主思维有着某种程度的担心。但他也指出，我们有能力自己思考，而且我们作为公民也有义务就事论事地彼此给出理由。康德说，这是因为当我给出理由的时候，我就是把你看成了一个思想自由、值得尊重的成年人。因此，即使你真的知道真相，即使你是一位全知的圣人或者像柏拉图一样是哲学之王，你也不应该在公众辩论中以此为据。我们应该向对方提供那些诉诸共通人性的理由——人人都能理解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诉诸科学如此重要，因为科学证据借助了人类的认知能力，比如观察和推理能力。再次，人们习惯做出推论，观察周围的环境，但这不能证明这些策略永远可靠，也不能证明我们可以对其熟练运用（《新闻快报》认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建立在基础科学上的方法的确是数字化社会的一道曙光：这些方法不是秘密，也不是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每个人都具备一定的观察能力和逻辑能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运用于社交网络，并且经过训练后会有提升。像洛克这样拥护科学的人，同时也是人权的拥护者，这并非巧合。推行科学方法的过程带有一种解放精神，人们不再迷信权威，不再受当权者的思维牵引，而是对事实有着自己的判断。
我在前一章中提到过接受型认知，而互联网则引发了接受型知识的爆炸式增长。我们看到，虽然这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利益，但仍然有不足之处；要想解决所有社会面临的信息协调问题，我们就需要交换理由，并以共同的认知规则行事。但康德曾提醒我们，以这种方式定义的理性同样具有很强的政治和民主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鼓励人们去了解世界，特别是那些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世界的机制。正如海特所说，我们不能通过让人们签署「文明承诺」而使彼此更加理性，而是要推动相关机制来提倡合作，甚至是与观点迥异的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此外，我们还要通过有关机制来提升接受型思维能力。机制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我们的偏见、盲从性等，这是其功能所在。因此，即使你私下把《圣经》、《古兰经》或者戴尼提心灵疗法视为终极权威，但在公众生活中，你依然要支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或本地高校等的机制。有些机构提倡批判性思维并鼓励人们交换理由，这些努力都是在推进民主进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在泛科学化的理性原则中，人们最常应用的原则居于首位，只因为这是世界的规律。
事实上，这正是一些人不喜欢把此类原则放在首位的原因。他们不推崇「你不能这样做」的否定型思维方式。2012 年，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在其平台上发布了以下内容：
知识导向型教育 我们反对高阶思维技巧（价值澄清法）、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类似的教学项目，它们只不过是重新包装后的成果导向教育（通达学习法），它们注重行为修饰，并且旨在挑战学生的固定信念和父母的权威。
这里谈及了一种具象的教育策略：真正的目标是「成果导向型学习」，而不是批判性思维本身。真正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反对这种策略的理由：它挑战了学生的「固有」信念，并且会破坏权威。
我对「成果导向型学习」不置可否，但是上述批评行为却是极不民主的做法。这也印证了康德的观点。我们需要在公共话语中推崇「科学」的认识论原则和思维方法，因为这些原则让我们可以去评价权威。科学的推理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不可能看到一个开放的社会或者类似的景象。批判性思维（包括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以及网络和媒体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政治论证）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就会分裂开来。
著名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经说：「如果你珍视自由，真理就会现身。」他借鉴了杜威的观点：我们不希望让政治原则依托于认识论原则。我们不希望看到将科学置于底部而拥护民主原则的「基础主义」观点，这是因为有时它会反其道而行之——很多情况下我们必须让基础认识论原则依托于我们的民主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而让科学和认识论退居第二。基础主义归根结底还是基础主义。我们从中得出一个康德早已认同的结论：我们的政治和知识价值是相互交织的。它们被打造成一只木筏或被编织成一个网络——无论你认同哪种隐喻。认识到这个事实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弄清楚我们应该如何改善我们的价值观（认识论、知识和政治价值观），确保真理和自由的相互关照。
无论我们最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加速形成的分裂现象都不容轻视。在公民社会中，我们需要相互尊重。这里的尊重不仅仅指道德尊重，我们还需要（至少在某些时候）把对方视为独立的思想者——可以自主做出决定并且能够践行的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失去了杜威所称的公共生活的中心元素：一种涉及原则和理由的通用价值标准，可以用于信息排序并解决信息争议问题。如果没有共同的标准来衡量什么是可靠的信息来源，或者没有可靠的调查方法，我们便无法就事实问题达成一致，更不用说价值观问题了。事实上，这正是我们美国人正在步入的环境。我们都住在巴别塔图书馆中，不过是在单独的房间里，海量的信息朝我们扑面而来，但这些信息都只是在加强我们的固有偏见，而且从不挑战我们的基础思想。正如人们争论进化问题，或者讨论什么应当编入教科书时的情形那样，我们经常不能就历史和世界本身的物理结构达成一致。难怪联合行动都会终于瓦解。当人们不能在证据原则和理性原则上达成一致时，就不能在事实问题上形成统一观点。如果在事实问题上出现分歧，人们就几乎不可能针对某一事件采取统一行动，这就更加深了部落化的群聚效应，如此这般，反复循环。
不知不觉中，图书馆已经彻底被焚毁。
本文节选自《The Internet of Us》（中文译本：《失控的真相》中信出版社 译者：赵亚男）第三章：情绪“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