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特：伊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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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伊朗工人革命推翻了令人憎恶的沙阿政权。本文作者特德·格兰特（Ted Grant）于同年撰写本篇文章。如今我重新发表这篇文章，是因为我们相信，对于任何希望了解沙阿是如何被群众推翻的，以及这场革命是如何不幸地被原教旨主义毛拉劫持的积极工人或青年来说，这篇文章都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第一部分

上周，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中，300多万伊朗人走上德黑兰街头，欢迎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回归。此前一周，路障林立，工人与军队交战。这一幕让人想起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本应支持旧政权的士兵向人群眨眼，并高呼“我们与人民同在”。

伊朗是一个处于革命漩涡中的国家。 交战的力量一方是专制王权，受到了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的支持，并有着军队和警察的撑腰。面对他们的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寄希望于穆斯林神职人员，特别是流亡巴黎的阿亚图拉（圣人）霍梅尼。

接下来的分析将尝试解析伊朗的真实情况以及革命可能遵循的主要道路。革命真正开始于一年前的反对沙阿及其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萨瓦克的示威游行。

极权制度只能通过恐怖手段和情报系统来维持自身，而群众则对此默不作声。但是，一旦群众开始行动起来反对这个政权，那就是灭亡的开始。那些可怕的秘密警察在群众运动面前显得弱小而无力。

来自下层的压力导致统治阶级高层分崩离析。由于担心自己会被推翻，他们试图从上层推行改革，以防止来自下层的革命。因此，沙阿在临终前“悔过自新”，并姗姗来迟地宣布改革，特别是成立了一个“议会”，尽管但它仍然从属于君主制。

然而，这些“改革”为推翻沙阿的统治开辟了道路。它们为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各阶层直接登上历史舞台铺平了道路。

巴列维君主被迫颜面尽失地逃离了伊朗。尽管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沙阿还是逃出了伊朗。欧文和卡拉汉无耻地站出来支持沙阿，侮辱了工人运动。尽管他们疯狂地试图扶持摇摇欲坠的伊朗君主政体，但都失败了。

石油一直是英美帝国主义政策的关键，它们在伊朗有巨额投资。伊朗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石油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至关重要，也是决定英美帝国主义对伊朗政策的因素之一。

伊朗是世界第四大石油生产国。1976年，伊朗的石油产量为2.95亿吨（占世界产量的10%），苏联的石油产量为5.15亿吨（占世界产量的17.6%），美国的石油产量超过4.04亿吨（占世界产量的13.8%），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量接近4.22亿吨。

过渡时期

1953年后，沙阿的统治导致伊朗开始逐步转型。它成为了一个半殖民国家，一半工业化，一半殖民化。在继续受美英帝国主义统治的同时，伊朗也试图自己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例如，在波斯湾，随着英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撤退，伊朗夺取了几个岛屿，并试图在海湾国家扮演着警察的角色。

沙阿通过完善秘密警察萨瓦克（SAVAK）这一恐怖和镇压工具来维护其政权。在其魔鬼般的酷刑、暗杀、处决以及强加给伊朗人民的恐怖堪比盖世太保。

与此同时，为了使伊朗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沙阿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伊朗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1973年之后，石油价格翻了两番。这给沙阿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巨额投资。

从旧伊朗的政权意义上，沙阿试图扮演绝对君主的角色。与此同时，他还试图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为了获得基础，他推行了“土地改革”。这些“土地改革”使贵族们，即统治伊朗的土地所有者们富裕起来。他们获得了巨额的财富补偿，然后可以将这些财富投资于工业。他的想法是将贵族转变为资本主义阶级，即西方模式的统治阶级。

土地改革背后的真正动机是将农民赶出土地，为工厂提供劳动力。正如《经济学人》所评论的那样“他（沙阿）允许他的前任首相霍维达先生建立可分割的农场营地，以取代伊朗的乡村家庭，从而破坏了整体土地改革的精神”。

在沙阿统治下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让那些声称或渴望领导伊朗工人的人完全摸不着头脑。共产党（称为“图德党”）尤其如此。在沙阿统治的整个时期，该党都表现得像死了一样。它没有提出任何独立的政策。俄罗斯官僚机构的外交政策可以很好的说明这点。伊朗的图德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俄罗斯官僚控制的政党。

俄罗斯官僚机构不希望在伊朗与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因为伊朗作为石油生产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很久以前，苏联官僚机构就放弃了任何革命发展的想法，因为这将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大国的重大利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俄美关系必然恶化。

“黄色新闻”

英国的“黄色新闻”错误地指出，这些事件是由于俄国官僚机构、苏联和共产党的干预和颠覆造成的。

恰恰相反，俄罗斯官僚机构实际上试图扶持过沙阿。他们与沙阿进行利润丰厚的贸易，安排大量天然气从伊朗出口到苏联，并在总体上努力与沙阿保持友好关系。他们对邻国的革命发展持怀疑态度，尤其是一个拥有庞大工人阶级，并且再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了革命性的的国家。

世界范围内力量关系的变化导致苏联官僚机构积累了巨大的力量，而美帝国主义则被削弱了。尽管苏联官僚机构本身并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但他们警告美帝国主义不要直接干预伊朗事务。他们指出，这将引起苏联的立即反击，然后苏联将派兵进入伊朗。

苏联官僚机构的这一警告得到了美国外交官的重视。五角大楼的疯子们曾建议派遣航空母舰和载有海军陆战队员的舰艇进入波斯湾，以便对伊朗革命进行干预。这一建议遭到了国务院的否决，因为国务院深知这样做会在殖民地世界造成世界范围的影响，当然也会在伊朗和苏联造成影响。

这表明帝国主义的力量正在减弱。美帝国主义曾毫不犹豫地干涉越南、黎巴嫩或多米尼克。现在，由于国内和国际因素，美帝国主义已经无力直接干预伊朗事务。

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站在宗教反动派和阿亚图拉的背后，要求建立某种“民主穆斯林共和国”。

但是，在最近发生的事件中，在伊朗表现出软弱反应的不仅仅是伊朗共产党。极左教派也一如既往地扮演了消极角色。其中的一部分对伊朗的“革命”学生表达了同情和支持。

学生

但是，伊朗的革命学生既没有面向工人阶级，也没有制定工人阶级的行动纲领，相反，那些宗派却告诉他们转向个人恐怖这种无用的方法。这些宗派一如既往地将工人阶级视为无能、无知、文盲，完全无力改变伊朗现有的力量关系。在当前事态发展之前，工人阶级完全没有组织起来，这一事实强化了他们的观念。

那些团体和那些转向个人恐怖的人的论点是，沙阿正在进行工业化，因此所有的牌都在他手中。沙阿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沙阿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做出了巨大让步。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其政权的稳定。他们宣称，由于“白色革命”和工业的发展，沙阿可以维持政权几十年。顺便提一下，帝国主义者也接受了这一观点。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1978年9月就发表了一份报告，称沙阿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权，并将继续掌权至少10到15年！

伊朗的真正悲剧在于，无论是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还是在学生中，都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为这些伟大事件做好准备，就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所做的准备一样。

目光短浅的团体们只能从工业的巨大发展中看到阴霾和厄运。另一方面，战斗派则宣称，工业的发展也极大地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近来在英国、西班牙、美国、日本和西德都得到了证明。

大规模罢工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工人的觉醒和力量。

无法形容的酷刑、权利和自由的缺失、人民群众，特别是伊朗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屈辱，激起了人民群众无情的运动。表面上，沙阿一直高高在上，不幸的是，伊朗的激进分子只能看到这一点。

毕竟，就在六到八个月前，沙阿还在向英国建议如何应对罢工以及“英国民主体制”的“长期不稳定”！

然而，革命的老鼹鼠正在伊朗表面上的极权平静下钻来钻去。中央情报局和帝国主义以及工人阶级组织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不论如何，在过去几年中，政权危机都出现了许多征兆。由于所有反对沙阿派的组织都被禁止，反对派往往聚集在清真寺里。对于反对沙阿政权的农民、中产阶级甚至商人阶层来说，情况尤其如此。

由于共产党和左翼甚至未能试图在工人阶级内部组织反对派，清真寺里出现了不满情绪。激进的布道被宣扬开来，尽管这些布道模糊不清，但群众却以自己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解读。

沙阿剥夺了教会的土地。这并没有使农民受益，而只是使贵族受益。这意味着伊朗穆斯林神职人员的主要代表阿亚图拉（即圣人）被迫成为政权的反对派。

群众将毛拉的布道解释为反对沙阿极权专制政权的斗争。毛拉们提出了恢复1906年宪法的要求。

需要记住的是，此时伊朗仍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口是文盲。这是由地主和贵族的腐朽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后果

示威

1977年10月至1978年2月间，出现了要求民主权利的大规模非法示威游行。随后，在197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学生、商人以及现在的工人阶级都发起了大规模的运动。以宗教节日为借口，成千上万人开始举行示威游行。军队和警察，作为沙阿的力量，基本没能镇压愤怒的民众，导致德黑兰和伊朗所有城市的运动规模越来越大。

随着斗争的深入，工人阶级的运动（如在俄国）成为觉醒的人民的主力军。在1905年俄国的第一次革命中，革命的开端是由神父加蓬领导的示威游行，要求让步，并呼吁沙皇“小父亲”拨乱反正。这导致军队向人民开火；数百人被打死，数千人受伤，1905年的俄国革命就此开始。同样，伊朗也开始了革命。

然而，1905年的俄国与当前的伊朗运动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伊朗革命开始时群众的觉悟比俄国当年高很多。人民群众没有向“他们的父亲”沙阿请愿，而是要求结束君主制。他们的口号是“打倒沙阿”和“沙阿去死”。

伊朗工人阶级所占人口比例远远超过1917年革命前的俄国工人阶级。仅制造业就有200万伊朗工人，运输业和其他行业也有35万工人。此外，在文职行业、公务员系统、餐饮业和小型企业中，也有许多接近工人阶级的人。

伊朗的制造业大多规模较小，但也有一些巨型垄断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有些企业雇用了数百、数千甚至数万名工人。在俄罗斯，1.5亿人口中只有400万工人阶级。在伊朗，三千五百万人口中至少有三四百万工人阶级。

换句话说，就工人阶级的人数力量而言，伊朗工人阶级的力量关系甚至比1905年或1917年的俄国工人阶级还要有利。

工人

但另一方面，在俄国有布尔什维克干部和政党，至少在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中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意识。

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作用必然意味着它在工作过程中以及在与压迫者斗争的过程中形成集体意识。正因为如此，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改变社会。

最重要的是，伊朗工人阶级中所谓的特权阶层——石油工人的运动实际上已经决定性地削弱了伊朗政权。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油田断断续续地举行了大罢工。尽管军队进行镇压，领导人遭到逮捕和枪击，但石油工人仍然坚守阵地，拒绝为可恨的政权生产石油而工作，直到沙阿离开。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群众一次又一次地举行示威游行。

萨瓦克

与葡萄牙一样，公务员和银行职员在使君主制屈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的罢工导致国家财政瘫痪。伊朗中央银行的罢工尤为有效。在此之前，愤怒的群众烧毁了400家银行。

银行职员在罢工时透露，在过去三个月里，178名统治精英（包括沙阿的亲属）将10亿英镑转移到国外。现在，为了准备在把家人送出国后流亡国外，沙阿又把10亿英镑转到了美国的银行。除此之外，还有10亿英镑左右存在瑞士波恩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银行。伊朗国库已被专制政权洗劫一空。

除了少数资本家、地主、君主的支持者和大部分军官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参与了革命。现代资本主义在伊朗的发展毁了商人和小店主。这加剧了他们对专制统治者的仇恨，他们认为专制统治者是他们苦难的根源。由于国家力量、警察、萨瓦克和军队的镇压，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伊朗的每座城市都发生过示威游行，并且这些示威游行也遭到枪击，和有组织的针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反击。

在许多小城镇，法西斯主义的军队和警察纠集暴徒发动袭击，就像革命前俄罗斯的“黑色百人团”一样。他们被用来殴打和强奸，以恐吓伊朗小城市的村民和工人阶级。毫无疑问，如果他们能逃脱惩罚，大城市也会使用类似的手段。

沙阿为了留下好名声让人追忆，把2500万英镑的巨款（对他来说）捐给了一个慈善基金会。当然，由于习惯了伊朗政权的辉煌，沙阿在流亡国外时当然不想成为一个穷光蛋，他带走了一些小钱——10亿英镑。

百万群众

在所有现代革命中，群众数以百万计地走上街头都是一种趋势。因此，卡埃塔诺政权倒台后，葡萄牙发生了超过100万人的示威游行。在伊朗，数百万人举行了示威。根据资本主义报刊带有偏见的报道，至少有100万至200万人在德黑兰街头示威，目的是推翻沙阿。伊朗所有人口较多的城市都有数十万人举行了示威。伊朗的小城镇也有数万人参加示威。这是一场穷人的运动、一无所有者的运动、被剥削者的运动，其中包括工人、中产阶级、白领工人、商人，甚至还有一部分资本家为了自己的目的和自身的利益也卷入了这场运动。他们希望踩着工人和中产阶级的脊梁往上爬。

第二部分

上周，巴赫蒂亚尔政府倒台。在该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德黑兰和伊斯法罕，权力转移到了街头。武装部队不得不撤回军营，因为在革命的冲击下，他们有解体的危险。下面这篇文章写于巴赫蒂亚尔倒台之前，预言了革命的灭亡，并分析了伊朗革命的发展方向。

沙阿的出逃标志着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尽管巴赫蒂亚尔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沙阿仍妄想迅速卷土重来，这是一个反动的白日梦。

由于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过度、腐败、残酷和折磨，伊朗的君主制终于被推翻了。当伊朗人民拥有最起码的权利时，君主制再也不会被强加在他们的咽喉里。

与所有革命一样，伊朗革命的决定性特征是军队所发挥的作用。很显然，沙阿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权力，因为他不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内继续控制军队。军队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崩溃。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修正主义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宣称，在现代条件下，由于军队的存在，革命是不可能的。

现代军队比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更容易受到人民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影响。这不再是一个没有受过真正训练、没有真正理解能力的可怜的血腥步兵、拾荒者的问题。相反，军队必须高度专业化和高度机械化。他们像其他工人一样执行任务，像工人一样思考。

这样一来，军队就很容易对工人运动做出反应。军队是由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儿子、兄弟和亲戚组成的。我们在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中，尤其是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1918年的德国革命中，都能看到当武装部队的群众看到与旧政权彻底决裂的可能性时，是如何站到人民一边的。

在伊朗，当向示威者开火的命令下达时，一名士兵射杀了两名军官，随后自杀身亡。

另一方面，虽然有群众运动，但没有明确号召军队站到人民一边。因此，士兵们仍然感到自己处于军纪的高压之下，并有可能因叛变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士兵加入示威者队伍或允许示威者爬上坦克顶部的事件屡见不鲜。其他事件则呈现出相反的特点。五名军校学生试图离开军营加入示威者队伍，军官因此将其枪杀。

在伊朗主要城镇的许多情况下，都发生了类似的部队拒绝开火、部队与部队交好以及军队对军官采取行动的事件。许多下级军官也同情群众运动。

军队之所以没有像1917年的俄国和1918年的德国那样站到工人阶级一边，站到人民一边，是因为没有一个能够起领导作用的组织。

如果能向工人和士兵们提供一个社会主义的选择，毫无疑问，伊朗的整个局势就会发生改变。数以百万计的传单本可以发给士兵。即使只有几百或几千名成员的组织，也可以向工人和士兵散发几百万份传单。他们本可以解释伊朗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军队最终会来到人民的一边。

这场革命就像1931-37年的西班牙革命一样，会经历许多起伏。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群众可能会被打回原形。反动派可能会建立自己的势力。

但近期内，军队不可能像西方帝国主义所希望的那样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任何军事独裁的企图都会遭到群众更加愤怒的反击，并导致军队分裂。

伊朗的自由派，即伊朗所谓的国民阵线，实际上不得不采取“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纲领，这表明伊朗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这就好比立宪民主党（1911年前俄国的自由派）与社会革命党（激进土地改革党）合二为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

但与俄国的自由派一样，民族阵线的领导人，如桑贾比，来自中产阶级的上层（甚至来自资本家阶级内部），对群众表现出极大的恐惧。尽管巴赫蒂亚尔名义上已被开除出国民阵线，但却在沙阿和军队的帮助下组建了政府。

桑贾比和巴赫蒂亚尔都希望保留君主制。他们认为君主制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驯服，这样君主立宪制就可以成为反对革命、反对工人阶级的堡垒。他们保留了自由派在革命中的传统角色。他们的主要努力是试图在不改变当今社会基本结构的情况下，抑制革命，实现政权更迭。

我们看到托洛茨基所说的综合发展规律在伊朗得到了体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所有要素都已具备。自由派永远无法满足劳动人民甚至农民的目标和需求。归根结底，他们是资本主义阶级和金融资本的代表。

国民阵线领导人桑贾比在接受采访时宣称

“我们民族阵线希望维持军队，我们希望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我们不想做任何打击军队的事情......我们从未号召叛逃，也从未试图制造军纪的涣散。但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正在发生，如果继续下去，可能会很危险。”

帝国主义，当然还有沙阿本人，一直反对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的尝试，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面对群众的抵抗，军事独裁政权将完全无法维持下去。

巴赫蒂亚尔政府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和过渡政权。甚至帝国主义者也看到巴赫季亚尔政权无法维持太久，因此正在向阿亚图拉霍梅尼示好。

霍梅尼已经宣布，他不希望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政权，也不希望建立半封建独裁政权。毛拉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声称代表自由和民主，正是这一要素对广大中产阶级，当然也包括部分工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但霍梅尼的乌托邦方案根本无法解决伊朗人民当前面临的问题。

霍梅尼已经明确表示，他将只接受废除君主制。巴赫蒂亚尔政府成立的摄政委员会将无法维持沙阿的位置。即使沙阿退位也不行。现在的问题是废除君主制。

在伊朗目前的形势下，哪怕是由一千名马克思主义者、一千名革命者组成的组织，也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组织有可能来自聚集在国民阵线周围的力量。

国民阵线本身一旦开始有了群众基础，就会不可避免地分裂。所谓的共产党（图德党）正被阿亚图拉，尤其是阿亚图拉·霍梅尼拖在身后。除了在现阶段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之外，他们没有任何观点、纲领和政策。

如果没有一个替代组织，那么图德党就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迅速发展壮大。在现代条件下，这种发展会导致共产党内部的分裂。党员和领导人之间会产生矛盾。当工人党员与中产阶级领导层发生冲突时，就会出现分裂。他们希望支持阿亚图拉的神权弥赛亚主义，而不提出批评或不同的政策或观点。

但是，自由派和毛拉真实面貌将很快在革命的过程中迅速体现出来。

革命就其本质而言并非一蹴而就。伊朗革命将持续数年。群众将在艰苦的经历中学习。军队将变得激进，因为士兵们已经习惯了是群众运动迫使沙阿退位的事实。军队将受到群众情绪的影响，尽管霍梅尼或自由派人士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沙阿的老将们不可能恢复原本的纪律。

霍梅尼很可能会掌权。巴赫蒂亚尔关于国家不能让教会在政治中扮演直接指挥角色的所有请求都将是徒劳的。

但是，一旦掌权，废除利益但不对既得利益者做出改变的反动和中世纪思想都将被证明会导致进一步的混乱。在废除利息或高利贷的同时保持商业和工业资本的完好无损，这完全是乌托邦式的想法。即使在中世纪，基督教和穆斯林教会的教义都反对高利贷，但高利贷仍然以多种形式存在。在资本主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高利贷会给伊朗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并不可避免地必须被抛弃。

霍梅尼组建政府后，对他的支持将逐渐消失。他的穆斯林神权共和国方案未能解决伊朗人民的问题，这一点将显而易见。

人民大众不仅渴望民主权利，还渴望更高的生活水平。伊朗的工会将出现爆炸性增长。由于工人们感受到了组织起来的基本需求，工会已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它们将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在葡萄牙，82%的工人阶级现在都组织了工会，伊朗也将在未来数月或数年内取得类似的成果。伊朗大多数甚至大部分工人阶级都将组织起来。

在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危机下，现代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民主不可能在伊朗长期存在。工人们已经学到了教训，并将在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学到更多。如果群众被打败，资本主义波拿巴主义军事独裁政权建立起来，它将不会稳定，正如我们在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军警独裁政权和巴基斯坦独裁政权中所看到的那样。

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反动也会在不远的将来为群众的复仇铺平道路。这将是1905年俄国的重演。

但这样的结局根本没有必要。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能够成功地在伊朗获得支持，那么它就会像1917年俄国革命那样取得辉煌的胜利。

革命的健康发展对莫斯科官僚机构来说绝对是一场灾难。在高加索地区的俄罗斯亚洲部分，有大量名义上是穆斯林或部分是穆斯林的亚洲人口。除此之外，如果在苏联边境的伊朗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它将对苏联所有主要中心——莫斯科、列宁格勒、卡尔科夫、敖德萨、新西伯利亚等地的工人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

但这只有在吸收了过去50年的教训，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在俄国崛起的教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发展起来之后才能实现。莫斯科官僚机构不希望也不希望伊朗出现这样的事态发展。

但如果伊朗有可能发展出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即像中国或俄国那样的极权畸形一党制国家，那么尽管可能会导致与美国的关系更复杂，他们也会欣然接受这份礼物。

这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之一，因为伊朗只是一个半工业化国家，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鉴于伊朗缺乏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群众革命传统，在下层军官和部分精英中发展这种依靠工人和农民支持的革命是可能的。

而莫斯科并不希望伊朗革命，但也不会拒绝接受这个将极大地加强他们在地中海、中东和波斯湾的势力的革命的成果。他们会向欧共体、日本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对手解释，这将是比在伊朗发展无产阶级民主更小的问题。

任何马克思社会主义政党都会首先要求组织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新闻自由以及西方工人经过几代人的斗争所赢得的所有民主权利。

他们将要求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并实行与物价挂钩的滑动工资制。这些要求将与革命制宪会议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同时提出一项革命要求方案，以没收长期以来控制伊朗的腐败团伙。

征用沙阿的财富，征用那些将国家给他们的钱用于投资的缺席地主的财富，这些钱是国家在几代人忽视和剥削农业人口之后给他们的；无偿或仅根据需要进行补偿的工业国有化，以及工人政府；工人控制工业，工人管理工业和国家。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有必要在工人阶级中成立行动委员会，并建议将其扩大到武装部队、小店主和小商人，想1917年和1918年革命中苏维埃在德国和俄国的联系方式一样将他们联系起来。遗憾的是，伊朗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英国工运的首要民主要求之一应该是：不干涉伊朗的政治，让伊朗人民来决定。另一方面，先进的工人应协助在伊朗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党，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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